建国初期农家支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家论文,支出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家支出水平是衡量农家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枯荣的重要指标，也是农村经济变迁的直观反映。建国初期，中国迅速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随后又快速完成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此过程中，农家的收入是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近代以来农家入不敷出状况①是否有所改善，农家支出结构处于怎样的变化趋势等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学术界对当时农家支出问题研究成果还较为鲜见，②鉴于此，笔者拟用所掌握的资料对此做一初步研究。 一、农家总体支出情况 (一)合作化完成前农家支出情况 小农家庭是生产、消费合而为一的单位，传统小农的绝大部分收入是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和消费，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加之农业的丰收，使农民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据推算，1949-195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5.19元(折合为新币)、63.75元、68.43元、76.76元、76.49元、78.85元、84.94元。③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农家支出水平亦随之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52～1956年农民的支出构成如表1所示。
从表1反映的情况来看，1952-1956年农民的总体支出水平趋于不断增加。在支出水平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自给性支出所占比重虽在不断减小，但仍占绝大比重，商品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上升，文化生活服务及住房支出所占比重情况变化不大。从调查材料来看，农民的商品性支出也大多用于满足自家的消费，因此，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民支出仍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的性质。 又如广东省的调查，1952-1956年人均纯收入和支出情况如表2。
表2显示，1952-1956年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户的支出水平也随之增加，在农户的支出结构中，生活消费占了绝大比重，而在生活消费中，食品、衣着及燃料三项开支占农户生活消费的80％以上。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首先要解决其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在农户的支出结构中，上述三项占绝大比重，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消费是温饱型消费。 在农户现金支出方面，据国家统计局对1954年23个省15432户农家现金消费支出情况调查，在农户的现金支出结构中，生活性消费支出占绝大比重，为72.03％；生产性消费支出仅占27.93％。④生活性开支大于生产性支出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小农家庭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 又如湖南省8个乡的调查材料，在农民货币分配的生产支出1952年共计12028.99元。其中，第一是家禽家畜(主要是购买生猪)，占全部生产支出的32.55％；第二是商品肥料，占29.34％；第三是农具，占9.99％；第四是耕牛，占8.19％；其余是用于生产工具、农药器械及购买饲料等生产支出，占19.93％。1952年用于生产投资的金额占其全部购买力的23.08％，1953年占27.75％，较1952年增加4.07％，1954年占27.27％，较1952年增加3.59％，接近1953年的水平。就农民的生活支出来看，据上述8个乡的统计，1953年共支出29676.39元，其中，第一是稻谷，占全部生活支出的17.51％；第二是布料，占17.06％；第三是食油，占7.24％；第四是食盐，占6.76％；第五是食肉，占6.25％；其余是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及医药费用等开支，占45.18％。⑤另据江苏苏南地区12个村的调查，1950年12村现金购买支出折合稻谷1273430斤，其中生产资料支出为141976斤，占总支出的11.15％，生活资料支出为1131454斤，占88.85％；1951年12村现金购买支出折合稻谷1516073斤，其中生产资料支出312837斤，占总支出的20.63％，生活资料支出为1203236斤，占79.37％。⑥从该调查材料来看，1951年比1950年农户不仅支出的规模有了一定的提升，同时生产资料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也呈上升的趋势，购买支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农户收入水平提升的基础之上的。说明土改后，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改善生活的基础上，生产投资亦逐年增加。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考察当时农家的支出结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1954年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农家支出结构整理如表3。
如表3所示，各阶层农户的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生活开支来看，富农的支出水平最高，达到821.9元，比平均水平高出81.15％，比贫雇农阶层高出1.45倍。从生产支出来看，贫雇农和过去的地主的生产投资能力最弱，分别比当时的平均水平低34.16％和33.21％，而富农阶层的生产投资水平最高，高出平均水平93.55个百分点。在文化与生活服务支出方面，富农和社员户两阶层相对较高，反映出在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基本的温饱解决之后，农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有所增加。但各阶层农家的生活支出均远高于生产消费，反映出当时农家的消费总体是温饱型消费。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家首先即要解决其基本的温饱问题，因此在农户的支出结构中，食用品必然占较大比重，那么当时农户的主要食用品消费情况如何呢？据调查，1954年农户主要食用品消费情况如表4。
