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上的革命
在追寻搜索白鹿原及其周边三县上世纪前半期生活演变和历史演进的业已沉寂的脚步声、同时也在构思小说《白鹿原》的两年时间里，我常常发生惊讶、惊愕、惊奇、惊诧、惊喜等意料不及的心理撞击，还有更强烈的震撼，也有忍不住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在这种心理遭遇过程中，我几乎不知不觉进入了男人刚剪掉辫子女人还继续缠裹小脚的白鹿原，感受着也体验着这道原上生活的脉动，平缓到死气沉沉的和激烈到你死我活的那50多年的生活演变的声响。那些引发我心理撞击的人和事，促使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以多重视角去透视这道沉积太过深厚的原。那些人和事前文已多所涉及，这里只想谈谈原上曾经发生的革命对我的撞击，以及如何实现艺术化表述的思考。在《原的剥离》一章里，已经涉及到共产党人在原上的一些革命活动，那是从原上人发生心理剥离的角度，透视革命活动对这种精神和心理历程所可能发生的影响。这里调换一个角度，在我正面面对原上曾经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人和事的时候，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切近的独特感受。是切近。
且不说从小学到中学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师讲述过多少回革命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在我有阅读能力且有阅读兴趣的几十年里，记不清看过多少有关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之后进行革命的文字资料，包括许多先驱和先烈感天撼地的英雄壮举，更不要说小说、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刻画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者的感人形象了。然而，在我获得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一件又一件革命活动事迹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会引发惊讶和冲动，一次又一次感慨着革命原来离我这么近，就发生在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个白鹿原上和原下。在这种心理反应发生的同时，我才意识到此前记忆里的真实的革命和艺术刻画的革命者形象，在我心里有一种遥远的差别。这个遥远的差别，除了业已成为文字和图片展现的历史的时空概念之外，更在心理概念显示着的遥远，无论建立中共的上海，无论国共合作又分裂的黄埔军校以及八一起义的南昌，无论毛泽东发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湖南乡村，无论建立第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瑞金，无论气壮山河的长征，以及离我比较近的党中央所在13年的陕西北部的延安，都在我获知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事件的一刻，显示出遥远的差别；同时也意识到，革命离我近到几乎没有地理概念上的任何间隔，就发生在我生活的白鹿原上和原下。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22年前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镇寻找一家粮店的情景。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发展了两个党员，在这个小镇的一家粮店里成立了一个中共支部。这是中共在白鹿原上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他们三人无疑是这阔大的古原上最早出现的中共党员，而那位在北京念书的年青人，无疑是在这古原上第一个传播共产主义的人。这是我在蓝田县查阅资料时获得的确凿无疑的史实。我在获得这个史实的那一刻，惊讶得不由哦哟起来。那一刻便发生一个强烈的欲念，一定要到原上去寻找那个神秘的粮店，心里是一种真诚的崇敬和钦佩。我在孟村镇的街道上寻找，一家一家或大或小的门面店铺都不放过，一边辨识一边猜测，哪家店铺有可能是60年前的粮店，竟然无法确定，问过几位看去有一大把年纪的老者，也都摇头。我不仅没有失望的情绪，反倒更来兴致了，那些显得陈旧的店铺，都有可能是当年建立中共支部的粮店。我为自己开脱，中共在白鹿原上的第一个支部，就是在这个孟村小镇上诞生的，时在1921中共于上海成立仅仅四五年之后。我的惊讶里的震撼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概念上，已往的记忆里，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12个参会者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仅仅不过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着的白鹿原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中共支部。就在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原，不单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种庄严的敬畏。
