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农经济会长期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直到现代以前，农业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自秦时起的历代集权王朝都建立在高密度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曾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而在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又有人将中国的贫困落后也都归根于小农经济(陈平，1979)。回顾并反思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小农经济便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就是一个尝试，希望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小农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自主进行生产——消费决策、自主配置资源，自给自足为其关键性特征，这将成为本文分析的起点。正如陈勇勤(2008)所言，“只要不从分工上做出突破，小农经济就不会有发展”。尽管小农家庭内有“男耕女织”式的内部分工，但能够融化小农经济、实现社会经济更高水平发展的分工，并不是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分工，而是斯密所主张的社会分工。斯密(2009)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市场交易是任何文明社会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初动因和达致路径。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结合中国的历史进行思考可以发现，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工与市场交易的匮乏。小农家庭“男耕女织”的内部分工，虽然“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夏明方，2012)，但它并没有向分工和专业化方向演进，而是相反，却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难以破除的兼业和多种经营(林刚，2006)。可以说小农家庭以一种形式上的分工，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自给自足和排斥市场的特征。也即，封建时代中国的小农家庭内部可能有农业与手工业一定水平的分工，但社会整体分工程度很低。社会分工程度低下，小农长期无法摆脱自给自足的状态，是小农经济存在的最重要特征性原因。只要社会分工没有发展到把农民也卷入其中的程度，小农经济就不可能消失。试想，如果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出现了“斯密动力”，那么市场力量本身就可以迫使农民卷入其中，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状态，让小农经济消融在不断深化的社会经济分工之中。 社会分工可以瓦解小农经济，而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的决定性变量。沿着这样的思路，笔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交易效率低下是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其理论逻辑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关键特征，其是与交易效率低下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结果。只有交易效率提高带来的社会分工深化才能够打破并融化这种自给自足。在封建时代中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交易效率低下引起了商品交换的成本高、范围小，限制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参与者的收益有限，使由分工所可能产生的收益不足以抵消因分工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包括小农在内的所有理性的社会群体都将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由此导致生产集中度低、个人专业化水平低和社会整体分工程度不高。交易效率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区间内，因而封建经济也未能摆脱小农经济，更没有实现向更高水平经济形态的转变。 二、小农经济的概念及文献综述 对中国而言，所谓的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特指建立在为数众多的小规模农民家庭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来自农民农业生产的地租、税收构成国家主要财政税收来源的经济体(越红军，2010)。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小农经济由地主制经济与自耕农经济两部分所构成(陈勇勤，2008)。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小农经济中的基础和主干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自耕农是土地与劳动力紧密结合的最好形式(宁可，2006)。自耕农无疑属于小农的范畴，佃农需要租入土地但主要使用自家劳动力开展经营，也是小农的一种，二者共同构成历史上小农经济的行为主体。 小农经济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国外学术界也有相似的研究。比如马克思就认为小农具有规模小、自主耕作经营、与自然交换、自给自足、相互隔离等特征，将小农描述为“一个个马铃薯”的经典比喻在中国广为人知。马克思认为商品化进程会带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的兴起，小农家庭生产会随着商品化的蓬勃发展而衰落。他的观点至今在国内仍然很有影响力，比如赵平之(2002)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的传统农民的情况，并用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 恰亚诺夫(1996)认为农民家庭生存的需要决定了农民农场的全部经济活动内容和过程。他结合边际主义和家庭周期说理论，论证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与稳定性。