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战争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
本文作者罗斯玛丽·福特是美国研究冷战史的知名学者，发表过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在西方颇有影响。本文对80年代初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情况作了介绍，概述了在这一专题各个方面的研究中不同学派或观点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这些问题包括：战争的起源，苏联在战争初期的作用，中国介入战争的过程，美国是怎样越过三八线的，美国与英国及其他盟国之间的矛盾，战争结束前美国与李承晚的冲突，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作用，美国在战争中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以及是否要使用核武器，战争结束的真正原因，战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对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披露之前西方对这一问题研究状况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很有史学史方面的参考价值。
“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朝鲜：越南之前的战争”〔1 〕——这些最近发表的关于朝鲜冲突的研究著作的题目和标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内涵已有所理解，许多人认为越南战争就是朝鲜战争的产物，或者说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有密切关系。剖析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联系后，朝鲜战争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了。在最近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罗杰·丁曼解释说，朝鲜战争遭到忽视是因为它介于“好战争”和“坏战争”之间而造成的。〔2 〕约瑟夫·格登同意这一见解，并说这场冲突是一件平凡的往事，大多数美国人都“切望把它置于脑后”。〔3 〕结果是这些战争所引起的道德和理智方面的问题经三十余年后才暴露出来，并引起辩论。例如，我们只是在最近才讨论1950年6月在这个半岛上是否制止了一场革命， 美国威胁要使用原子武器是否是有效的或正当的，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有必要投放63.5万吨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区投放350.3万吨炸弹）和 32557吨凝固汽油弹而获得1953年7月所得到的那种结果。
戴维·里斯的研究作为一种正统观点，反映和强调了华盛顿本身对战争起源和过程所作的解释，因此多年来一直成为对战争的权威性描述。〔4〕70年代，修正派常常发表短篇文章向正统观点进行挑战， 并使一大批主要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加入了这场辩论。〔5 〕1976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中有关1950年朝鲜事件的第一卷，开始刊登美国文献。到1984年，《美国对外关系》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在此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讲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时期政策形成所起的作用的两卷本著作。最后，英国档案根据保密期为30年的规定已经正常地陆续公布。〔6〕
因此，毫不奇怪，有关这场战争及其起源的研究著作在80年代迅速增加。仅1981年一年，就有四部研究著作出版，即布鲁斯·卡明斯、查尔斯·多布斯、罗伯特·奥尼尔和威廉·斯德克的著作。〔7 〕卡明斯1983年编辑的一系列文章，在我所读过的著作中，可能比任何其他第二手资料更经常地被人引证。〔8 〕詹姆斯·马特雷对于从珍珠港事件到1950年美国卷入朝鲜的起源问题的详细研究，以及我对于华盛顿关于冲突有可能扩展的争论的分析，发表于1985年。随后，在1986年出现了三部详细和全面研究这场战争的著作，这三部著作成了重要的教材。〔9〕南韩也加快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仅在1987年这个国家便举行了三次专题讨论会。〔10〕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近十年来的新作，把意见一致的和尚有分歧的问题集中起来，对有待开辟的新的调查研究领域提出建议。〔11〕
由于布鲁斯·卡明斯对战争起源研究做出的贡献，以及其著作在历史学和史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对后来进行的有关朝鲜战争起源问题的辩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81年出版的论及1945年至1947年历史的第一卷中，卡明斯认为1950年6 月战事的爆发需要放到朝鲜半岛所发生的国内斗争背景中考察，这场斗争在1945-1950年已经夺去了差不多10万条生命。 在1990 年出版的第二卷中， 卡明斯分析了1947 年至1950年初的历史。他再次首先强调了冲突的国内因素，并试图证实北朝鲜人策划和实施了尽量避免外国卷入的6月进攻， 他们把最初的成功也归功于南朝鲜人给予他们的广泛支持。卡明斯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做了一番结构性分析，这一分析使他能够把美国在朝鲜的反应归结为企图发展和维护世界市场体系的大战略。在卡明斯看来，朝鲜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冲突以及美国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内部斗争”的交汇点。在“艾奇逊的强权领导和全球观念”之下，国际主义者与遏制理论的鼓吹者联合一起取得了胜利。这样一种全球观念意味着1950年6月25 日事件决不能被解释为——或者是被荒谬地看作为——“朝鲜人侵略朝鲜”的事件。〔12〕
卡明斯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的解释如此有力和令人信服，无疑将对90年代及以后关于朝鲜战争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就像他1981年出版的著作对80年代的研究产生的影响一样。例如，很多后来的著作根据该书第一卷，采纳了卡明斯对战争起因的解释。大多数人试图把卡明斯对这场冲突的区域性解释与冲突的国际性结合起来（虽然很少讨论）。约翰·马里尔的著作独特但值得称赞地既为我们提供了对这场战争起源于朝鲜半岛的有刺激性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证据表明这场战争“既不能脱离那一地区的事态发展，也不能脱离朝鲜半岛的状况与国际环境之间的综合反应”。伯顿·考夫曼同样把这场战争描述为“附加在南北朝鲜内战之上的一场美苏之间的大国争斗”。卡勒姆·麦克唐纳把这场战争的某个阶段看作是“内战的最后行动”，而把另一个阶段看作是“苏美两大体系之间的冲突”。尽管彼得·洛认为“对朝鲜人来说，1950年6月事态的进展并不是一场战争的开始，相反是1945 年已经发生了一场内战的继续”，但他也指出，“如果从朝鲜半岛、中国、日本和欧洲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次战争行动，就很好理解了。〔13〕
然而，威廉·斯德克显然不满意，在他看来现在过分强调朝鲜战争的地区性因素，是不对的。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场冲突的国际背景上，从而对大家一致的看法提出了挑战。斯德克提出把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作为一种论据。〔14〕斯德克的论点很可能在90年代会被接受，这将导致人们不仅对平壤要达到的目标，而且也对莫斯科和北京要达到的目标进行探索，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美国的政策制定上引开，而去注意几个主要国家所起的作用，并重点对这场冲突的前几个月进行研究。
对于美国在1950年6月为什么作出参与战争决定的主要解释是， 南韩本身并不重要，但“几乎完全是美国缔造物的”南韩可以用来向苏联以及美国的盟国表明美国愿意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挑战做出决定性的反应。〔15〕尽管这种看法得到普遍接受，但也提出了其他的解释。例如，马特雷多少带有辩论性地指出，从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就赞成在朝鲜培养一个独立和繁荣的代议制政府。斯蒂芬·佩尔兹则把美国国内集聚在杜鲁门政府亚洲政策之上的政治阴影放在了第一位。佩尔兹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需要把北朝鲜的进攻解释为全球性挑战的一部分，以证明他们转变亚洲政策是正确的”，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其官僚机构中诸如迪安·腊斯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的批评，以及国会中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16〕
