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民族性：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儿童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现代性论文,开放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2)04-0023-09
张永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已经走过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现代文 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分支)，是与现代文学一道诞生、与时俱进的，这已成为多数儿童 文学工作者的共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与民族性也即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 特征，只不过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所区别罢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 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的，同时，也显示着立足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开放性与民族性是 互动互补、互促互进的，民族性为儿童文学的开放性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开放 性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提供了广阔的、新奇而鲜活的发展空间。“五四”时期如此，新 时期亦是如此。
“五四”前后，翻译、吸纳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文学理论是盛况空前的。 比如19世纪末林琴南翻译的《伊索寓言》、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20世纪初鲁 迅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随后周作人、茅盾、赵景深、 顾均正、赵元任、郑振铎、徐调孚等翻译介绍了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爱罗先珂 、契可夫、萨克莱、史蒂文生的儿童文学作品，甚至掀起了安徒生热。这些，如新鲜之 春风、清新之潮水充溢于“五四”前后的文坛，无疑激活了国人的情思，冲击了国人的 心灵，启迪着我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心智，拓展着我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视野，并为之作出 了良好的范式，因而形成了“五四”之后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了鲁迅 、周作人、郭沫若、胡适等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理论； 出现了鲁迅、王统照、徐玉诺、赵景深、陈衡哲等人的儿童小说，叶圣陶、茅盾、郑振 铎、沈从文等人的童话，刘大白、俞平伯等人的儿童诗，冰心的儿童散文，郭沫若、黎 锦晖、顾仲彝等人的童话剧与儿童歌舞剧。尽管他们都有过“由惊喜而摹仿，由摹仿而 创造”的过程，但是他们是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迈向“自觉”阶段的拓荒者与开路 先锋，他们的作品是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内各个文体建设的第一块丰碑，为我国儿童文学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比如“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设 置了第一块基石”的周作人，便是在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并研究儿童文学 的，他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等具有开创意义的儿童文学论 文都受了日本或欧美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20年代一批儿童文学理论家如魏寿镛、周侯 予、宋鼎元、张圣瑜等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也都得益于日本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著作。郑振 铎说得好：“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材料，如果是适合儿童的，我们都是要尽量采 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有许多许多儿童的读物 ，都是没有国界的。”[1]郑振铎的“尽量采用”和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思想是完全 一致的，就是要“有辨别”，要“适合儿童”。被茅盾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篇作品 《无猫国》就是孙毓修根据外国的《泰西五十轶事》而编写的。这部“拿来”的外国儿 童文学作品对我国的儿童文学大家如冰心、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人都产生过程度 不同的影响，直至新时期茅盾还在频频荐介。曾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 己创作的路”的叶圣陶，是“尽量采用”西方“适合”本国“儿童”的典范。他曾说： “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 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些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 自己来试一试的想法。”[2]然而，他的童话的主题、人物乃至场景却都是植根于民族 的土壤和现实生活的。抗战时期，包蕾的多幕儿童剧《雪夜梦》“是受了安徒生的《卖 火柴的女儿》的影响而写成的”，然而其“故事内容完全不同”，它描写的是当时“因 国难而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儿童的悲惨遭遇”，其精神则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酷爱自 由和平的民族基因和内核。
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既表现为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也表现为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 性，实则是二者的和谐统一。其民族性与本土性主要表现在对本民族古代神话、文人创 作、民间文学的吸纳、融合、改造，或由历史的民族精神和现实的生活所激发的灵感， 进而创造出新的适合现实儿童需要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老舍 的《宝船》、《青蛙骑手》，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大灰狼》、《宝葫芦的秘密 》，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洪汛涛的《神笔马良》 ，任德耀的《马兰花》，乔羽的《果园姐妹》，葛翠琳的《野葡萄》，黄庆云的《奇异 的红星》，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刘真的《我和小荣》，徐光耀的《小兵张嘎》， 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有的来源于民间故事，有的来源于历史传说或作者亲身经 历的传奇生活。包蕾的“猪八戒新传”系列童话就受《西游记》等古代神话故事、文人 创作的影响。他制作的享誉中外的美术片《美丽的小金鱼》、《猪八戒吃西瓜》、《金 色的海螺》等都与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既是民族的，也是开放 的。正如包蕾自己所说，既得益于他过去对“狄思耐的米老鼠”等卡通片的“迷恋”， 也得益于他对《白雪公主》、《小鹿班比》、《狂想曲》、《唐老鸭》、《大力水手》 等卡通“明星”的“熟悉”。可见，愈是开放吸纳，愈是品种繁多，百花争艳；反之， 则品种单一，孤芳自赏(十年文革时期即是如此)。愈是民族的、本土的，愈是根粗叶茂 ，生气勃勃；反之，则如木之无根，水之无源。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我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始了20世纪第二次大规模 交流，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其规模之大、渠道之多、品种之丰，大大超过“五四”时期 ，因而大大影响并促进了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多元化发展，不仅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 的更新与变革，而且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等也进行着多方面的借鉴、吸纳， 同时也进行着更为深入、广泛地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利用，出现了艺术多元化的创作态 势及色彩缤纷、眼花缭乱的繁荣景象。正如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束沛德所评说的那样， 既有以曹文轩为代表的高举“浪漫”旗帜，主张“忧郁”情调，追求艺术“永恒”的“ 成长小说”，如《草房子》、《红瓦》、《根鸟》等，又有以秦文君为代表的，倾情校 园生活，进入“少年心灵”，热情关注“当下”的“系列故事”，如《男生贾里》、《 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等；既有标榜“幻想”乃儿童文学的本 质特征，幻想将促进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儿童性的紧密融合，更好地与当今世界儿童文 学的主导潮流接轨而高举的“大幻想文学”的旗帜，也有倡导幽默、轻松、好读，主张 塑造幽默艺术形象而高举的“幽默文学”的旗帜；还有20世纪末出现的以保护自然环境 、关注生态平衡为目的而高举的“大自然文学”的旗帜，真可谓风格多样，旗帜林立， 涌现了一批标新立异、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儿童小说家、散文家、童话家、戏剧家、 诗人以及儿童文学理论家等等，其著作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想象之奇特，手法之 多样，形象之新颖，语言之生动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除此，还出现了许多民 族化和现代化相整合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寻找回来的世界》、《荒漠奇踪》、《 盐丁儿》、《乱世少年》、《第三军团》、《雪国梦》、《女儿的故事》、《一百个中 国孩子的梦》、《一只猎雕的遭遇》等儿童小说；《怪老头儿》、《皮皮鲁和鲁西西》 、《黑猫警长》、《大象法官》、《美食家狩猎记》、《小巴掌童话》等童话；《魔鬼 面壳》、《奇怪的“101”》、《和月亮交谈的六个晚上》等儿童戏剧；《中国少女》 、《星球的细雨》、《醉麂》、《小鸟在歌唱》等儿童散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在我和你之间》、《欢迎小雨点》等儿童诗歌，以及蒋风、束沛德、叶永烈、樊发稼 、任大霖、鲁兵、孙建江、王泉根、朱自强、方卫平、班马等人的新锐的儿童文学理论 。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所显示出来的开放意识、民族意识、个性意识、创造意识、 先锋意识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既是民族的，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同时又是开放 的，与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潮流合辙，以鲜明的开放性和民族性活跃着自己的生命，创 造着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