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09)06-0061-08
1 引言
照顾劳动，不论是家庭无偿提供的还是市场有偿提供的，对人的能力与福利都是非常重要的。照顾劳动通过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的贡献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每个人都会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需要他人的照顾，无论是儿童，有病或残疾的成年人，还是脆弱的老年人。每个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都要通过家庭照顾获得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而儿童早期发展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历史上，照顾劳动主要是在家庭中由妇女以无偿劳动的形式提供的。随着经济发展，妇女大规模参与劳动力市场，这影响了她们对家庭照顾时间的投入。虽然生育率下降减少了儿童照顾负担，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疾病危机大大增加了对照顾劳动的需求。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削减对家庭照顾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工作与家庭照顾的矛盾。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有偿照顾服务业的发展。许多妇女进入有偿照顾服务业部门，并成为该行业的主力军。因此，市场照顾的质量以及提供有偿照顾劳动者的工资与劳动条件也成为新的政策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些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中国妇女及她们的家庭福利。可是，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加剧了妇女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使得女性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也导致政府和用人单位大幅度减少了对照料儿童和老人的支持。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城乡劳动迁移使农村妇女更难以协调照顾老人和孩子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经济转型和收入增长，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需要照顾的儿童数量在减少，但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大大地增加了老年人和高龄老人的比例，从而加大了对照顾服务的需求。收入水平提高和对照顾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照顾服务市场的发展，进城打工的妇女成为有偿照顾劳动者的主体。处理好妇女面临的工作与看护责任之间的矛盾，有偿照顾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以及有偿照顾的质量和可及性对社会性别平等，妇女、儿童、老人及其他需要照顾的人的福利，以及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尽管照顾对人类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有重要意义，然而照顾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领域。主流经济学家对照顾儿童和老人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工资的影响做了许多研究，但是他们把时间配置看作是个人的理性选择，没有从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女性工作与家庭照顾之间的矛盾，这对指导制定性别平等的照顾公共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女性主义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照顾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照顾经济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之一(Hooyman and Gonyea 1999; Power 2004; Razavi,2007)。女性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有偿劳动与无偿照顾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构筑的，妇女照顾家人的责任是限制她们参与家庭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导致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一个国家如何解决照顾问题对社会性别平等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公共政策既能增强男性和女性的能力拓宽他们的选择，也能强化把照顾提供看作是女性天然责任的传统性别观念。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研究照顾问题不仅要有社会性别视角，还要关注其它社会差异，比如阶级差异，主流群体与处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差异，因为社会性别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是交叉存在的。低收入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家庭和个人所面临的工作与照顾的冲突更加尖锐。
在我国，人们常常把照顾他人看作是妇女天然的职责，把与照顾相关的问题看作是家庭和个人的私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照顾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中国经济变革的社会性别内涵已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主题，但是这类研究更多关注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和性别隔离等问题，很少关注改革后中国妇女所面临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冲突。许多学者对新兴的照顾市场缓解照顾供求矛盾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与之相关的有偿照顾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和社会保障，照顾资源分配对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等问题还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为了推动对照顾提供问题的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对照顾提供的关注，本文介绍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顾经济的研究和发达国家照顾问题的公共政策，讨论这些理论和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照顾经济理论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本文主要介绍照顾经济的三个方面。