最近，已有人对这种已被接受的看法直接提出质疑：罗纳德·麦克格罗斯林认为，美国对战争的考虑基本上服从于朝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前途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他认为艾奇逊尤其持有这一观点，而且美国国务卿这种“经济遏制眼光”与五角大楼的“全球战略眼光”是互相对立的，至少直到战争爆发时是这样。〔17〕
苏联在战争起源中的作用仍然是不确定的，尽管这方面研究已经开始出现突破，并且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进展。〔18〕很多作者断定，金日成虽然可能与斯大林和毛泽东进行过磋商。正如前面指出的，斯德克比上述作者更强调金日成与斯大林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根据在于有某些地区性和国内的理由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援助金日成。他写道，鉴于“铁托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提出扰乱人心的挑战，再加上毛泽东没有听从莫斯科指挥的路线而夺取了胜利，斯大林肯定感到必须在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损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许还在苏联他自己的党内——之前，同意金日成的计划”。〔19〕翟志海和郝雨凡的分析支持了斯德克的看法，尽管未必同意他提出这一看法的根据。他们主要根据对中国“有关人士”的采访，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只是斯大林（而没有毛泽东）了解金日成的详细计划以及采取行动的可能日期，因为在金日成的头脑中，苏联是唯一有能力帮助他实现重新统一计划的资助人。”〔20〕
在此以前，很多人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作为揣测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建立起联系渠道的主要依据。然而，约翰·梅里尔在对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评论中，对已出版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严重质疑，他认为回忆录没有自始至终反映出赫鲁晓夫发表谈话时的那种含糊不清和犹豫不决。显然，梅里尔的论点同中国人的分析，将来理应受到更大的注意。此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以及中国人的分析，都没有提供苏联为什么同意金日成计划的线索。葛罗米柯确是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即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在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 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号召其成员国抵抗对南方进攻的决议。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是不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希望看到美国在朝鲜半岛耗费资源，甚至希望看到美国卷入与中国人的冲突，从而可以保证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以及潜在地消弱华盛顿？葛罗米柯没有为这种推断提供多少帮助，因为他把斯大林的决定看作是“一时感情激动而做出的”。〔21〕
卡明斯也要求人们注意葛罗米柯的请求与斯大林的拒绝之间的逻辑结果。他认为，这一逻辑结果表明，“苏联人事先并不知道这场进攻”。卡明斯认为，如果莫斯科事先确知这一进攻，并且很可能预料到华盛顿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那么“为什么关于返回联合国或继续抵制联合国的指示没有更早些下达？为什么马立克本来可以却没有否决联合国的决议？”卡明斯提出莫斯科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必然好处恐怕是“要教训一下这个不顺从的盟友不可再擅自行动”。〔22〕
如果苏联在朝鲜战争起源中作用的准确说明还有待于权威性的苏联材料的公布，那么中国决定介入则比较容易理解，并且一般说是受到同情的。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人仍然可以发现艾伦·怀廷1960年首次出版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对于毛泽东在1950年春决定把好几万中国军队从中国的南方调到东北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23〕这些分析强调，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彭德怀（他指挥了中国的“志愿军”）、聂荣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样一些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以及中国学者在党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一观点的佐证。这些新的材料使人们了解到1950年7月至10月底中国决策过程的内部情况。〔24〕
乔纳森·波拉克的著作第一次从学者角度表达了对这些新材料的详细看法。在整个7月、8月和9月逐步发展的情况， 并提供证据表明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论在10月份，甚至在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著名的深夜会见后肯定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到了10月13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权衡了中国介入的风险和代价之后，才重新确定有必要在朝鲜部署军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不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波拉克也提出，中国继续卷入战争在国家领导人之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1953年9 月宣称与美国人对抗有某些好处，以及发现美国人“并不可怕，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个发现在人员的牺牲方面和推迟中国经济恢复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25〕
翟和郝的文章进一步充实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在1950年6月对战争毫无准备，但到10月， 毛泽东终于看到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已不可避免，并且这种冲突很可能以美国从朝鲜、越南或台湾发动进攻的形式出现。在彭德怀将军的支持下，这位党的主席认定，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国同意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性条件是苏联提供空军支援，这一点苏联很快答应了，但又同样很快便撤回了。斯大林显然害怕与美国人发生直接冲突，并建议毛泽东最好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据翟和郝的采访，毛泽东那时深深地为苏联改变主意所困扰，“几乎60小时没合眼”。到10月13日，毛泽东与其同事们讨论以后，勉强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的空中支援，中国军队也不得不跨过鸭绿江。斯大林显然“被毛泽东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为印象极深，因而主动提出增加苏联的援助”。〔26〕很显然，我们对中国决定介入战争的了解，以及对中国入朝前夕中苏关系状况的了解正在迅速增加，而这些问题需要在对朝鲜冲突的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周密考虑。
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持同情态度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在学者中间事实上存在一种共同看法，即如果美国在三八线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战争就会在1950年秋天结束。在解释美国这种缺乏远见的举动时，斯德克强调了美国的种族优越感，同时，他和考夫曼又讲到了当时一个颇有影响的因素，即杜鲁门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我则强调杜鲁门政府从北朝鲜的举动中得到了国内政治上的好处，并且强调当时对杜鲁门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制约：盟国虽不满，但未进行阻扰，莫斯科没有做出反应，美国官僚机构内部也没有反对。〔27〕