恰亚诺夫研究的是相对封闭、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的俄国小农，他的观点中有不少与中国的小农经济实际情况不谋而合之处。比如，他认为农民家庭是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单位。再比如他认为农民有可能会通过过密化的劳动投入来满足家庭的消费，以实现“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 黄宗智(2002)与恰亚诺夫一样，把中国的小农“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其观点的核心乃是过密化(内卷化)，指的是小农在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生产。内卷化会带来过密型的增长，但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还认为小农经济可以与自然经济相连，也可以和商品经济并存，但是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商品化并不能带来近代化，因为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源于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需要，而并不是斯密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利益驱动的商品化。中国的这种商品化不仅没有摧毁小农经济，反而强化了小农经济。 赵冈(1994)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个体小农很长时期都占小农经济相当大的比重，于整个经济有重要贡献。一直到明清之前，与欧洲的庄园制度相比，这种小农经济的效率都高出很多，产量一直遥遥领先欧洲。而在欧洲的农业生产开始投入机械、化肥、农药等现代化投入之后，生产效率才慢慢赶上中国。他认为中国没有发明这些现代的农业投入，并不是小农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学术导向与思维方式”所致。 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将小农经济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分析。比如金观涛等(1980)把中国的封建社会看成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均衡，这三个部分处于相互之间的适应与否是解释发展与动乱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农民在人数上占主体，但是缺乏组织力量，无法应对政治权利扩展、土地兼并和官僚地主的压榨，最终这三个破坏性力量会令小农经济无法维持，社会也就会陷入动乱。Deng(2000)建立了一个自由农民的社会、农业主导的经济和重农主义政府的三重结构模型。三者的关系为，农业为农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农民为农业提供劳动力：农业为政府提供税收，政府为农业提供政治保护；农民为政府提供管理、士兵和管理权，政府为农民提供政治保护和公共品。这样，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稳定，若没有强烈的冲击就难以跳出这个结构。陈平(2002)则用生态文化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描写市场竞争和劳动分工，认为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这三重限制可以解释历史上劳动分工发展的多样性。其中，中国历史上反复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朝代循环，强化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展。 也有研究者看到了地理和自然因素的重大影响。比如，赵红军(2010)就提出了一个“自然、地理、生态基础上的制度假说”，构建了一个“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他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内生于适合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长期的历史实践让这套政府治理模式与制度十分成熟，形成并固化为一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均衡”，后来的王朝出于风险、成本和效率的考虑都不敢偏离这一整套政府治理模式。因此，小农经济长期维系而难以转轨到以工商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 涉及小农问题的文献众多，但是直接回答小农经济为什么长期存在的文献却十分有限。饶夏圻(1990)认为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为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小农经济经营条件简单的特征使其对封建社会有着高度的适应性，同时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培植政策都是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又认为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才是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终极原因。李桂海(1985)则有更细致的分析，他提出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大的原因。封建国家政权出于获得赋与役的考虑扶植小农，小农经济自身在与土地结合后能表现出来很强的再生能力，而不断的战乱为小农经济的再生创造了条件。这有限的文献，还往往将原因归结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或者是政治与经济因素上，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分析十分匮乏，这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匹配。鉴于此，笔者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的角度来探讨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于解释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视角。 三、交易效率、分工与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自主进行生产—消费决策、自主配置资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有家庭生产组织的内部分工，却排斥了社会分工。