2.1 照顾劳动及其特征
在女性主义经济学文献中，照顾劳动是指对人的直接照料活动，比如给被照顾者洗澡、喂饭、带他们去看医生、和他们交谈，以及与儿童玩耍给他们讲故事等等。照顾劳动不仅包括直接照料活动还包括与被照顾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以及对他们福利的关爱。在照顾文献中，对人的直接照顾通常是与做饭、买菜、洗衣服等其它家务劳动区分开来的。照顾劳动有有偿的也有无偿的。有偿的照顾通常由政府和以盈利为目的或非盈利的私人机构提供。无偿的照顾主要是由家庭成员与亲戚朋友提供，也有少部分无偿的照顾来自于教会和其它慈善机构的志愿工作者。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有偿还是无偿照顾劳动大部分是由妇女承担的。
照顾劳动有三个特征。第一，照顾劳动需要对被看护者的关爱(Himmelweit 1999; England and Folbre,2003)。英文的照顾(care)一词有两层含义：照顾活动和对他人的关怀。首先，照顾没有对被照顾者的情感关爱是不完整的。比如缺少父母情感关爱的儿童，他们的认知能力往往受到损害。而其它劳动则不同，比如打扫房间，劳动者是否关心房间主人，是否喜欢这种劳动对房间是否能打扫干净没有太大的关系。其次，与其它劳动相比，照顾劳动更需要发自内心的激励。这首先是因为照顾劳动的监督成本很高，对照顾的要求很难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其次，照顾的需求方，如儿童、病人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通常没有能力决定谁来照顾自己和为自己提供多少服务。他们得到的照顾往往是由照顾者决定的，而照顾者的决定不一定代表被照顾者的利益。也就是说，被照顾者的消费者主权是不完整的。因此，对被照顾者发自内心的爱对照顾质量非常重要。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关系是内生的，照顾时间越长照顾者对被照顾者的感情越深。对被照顾者的感情使照顾的消费者能得到高质量、低成本和稳定的服务。可是，照顾者，主要是女性，却往往要为这种利他主义的爱付出代价。比如，为了孩子的利益，许多母亲忍受丈夫的虐待而选择不离婚。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许多就业的女性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或减少闲暇。有偿照顾部门的工作者，比如教师、保育员、护士，她们的工资比较低，有研究表明这往往是因为她们不愿意通过罢工来改进工资待遇，担心这会伤害学生和病人的利益(England and Folbre,1999)。
第二，劳动投入是照顾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照顾劳动为人直接服务的特点决定了照顾比其它生产活动更具有非规模经济(Himmelweit,2005)。通过增加人均照顾人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企图往往导致照顾质量的下降。由于照顾服务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低于其它部门，照顾劳动更容易受到保墨尔(Baumol)“成本疾病”的影响。就是说，有偿照顾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妇女工作和照顾责任的矛盾很难通过机器对人的替代来解决。由于照顾受非规模经济的影响，高质量的有偿照顾服务是昂贵的，低收入家庭往往支付不起。所以，低收入家庭的妇女通过市场替代来缓解工作与照顾的矛盾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降低成本，私人照顾机构通常雇佣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移民和少数民族。她们的工作条件差，工资低，人员流动性也大。这种做法往往会影响照顾的质量。
第三，家庭照顾有正外部经济和溢出效应(Folbre,2004)。对儿童高质量的照顾为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研究表明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入的社会回报率很高（Carneiro and Heckman,2003；世界银行，2006）。对儿童照顾的社会回报率往往高于家庭私人回报率，因为父母没有对子女财富和收入的产权，他们不能完全收回对子女投入的回报。育儿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高，社会回报率与家庭私人回报率的差异越大。社会回报率高于家庭私人回报率的结果是家庭照顾的投入低于最优社会投入量。儿童、老人和病人得不到从社会角度来说理想的照顾。企业也不愿意补贴员工对孩子老人的照顾，因为企业不能得到直接的回报。许多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要孩子。如在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南韩和台湾，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由此产生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制约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2.2 照顾性别分工的原因及其对女性的影响
直到上个世纪中期，照顾及家务劳动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把时间只分为市场劳动与闲暇两部分，忽视了无偿的包括照顾在内的家务劳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明瑟、贝克尔和格罗诺创建了新家庭经济学(Mincer,1962; Becker,1965,1991; Gronau,1973,1977)。其代表作是贝克尔的《家庭的论文》一书。贝克尔认为，虽然利己主义是指导市场行为的动力，利他主义却是指导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动力。父母对子女和孩子对父母的利他主义关爱表现在，照顾孩子和老人增加照顾者的效用函数。在家庭成员目标一致的假定下，贝克尔认为，家庭内部丈夫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专业分工是由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而在家务劳动上女性的劳动生产力比男性高，因此家庭内部的专业分工优化了家庭资源配置。贝克尔同时指出，女性的家庭责任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有负面影响。同市场劳动相比，照顾孩子更耗费精力。由于人的精力有限，照顾孩子会减少女性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为了便于照顾家庭，女性往往会选择时间灵活的工作。这些都会减少女性的工资，并且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女性经济学者认为贝克尔的理论有以下几个缺陷(Folbre,2004)：第一，贝克尔夸大了家庭成员利益的一致性，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第二，贝克尔没有考虑家庭分工是否公平。男性从事的市场劳动是有偿的，而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家务劳动专业化使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在丧偶或离婚时会失去生活来源。与男性通过劳动力市场积累的人力资本相比，女性在照顾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容易贬值，所以男女分工专业化程度越高，女性在家庭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差。许多研究发现，照顾孩子减少参与市场劳动的女性的终身工资水平。学者们把孩子对母亲工资的负面影响称为“母亲税赋”(Waldfogel,1998)。第三，贝克尔的家庭分工理论夸大了家庭资源配置的效率。由于照顾服务面临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主权不完整和具有外部经济和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的特征，家庭和市场对照顾的配置从社会的角度看往往不是最优的选择。所以，政府干预不仅对推动包括性别在内的社会公平很重要，而且对提高照顾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非常重要。