在《冲突的产物》一书的导言中，以及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卡明斯以一种更为发展的方式再次劝告我们还要记住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击”联盟。他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预示了对北朝鲜的反击，这一文件把美国的政策说成是不仅谋划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而且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削弱它。卡明斯提出，如果这种政策成功，那么在反击联盟内部的下一个争论便可能是要不要跨过鸭绿江的问题。结果，反击的失败导致共和党与民主党一致同意，遏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28〕
虽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讨论跨过三八线和赞成向鸭绿江挺进方面的名声尽人皆知，但现在很少有著作认为杜鲁门政府内部的文职官员在那些讨论中表示不完全同意麦克阿瑟将军的见解。迈克尔·沙勒在他那部可读性极强的“远东将军”的传记中，以大量文献资料生动地描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麦克阿瑟要求发动他的“结束战争”的进攻面前是多么胆怯；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在仁川登陆取得极大成功后对麦克阿瑟感到敬畏，这次登陆用沙勒的话说，证实是一次“容易得令人产生误解的胜利”。〔29〕
1950年12月大溃败之后，这位将军指控他的上级未能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冷战中的斗争中心，从而使他被免职，于是公众舆论哗然，考夫曼称之为“美国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奇特的事件”。麦克阿瑟免职听证会首先由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D－GA）和林登·约翰逊（D-TX ）以及其他人进行小心翼翼的引导，最后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但是正如丁曼正确地推断的那样，麦克阿瑟继续给杜鲁门时代的战争行为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并且使这位总司令“处于守势”。这位将军使得“要求朝鲜战争尽量不要升级到朝鲜边界以外，但允许在朝鲜范围内强化战斗的白宫和五角楼之间”结成联盟，迫使政府要找出一个新的合法性原则（非强迫遣返政策），并有助于维持这样一条军事信条：“实力还可以用来强迫敌人妥协”。〔30〕
考夫曼利用当时杂志和报纸资料而写成的杰作，加里·赖卡德的分析以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传记，都突出地描述了制定美国对朝政策时期国内的政治气氛。战争期间，麦卡锡正处于他力量的顶峰，他对于两届美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美国对海外的看法具有重大影响。国会中“坚持亚洲第一政策的人物”实在是太愿意帮助和鼓动麦卡锡了，他们在1950年11月的国会选举这一有利时机以及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由于对这场冲突已经绝望，并且伤亡正在开始增加，于是这场冲突便日益被称为“杜鲁门的战争”，并成为一件导致杜鲁门的公众信用程度急剧下降的事情。尽管这里提到了一些著作，还有布罗纳德·卡里迪1968年的描述，然而更全面地分析国内政治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仍然十分必要。〔31〕
如果说美国政策的制定者，特别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受到国内批评的包围，那么美国的西方和亚洲盟国也同样困扰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英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已经得到最广泛的报道，而一些重要著作也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看法。这些著作有助于提醒我们，无论与美国的关系多么密切，这些国家毕竟存在着与美国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看法。例如，澳大利亚面临一些其他的重要战略问题，包括它在中东和马来亚的安全所受到的更大的威胁，迫切需要与美国签订安全条约，以及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英国也更关注欧洲和中东的发展。结果，伦敦和英联邦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自始至终都在寻找结束敌对状态和防止把战火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方式。英国人难得会主动地提出他们的任何政策，因为他们的影响已减弱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在美国的政策形成时，他们只能在文字上略加润色，使语气温和些；当英国外交部发现华盛顿在使用权力时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时，他们也只能提出劝告，略加限制。〔32〕
对英美关系中的四件事已有详细论述，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英国的作用已完全处于次要地位，并且他们决不愿意冒险与美国人决裂：他们试探性地建议在鸭绿江以南约60至120英里处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他们在跨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对杜鲁门政府提出的建议；艾德礼在1950年12月的最高级会谈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英国在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上鼓动印度提出有关战俘遣返问题的决议。
彼得·法勒责备我们许多人未能在描写这场战争的书中对英国建议成立缓冲地带的问题给以应有的地位。这一举动在他看来十分重要，因为如果采取这种做法，本来可以防止中国人介入朝鲜，并且在三九线附近而不是在三八线实现停火。对于这种观点可以根据有关中国决策过程的新材料加以重新考察。英国对美国决定跨过三八线的担忧也提得不够早，并不够严重。至于杜鲁门与艾德礼的最高级会谈，丁曼和我都认为它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不过是互相对对方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理解，再次决定处理双方在东亚政策上的分歧，并且假以时日等待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半岛军事命运的好转，从而减少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33〕
1952年11月，英美关系大概达到了最低点。麦克唐纳和罗杰·布伦对联合国中这一事件的描述清楚地阐明了艾奇逊对英国（和加拿大）企图对印度决议案给以支持而反对美国建议的恼怒。然而，结果是再次达成妥协，在我看来，布伦错误地把这一点看作是美国试图迁就英国观点的证据。〔34〕
到了战争的后期，西方盟国已经开始不安，并批评美国未能使停战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和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李承晚阻碍实现停战，以此作为他实现重新统一朝鲜半岛计划的最后一着。最近所有对这场战争的论述都举例说明李承晚竭力破坏谈判。巴顿·伯恩斯坦概述了李承晚危及联合国军部队的大量破坏性行动。巴顿·伯恩斯坦、约翰·科奇和爱德华·基弗谈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考虑采取军事政变搞掉南韩总统，特别是在1952年5月南方发生政治危机时，1953 年6 月17000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从联合国军俘虏营逃跑时， 以及李承晚继续威胁要“向北进军”时。〔35〕这样一些行为引起了李承晚所称道的盟友的尖刻评论。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53年写道，如果他“是一个美国人的话，而我是有可能成为美国人的，我会投票赞成让他见鬼去，让朝鲜也跟他一起见鬼去”。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吐露，“当然，事实上可能的敌人仍然是共产党人，但李承晚已经成为一个如此令人不满的盟友，以至于很难不用最严厉的言词痛骂他”。〔36〕