又其所耕作的土地不论是自有或源于租佃往往规模都比较小，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总是与小私有制、个体家庭、简单的手工工具、劳动的孤立性和自给自足相联系。我们可以抽象出小农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1)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2)小农家庭自给自足，少与市场发生关系，商品化程度很低；(3)无论是从生产资料拥有量(主要是土地)、总产出、人均产出还是新增投资上看，经营规模都很小，抵抗风险的能力都很差。小农经济所具备的这些特征是本部分模型的建立和推导的基础。本部分将证明，在交易效率低下的条件下小农家庭的最优选择就是自给自足，在小农家庭的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而不是专业化分工的时候，一个社会就永远无法摆脱小农经济。 (一)交易效率、分工与经济发展 有必要先介绍“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的基本内涵。杨小凯(1988)借用“冰山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解释：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量(元)商品，那么这1-k部分(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而k部分(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显然，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负相关关系，社会的交易费用越低就意味着交易效率越高，反之则反是。 分工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工水平的提高节省了不必要的重复学习，降低了社会用于学习的时间和费用，带来了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会具体转化为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生产链的增长及商品生产阶值的增加。二是分工可以通过网络经济的产生导致市场网络的扩大和深化、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及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发展。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保证分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自给自足的水平，由此实现分工收益。 分工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发展并不是无成本的。分工和市场的深化扩大、市场网络的形成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都意味着交易范围的拓展、交易频率的增加，相应的也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上升。在交易效率为负、为零或者虽为正值但是却极小时，分工收益的绝大部分将被交易费用所消耗，甚至有可能无法获得正的收益，这种情况下人们理性的选择就是低水平的分工，甚至是自给自足。此时，经济体系就会被长期“锁定”(lock in)在低分工水平、低生产效率、低商品化程度的境地，而且往往难以摆脱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在交易效率为较高水平的正值时，分工收益抵消交易费用后仍有相当的剩余，人们就会提高分工水平以获取专业化经济。其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供给水平提高、市场范围拓展、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收益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分工发展。也即，交易效率的提升能够实现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增加了分工收益，可以承担更多的交易费用，从而最优的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理想情况下分工与交易效率之间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总之，交易效率对社会分工的解释，主要体现为分工收益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上。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消由此产生的成本，理性的人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而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则人们就会选择更高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使市场得以深化和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在权衡了分工收益和交易费用之后，一个社会所选择的不同的分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工水平越高、产品迂回生产程度越高、个人专业化水平越高，社会产品供给越充足，经济也就越繁荣。 (二)个人决策、交易效率与社会分工 在进行生产决策的时候，小农必须权衡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的大小：若分工收益大于交易费用，那么进行分工生产就是一个理性选择；若分工收益小于交易费用，那么选择自给自足就是理性选择。中国小农经济在很长时期内保持自给自足，对于市场和劳动分工的抵制力量十分顽强，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交易效率低下，使分工可能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消伴随着分工而出现的交易费用的增加。下面通过新兴古典模型说明这一点(杨小凯，2003)。 设有如下经济体：
其中，(1)式为一考虑了自给自足与交易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生产—消费决策单位P只消费两种产品x和y。
表示P生产的x中用于自己消费的部分；
表示P生产的y中用于自己消费的部分；
分布表示通过交易获得的消费品量。α、β均为描述消费者偏好的正数，A为描述消费水平效用的正数，对于某一生产—消费决策单位而言，这三个量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不变的。k为交易效率。 (2)式为预算约束。
表示P生产的x中用于出售的部分；
表示P生产的y中用于出售的部分；
