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评近年来“国学热”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对论文,国学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不断升温的“国学热”中，时可听到一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那样的议论和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些人在对眼下社会上种种弊端表示忧心和不满的同时，不约而同都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传统文化，造成道德滑坡，行为失范；在他们看来，要挽救世风，敦促教化，就必须向老祖宗求助，用传统文化来引导世人走出困境。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议论和批评并不是新鲜事。只要稍稍检索历史，即可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和攻击，数十年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代表人物代表事件太多，这里无需列举。让人觉得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七、八十年，新中国成立也已经近半个世纪，人类正准备敲开二十一世纪的大门，竟然还有人重弹老调，热衷旧物，企图再请出鲁迅及所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批判过的亡灵。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认真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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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个运动，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下发生的，在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究竟有何等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引起社会激变和文化转型的运动。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中国人还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笼罩之下，由此我们就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进军——尽管事实证明这是十分艰难的跋涉，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长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还会生活在封建传统文化牢固束缚之中，我们的民族还会处在封闭落后、愚顽保守的状态，我们的国家就不但和世界先进国家没有共同语言，行为方式与他们格格不入，并且也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和欺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五四新文化运动，感谢它带领我们走出历史的迷雾，能够张开眼睛看清当今现实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它是因为偶然事件引发，突然从平地冒出，或是由一些人凭主观愿望发动起来的吗？显然不是。它作为一次伟大的历史运动，是在经过内部长期积蓄酝酿、外部条件不断催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发生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世界范围看，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经过大革命和产业革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美、日等国紧随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本改变了自己国家的面貌。它们循着一个共同趋向，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思想文化上（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等）的自由化，不断地和旧的文化决裂，因而不但很快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束缚，成就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而且以其无可争辩的实力左右着世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相互交融、激烈竞争的态势。而中国因为觉悟太晚，动作太慢，更主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没有适时着手文化转型，因而不但落在了时代潮流之后，而且完全陷入在新兴列强的包围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的发达，中国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继续“关起门来做皇帝”，而是不得不面临大大小小强国的挑战。这里所谓“挑战”，不仅指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也充分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所谓“西学东渐”，所谓“欧风美雨”，所谓“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汇”，就是这一“挑战”的绝好写照。这一包围和挑战态势，实际上也向人们昭示，世界局势已处在大变化大动荡之中，人类文化已开始大变革，一个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潮流将席卷全世界，无论谁都不能逃脱。
从国内情形看，一些开明先进的中国人，从魏源、林则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一直到孙中山等，较早就敏锐地看到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变化，程度不同地认识到新的世界形势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他们意识到中国如果继续沿着老路走，不痛下决心，不改弦更张，将肯定没有出路。民主主义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就曾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所谓的“世界潮流”，指的就是“现代化”。当然，这些先行者的着眼点和认识的角度并不一致，他们有的从政治上，有的从军事上，有的从经济上，有的从文化上，强调中国社会必须变法维新，必须进行改革，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完全按照祖制维持原样已行不通。经过他们不断的探索试验，也由于他们制造的舆论影响，特别是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辛努力下，在本世纪开始后不久，终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没有的，它一举推翻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更主要的是它为中国汇入世界潮流迈出了第一步，从政治上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基本条件。
这里需要就辛亥革命问题多说几句。辛亥革命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汉族反对异族统治，本质则是中国人民为改变封建落后状态，积极赶上世界潮流所作的一次巨大的努力。可以说，民族革命是其表，民主革命才是其质。过去我们对辛亥革命一直评价不高，而对它的缺点和问题看得较多，甚至认为它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是一次流产的、失败的革命。这样看固然不全无道理，但是，由于辛亥革命，中国政体即国家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帝制毕竟完全推翻，这就是一个极了不起的功绩。从这一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试想一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群众一举推翻，从此即便有人梦想当皇帝也不能不在口头上和形式上有所收敛。对于这样的功绩和意义，我们难道还不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吗？不错，鲁迅对辛亥革命作过深刻批评，但他也确为辛亥革命发生欢欣鼓舞。即以革命之后能够剪去长辫这点“小事”而言，他就由此感到衷心的喜悦；因为在他看来，从此中国人在留什么样的发型问题上可以汇入世界潮流，而不再保留自己的“特色”，表现出难堪的独异。