李承晚基本上躲过了如此严厉的指责，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双边防御条约及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然而，尽管有安全条约和30亿美元在手，李承晚仍然会碍事，如他在1954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时表现的那样。对于李承晚，幸运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提高了他作为盟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杜勒斯变得“更愿意忽略李承晚的错误，因为西方盟国对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行事不予合作”。〔37〕
对于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不幸的是与朝鲜战争有关的亚洲国家在这场冲突中的政策相对来说没有得以披露。印度政府始终积极地提出各种谈判的建议，并在北京与西方各国首都之间（不是经常成功地）传递信息。最能说明印度中立态度重要性的就是一致赞同它主持为处理不愿遣返的战俘而设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及接受了印度军队应该单独监督最终解决战俘问题安排的建议。那时美国的新闻界对新德里的报道很刻薄，因为美国认为印度采取了不适当的干预和所谓讨好中国人的行为，但是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帮助结束朝鲜冲突方面起到印度这样极其重要的作用。〔38〕
东京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应得到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莱茵哈特·德里福特指出日本是个后勤基地，并指出日本人也被用来执行作战任务。除了在朝鲜的雇佣兵外，还有一些日本人被派到朝鲜从事“港口的疏浚和驳运工作，经营电厂和其他基础工业——那是他们统治朝鲜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李承晚反对这些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到朝鲜，他逮捕和审讯了所有他能够抓到的人，这就迫使美国人为这些日本人提供保护或让他们住在美国的军事设施中。）有46艘日本船只和1200名前帝国海军人员参加了在朝鲜的元山、群山、仁川、海州和镇南浦等港口的扫雷工作。〔39〕因此，共产党当时指责日本人直接卷入了战争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他们当时拒不承认。
美国与其西方及亚洲盟友之间的磨擦在朝鲜冲突期间，特别是在停火谈判期间，不断显露出来。这使得美国人不仅要极力对付敌人的要求，而且要注意朋友的建议。〔40〕然而，尽管停战谈判的过程是漫长的和复杂的，但是与对战争第一年的分析研究相比，对战争结束过程的研究还是被忽略了。所幸的是，我们有巴顿·伯恩斯坦的极有价值的文章，考夫曼、麦克唐纳和奥尼尔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很大篇幅论及这一“边谈边打”的时期。〔41〕在50年代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决定举行谈判的时间是否欠妥，认为那时能够将中国人赶回鸭绿江等，现在已经很少了。虽然彭德怀的回忆录指出了中国士兵在1951年4月和5月的艰难困境，但同样也可以证实当联合国军向北推进时，对方的反抗明显加强，而西方盟国的团结开始破裂。联合国军司令部因此而有充分理由寻求一种或许可以在三八线附近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中国人关于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设想并不是不现实的。不过，在这方面，北京估计错了，因为一旦联合国部队已经占领了这条线的中部和东部，华盛顿就不会考虑以此为分界线了。很多作者支持拒绝放弃阵地的说法，但克莱·布莱尔除外，他指出我们决不能相信南韩会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堪萨斯”防线（那时就是这么叫的），他说应像“堪萨斯”线一样沿三八线建立起一道警戒线，这项决定如被采纳就会使停战协议提前几个月签字。〔42〕
阿德米雷尔·特纳·乔伊将军直到1952年5 月前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团团长，他的日记提供了对谈判第一年的很有价值的观察。哈佛研究所开放这部日记的手迹已有一段时间，出版则是在1978年。正如我们可以期望从这份资料中得到的，乔伊这部日记与他1955年出版的著作相比，指责李承晚之处更多，也更严厉，而对共产党的谈判立场表示了更多的同情。〔43〕这部日记还描述了联合国军俘虏营中战俘的困境，并透露出乔伊对非强制遣返政策的不安，特别是在确定战俘对遣返“意愿”的“甄别”时期。伯恩斯坦、考夫曼和麦克唐纳使用了这样那样一些文献证据，讨论了这一政策是怎样被采纳的，并提到杜鲁门在争论的紧要关头进行了干预。我则试图搞清楚杜鲁门政府何时有了足够的情报而得出结论，遣返问题已无真正选择的余地（如果曾有可能做出真正选择的话），并要确定是否还有机会就这一有缺陷的政策达成妥协。〔44〕
当美国正在制定战俘政策时，共产党对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谴责达到了高潮。一些学者至今仍坚持陪审团错了。证据是详细的：华盛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毕竟保护了日本和德国从事细菌战的主要成员；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虽然遭到指责，但始终没有被推翻；美国的确大规模扩大了神经毒气的库存并考虑到在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后使用的可能性。对乔恩·哈利迪来说，细菌试剂的使用问题应该与美国政府批准的其他野蛮行径联系起来考虑，这包括在北朝鲜许多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对千百万朝鲜人使用凝固汽油弹，以及轰炸北方的水利枢纽。他指出，这样一个国家就不会再向前走一步吗？或许会这样，但没有真凭实据。
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朝鲜战争都发生在美国实力处于高峰的时期。由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由于美国拥有核武器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人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决策者们在冲突胜败未见分晓的情况下不断争论核武器在战争中的潜在作用。罗杰·丁曼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曾揭露杜鲁门企图实行原子外交。〔45〕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曾夸口他们运用核威胁的手段对结束冲突发生了作用，人们对这种说法也要进行考察。首先谈艾森豪威尔的核威慑，其中包含了以下几个问题，即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真的企图实行原子外交；如果是这样，那么接着的问题是采取这种威慑是否是认真的；如果没有做过这样的威胁（或者做过但并非是认真的），那么对于战争结束的原因的解释是否就要更多地从共产党国家的内部情况去找或归功于艾森豪威尔非核外交的高明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丁曼曾认为美国在1953年并没有实行威慑外交。他说，国务院的官员“希望推动莫斯科说服北京和平壤在战俘问题上接受妥协方案”。考夫曼也不相信存在核威胁（虽然程度不同），他认为白宫不必要给中国一个明确的警告，因为他们“明白（艾森豪威尔）正是按此考虑行事的”。〔46〕相反，理查德·贝茨、丹尼尔·卡林盖特、基弗、麦克唐纳和我本人认为，的确有过这种威胁，尽管对做出威胁的时间和发出信号的多少还有疑问。〔47〕我们这些人的分歧在于：做出这种威胁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以及这种威胁是否真的是结束战争的手段。卡林盖特相信这种威胁达到了目的；而麦克唐纳指出，当这种威胁政策正在实行期间，华盛顿和北京都在谈判桌上采取了妥协态度。在他看来，“双方都想通过妥协而结束这场完全得不偿失的斗争”。此外，一项关于中国在战争期间对核武器的态度的重要研究认为北京觉得美国的威胁不可信。中国人把西方的资料集中起来得出结论说，美国官员过份夸大了核武器的破坏力，他们相信专门修造的地下掩体和坑道可以有效地防御原子弹袭击，就像防御美国的常规轰炸一样。最近在北京的采访表明，北京的领导人认为世界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使美国无法将这些威胁付诸实施。这又对上述说法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48〕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得到了威胁的信息。但这种信息的具体内容，以及是一届美国政府，还是两届美国政府都发出了这样信息，还不得而知。