那么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女性经济学者认为，男女的性别角色是社会构造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是受社会习俗制度法规制约的。英格兰和佛布尔(2003)指出，在大多数的国家地区，对家人无私的爱是评价一个女人是否有女人味的标准，而好男人则是与事业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对一个女人离婚不要孩子的监护权，为工作不能好好照顾家人这类行为的批评比对有同样行为的男人更加严厉。事业成功的男人在婚姻市场上不乏追求者，而事业型的女人往往在婚姻市场上受到男人的排斥。传统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通过与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男女性别分工。英格兰和佛布尔认为，把利他主义照顾作为女人的天性和美德的文化规范是前工业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男人为保证照顾供给所倡导和不断强化的。社会对女人无私照顾家庭的赞美使女人自愿接受了提供无偿照顾的角色，因为她们在家庭之外没有其它选择，对家庭的无偿奉献使她们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传统的性别规范不仅影响个人行为也影响经济制度和公共政策。而社会经济制度和公共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在工业化早期，许多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是按男人是面包赚取人的模式构造的。企业付给男员工家庭工资，妇女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依赖丈夫或儿子得到经济收入和老年生活保障。税收以家庭为单位，国家通过高累进边际税率减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净回报，以此来保障照顾的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打破了男人是面包赚取人的传统模式，照顾提供也逐步从家庭向社会转移。由于工人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传统的男人是面包赚取人的社会模式逐步解体了，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部分照顾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了国家。可是，女性仍然是照顾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不论是有偿还是无偿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规范被削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市场的运作和公共政策的制定(Elson,1995)。人们仍然把照顾看做天生是女人的工作，对妇女照顾劳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以及她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没有给予充分的承认。比如，社会保障支付如退休金、医疗保险完全由工资水平和就业年限来决定，忽视了妇女无偿照顾劳动的贡献。许多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却对职工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照顾的矛盾无动于衷，认为照顾是家庭的私事。许多国家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对家庭照顾时间配置有直接影响，性别盲视的公共政策与传统性别规范相互作用会损害妇女的利益，并加深社会性别不公平(Elson 1991; Lund,2006)。
女性主义经济学者认为研究照顾问题不仅要有性别视角，还要关注其它社会矛盾，比如阶级矛盾，主流群体与处于社会边缘群体（如少数民族或移民）之间的差异。文章前面提到，社会性别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是交叉存在的。低收入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家庭和个人所面临的工作与照顾的冲突更尖锐，对家人的照顾往往加剧他们的收入贫困和时间贫困。许多从事有偿照顾工作的人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Nakano Glenn,1992; Twigg,2000)。面临多重社会歧视和剥削，她们的工资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工作更没有保障(Folbre,2006)。
2.3 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
女性主义经济学者认为，要实现社会性别平等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Hooyman and Gonyea,1999)。要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使社会充分承认照顾劳动的价值和贡献，降低照顾责任给女性带来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女性和男性、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促进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协调发展。实现这些转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干预。
社会政策的制定应以什么样的性别模式为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学者是有分歧的。南西·弗瑞哲(Fraser,1997)把女性主义的主张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普遍面包赚取人模式("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该模式主张公共政策通过提高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和促进男女在就业工资的同等(parity)来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该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她们主张把照顾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主要政策措施是国家提供有利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服务，比如建立公办幼儿园、托儿所、老人看护机构。前面说过，由于家庭照顾的特征，家庭照顾是不能完全由市场照顾替代的，而且家庭照顾对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许多妇女为了孩子和家人的福利会选择牺牲事业。过度强调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会限制妇女的选择并会对社会再生产有负面影响(Lewis and Giullari,2006)。