我对那位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满着神秘的敬佩。可惜资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位青年后来再无音讯，连他是那个村子谁家的子弟都无记载。我无法进一步调查了解，却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在上世纪20年代的白鹿原上，能进入北京念大学的青年，不单要有很高的智商，关键要有一个起码是殷实的家庭作经济开销的坚实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学堂的孩子都是少数，这个供给孩子到北京念书的家庭，按解放后划成分的条例，肯定属地主家庭无疑。这个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要在中国搞共产党的革命了。他不单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回到白鹿原上就附诸最切实的行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
他更要面对的是上世纪20年代贫穷落后以及文盲充斥着的白鹿原。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解脱出来的原上乡村，经历了你上我下的军阀混战，到2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才开始实施从县到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而各个大村小寨仍然是传承着宗族族长的权威；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家的法规，原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还是按照封建宗法的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行。这个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年青书记，肯定比我更直接地了解原上的社会形态，敢于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发出挑战——既是向国民党政权挑战，也是向宗族祠堂挑战，更是向整个白鹿原社会挑战，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的钦佩以至敬畏，概出于此。
还有一位至今难以淡忘的革命者，名叫张景文，是白鹿原上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我在获得这个人有限的事迹资料时，几乎是一种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
我在原上原下追寻往昔业已冷寂的生活演变的足迹时，收获颇丰，常常有意料不及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发现，常常处于一种亢奋和敏感的最佳心态之中。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倚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禀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可以由此生发开去，依我的意图编织他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的故事了。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写作感受，即生活人物的凝结着心理气象的话和独禀个性的一种行为动作，总是可以调动我的生活储存，然后就获得刻画小说人物的自信和自由。在我已经开始构思着的小说《白鹿原》里，有多种形态的女性，自然不可或缺至少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我还没有获得白鹿原上真实出现过的一位新女性，便感到缺失里的不自信。
正在此时，我这个基本不信运气的人碰到好事了。我收到作家张敏寄来的他主编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文章不足一千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三两天时间里，才得知张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她在等待同样下场的时间里，等到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发出的“刀下留人”的指令，有幸逃过一命。这位老革命文中说明她和张景文是在关押的同一孔窑洞里相识的，所知不多，我曾几次想前去拜访而终于放弃，主要是担心她重提那恐怖的等待活埋的窑洞一幕而不堪承受，毕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再则是我竟然也有点畏怯那样残酷的事件的冲击。她的回忆文章太简单，连张景文是原上的那个村子都说不准，我想踏访的欲念也难以实施。我转而一想，留下这些悬念，也给我留下自由想象的开阔空间……我终于找到白鹿原上女性革命者的这一个了。
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的心里了。我对她的敬畏和钦佩，甚至超过了那个在孟村小镇粮店建立原上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青年，惟一的因由在于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尤其是那种消弭了距离空间的切近感，乃至亲近感，这个张景文就区别于我记忆里的真实的和艺术创作中的女革命者了，类似于我得知那个在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革命者的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不断地在我的感受里发生。比如刘志丹，这位在陕西人心目中敬仰着也骄傲着的革命先驱“人民英雄”（毛泽东语），当我获知他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国共分裂时发动并领导“渭华起义”的重大事件时，我和刘志丹的地理概念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在陕北闹革命并建立根据地的先驱，与我生活的关中有某种地理上的距离。