从表4来看，1954年调查农户人均消费粮食仅为373市斤，而细粮仅为160市斤，肉类不足10市斤，动植物油不足3市斤，消费水平低下。在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农户只能压低生活需求，才能挤出一些剩余用于下一个周期的基本生产需求。 (二)合作化完成后农户支出情况 高级合作化后，农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制，生产上实行集中劳动，以及由此决定的统一经营与统一分配。高级社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和生产费用之后再进行分配。在农户的支出结构中，除家庭副业生产支出外，生产资料大部分由社内统一支出，农户的开支主要用于生活资料。如据上海市郊区农民的调查，1953-1957年农户人均支出情况如表5。
从表5可以看出，1957年上海郊区农民人均总支出比1953年下降近一成，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个体经营迅速转向集体生产，家庭经营支出急剧下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53年的21.6％下降到1957年的2.8％。第二，借贷性支出减少。农民的还款能力增加，欠款逐年减少，1953年人均欠银行和私人借款为13.7元，1955年降为12.5元，1957年进一步降为6.1元。欠款减少使结余资金转为存款，1953年人均存款不足5元，1957年增加到30余元，增加了5.9倍。⑦但总的借贷性支出下降近30％，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53年的13.2％，下降到1957年的10.4％。与此同时生活开支1957年却比1953年增加二成。 合作化后，农户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大大减少，而在生活资料方面的支出趋于增加，农户的收入主要用于吃、穿、用等方面。据山西省6个社的调查(见表6)，在农民支出中吃占58.64％、穿占16.54％、杂支占24.82％。
另据河北省14个社的调查，1956年除受灾严重社的社员生活提高情况较1955年没有多大改变外，多数社员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主要表现在：(1)饮食结构有较大的改善。有的改变了吃糠咽菜的生活，如庆云县先进社东、西两窑等4个村，从前约有60％-70％的户吃糠，1956年秋分后，一户吃糠的也没有了。有的增加了吃干粮的顿数，有的提高了细粮比重，有的食油等副食品有所增加。(2)购布量上升，布的品种质量亦有提高。丰润县大力社1956年的购布量，比上年增加64.6％，有的贫农说：“往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整年穿破烂，有谁换得起新衣服呢？如今已冬有冬装，夏有夏装了。”(3)日常生活用品购买力较前提高，生活用具较前完善。如庆云县先进社七、八两队有50％以上的户购买了暖水瓶。丰润县大力社有4户购买了4台缝纫机；有的社，某些较为富裕的户还购买了自行车。(4)有的社储蓄力量也有提高。如庆云县先进社有36.5％的户在信用社有存款，信用社存款全年累计比1955年增加了4倍多。⑧ 又如吉林省舒兰县正义乡4个农业社、860户农户的调查，在农户购买生活用品上，全乡1956年购入自行车16辆，缝纫机14台，手表14块，其他物资也很多。1955年人均购买力为69.50元，1956年为88.20元，比1955年提高26.90％。据该乡中心屯76户农民的调查，共买入棉大衣7件，棉秋衣22件，单秋衣12件，皮鞋2双，胶鞋26双，球鞋21双，新靰鞡32双，棉制服130套，各种棉线布5835尺，棉被褥11套，棉花150斤，新帽子220顶，共计花费7672元，比1955年提高了118.40％。⑨ 再如四川省调查，1954年该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9.90元。各种类支出占比如下：食品占70.2％；衣着占11.5％；燃料占8.8％；住房占3.4％；用品占4.9％。人均消费粮食434斤，动植物油2.72斤，猪肉14.76斤，蛋类1.20斤，食糖0.99斤，酒1.49斤，棉布13.44尺。这一时期，当时农民的消费以自给性为主，自给性消费占55.9％，商品性消费占44.1％。1956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0.22元，比1954年增加10.32元，增长20.7％。其中，食品支出43.32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72.1％，上升1.9％；衣着支出6.76元，占11.2％，下降3％；燃料支出5.56元，占9.2％，上升0.4％；住房支出0.20元，占0.3％，下降3.1％；用品支出3.09元，占5.1％，上升0.2％。人均消费粮食479斤，比1954年增加45斤，增长10.4％；动植物油3.40斤，增加0.68斤，增长25％；猪肉12.01斤，减少2.75斤，减少18.6％；食糖0.65斤，减少0.34斤，减少34.3％。1956年与1954年相比较，农民物质消费特点变化趋势是：一是注重改善温饱，解决吃的问题。二是自给性生活消费比重增大，占61.3％，上升5.4％；商品性消费比重缩小，占38.7％，下降5.4％。⑩按照一般的规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性消费比重亦应该是提高的，但从四川省的调查情况来看，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其原因是，尽管该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1956年比1954年增长了20.7％，但粮食、食品、动植物油等自给性的物品在生活消费中占有绝大比重，且增长速度较快；而需使用货币购买或通过市场交换的衣着、猪肉、用品、食糖等物品原本在农家生活消费中所占比重不高，且1956年上述部分物品在农家生活消费支出中还出现下降的情形。因此，尽管随着生产发展、农家收入水平提高，农家消费水平随之有所提高，但在消费结构中自给性生活消费仍占了绝大比重。 上述资料表明，合作化完成后农家的生活消费支出比合作化完成前有所提高，但从调查资料来看，合作化完成后农家的生活消费支出也有下降的情形。据江苏省的调查，1954-1956年农户生活支出变化情况如表7。
从表7可以看出，1956年江苏省调查农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1954年出现小幅下降，其中占消费支出中最大宗的食品下降了9.2个百分点。1956年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歉收农民收入随之减少，该年农户人均收入仅为86.3元，比1954年的88元减少了1.7元。(11)收入决定消费，收入下降自然会导致支出水平的降低。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民生活水平过去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入不敷出的状况有所改变，但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小，农村经济较弱，农民收入还不可能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 不过合作化完成之后的第一年，由于生产的增加，农家收入水平总体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12)加之生产费用直接由社统一开支，因此，与个体经营相比较，合作社中农家在支出上主要用于生活方面以满足其自身物质生活需求，生产消费减少，这是合作化完成后农家支出的重要特点。 