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西哥和泰国的货币和金融危机看中国如何避免金融动荡_金融风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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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日,泰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从而引发了泰国历史上罕见的货币危机。其实,早在泰国之前,就已发生过震惊国际金融界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虽然泰国的货币危机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存在着某种差别,但是,就它们形成的机理与产生的后果来看,却非常相似。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选择了不当的经济开放政策,忽略了外部经济的均衡,从而在国际收支逆差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一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加以应付的货币或金融危机。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国际国内要求中国经济与货币实现自由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应当怎么办呢?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与泰国的货币危机或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答案。

一、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由来

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具有厚积厚发性。

(1)在70年代与80年代期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造成了债务危机。70年代前后,墨西哥与其它许多拉美国家一样,也试图运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来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以便迅速缩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差距。但令人遗憾的是,凡是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几乎都陷入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也未能摆脱这一不幸的结局。

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为什么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呢?

第一,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且缺少必要的中间投入品(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工业化程度低、社会产业分工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国家一旦选择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首先就必须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某些中间产品,有时甚至还需进口某些关键的原材料。结果,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所产生的第一个经济效应将是大量的外汇支出。

第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和中间产品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由于不具有比较经济利益,往往缺乏国际竞争力。这将使它们无法通过出口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而获得进口技术与部分中间产品所需的外汇,从而产生外汇供给短缺的效应。

第三,当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又会因为国内人均收入水平过低,市场需求规模过小,而产生产业规模不经济的效应。其后果将是国内产品的平均成本远远高于同类进口商品,这样,人们最终将会发现,进口替代生产方式的实际用汇可能要远远超过直接进口国外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生产的制成品所需花费的外汇。

第四,当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而全力支持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发展时,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将被重新配置,即传统贸易部门的资源会被不断地转移到政府保护与支持,从而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进口替代部门,而这将使国家的外汇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五,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迟早会遇到严峻的国际收支问题。最初,这一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国际举债来加以解决,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不改变既定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那么它就必然没有能力来偿还到期的国际债务。因此,进一步的做法就只能是借新债还老债。等到债权方了解到这一事实真相之后,他们就会断然终止新的贷款。于是,一场真正的债务危机就发生了。

回顾一下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可清楚地看到,它就是在不切实际地选择了进口善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一步一步陷入债务危机的。

(2)针对日趋严重的债务危机,墨西哥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下决心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变过去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为自由化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内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二是对外实行自由的开放经济政策。

自由开放经济政策主要涉及这样一些内容:参加由美国发起的美、加、墨共同市场,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外汇管制,实行货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等。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并未给墨西哥带来好运气,反而在90年代中期产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墨西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失败,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下降,使得墨西哥已经没有多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可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忽忙实施自由的贸易政策必将导致进大于出的局面,进而产生严重的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赤字。

第二,从理论上讲,一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在短期内是可以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加以平衡的。但从长期来看,经常项目的逆差必须通过经常项目的结构调整来加以平衡。然而墨西哥在实施自由的开放经济政策时,恰恰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它试图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进外国资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用来平衡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逆差。为此,墨西哥不仅放松了对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控制,而且也放松了对于外国资本(大多为游资)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的管制。

第三,由于墨西哥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在当初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时所遗留下来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在墨西哥开放资本项目以后,进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主要是些专事货币与证券市场投机的游资,真正从事产业活动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非常稀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而国际收支资本项目顺差又不断增加(由国外游资不断进入证券市场投机所致)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活动事实上要大大小于虚拟的金融活动,于是通货膨胀就将不可避免;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以购买力平价计量的本币汇率就会下降,而这意味着墨西哥的货币将要贬值;这时,进入墨西哥货币与证券市场进行投机的外国资本就会全线撤出,以避免即将来临的汇率风险,随着外国资本的撤出,原先勉强平衡的国际收支马上就出现了巨大的逆差缺口,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危机就在墨西哥发生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墨西哥在90年代以后,及时地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变进口替代为经济自由化,这一做法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墨西哥的问题在于其开放策略的错误,那就是当墨西哥还没有能力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平衡,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时候,就匆忙地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从而导致了国外投机资本的进入,并最终在国际投机资本的作用下酿成了灾难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这本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然而不幸的是,在1997年的7月,泰国“虎”步墨西哥的后尘,重演了这样一场悲剧。

二、泰国货币危机的成因

泰国是亚洲“四小虎”之一。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它紧随东亚“四小龙”之后,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颇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里,泰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均近10%的水平。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泰国却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1)由十几年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2)由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外汇收入的迅速增加,导致泰国货币不断升值;(3)泰国的出口商品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面对这么多的新问题,泰国并没有及时地进行结构调整,反而自以为外汇储备增加了,就可以大胆地实行经济与货币的自由化,终酿成大错。泰国之错主要在于:第一,在外汇收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但收入来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就放松外汇管制,开放资本项目,允许私人部门自由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第二,政府对私人部门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来的资金如何使用并未加以指导和管理,而是听任私人部门将其投向非贸易的房地产业,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业,造成经济虚假繁荣,泡沫经济逐渐生成;另一方面,贸易部门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不能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以至其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其以往所具有的创汇能力。

如果我们把泰国以上两个方面的错误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泰国的货币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对泰国货币的投机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泰国的货币危机之所以必然要发生,道理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十分相似,简单地说:

(1)泰国与墨西哥一样,不能正确处理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期平衡的关系,在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而外国投机资本作为一种短期套利资本,它们的大量流入不仅无助于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性的经常项目的改善,反而会阻挠这种调整和改善。不仅如此,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的国家极其容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2)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可以通过引进国外资本而加快其增长的速度,然而,这里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其一是引进的资本必须投向实物生产部门,真正形成社会的生产能力;其二是引进的资本必须主要投向贸易部门,以便形成足够的创汇能力来保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尤其是在引进的资本主要为信贷资本时,这一条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泰国与墨西哥一样,在开放资本市场,引进外国资本时并没有按照这两个条件去做。墨西哥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时期,把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来的资本主要投到了非贸易性的工业部门,而在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内外经济自由化时期,又错误地让国外资本进入了非实物的资本市场。由于在以上两个时期,墨西哥引进国际资本都没有能够满足以上两个基本条件,从而导致长期国际收支难以平衡,短期国际收支受制于国际投机资本,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泰国开放资本项目以后,允许它们投到了非贸易的房地产部门,并且也未对国际游资进入泰国的资本与货币市场加以必要的干预。因此,泰国这样做同样没有能够满足我们在上面所提出的两个基本条件,以致最终也无法避免早年在墨西哥所发生过的货币与金融危机。

(3)最后,泰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必然性还在于其对外开放政策与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协调。泰国既然开放了资本项目,就应选择浮动汇率体制,并放松对国内利率的管制,当然,这必须以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前提条件。然而,正是因为泰国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这已在前面作过分析),以至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它又不敢实施自由利率与浮动汇率制,只得继续实行有管制的利率制度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由于经济开放政策与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匹配,当美元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而日趋坚挺时,泰国为维持泰币铢对美元的一个较为固定的汇率水平,就不得不高估铢的价值,并人为地维持一个较高的利率水平,以防止泰国本币的过多发行而导致其本币的贬值。但这一错误的做法至少产生了两个不良的后果,并使货币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泰币汇率高估导致泰国金融市场投机猖獗;利率高企导致国内私人部门不断对外借款。这两个不良后果的组合,便使得泰国货币危机在劫难逃。

从一错再错的墨西哥到先对后错的泰国,可以看到,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若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很容易在外部经济的冲击下发生货币与金融危机:(1)能否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要素禀赋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经济增长的方式;(2)当一国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决定引进国际资本时,能否选择正确的引进方式,如尽可能多地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把它们尽量地配置于贸易部门,以免引起债务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3)一个国家如果因储备增加过快而需要实行货币自由化时,首先必须搞清的是,这种储备增加究竟是由短期因素造成的还是由长期因素造成的;然后还要考虑为实现货币自由化必备的经济与金融条件是否具备。

三、我国应如何避免开放经济下的金融与货币危机

我国到目前为止,在防止开放经济下的金融危机方面是做得相当成功的。首先,从引进外资的方式来看,除了世界银行贷款等少量的构成国际债务的间接融资之外,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的数千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基本上都属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其次,外国跨国公司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资本主要被配置在实际的贸易部门,按照我国政府的规定,外资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参与证券投资和其它金融活动的,不仅如此,外资进入非贸易部门也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第三,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还对国内的外贸体制与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能力,改善经常项目,以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均衡。

第四,我国在积极地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把货币自由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我国货币自由化的进程是极其谨慎的。在国内经济转型尚未最后完成,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调整,以经常项目彻底改善为基础的长期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以前,我国正确地选择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这一做法,对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暂时不予开放,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来自于外部经济的冲击。

第五,在连年大量引进外资,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出现持续顺差的情况下,为减少储蓄在短期内急剧增加所造成的巨大的货币发行压力,我国也允许部分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做法正好与墨西哥和泰国相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经济对外开放、外资大量进入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储备不断增长、通货稳定的经济发展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也开始遇到了一系列新的、与泰国经济起飞后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经济问题。这些新的问题是:(1)由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由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所引起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3)由以上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再加上后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趋势。

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调整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进行货币自由化与经济国际化的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像墨西哥与泰国那样的金融与货币危机。根据日本与韩国成功的经验以及墨西哥与泰国失败的教训,中国的结构调整目标首先应当是迅速地按照已经变化了的要素禀赋实施出口替代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长期盈余。考虑到中国的企业制度比较落后,生产技术也不够先进等现实的制约因素,旨在实现出口替代的结构调整完全可以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来进行。这只要我们在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时注意把握以下政策要领即可:(1)运用产业政策,通过产业导向,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向出口工业部门,以促进我国出口工业部门的升级换代;(2)规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最低限度的产品返销额,以防止跨国公司进入后,把我们原先的出口部门替代为内销部门;(3)尽可能采取中外合资的方法来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掌握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企业管理经验,并且可以不必担心日后跨国公司撤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本文中一再强调,一国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主要取决于经常项目的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项目是无关紧要的,当国际收支在短期内出现巨额顺差时,为了减少储备压力和持汇成本,政府管理当局是可以运用资本项目来进行短期国际收支调节的。如减少国外引资,或适当进行对外投资等。针对我国当前已经出现超常储备这一实际情况,我国除了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以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状况之外,也有必要在短期内对资本项目加以调整,其内容主要为:(1)绝对禁止私人部门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2)在控制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质量的同时,适当限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的数量;(3)有必要将我国当前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区分为正常储备与超常储备两大部分,其中正常储备指用于支付到期外债之本金与利息、进口商品和预防不测事件所需的的外汇储备,而超常储备则是指满足正常所需储备之后的剩余储备。在区分了这样两部分储备之后,我们的政策结论就很简单了,那就是,超常储备部分应当用于国际投资,这样做既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又可以减少持汇成本,而且还可以对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好长期与短期国际收支的均衡问题,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就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真正走上经济国际化,货币自由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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