由于种种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变中华帝国为中华民国的目的未能完全达到，人民大众未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它仍不失为中国人民力图摆脱封建束缚的一次尝试。它的事业必将由、也会有后继者来承续和完成。这就是此后不久就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青年》发起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相隔只有四、五年；即便是算到五四运动，也不过相隔七、八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紧接着辛亥革命发生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在大的方向上和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辛亥革命以及此前许多近代思想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的合理继承和延续，也是在辛亥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作为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的必然补充和发展。事实上，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果封建独裁的帝制还控扼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而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辛亥革命开拓的中国向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可能继续前进和深入发展。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代表中国人民企图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愿望，完全符合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次力图将我们民族推上历史新阶段和新纪元的先进的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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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精神原则，历来受到一些人的歪曲、贬损、责难和攻讦。有人故意模糊含混阐释它的精神原则，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原则是这是那，就是不说“科学”和“民主”，不强调彻底反封建主义。更有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导致传统分裂的政治激进主义”，是“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说什么“五四大破旧文化之后并没有立起一个新文化”，所以它的意义完全是消极的和负面的。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错误或罪过就是批判和冲击了传统文化，而对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本”，是不应该触动不应该批判的。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就作过客观、科学的评价。他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不但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性质和特点，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传统文化的最充分的肯定。
众所周知，“旧道德”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旧文学”作为一种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这不仅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一环，也因为它包含的各种要素（艺术形象中的情感方式、审美情趣、生活旨趣、风俗习惯等）都表现为一种文化心理，无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都直接间接地表现出来，一句话，几乎全部文化都进入文学，而文学也以一种特有的视角反映文化总体。因此，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也就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批判和全面的扬弃。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大力倡导“科学”和“民主”，一方面高喊“打倒孔家店”，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太缺乏作为现代文化核心灵魂的“科学”和“民主”，而且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充斥了反科学、反民主的义理精神。这样，从正面倡导“科学”和“民主”，从负面提出“打倒孔家店”，二者相辅相成，就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出击。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抨击最为彻底最为猛烈。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夜，他就一方面倡导科学，用科学的观点阐述人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同时致力介绍一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悦”的“摩罗诗人”，要求人们“争天抗俗”，“发扬精神”。他再三称颂“求索而无止境，猛进而不退转”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他更以其振聋发聩的呐喊揭发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其著名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借主人公“狂人”之口理直气壮地向封建卫道者提出了“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问。甚至在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期，他还不停地揭露“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号召青年义无反顾地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去“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旧传统的战斗精神，不但当时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中产生热烈的反响，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不但有过自己的辉煌，对全人类也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中国文化至今显示着它独特的生命力，作为炎黄子孙，不管你是否愿意，都无法否认自己身上有着它的基因。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冷静客观的分析，就应该承认它是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成长，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发展，并且基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有人说它是儒、释、道三家相揉相济；有人说它不仅是单一民族的汉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有人说它有不同的时间区分，不能笼统看作一个整体……。种种说法不无道理，但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即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孟之道为正统，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经过长时期补充发展，锻炼得缜密周纳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历史十分漫长，使这个思想体系发展得十分完备；反过来，这个体系又极为有效地服务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成为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两千多年来，孔夫子被封建统治阶级一捧再捧，达到至圣至尊的地位；儒家学说被抬高到吓人的、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协调人际关系、巩固宗法社会的“礼教”。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十分少见的。按理说，文化作为人类的特有物，既然是人创造的，就应该以人为其服务对象，否则，它就失去了合理性。可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思想体系，其中虽也有积极合理的成分，有些精神义理经过批判改造今天也能为我们所用，但总的说来它是以宗亲关系为基础，以尊君、卫道、孝亲为核心，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准则，完全否定人的独立价值。如果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强调伦理道德观念的传统文化在封建社会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属于那个时代，完全为那个时代服务，那么，当世界已经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人类要和愚昧落后的状态告别，它就成为“一种巨大的阻力”，成为妨碍人们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的“历史的惰性力”。（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对于这样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难道还不应该对之展开猛烈抨击，进行彻底批判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是要分裂或割断文化传统。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决不是谁凭主观想全盘否定就否定得了的。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致海·施塔尔根堡》）这就是说，人们创造新文化，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和前提，不可能在全然空旷的土地上进行。“文化”本身太丰富太庞杂，传统文化具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包括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社会发生多么大变动，也不可能把既有的文化成果全部推翻。这不但为整个人类历史所证明，也由文化的性质决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反对其中一些制度的和精神的层面，即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学、旧制度，对于这些“吃人”的、妨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封建文化为什么不能反，又怎么能说反了它们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呢？