尤其是刘志丹被叛徒诱谝，把队伍从根据地照金拉出来陷入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军覆没，覆没的地点在离白鹿原东端不远的进入秦岭山区的第一个驿站张家坪。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当敌军合围的枪声爆响的时候，刘志丹和几个红军士兵趁黑冲出埋伏圈逃走了。他只身逃到灞河源头的灞源小镇，不知怎样打听到这个小镇镇公所的治安员，竟然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个南方籍的同学如何流落到秦岭山中的小镇混一碗饭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禀持着昔日同窗的友情和义气，把乔装一番的刘志丹送出秦岭，纵虎归回陕北。刘志丹由此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张家坪和灞源镇，我曾经在十五六年前去过，那是我领着赤脚医生到秦岭山中采挖中草药的经历。我记得在路过张家坪时吃过一顿午饭，四周的山势地形还记着一个大致轮廓；我也记着灞源镇的70年代初的风貌，我曾在采药的间隙里逛过集日。刘志丹在这两个地方的惨败遭遇，让我顿时化释了陕北刘志丹的地理距离，那种期待里的切近感和亲近感发生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陕北的“闹红”；从沉积着两个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让我获得创作这些革命者形象的自信和激情，却是和那些从我生活着的原上走出的革命者的切近感和亲近感，确凿是始料不及的事，也是我已往小说创作中起码不甚明朗的一种创作感受。
有了这种特殊的创作感受，把我一直潜存着的写作革命者形象的不自信到慌惶然的心态基本排除了。我的整个小说创作，主导性的因素是直感体验和直接感受，此前的中、短篇小说，都是我在生活里直接体验和直接感受的表述，至于体验的深浅和表述的优劣是另外的话题，致命在于体验和感受都是经由直接而发生。白鹿原上普通人的生存形态和心理形态，尽管有1949年的时代划界，却不是一声“解放”就会改换一新的，我从少年再到青年的生活印象和感受，都奠基着我面对这道原在封建帝制瓦解再到共和国成立的生活演变的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惟有白鹿原上曾经发生的革命，因为我的年龄注定了我的陌生；革命到1949年彻底完成，晚来一步的我无法进入直接体验；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只能从书籍和影视画面去获得，缺失的又是无法补救的直接体验和直接感受，成为我创作《白鹿原》里革命者形象时的底虚和隔膜。当我对原上的革命者发生的切近感和亲近感越来越浓的时候，隔膜首先消失了，自信心涨溢起来了。
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直接决定着我要写的未来小说里的革命者的底色，即白鹿原的底色。或者说，只有从这道古老的原上走出的革命者的独有的气质，尽管他们信奉的主义和对信仰的坚贞，与中国南方北方的革命者没有区别，未来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的这一个和那一个，起码要让读者能较为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从白鹿原这道古原上走出来的这一个和那一个革命者，起码不致混同或相似湖南、江西那些革命老区的革命者。在构思基本完成再到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不断丰富着的小说《白鹿原》里的几个革命者形象，盘旋在脑海里，活跃在心中，过去记忆里的革命英雄——真实的英雄和艺术创造里的英雄——全都隐没了。我有一种骄傲，更有一种激情，我将要把我生活着的白鹿原上的革命者推到读者面前。他们是先驱。他们对信仰的坚贞不渝。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是这道古原的骄傲。还有，他们几乎无人知晓，遗忘得太快，也太久了。
还有一点纯粹写作的特殊感受，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就是我所写的几位革命者，竟然没有一丁点缺点，除开我对他们的钦敬之外，主导因素还是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的支配。不写他们的缺点，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我的革命者的生活化意念，就是要把我从白鹿原上真实的革命者所感知到的那种切近感和亲切感，再通过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形象，传递到读者阅读的直接感觉里……话说到此必须打住，再说就有阐释人物之嫌了，这是我的忌讳。
这里我想说一下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白灵，却基本与人物塑造不相干。这个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当作潜伏特务活埋的情节，在作品面世后，似乎被人特别诟病过。白灵的这个悲剧情节，取自本文前述的张景文烈士的真实事件。自然，生活真实未必一定会造成艺术真实的效果，艺术真实的感染力，也不一定非得生活真实发生为依托，这是常识。这里涉及的显然不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而是如白灵被极左路线执行者活埋错杀的情节，能不能写的非写作技巧范围的事。这是不得不涉及革命烈士张景文和小说人物白灵的关系，那篇简约到不足千字的回忆张景文烈士的文章，确凿使我获得了塑造一个女革命者的激情和自信，尤其是文中的两个细节，一是张景文在西安民乐园扒地砖抛向训导学生“用心读书勿问抗日”的国民党要员，这个抛砖头的细节让我把握住了一位白鹿原女性的独禀气质和个性；二是她被关押窑洞等待活埋的情节，令我心寒又心颤，我从来如此真切地感知到一个激情如火又纯洁如玉的女革命者此刻的激情，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此前许多年我也知晓，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刘志丹，曾经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关押起来，是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闻讯及时喊出“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革命者一命，也终结了极左路线的漫延。这样严重的从内部扼杀革命的极左路线，不容许文艺创作涉及么？我的小说没有正面涉及极左路线的破坏，也就不涉及如刘志丹这样的革命领袖人物，仅仅只涉及到一个小战士白灵，竟然不能容忍，显然不是人物塑造的艺术范围的事了，而是如何面对革命历史上的极左路线。我一时无解。