二、农家收支对比分析 农家收支对比，即农户家庭经济剩余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收支有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家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反之，则是经济落后。 (一)土改后至农业合作化完成前农家收支对比分析 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对鄂、湘、赣三省9个乡266户农家的典型调查，1952年调查农户人均的收支状况如下：贫农人均收入折合稻谷1328市斤，人均支出折合稻谷1325市斤(其中人均主食和副食消费折合稻谷719市斤)，人均盈余折合稻谷3市斤；一般中农人均收入1766市斤，人均支出1711市斤(其中人均主食和副食消费853市斤)，人均盈余55市斤；富裕中农人均收入2103市斤，人均支出1824市斤(其中人均主食和副食消费865市斤)，人均盈余279市斤；富农人均收入1839市斤，人均支出1743市斤(其中人均主食和副食消费860市斤)，人均盈余96市斤。这266户调查农家，总体人均收入1669市斤，人均支出1586市斤(其中人均主食和副食消费805市斤)，人均盈余101市斤。(13)从上述典型调查情况来看，各阶层农家收支或多或少均有所盈余，但是这种农业剩余是建立在农民极力压低食物消费的基础之上的。若以人均消费原粮1000市斤为标准，则上述调查农家盈余即会减少，甚至会出现亏欠情形，因此，当时农户的盈余是一种“勒紧裤带”的盈余。从更大规模的调查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对1954年23省15432户农家收支情况调查资料如表8。
从表8来看，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民是非常贫困的，农家收支结余甚少。同时，表8也反映出，各阶层农户的农副业收入均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支出，因此农户除了经营正常的农副业之外，还得广开门路以应付日常支出所需。 当偶遇天灾人祸出现亏欠时，借贷便是农家弥补收支缺口的重要途径。(14)除了借贷之外，在小农经济私有制下，出卖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一个手段。如河北省12个村的调查(表9)，1950-1953年，买入土地者298户，占总户数的15.2％，买入土地1242余亩，占总耕地的3.55％；出卖土地者289户，占总户数的14.72％，出卖土地1449余亩，占总耕地的4.14％。从各阶层买卖土地户数占本阶层的比重来看，买入土地者是富农、富裕中农多于其他阶层；卖出土地者是贫农、下中农多于其他阶层。中农以上阶层买地户多于卖地户，中农以下阶层是卖地户多于买地户。卖地原因以生活困难及婚丧疾病为数最多；因搞副业、盖房投资及换地者次之；因迁移卖地是极少数。(15)
又如湖北、湖南、江西三省10个乡的调查，1953年有占农户总数1.29％的农户出卖了土地，出卖土地103.13亩(占土地总数的0.22％)。卖地的原因可分为三类：一是因为严重困难(如疾病、天灾、负债、丧失劳力)而卖地者占卖地总户数的56％；二是属于调剂性质(如调换、妇女出嫁、地多及职业变动)者占卖地总户数的40％；三是二流子卖地者占4％左右。从卖地的阶层来看，在卖地户中贫农占50％以上，基本因为困难；中农占40％，少数出于困难。(16)另据江苏溧水县乌山乡徐母塘村的调查，全村45户中，土改后出卖土地的有3户(计中农1户、贫农1户、小土地出租者1户)，共出卖土地8.6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1.74％；典押土地的1户，1亩。出卖土地的原因主要是：底子薄、老债多、死人及娶妻等。如中农王守兴因旧债多，又死人，故于1952年春出卖土地4.6亩；郑良荣因1951年娶亲而押出1亩土地。(17)这说明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脆弱性，无力抵抗天灾疾病，特别是家底空虚和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遇到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出卖土地，重陷贫困乃至破产的境地。 综上所述，土改后至合作化完成前，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在农户的支出结构中，尽管生活消费在农家的支出结构占绝大比重，但生活性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呈下降的情形，而生产性消费逐渐上升。与解放前农家普遍入不敷出的状况相比，总体上来看，尽管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家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依然很低，但农家的收支状况有所改善，大多数农户收支相抵，或多或少均有所盈余，我们也看到这种盈余是不稳定的，偶遇天灾人祸就可能出现亏欠现象。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户由于自身的因素或遭受天灾人祸的原因，出现入不敷出甚至破产的现象。 (二)合作化完成后农户收支对比分析 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该年参加秋收分配的入社农户达到1.1亿多户。与独立经营的小农家庭相比较，由于合作社的生产是由社统一组织进行的，因此，在社员户的支出结构中生产费用支出这一项大为减少(如表5所示)，收入主要用于生活资料的消费。 从各阶层来观察，根据山西省的典型调查材料(表10)，收入和支出最多的除了过去的地主户外，其次就是上中农，全年人均收入达105.12元，人均消费额达87.69元。收入最少的是老下中农，全年人均收入为70.91元，消费最低的也是这个阶层的农户，全年人均消费额为62.73元。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高级合作社采用“按劳分配”的方式，而各阶层农户家庭的人口结构不同，若某一农户家庭人口较多且劳动力较少，该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自然就会降低。从山西省的典型调查来看，各阶层农户的人口结构分别为：过去的地主4人/户、老上中农4.7人/户、新上中农4.3人/户、老下中农4.9人/户。老下中农可能由于家庭人口多而劳动力缺乏，故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最低。
从山西省的典型调查情况来看，在完成合作化的第一年，各阶层农户收支相抵后均略有结余。具体到农家个体来看，根据甘肃省对9户典型农户的调查，1956年收支情况如表11。