因此，有证据说明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即中国人对待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是严肃认真的，而且关于战俘问题为什么在1953年6月8日得以解决的一些说法，也需进一步推敲。丁曼说这是华盛顿的精明外交；考夫曼则强调斯大林的去世和他的继任者感到需要改善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在考夫曼看来，“可能是莫斯科迫使中国和北朝鲜去结束这场冲突的”。另一方面，麦克唐纳相信，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产党国家很可能早在1952年10月就决定逐步停止这场战争，这一进程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加快了而已。〔49〕当然，最近谈到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他们的核威慑作用的断言被夸大了。
至于杜鲁门总统，一些人也看到了他领导上的失败。在评论考夫曼那部关于朝鲜问题的著作时，迈克尔·亨特责备考夫曼没有把政府在朝鲜战争政策方面的混乱归罪于杜鲁门本人。总统留给亨特的印象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凌驾于众人之上，但又不时地起破坏作用”。杜鲁门对问题确实经常缺乏周密考虑，特别表现在战俘遣返问题的立场上；德博拉·拉森写了一本研究冷战决策者的令人刺激的心理学著作，她在书中把当时那种不明情况而下决心的明显倾向称之为“事物尚未认识，结论却已做出”。〔50〕
判断那些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和思考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这仍然是很多学者一直愿意承担的任务。斯坦利·霍夫曼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能够区分传统派和修正派对冷战分析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正派认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没有自己主见的纯粹傀儡，……要不然就是怂恿别人出面而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的有主见的傀儡”。〔51〕另一方面，后修正派看到政策制定者所走的道路处处都是障碍和混乱，而作为领导人，他们不但被国内的批评所困扰，而且受到反复无常的盟友所施加的压力。〔52〕
后修正派的看法已占居支配地位，因为对档案材料研究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各种压力。目前对外政策研究的焦点普遍集中在国家地位方面，而不是在国际体系方面。在一场关于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最近是否业已衰退的辩论中涌现出许多著作，这些著作中反映出的一致看法，对后修正派的立场和观点做了有益的补充和修正。这些论著认为，自第一次冷战出现以来，世界的发展已使美国组织起一套体系，依靠这个体系华盛顿控制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操纵商品生产、社会服务和金融信贷的安排，决定信息情报的获取、交流和储存。〔53〕根据这些看法，美国的决策者有明显的实行强制手段的迹象，同时世界的发展又使美国处于国际秩序的统治地位。显然有一种途径可以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从而免除对美国决策者简单化的指责，这种指责不仅针对着那些侧重研究国家地位的人，也针对着侧重研究国际体系的人。〔54〕
对许多人来说，朝鲜冲突对于美国霸权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朝鲜问题对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影响，对美国的苏联政策的影响，对美国军事预算规模的影响，以及对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安全关系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一块块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极为重要的积木，当然我们的研究就得从整体转移到各个组成部分。然而，有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朝鲜发生的敌对行动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冷战时代的关键性事件，或者这仅仅是再次说明早已强调了的美国政策的走向，即遏制政策的全球化，以及对共产主义对手的态度更趋强硬。南斯·塔克在她的关于美中关系的杰作中，明确地把朝鲜战争当作美中关系的关键性转折点。劳伦斯·卡普兰在他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时期的著作中指出，由于西德被吸收加入北约组织以及美国“不仅从语言上而且从实质上”抛弃了“孤立主义”，朝鲜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变化比给亚洲的“更具深远的意义”。罗伯特·杰维斯在一部因其逻辑上的精确和明晰而引人注目的著作中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朝鲜，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完全不同，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以替代这场战争的东西。维持国际体系或美国国内体系也许本来就‘需要’高额防御预算，加上美国义务的全球化和北约组织的军事化，但这些毕竟仅仅是伴随着朝鲜问题而出现的。”〔55〕
其他学者对于朝鲜冲突的意义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它加速了冷战的发展但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沃尔特·拉弗伯看来，北约组织内部的变化与其说是这场战争引起的，倒不如说是已经发展了一年多的更加深刻的制度危机造成的。梅尔文·莱弗勒认为在1947-1948年间，“冷战的许多本质特征业已形成……，那时美国官员正按照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观念来对付一系列的挑战”。尽管他同意杰弗斯的说法，在财政拮据又逢大选的1948年要大规模增加预算很困难，但他的观点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后加速军备竞赛、对亚洲进行军事干涉则是因为有了这种思维方式而成为可能。戈登·张和安德鲁·罗特持有同样的观点。罗特的著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卷入东南亚的问题，他确认虽然朝鲜问题“加速”了各方面的进展，但“观念上和事实上的根本转变在过去的9个月中已经出现”。〔56 〕对这些作者来说，在1950年6月以前（美国对外政策的）观念已经形成， 实际政策的执行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尽管存在分歧，几乎普遍一致的看法是，朝鲜战争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确有令人遗憾的影响。有些作者一方面承认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一方面又试图从长远观点来分析，在美国的干预中找出一些有益之处。约翰·米勒写道，因为这场冲突证实了超级大国参与有限战争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朝鲜战争“很可能成为极为重要的稳定性因素。这种事件生动表明双方在推行自己政策时所采用的手段是有克制的”。斯德克同意这一点，他认为美国的行动缩小了美苏以后对抗的前景，“或许还为微弱的缓和做好了准备”。〔57〕
关于朝鲜战争对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究竟是否有稳定作用的争论，都需要考虑到自1953年以来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代理人战争的数量，并且评估一下朝鲜冲突在联合国机构内对集体安全观念所造成的破坏。此外，我们都需要考虑这场残酷的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后果。人们专注于大国政策运作的复杂性而忽略了关于这场战争从个人和公众的角度对朝鲜人的影响，以及从政治和制度的角度对朝鲜本身的影响的研究。难道没有其他代价较低的办法可以达到结束超级大国对抗并带来微弱缓和的目的？难道国际谈判只能靠军事实力地位来进行和诱导，而我们就无法摆脱这一立场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场战争对于美国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第三世界以外国家中的威望和影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再注意一下那些参与这场冲突的更加弱小或发展中的国家，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托马斯·佩里·桑顿的一段话。桑顿指出美国看法与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看法很不协调，美国认为它的行为基本上是正当的，它的角色是正当的，“它是全球利益保护神，全球利益大于那些只有地区局部责任的国家的狭隘利益”；而其他很多国家和人民的看法是，美国的行为只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它所维持的只是强制性的全球秩序。〔58〕即使对于那些关注力量均等的人来说，也还有超出美国与苏联之间战略关系的东西要去考虑。（本刊略有删节）