第二种模式叫照顾者同等模式("caregiver-parity model")。该模式主张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家庭照顾，在经济上补偿她们的贡献，在社会保障政策上给家庭照顾劳动者与工资劳动者同等待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妇女为照顾付出的代价。但是在实践中照顾者补贴通常很低，不能使照顾者真正在经济上独立，并且这些措施在政策层面认同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强化了照顾是妇女的责任的传统观念(Ungerson,1997)。
第三种模式叫普遍照顾者模式("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该模式倡导男女共同分担家庭照顾劳动，实现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全面的性别平等(Lewis and Giullari,2006)。该模式倡导者认为，只有在政策层面承认家庭照顾的价值，鼓励男女共同承担照顾劳动，才能真正给男性和女性平等和充分的选择自由，保障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协调发展。政策措施包括鼓励企业给男女员工提供同等的有偿或无偿的休假来照顾家人，允许灵活的工作安排，缩短工作时间使员工有时间照顾家人；社会保障制度承认家庭照顾的贡献，税收政策上对照顾使用者或家庭照顾提供者提供补贴；通过国家提供照顾公共服务或通过财政手段鼓励企业和私人提供廉价高质量的照顾服务。相对于补偿家庭照顾者和照顾使用者的做法，女性主义学者们更倾向于提供公共照顾服务的政策。她们认为，虽然提供公共服务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也可能会对其它形式的照顾供给有挤出效应，但这种政策对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有许多好处。该政策有助于提高照顾劳动的社会地位，为照顾劳动者提供比私营机构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降低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提高高质量照顾服务对低收入的家庭的可及性(Razavi,2007)。
3 发达国家有关照顾的社会福利政策
有关照顾问题的社会政策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政策在国与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福利制度的设计对社会性别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古思塔·爱斯平—安德森按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社会分化程度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把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分为三类(Esping-Andersen,1990)。第一类是以瑞典和诺曼底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福利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福利并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保障覆盖全体公民，无论他们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的社会权利。这些国家不仅为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并且为儿童、老人、病残人员提供照顾服务，减少每个公民在照顾问题上对家庭和市场的依赖。社会保障的社会全覆盖和国家慷慨的社会服务减少了家庭照顾责任给女性带来的经济上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以及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障碍。所以，这些国家更接近于实现女性主义学者的普遍照顾者模式或者双收入—双照顾者模式。
第二类国家叫做“保守的公司化”(conservative corporative)福利国家。这种制度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为了推动产业革命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德国总统俾斯麦提出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这种福利制度下，社会保障主要是由公司通过为员工购买保险的形式来提供。只有参与劳动市场的人才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障的程度取决于个人贡献的多少。国家机关和大企业的员工得到的社会保障比小企业的员工要多得多。基于天主教的文化理念，这种福利制度依赖家庭来提供服务，认为家庭和社区是天然的和理想的福利提供者。为了应对随着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照顾危机，许多国家通过税收制度部分地补贴妇女家庭照顾的贡献。这些国家有比较慷慨的转移支付，但是很少提供育儿和照顾老人方面的公共服务。这种福利制度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
第三类国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化福利国家。这类国家在福利问题上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家庭的责任，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应该可以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购买保险和市场服务来解决自己的福利和保障。国家的责任是通过法规和税收政策使市场运转地更有效，集中为没有能力通过市场交换解决福利需求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社会保障。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男女在劳动力市场报酬平等和机会平等，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提供幼儿看护的冲突。所以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男女性别收入差距一直在缩小，但是有孩子女性和没有孩子女性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Waldfogel,1998)。