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说到底，是人类不断向传统文化告别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前进，就要不断创造新文化，不停顿地向传统文化告别。而真正新文化的创造，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挣脱旧文化的限制和束缚。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道我们还要不顾历史的昭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无谓的指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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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有人居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说二者都是“与传统割裂的运动”；他们把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相提并论，说什么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之风，在中国差不多刮了七、八十年”。由此得出结论：“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等等。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性质、特点和意义，前文已有论述，此处无需费辞。“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人们也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二者可谓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学问家们怎么会把它们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呢？
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劫难，究其实质，是由“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性发作，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蔑视和恣意扼杀，是一次大面积大跨度的历史大倒退。“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其消极影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消除，庶几社会才能走上完全健康发展的道路。许多年来，人们批判“文化大革命”，说它否定一切文化，实际是“大革文化的命”。这批判是有道理的，是相当尖锐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这种批判还不够深入，还未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要害。因为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并非否定一切文化，并非大革所有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上大破“四旧”，大反“封、资、修”，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显示封建文化变种的张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个人崇拜”被一些人推奉到了极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被抬到了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地位；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般的“最高指示”，人们不仅必须完全遵奉，还要热烈欢庆，高呼“万岁”。口头上，人民群众被称作“历史的创造者”，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只允许“三忠于”“四无限”的“群氓”。阶级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血统论”又强调血缘亲亲关系。一方面是突出政治，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全社会弥漫愚昧无知的空气；一方面是“群众专政”代替法制，个人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人生活在担心受怕之中。表面上“上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实际上全国人民一个思想，一种舆论，一个声音，毫无真正民主可言。……这一切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已荡然无存。正因此，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毋宁说是封建文化革了我们的命。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和为了推动历史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较，哪里有一丝一毫共同之处！人们又怎能把不辨黑白良莠硬将二者强行拉在一起的做法看成是科学严肃的态度呢？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有些自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平时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诸如什么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无不深恶痛绝，真正是立场坚定，感情鲜明，而对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却极力美化，热情鼓吹。毫无疑问，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确有许多弊病，决非人类最科学最理想的文化；实践表明，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存在这样那样的虚伪性、矛盾性和反动性。但是，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文化较之封建主义文化毕竟是一个进步，是社会向前进方向的一大发展。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而不是脱离和无视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随心所欲地对一些文化观念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现在有人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另方面却极力肯定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批判西方人道主义，另方面却十分欣赏孔老夫子提倡的“仁”和“恕”，实在是不合道理，不合逻辑。人们不禁要问：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难道儒家的民本思想就那样至善至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西方人道主义具有蒙骗性，儒家的“仁”、“恕”就那样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真那样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鲁迅对儒家提出的种种思想主张早作过总括性的批判，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我们为什么对此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又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这都是一些为历史发展所证实的最基本的原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忠实地为中国封建社会服务的，它的确有过一段相当漫长时期的辉煌；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它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不可能再像过去重造辉煌。这是历史的结论。当然我们今天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认真研究它，对它进行正确的评价，甚至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乃是以科学理性态度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而不是对它粉饰美化，夸大它的作用，甚至强行让它超期服役。时至今日，我们正在致力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伟大工程，如果还有人企图紧紧抱住传统文化不放，硬说它还有利我们今天维护社会秩序，有利道德规范的建构，则不说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已批判过的“骸骨的迷恋”，至少也是脱离实际的天真幻想。
苏轼《定风波》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免不了会有各种各样的“穿林打叶声”。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大可不必受那些声音的干扰，到时我们就将见到“山头斜照却相迎”。那时再“回首向来萧瑟处”，情形就会和现在不同，嘈杂的声音定会消失，人们见到的将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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