沈志华译，1950年生，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乔恩·哈利迪和布鲁斯·卡明斯：《朝鲜：鲜为人知的战争》（伦敦，1988年）。这本书与泰晤士电视台同名的系列电视片是配套的。1988年在英国上演的这部电视片，1990年底搬上了美国的银幕。克莱·布莱尔：《被遗忘的战争：1950-1953 年美国在朝鲜》（纽约， 1987年）； 卡勒姆·麦克唐纳：《朝鲜：越南之前的战争》（伦敦， 1986年）。本文对于这些著作的评述，重点不是在战争的军事方面，在这方面克莱·布莱尔的著作是一部新近出版的有价值的书。侧重研究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贝文·亚历山大的《朝鲜：我们打败的第一场战争》（纽约，1986年）、安东尼·法勒－霍克利的《英国参与的朝鲜战争：遥远的义务（第1卷）》（伦敦，1990年）、 马克斯·黑斯廷斯的《朝鲜战争》（伦敦，1987年）、罗伯特·奥尼尔的《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作战行动（第2卷）》（堪培拉，1987年）、 詹姆斯·斯托克斯布里的《朝鲜战争简史》（纽约，1988年）、小哈里·萨默斯的《朝鲜战争年鉴》（纽约，1990年），以及卡勒姆·麦克唐纳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朝鲜》。表现英美士兵提供的口述历史的著作是唐纳德·诺克斯的《朝鲜战争：一部口述历史》（纽约，1985年），以及他（由艾尔弗雷德·科佩尔增加了一部分内容）的《朝鲜战争：不确定的胜利》（纽约，1988年）。
〔2〕“朝鲜战争四十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会议， 分组讨论会，华盛顿，1990年3月）。
〔3〕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纽约， 1982年），第ⅩⅤ页。
〔4〕戴维·里斯：《有限战争》（纽约，1964年）， 也见他的《现代朝鲜简史》（埃林港，人岛，1988年）。
〔5〕例如有弗兰克·鲍德温编的《没有纬线：1945 年以来的美朝关系》（纽约，1975年）；约翰·吉廷斯的“传言、炸弹和细菌——对于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观察”，载《当代亚洲杂志》1975年第5期， 第205-217页； 乔恩·哈利迪的“朝鲜战争：关于证据和相关事实的笔记”，载《亚洲学者专刊》第11期（1979年7月—9月），第2-18页； 乔恩·哈利迪的评论文章“朝鲜发生了什么？对1945-1953年朝鲜历史的再思考”，载《亚洲学者专刊》第5期（1973年11月），第36-44页， 还有乔伊斯·科尔克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的《权力的界限：1945 -1954年的世界和美国外交政策》（纽约，1972年）； 马克·塞尔登和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美国的亚洲：对亚洲与美国关系的不同看法》（纽约，1971年）；以及罗伯特·西蒙斯的《紧张的同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鲜内战的政治问题》（纽约，1975年）。
〔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7 卷（华盛顿， 1976年）；《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7卷（华盛顿，1983年）； 《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第15卷（华盛顿，1984年）；詹姆斯·施纳贝尔和罗伯特·沃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历史：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第3卷，朝鲜战争》（华盛顿特区，1979年）； 沃尔特·普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历史：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第4 卷，1950-1952年》（华盛顿特区，1979年）。
〔7〕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第1卷，解放与政权的分裂局面：1945-1947年》（普林斯顿，1981年）；查尔斯·多布斯：《有害的象征：美国对外政策、冷战和朝鲜，1945-1950年》（肯塔基，1981年）；罗伯特·奥尼尔：《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第1卷），战略和外交》（堪培拉，1981年）； 小威廉·惠特尼·斯德克：《走向对抗：美国对华和对朝外交政策，1947-1950年》（查佩尔希尔，1981年）。多布斯的著作提供了一份有利用价值的文献目录。又见基恩·麦克法兰的《朝鲜战争：经过注释的文献目录》（纽约，1986年）一书汇编的文献目录。
〔8〕布鲁斯·卡明斯主编：《冲突的产物：1943-1953 年的朝美关系》（西雅图，1983年）。
〔9〕詹姆斯·马特雷：《勉强的征战：1941-1950 年美国对朝外交政策》（火奴鲁鲁，1985年）。马特雷目前正在编写一部朝鲜战争辞典，将于年末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罗斯玛丽·福特：《错误的战争：美国政策和朝鲜冲突的范围，1950-1953年》（伊萨卡，1985年）；伯顿·考夫曼：《朝鲜战争：对危机、信誉和控制的挑战》（费城，1986年）；彼得·洛：《朝鲜战争的起源》（伦敦，1986年）；麦克唐纳：《朝鲜》。
〔10〕1990年6月汉城召开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的会议， 金学俊（Hakjoon Kim ）的文章“朝鲜战争研究的国际趋势：对纪实文学的评论”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南韩出版的各种（朝文）研究著作。这次会议表明，耿耿于怀的南韩人如何纠缠于迪安·艾奇逊1950年1 月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以及把朝鲜置于“环形防御线”之外的决定是否导致了南方面临攻击。例如，见金澈凡的文章“朝鲜战争前夕的美国政策：放弃还是保卫？”。《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朝鲜战争》（平壤，1977年）一书提供了北朝鲜的解释。又见布鲁斯·卡明斯对艾奇逊演说的广泛讨论，其中谈到他有证据表明，北朝鲜人相信艾奇逊曾经把南韩放在环形防御线。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第2卷），暴风骤雨，1947-1950 年》（普林斯顿，1990年），第13章，特别是第423页。
〔11〕有两篇与此有关的重要史学文章值得一谈，即布鲁斯·卡明斯的“朝美关系：100年的联系和35年的亲密”， 载沃伦·科恩编的《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领域：献给多萝西·博格的文章》（纽约，1983年），第237-282页；罗伯特·麦克马洪：“亚洲的冷战：走向新的综合？”，载《外交历史》第12卷（1988年夏季号），第307-327页。
〔12〕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第1卷。也见该书第2 卷， 第745、630、769页。本期杂志后面的文章进一步对第2卷作了评论。
〔13〕约翰·马里尔：《战争在朝鲜半岛的起源》（纽瓦克，1989年），第189页；考夫曼：《朝鲜战争》，第1页；麦克唐纳：《朝鲜》，第3页；洛：《朝鲜战争的起源》，第ⅩⅡ、第Ⅹ页。
〔14〕威廉·斯德克：“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载《外交历史》第10卷（1986年秋季号），第294页。 斯德克正在写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国际史，标题是《朝鲜战争：一部国际历史》（即将出版）。该书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可能颇有意义，它将填补关于这场战争研究中的空白。
〔15〕“美国缔造物”一词是卡明斯在他的《冲突的产物》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还见多布斯的《有害的象征》；考夫曼的《朝鲜战争》，第160-192页，以及斯德克的《走向对抗》。
〔16〕马特雷：《勉强的征战》第252页； 斯蒂芬·佩尔兹：“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决定，1943-1950：一些假设”，见卡明斯编《冲突的产物》，第131页。
〔17〕罗纳德·麦克格罗斯林：“艾奇逊、经济状况与美国对朝鲜的托管，1943-1950年”，《太平洋历史评论》第58期（1989年2 月），第24页。