说明：李祖什宝1956年家中丧失了一主要劳力；马文海家1956年收入包括外出做工工资150元；炭奴海1956年家中死亡一人。 在高级社中劳动力的数量是决定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如表11所示，贫农李祖什宝和新下中农炭奴海两户家庭因劳动力丧失导致1956年的家庭收入比1955年减少，而又增加了丧事开支，使得他们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这也表明，尽管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上改变了过去农户单干的状况，但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农户家庭收支仍是不稳定的，偶遇天灾人祸仍会处于艰难的境地。 三、结语 综合上述，建国初期，在具有浓厚自足自给色彩的小农经济状态下，合作化完成前，农家支出要用于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但合作化完成后，由于生产生产资料归高级社集体所有，采取集中生产，按劳分配的方式，此时的农家支出更多地用于生活消费方面。在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之下，农家温饱型消费的特征在合作化完成前后并没有得以改变。农家生活性开支占了绝大比重，而生产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小，农家在尽可能压低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还必须挤出有限的剩余来维持农业生产。农家消费水平低下则从侧面反映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 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作为当时工业发展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使得工业与农业的矛盾顿时凸显。正如《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社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8)因此，农家收入水平低下，收支相抵剩余甚少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 合作化完成后，农民个体经营体制转换为集体生产的模式，单干时期的生产困难在集体经营体制下得以克服，但合作化并不是因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引起的制度变革，由此，合作化完成的初期，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提升，消费水平也不会有明显的增长。在此之后，又很快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工分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实践证明，这种管理体制违反了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压抑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业经营形式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农民的消费是一种低层次的温饱型消费。支出决定于收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增加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必须不断引进现代生产要素要改造传统农业，因地制宜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的体制机制。 注释： ①近代农家收支入不敷出的情形在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关于近代农户收支情况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章有义《近代中国农民生活程度的变迁趋势》，载《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笔者曾对土改后至合作化前的农家收支状况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没有涉及到合作化完成后农家的支出状况。见拙文《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农家收支研究——以鄂、湘、赣3省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第1期，第105-112页；《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第2期，第129-134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6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1954年全国农家收支调查资料》(1956年5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MA07-61-222。 ⑤《湖南省农村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八个省土地改革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1958年2月，第136-137页，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1-8-1-2。 ⑥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编：《12个典型村调查情况综合汇报》(1951年12月3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号3006-永-148。 ⑦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38页。 ⑧《河北省农村调查》，《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79页。 ⑨《吉林省农村调查》，《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第11页。 ⑩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上册)》，第354页。 (11)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254页。 (12)笔者认为在合作化完成的第一年(1956年)，农民的收入总体来看是增加的。参见拙文《收入下降抑或增收差异：合作化后农户退社原因再研究——基于1955-1956年合作社中各阶层农户收入的视角》，《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第64-73页。 (13)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 (14)关于农户的借贷相关研究可参阅笔者所撰《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中南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15)《河北省农村经济情况典型调查材料》，河北省财政厅编印1955年10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F327-2-C2。 (16)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SZ-J-514。 (17)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团编：《溧水县乌山乡农村经济情况调查报告》(1953年2月20日)，江苏省档案馆，3062-短-17。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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