此后不过三四年，我看到身为延安市领导人又兼着作家的忽培元的长篇纪实文学《群山》，其中正面写到极左路线把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性破坏，其中有一个情节，已经是根据地中坚力量的马文瑞等9位中层骨干，被关押在窑洞里，眼盯着窑窗外不远处正在挖着9个土坑……我读到这里时闭上了眼睛，我无法猜想马文瑞等9人看着正在挖掘的活埋他们的土坑时，将是怎样一种心情？随之又想到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马文瑞，现在看到《群山》文本里的情景，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我接着想到小说《白鹿原》里的白灵和地理的白鹿原上的张景文，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感到欣慰的，不单是她和她得以平反，重要的是这样的文本警示后人再不可重复这样内部自残的蠢事。至于写了白灵的我，便有一种不必说话的基本心理。
又过了十余年，2005年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我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的一批作家来到江西，先上井冈山，再到瑞金第一个成立中华苏维埃的会场旧址，感动和感慨且不赘述。我于一日下午到了瑞金城外的一座小山上，仍然保存着70年前一座房子，是一个和尚住持的僧房。毛泽东曾被隔离软禁在这座孤零零的和尚庙里。创立中华苏维埃并任主席的毛泽东，已经被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架空且隔离了。据说毛泽东每天在房里读书，也在屋后的一棵大树下闲坐。我在这个如今作为展览场所的和尚庙里转悠的时候，又想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里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待活埋的马文瑞们，已经被活埋的原上女革命者张景文，还有小说里被活埋的白灵。
第二天，我和作家们走到于都河边，这是红军被迫长征的出发地。稍有革命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是什么原因破坏了革命根据地，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瑞金而逃离，涉过于都河的红军后来遭遇了怎样的损失……我在于都河边看着涨起的混浊的河水，想到毛泽东们，也想到正遭遇灾难的刘志丹、马文瑞们，还有张景文和白灵。我忽然想到，且不评论小说里白灵这个形象的东长西短，持异议和责难的人该当到瑞金来走一趟，面对山上隔离毛泽东的和尚庙和平静流淌的于都河，大约就不会计较白灵被活埋的情节了。
还有一个情节后来引发的议论，是我当初构思和写作时完全没有意料得到的，这就是白灵爱情选择过程中先兆海后兆鹏的情节，似乎有议论指斥鹿兆鹏夺走了弟弟鹿兆海的恋人白灵，有不大光明的品德污斑。在我的关于这三个年青人的理解把握里，他们先后走出白鹿原进入西安读书的同时，都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投身革命。那时候的中国的社会大背景是“国共合作”，初涉革命的兆海和白灵尚无稍深一些理解，才能做出抛铜钱选择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的轻松举动。而当“国共分裂”成为敌对势力的时候，这一对恋人就面对着无可逃避的再选择；这次选择应该是他和她独立的选择了，远非抛铜钱那次游戏式的轻松了。小说写到两人重新选择时有一场激烈的辩争，是各自对“国”和“共”的截然对立的观点，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隔障，可以说是敌对。那个时代里的这样两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恋人，个人情感很难淡漠政治歧见，必然导致决裂。如果他们对“国共分裂”的看法一致，甚至有一方不问政治只读书，那就是另外的结局了。鹿兆鹏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白灵志同道合，又有假扮夫妻开展地下斗争的特殊空间，结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让兆鹏和白灵以假夫妻相处的决定，是地下党做出的，不是兆鹏假公济私的小小阴谋。白灵之所以扮假成真和兆鹏结合，既是她的选择，也是作者我以为合理而又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合的第一夜，我没有写他们的情，也没有写性，而是到新的一天的太阳升起之后，让白灵回味新婚之夜的幸福感受。我以朦胧的和象征的文字，写了白灵的诗样儿的美的感受，无疑也是我对新的最理想的婚姻的抒写。这种描写和叙述，是否切合人物的真实情感，尽可以严厉审视乃至挑剔，我都会认真听取，再审视自己。而关于鹿兆鹏以小阴谋夺弟妻的议论，我颇为兆鹏抱屈，今天借此替他申辩表白，也是作为作者的我的责任，更是我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催生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