〔18〕卢泰愚总统1990年12月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想必已经就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向南韩一方转达了“官方的道歉”。见联合通讯社，汉城，1990年12月18日，BBC 监听报告，《世界广播概览》，远东，NO.0952，1990年12月20日，A2／2；以及《远东经济评论》，1990年12月27日，第6页。 这个道歉仍然没有澄清苏联在战争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19〕麦克唐纳：《朝鲜》，第28页；金启东：“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见詹姆斯·科顿和伊恩·尼亚里编：《历史上的朝鲜战争》（曼彻斯特，1989年），第44页；斯德克：“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第293页；又见杰弗里·万莫：“朝鲜战争”，载《国际事务》第56 期（1980年1月），第99-100页。
〔20〕翟志海和郝雨凡：“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历史的再回顾”，载《中国季刊》第121卷（1990年3月），第100页。
〔21〕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1970年）；约翰·梅里尔对《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评论，见《朝鲜研究杂志》第3期（1981年），第181-191页； 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伦敦，1989年），第131-132页。葛罗米柯没有进一步证实苏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北朝鲜提供了帮助。见《回忆录》第212页。又见威廉·齐默曼：“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 载斯蒂芬·卡普兰等编：《权力外交：作为政治工具的苏联武装力量》（华盛顿，1981年），第314-356页，那里有苏联军事援助的进一步材料；以及翟和郝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第111-112页，他们宣称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多于6个军和10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对中国人卷入的看法中岛岭雄有详细介绍，见他的“中苏冲突的根源和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第1期（1979年1月），第19-47页。
〔22〕卡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第2卷，第636-637页。
〔23〕艾伦·怀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斯坦福，1960年）；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回忆”，载《中国季刊》第98期（1984年6月），第287 -304页。
〔24〕彭德怀：《中国元帅回忆录：彭德怀自述》（北京，1984年）；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1984年）。又见朱尔金·多姆斯：《彭德怀：人和形象》（斯坦福，1985年）；伍修权：《在外交部的八年》（北京，1985年）。1950年12月到联合国去的中国代表团是由伍修权率领的。1986年9月和10月， 沃伦·科亨访问了几位周恩来的助手。被访问者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介入是因为美国人轰炸了满洲以及美国地面部队正在靠近鸭绿江。见“与中国朋友的会谈：周恩来的助手对40年代和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见解”，载《外交历史》第11卷（1987年夏季号），第288页。
〔25 〕乔纳森·波拉克：“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 载袁明（Yuan Ming）和哈里·哈丁编：《1945-1955 年的中美关系：对十年危急的共同再评价》（华盛顿特区，1989年），第213-237页。又见波拉克在兰德公司主办的“进入漩涡：中国、 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R-3910-Rc，斯坦福，1990年）中的研究；迈克尔·亨特：“北京与朝鲜危机，1950年6月至1951年7月”（即将发表）。拉赛尔·斯珀尔也就这个题目在中国内部和外部进行了采访，并详述了1950年8月和9月北京领导层之中的争论。他认为毛泽东比其他中国领导人更愿意考虑介入战争的问题。见《龙的参与：中国在朝鲜对美国不宣而战，1950-1951年》（纽约，1988年）。至于对中国参与战争在国内政策上的反应的有益讨论，见劳伦斯·韦斯的《建国初期的风暴：朝鲜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1949-1953年》（哥伦比亚大学，1981年）；对于介入战争决策的国内影响见黄柄武（Byong-moo Hwang ）和梅尔文·格托夫：《受到威胁的中国：政治战略和外交》（巴尔的摩，1980年）。
〔26〕翟和郝：“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第106-111页。
〔27〕斯德克：《走向对抗》，第254-255页；考夫曼：《朝鲜战争》，第83-85页；福特：《错误的战争》，第67-74页。
〔28〕卡明斯：“导言：美朝关系的进程，1943-1953年”， 第32、51页；另见《朝鲜战争的起源》第2卷。
〔29〕迈克尔·沙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军》（纽约，1989年），第199页。
〔30〕考夫曼：《朝鲜战争》，第153页。 考夫曼提供了一幅关于麦克阿瑟听证会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于公开档案中删掉的那部分听证会内容的分析，见约翰·爱德华·威尔茨的“1951年的麦克阿瑟听证会：秘密证词”一文，载《军事事务》第39期（1975年12月），第167 -173页。罗杰·丁曼：“美国军政关系及朝鲜政策的结束，1951 -1953年”（提交国际研究协会会议的论文，伦敦，1989年），第13页。丁曼还在写一部关于朝鲜战争和麦克阿瑟作用的更长的著作。另见克莱顿·詹姆斯的三卷本《麦克阿瑟的年代》，特别是第3卷《凯旋与灾难， 1945-1964年》（波士顿，1985年）。
〔31〕考夫曼：《朝鲜战争》；加里·赖卡德：《例行政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年代》（阿林顿高地，IL，1986年）；达维特·奥新斯基：《大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纽约，1985年）；托马斯·里夫斯：《乔·麦卡锡的生活和时代》（纽约，1982年）；罗纳德·卡里迪：《朝鲜战争和美国政策：共和党实例研究》（费城，1968年）。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内状况的分析，还可见弗朗西斯·赫勒所编：《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劳伦斯，1977年），特别是其中约翰·爱德华·威尔兹写的“朝鲜战争和美国社会”一文（第112-196页），对此进行了评论和讨论。
〔32〕罗伯特·奥尼尔：《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第1卷， 第15章，第108页；丹尼斯·斯泰尔斯：《强制外交：加拿大， 朝鲜战争与美国》（多伦多，1974年）；迈克尔·多克里尔：“外交部，英美关系与朝鲜战争：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载《国际事务》第62 期（1986年夏季号），第475页。作为学校教学使用的课本，卡勒姆·麦克唐纳已经写出了对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政策的全面看法。他把英国所做的事情概括为“引导美国摆脱孤立主义，但又要限制美国的权力”。见《英国与朝鲜战争》（牛津，1990年），第95页。 另一方面， 罗钟一（ Ra Jong-yil）把英国的目标看作是完全不现实地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恢复英国在世界中历史上的大国作用。见“战争的特殊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英美关系”，载《战略研究杂志》第7期（1984年9 月）， 第301-317页。彼得·洛在“朝鲜战争对英美关系的影响，1950-1953年”一文中提供了对美国与英国关系的广泛看法，见迈克尔·多克里尔和约翰·扬编著的《英国对外政策，1945-1956年》（伦敦，1989年），第126-148页。英国关于这场战争的一部官方历史著作，法勒－霍克利的《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第1卷最近已经出版。
〔33〕彼得·法勒：“和平谈判的中止：1950年11月英国的缓冲地带计划”，载科顿和尼亚里编：《历史上的朝鲜战争》第66-79页；威廉·斯德克：“有限的影响：英国政策与美国在朝鲜扩大战争”，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55期（1986年2月），第65-95页； 罗杰·丁曼：“杜鲁门、艾德礼与朝鲜战争的危机”，载《东亚危机，1945-1951，国际研究》（伦敦，1982年第1期），第1-42页；罗斯玛丽·福特：“朝鲜危机中的英美关系：英国努力防止战争扩大，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载《外交历史》第10卷（1986年冬季号），第43-51页。 关于英国对南韩内部政治问题看法的分析见罗钟一：“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英国的观点和政策，1950年秋”，载科顿和尼亚里编《历史上的朝鲜战争》，第51-65页。