分别表示产品x和y的价格。那么这个预算约束条件的左边就是P的收入，右边则为支出。 (3)式和(4)式为只考虑劳动力投入的生产函数。考虑到对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单位而言，随着规模的增大存在着明显的规模效应，特别是农业生产，当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增加的时候，投入耕牛和更先进的铁质农具可以显著地获得规模效应。因此，假设该生产函数中的a＞1是合理的。 (5)式为资源禀赋约束。其中，
分别代表该决策单位生产x和y所投入的劳动量。 (6)式表达的是上述所有变量均满足非负约束。 接下来，分别求解有分工和无分工情况下P的最优决策。 1.无分工的最优决策。不存在分工，也就是说P需要同时生产x和y，且只满足自己需要，不会用于出售。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
。此时该决策单位面临的消费—生产决策为：
2.有专业化分工的最优决策。对于任一个需要消费两种产品的决策单位P而言，有专业化分工就意味着需要交换，那么交易效率k就需要被考虑。另外，有专业化分工就意味着至少有两个人进行了专业化分工，这样才会有交易，并获得分工的好处。再者，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一个决策单位不会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也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也即：若
＞0，则必有
=0；若
＞0，则必有
=0。这个结论对产品y也成立。并且已经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Wen，1998)。 首先考虑专业化生产x而放弃y生产的某一决策单位。此时其生产x中的
部分满足自身需要，并且将
部分用于出售，将所获得收益用于买入
部分的y。此时
，该决策单位面临的消费—生产决策为：
3.最优决策对比。若想要一个理性的决策单位专业化生产x，其效用水平一定不比完全的自给自足低，也即需要满足
。同时，专业化生产x的效用水平也一定不比专业化生产y的效用水平低，也即需要满足
。对于专业化生产y的决策单位也有对应的结论成立。则可有以下条件同时成立：
此即为出现专业化分工的临界条件。当交易系数K＞
点时社会分工就会发展，反之则社会分工难以更进一步，也就难以摆脱小农经济。 (三)交易效率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 如图1所示，上文的证明结论可借用一个U-K坐标图加以表示。其中的横轴为交易效率系数K，纵轴为效用水平U。在本模型中，个人的效用水平是与交易效率密切相关的，个人的效用水平与社会的交易效率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图1 交易效率与效用水平 交易效率对个人效用水平的提高通过如下传导机制发挥作用：首先是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分工的深化发展，个人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使市场规模扩大，社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增加，从而分工的参与者将获得更高水平下的收益和效用水平。考虑到边际效用递减的普遍规律，在图1中，某一特定区间内的交易效率增加引起分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增加也是递减的。 一般情况下，交易效率为一个社会外生给定的变量，在一定时期内会稳定在某一区间内。但是在某个时期，若发生了某种外部冲击，交易效率又可以有变化，而且既可以有正向的变化，也可以有负向的变化。从决策个体的角度看，当交易效率沿着正方向提高，到交易系数K＞
点的时候，理性的决策单位将进一步进行专业化分工以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此时商品交换将扩大，市场将由此产生。若出现了社会动乱、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制度供给等情况，交易效率沿着负方向降低，到交易效率系数K＜
的时候，理性的决策单位不会进行更多的专业化分工，反而将会维持之前的生产方式，甚至是退化到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以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此时商品的交换会很有限，市场也无从发展甚至会萎缩。 交易效率的边际改进未必会带来分工的改进，只有突破某一临界值的交易效率改变才会实现分工的快速提高。若初始的交易效率处于[
]区间，那么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水平不断提高，个体的效用水平也不断提高。而进入[
]区间后，即使交易效率提高，分工也是处于停滞状态。若无法突破临界值
，就不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发展，个人效用水平也就只会维持不变。若突破临界值
，进入[
]区间后，则分工水平继续提高，参与分工的个体的效用水平也会相应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K＜
的情况，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难以产生，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深化、扩展。交易效率低下，商品交换难度大，特别是少量的商品交换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小农无法从交换中获益，只好自己进行生产、努力自给自足。对理性小农而言，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因交易效率低下而带来的高额交易费用，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原因所在。 此外，本文的思路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曾经领先于西方、之后又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就实现了[
]区间的交易效率改进，而西方世界则没有达到这个区间，从而中国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领先地位。但是西方世界一系列的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技术进步实现了交易效率的长时间持续提高，不仅跨过了[
]区间，更避免了在[
]区间的停留，成为了商业革命、社会分工大发展、工业革命以及后续一系列变革和进步的基础。另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则是所谓的中国的“治乱循环”。从交易效率的视角来看，出现社会动乱的时候，交易效率不升反降，分工退化、生产崩溃、市场萎缩。新王朝建立之后，社会秩序恢复，交易效率开始上升，但是仍然迟迟无法突破临界值
，最后因天灾人祸开始了新一轮动乱而告中断。这也是交易效率无法提高、分工难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中国一直深陷[