在福利政策方面，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表现的更为积极而在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做得却比较少(White and Goodman,1998)。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国家尽量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把财政收入集中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对企业资本投资的支持。比如，日本社会福利支出只占1990年GDP的12%，相当于经合(OECD)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水平(Esping-Andersen,1997)。与西方“保守的公司化”福利国家相同，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享有是以对劳动力市场参与为基础的而不是作为公民的社会权利。社会保障主要通过以企业和个人贡献为主的社会保险制度来实现，这种制度更多的惠及大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雇员。在社会服务方面，强调家庭的责任，公共支出很低。有文献把东亚的福利制度称之为孔夫子福利国家，因为这种制度建立在孔子的孝道理念上。东亚的福利制度往往导致逆向社会再分配从而扩大社会经济差别。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不仅忍受贫困而且由于他们的处境受到社会精英们的鄙视和谴责(Kwon,2005)。东亚强调家庭责任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妇女是家庭主要照顾者的传统规范上的，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李和古(Lee and Ku,2007)发现，与其它OECD国家相比，南韩和台湾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资更低，社会福利覆盖面更小，家庭的福利责任更大，男女性别工资差异也更大。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出生率下降，人口加速老龄化，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日本、南韩和台湾开始调整社会福利政策(Peng,2006; Kwon,2005)。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步从以就业为基础向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方向转化，覆盖面也逐步扩大。国家在儿童老人的照顾服务开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顾经济的研究和发达国家对照顾提供的有关政策。虽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背景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照顾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相关公共政策对研究和解决我国由照顾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女性经济学的照顾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照顾研究有启发。第一，对照顾经济的研究要有社会性别视角。我们现有的研究更多的关注被照顾者的需求而忽视照顾对照顾提供者主要是女性的影响。比如，对儿童照顾的研究，人们只强调幼儿园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功能，忽视幼儿园对缓解工作和家庭矛盾的功能。再比如，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学者们更多是关注老人的照顾需求和老人的福利，很少关心照顾老人对家庭照顾提供者的影响以及保姆、护工的工作条件和权益。任何忽视照顾提供者利益的举措都不可能很好地解决我国日益尖锐的照顾危机。第二，研究照顾问题不仅要有性别视角还要关注社会性别与其它社会差异的相互交叉。我国收入差异比较大，由于存在大量廉价农民工，高学历和高家庭收入的女性很容易通过雇保姆和家庭钟点工来缓解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而低学历和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却没有这种选择。所以，对照顾问题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城市低收入家庭、农民工、贫困地区的农户、少数民族和农村的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第三，我们要研究为了实现照顾资源公平有效的配置，家庭、市场和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把照顾看作家庭私事的做法对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家庭照顾主要由妇女承担。面对我国妇女市场参与高的现实，单纯强调家庭责任无助于工作和照顾矛盾的解决，因为照顾需要时间和精力，和男人一样女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许多学者对照顾服务市场化寄予很大的希望。由于照顾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主权不完整和公共产品的特点，照顾市场化在实现资源有效公平的配置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国家不应该只作为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应该在支持家庭照顾和提供照顾服务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四，照顾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如何解决照顾问题对构筑社会性别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公共政策既能增强男性与女性的能力以拓宽他们的选择，也能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在许多方面和东亚发展模式很相似，主张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强调家庭的保障和照顾责任。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投入到基础建设，忽视社会保障并减少对社会服务的投入(Liu,Zhang and Li，2008)。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并为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和社会安全网出台了大量的举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应该充分体现对妇女家庭照顾贡献的承认，减少妇女由照顾家人而导致的经济脆弱性。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妇女在自己进入人生最脆弱阶段之前通常是在照顾老伴，而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并没有规定在养老金领取人去世后对其配偶进行支付，医疗保险也不保配偶。仅仅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考虑到照顾者是不够的，国家还应该加大照顾儿童和老人的社会服务的投入。鉴于我国大多数劳动者在农村和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提供面向社区的社会服务可能会比其它缓解工作与照顾矛盾的公共政策更为有效。由于我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有限，社会服务投资应向城市低收入社区、移民工集中的社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发展社会服务应成为反贫困、减少社会经济差异的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还应该制定政策鼓励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鼓励企业对员工提供有偿或无偿的照顾家人的假期，允许灵活的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时间，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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