〔34〕麦克唐纳：《朝鲜》，第169-173页；罗杰·布伦：“大英帝国、美国与印度关于朝鲜战争的停战决议案，1952年11月”，载《英朝关系，国际研究》（伦敦，1984年第1期），第27-44页。 布伦忽略了印度政府的本意——伦敦对此表示赞同——是要掩盖非强制遣返战俘的问题，其理由很显然是使该议案最终取得美国的支持。
〔35〕巴顿·伯恩斯坦：“李承晚：赌徒的担保，结束朝鲜战争的斗争”，载《当代亚洲学者专刊》第10期（1978年1—3月），第38 —47页；约翰·科奇：“美国朝鲜安全委员会的由来”， 载卡明斯编：《冲突的产物》第244—252页；爱德华·基弗：“杜鲁门政府与1952年南韩的政治危机：民主党的失败”（提交SHAFR年会的论文，威廉斯堡， 弗吉尼亚，1989年6月）。
〔36〕丘吉尔的评论在以下著作中被引用：迈克尔·多克里尔：“外交部，英美关系和朝鲜停火谈判：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载科顿和尼亚里编《历史上的朝鲜战争》，第114页； 罗伯特·费雷尔编：《艾森豪威尔日记》（纽约，1981年），第248页。 与这个时期有关的著作还有罗伯特·费雷尔编的《詹姆斯·哈格蒂日记》（布卢明顿，1983年）；《未做记录：哈里·杜鲁门的私人文件》（纽约，1980年）。
〔37〕小亨利·布兰德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李承晚与‘另一个’1954年日内瓦会议”，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1期（1987年2月），第78页。
〔38〕最有益的资料之一仍然是夏夫·戴尔的《印度在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德里，1959年）。又见萨维帕利·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伦敦，1979年）； 及罗斯玛丽·福特：《替代胜利：朝鲜停战谈判中实现和平的政策》（伊萨卡，1990年）。阿妮塔·英德·辛格的《南亚与英美关系，1947—1956年》（即将出版）一书还讨论了印度的政策及其对朝鲜战争期间英美关系的影响。
〔39〕莱茵哈特·德里福特：“日本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载科顿和尼亚里编：《历史上的朝鲜战争》，第129—130页。
〔40〕这是我在本人关于停战谈判的近作《替代胜利》中试图证实的一点。
〔41〕巴顿·伯恩斯坦：“为朝鲜停战而斗争：遣返战俘？”，载卡明斯编：《冲突的起源》，第261—307页。又见考夫曼：《朝鲜战争》；麦克唐纳：《朝鲜》； 及奥尼尔：《朝鲜战争中的澳大利亚》第1卷。忽略对战争是怎样结束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普遍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评论见弗朗西丝·比尔和托马斯·迈耶的文章：“战争为什么结束：某些假设”，载《国际研究评论》第12期（1986年），第95 —106页。关于朝鲜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还可见悉尼·贝利的书：《战争是怎样结束的：联合国与武装冲突的终结》（牛津，1982年）。
〔42〕《彭德怀回忆录》，第480页； 布莱尔：《被遗忘的战争》，第935页。
〔43〕艾伦·古德曼编：《边打边谈：阿德米雷尔·特纳·乔伊在朝鲜停战会议时的日记》（斯坦福，1978年）；阿德米雷尔·特纳·乔伊：《共产党怎样进行谈判》（纽约，1955年）。
〔44〕伯恩斯坦：“关于朝鲜停战的斗争”；考夫曼：《朝鲜战争》第7章；麦克唐纳：《朝鲜》第8章；福特：《替代胜利》第4章、 第5章。
〔45〕罗杰·丁曼：“朝鲜战争期间的原子外交”，载《国际安全》第13期（1988—1989年冬季号），第50—91页。又见罗杰·安德斯：“原子弹与朝鲜战争：戈登·迪安与文官控制问题”，载《军事事务》第52期（1988年1月），第1—6页。 安德斯详细叙述了杜鲁门决定向空军交付9枚原子弹的情况。 这个决定标志着把用于国家战争的这部分核武器由文官控制的状况已经结束，它还表明“在和平时期由国会制定基本国策”的情况已经改变。见该书第1页。
〔46〕丁曼：“原子外交”，第85页；考夫曼：《朝鲜战争》，第319—320页。
〔47〕理查德·贝茨：《核讹诈与核均衡》（华盛顿，1987年），第31—47页；丹尼尔·卡林盖特：“核武器与朝鲜战争”，载《战略研究杂志》第11期（1988年6月），第177—202页； 爱德华·基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朝鲜战争的结束”，载《外交历史》第10卷（1986年夏季号），第267—289页；麦克唐纳：《朝鲜》，第189页； 福特：“核威慑与朝鲜冲突的结束”，载《国际安全》第13期（1988 —1989年冬季号），第92—112页。
〔48〕卡林盖特：“核武器”，第197页；麦克唐纳：《朝鲜》， 第190页； 马克·瑞安：《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与美国》（阿尔蒙克，1989年）；约翰·威尔逊·路易斯和薛立台：《中国制造炸弹》（斯坦福，1988年），第15页。对科亨采访的评论也提到：“北京认为杜鲁门的威胁是在战争期间真会使用原子弹”，但是“当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广泛散布要使用原子弹的谣言时，中国领导人却没有得到暗示”。见“与中国朋友的会谈”，第288—289页。翟和郝（“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第107页）认为，毛泽东和彭德怀在1950 年10月认为，“原子弹的有限数量意味着，既然原子弹的基本意图主要是用来遏制苏联，因此很难在外围地区使用它”。
〔49〕考夫曼：《朝鲜》，第182页。
〔50〕迈克尔·亨特：“朝鲜和越南：对我们的亚洲战争全面研究的艺术水平”，载《美国历史评论》第15期（1987年6月），第322 —323页； 德博拉·韦奇尔·拉森：《紧张局势的起源：心理学的解释》（普林斯顿，1985年），第146—147页。罗伯特·多诺万的《骚动的年代：哈里·杜鲁门总统时期，1949—1953年》（纽约，1982年）一书对杜鲁门的政府进行了分析。
〔51〕斯坦利·霍夫曼：“经过修正的修正派”，载林恩·米勒和罗纳德·普鲁森编：《对冷战的反应》（费城，1974年），第12页。
〔52〕麦克马诺把这些不同的看法分为激进派和自由派（“亚洲的冷战”第318页）。 与“理性行为者”和“政府精英”相联系的分析方式也抓住了这些作者之间差异的另一个问题。
〔53〕例如见苏珊·斯特拉格：“失去霸权的永久神话”，载《国际体制》第41期（1987年秋季号），特别是第565页； 布鲁斯·拉西特：“霸权消失的神秘状况或马克·吐温真的死了吗？”，载《国际体制》第39期（1985年春季号），第207—231页。
〔54〕例如见西达·斯科鲍尔：“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理论和历史的批判”，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82期（1977年3月）， 第1075—1090页，对简单化的批评是这种系统性研究中所固有的。
〔55〕南斯·塔克：《尘埃中的格局：中美关系与值得重视的争论，1949—1950年》（纽约，1983年），后记；劳伦斯·卡普兰：《美国与北约组织：形成的年代》（列克星敦，1984年），第149—150页；罗伯特·杰维斯：“朝鲜战争对冷战的影响”， 载《消除冲突杂志》第24期（1980年12月），第463页。马特雷也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战后美国外交的关键性转折点”。见《勉强的征战》，第257页。
〔56〕沃尔特·拉弗伯：“北约组织与朝鲜战争：来龙去脉”，载《外交历史》第13卷（1989年秋季号），第461页； 梅尔文·莱弗勒：“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冷战的开端，1945—1948年”，载《美国历史评论》第89期（1984年4月），第349、379页； 戈登·张：《朋友和敌人：中国、美国与苏联，1948—1972年》（斯坦福，1990年），第75页；安德鲁·罗特：《通向越南的道路：美国对东南亚承担义务的起源》（伊萨卡，1987年），第205页。还见斯德克：《走向对抗》，第151—152页。卡明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对朝鲜战争意义的新见解。 见“东北亚政治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工业部门，生产周期和政治后果”，载《国际体制》第38期（1984年冬季号），第1—40页。 他认为朝鲜战争增强了日本经济，并使其发展与南韩和台湾联系在一起，它们都逐步陷入了给其经济和军事带来大规模援助的美国霸权体制之中。
〔57〕约翰·米勒：《走出世界末日》（纽约，1989年）， 第130页；斯德克：“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第309页。
〔58〕托马斯·佩里·桑顿：《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所作的序言》（1988年5月），第10 页（“反美主义：起源和经过”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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