]区间的泥沼无法自拔，到被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 四、交易效率低下的原因：一个基于中西对比的简述 历史上交易效率的提高、临界值
的突破，以商业革命的发生为最终标志。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最可能突破这一临界值、发生商业革命的，无疑在明清两个朝代都有过这个可能。差不多在16—18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一样，出现了商业革命，但是“它只不过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唐文基，2008)。原因就在于交易效率未能突破临界值，使中国停留在了小农经济状态。而同期的西方世界，则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顺利完成了商业革命，进而走向工业革命。中西方差距从此不断被拉开。 衡量交易效率的交易费用可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两个部分。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包括了信息传递成本、运输成本等内容；而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个体自利决策的结果带来的资源耗费，由给定制度条件下的人类行为引起，如机会主义行为等。一般情况下，交易效率是外生给定的，运输条件的变化(如新的运输技术的出现或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制度的供给、变迁(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税收制度改革等)，都会引起交易效率的变动，且内生交易费用比外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杨小凯等，2000)。故本部分的重点将是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于外生交易费用的探讨将仅限于交通运输条件一个方面，对内生交易费用的探讨重点将是货币短缺和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两个方面。 (一)交通运输条件 亚当·斯密(2009)敏锐发现经济发展与运输条件之间的关系，“一国商业的发达，端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交通工事”。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尽管早至秦汉就有了比较发达的交通体系，但是直至明清也未曾再有大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千年未有大改进。而到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就开始让海运成为了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同时运输工具也实现了持续变革。这就促成了中西方的一个强烈对比：一方面是中国的交通运输系统早早就到了某一高度，然后停滞，外生交易费用长期徘徊在一个不高的区间内；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低起点，但是持续改进交通运输系统和交通工具，外生交易费用持续不断降低。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秦汉帝国时代，中国已形成以首都为中心辐射到四边地区的水陆交通网。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的运输体系几无进步，甚至有相当程度的退步。比如运河运输对海运的取代就是很好的例子：明清两朝北京的粮食等必需品的运输竟然是靠河运，而不是像元代一样漕粮海运。尽管“明清时代，海运技术已非常成熟，并有着丰富的航海实践经验。即使在政府组织的远洋航运停止后，民间商人的沙船业也非常发达”，海运仍然被禁，而实际上“从经济成本和运输安全方面来考虑，河运远较海运浪费和危险”(马俊亚，2008)。反观同时期的西方世界，海运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各国政府对于海运的重视程度远超中国。例如，“葡萄牙政府为了发展航海事业，专门设立航海学校，不惜巨费聘请外国造船师、航海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培训航海人才，改进造船技术，绘制航海地图”(杨翰球，1982)，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各国航海贸易的大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 仅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或者交通运输条件，并不是降低外生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到对现有的交通运输系统是否能够进行充分的利用。虽然中国很早就有了完善的交通网络，但是往往这些交通网络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政府所供给和控制。政府长期保持对交通系统的衙门式管理，不曾发展出更有效的手段提供和管理交通运输系统，交通系统的利用效率逐渐落后于实现了制度创新的西方世界。以英国为例，进入18世纪以后，陆路管理方式逐渐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管理、维修养护，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使英国的运输成本下降，商品运输能力、商品流通速度提高，奠定了英国在运输方面的效率优势地位。可以说，制度和法律供给带来的交通运输网络的改造和完善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英国的经济起飞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而中国历朝历代的交通运输事业，即使在某一时期出现了出色的领导者、带来利用效率的提高，也难免人亡政息的命运。因而管理和利用方式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没有有效率的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发现，封建时代的中国有效管理和利用交通运输的制度长期未能被供给出来，运输方式和工具也无大的改进，难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的商品流通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外生交易费用的进一步降低也长期无法实现。 (二)货币问题 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充当交易的润滑剂，减小商品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它的出现为买与卖的分离创造了条件(Ostroy等，1988)。商品所有者在卖出商品后，可以通过持有货币暂时保留商品价值，在自己需要购买其他商品时再使用。因此，充足而稳定的货币供应可以鼓励交易，有效降低内生交易费用。 在16—18世纪的西方，各国基本逐渐都有了统一样式和价值的铸币，而且相互之间的兑价相对稳定，大大方便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加速了商品流通。但是同时期的中国，不仅面临货币短缺、铸钱币制混乱，货币政策也缺乏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没有出现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币制供给。贵金属矿藏匮乏、分布极不均匀、开采成本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盛产白银和铜的主要地区是在云南，但是开采成本与收益相比往往得不偿失，铸币的原料短缺极大限制了货币供应。比如，明朝曾采用废钱和旧铜器作为铜料，清朝更禁止民间使用铜器，就是为了解决铸币原料问题的不得已之举。可以说，贵金属货币的缺乏始终困扰着古代中国的货币发行问题，“钱荒”、“银荒”现象犹如幽灵般经常出现(唐文基，2008)。 据万明(2004)研究，15世纪中后期开始，白银货币化从民间自下而上展开并最终获得官方认可，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同时，有很多研究都证实了16世纪开始有大量的海外白银流入中国，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那么流入的这些白银是否解决了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呢？没有。因为必须要注意的是，所谓充足的货币必须是在市场流通中的货币。如果大量的货币被窖藏，即使市场中的货币总量很大也无济于事。而贵金属作为货币，这就为窖藏创造了天然条件。在明清时代，尽管海外白银源源不断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国内白银的不足，但仍因大量的白银被窖藏而出现了白银不足用的问题。李自成农民军入京以后，从北京搜刮白银就在一亿五千万两上下，其中仅十分之一左右来自商贾，除掉宫中藏银三千万两左右外，藏于官僚、太监之家的白银数量近亿两(黄阿明，2008)。清朝时期的白银窖藏现象也非常严重，且与明朝相似，仍大量集中于权贵之手。比如，和珅被抄家时，其收藏的货币形态的白银已达约1000万两(陈春声等，2010)。可知白银存量虽巨，但流通量却是极其少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功能有限性不言而喻。 如前所言，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币制和一贯的货币政策，充足的货币对于交易效率的提高有极大促进作用。币制不稳定，将会成为市场交易的极大阻力，降低交易效率。但在明清两代并不存在统一、稳定的币制，比如明朝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纸币“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的发行上，但所推行的钞币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也未能实现回笼。同时铸钱政策混乱又缺乏连续性，给民间私铸提供了广阔空间，私铸有力地冲击制钱的地位与流通。而政府对通货不能有效管理，历次货币发行都以政府无力控制为结局，最终以纸币的贬值与铸币的混乱而告终(任均尚，2003)。清政府执政后，继续推行明代的货币制度，同样存诸多问题，比如货币体系高度分割，铜钱流通保持着鲜明的本地化特点，货币标准也因地而异等(万志英等，2012)。 理论上，即使存在多种货币，只要能够以极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完成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的兑换，那么市场仍可以较高效率运转。但是明清两代的多种货币混杂，对于铸币价值的判断仍只能以铸币自身金属含量。私铸盛行，官方的制钱也无法保证其铜的含量、价值不断走低，更加剧了对市面流通货币的不信任，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见币制的不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的缺乏可预见性，增加了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打击了市场主体的交易积极性，最终降低了交易效率。 (三)制度供给 从制度变迁的层面来看，欧洲各国在18世纪的经济发展都是基于新的制度供给，其中最为学者所关注的就是产权制度的供给。尽管16—18世纪的西欧处于格局重组与急剧变动的历史阶段，民族国家长期处于兼并、战争、割据的状态中，西欧内部市场的交易成本极高。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内部推力与外部引力之下，引发了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与一系列制度创新，如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资本市场等(龙登高，2005)。North等(1989)考察了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制度的演进，认为英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增加了政府行为的可信度，为防止产权受侵犯提供了保障，这成为了英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张宇燕等(2004)也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赖于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制度保证了最具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财产拥有者的利益。 这些研究的内在逻辑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一个遵守规则的政府，将减少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消除经济扭曲，大幅度减少内生交易费用，从而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和经济发展。而上述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解决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降低交易费用，而同时期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具有类似作用的制度供给。反观中国，并没有产生可以大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供给。 以被视为西方兴起的关键原因的产权制度来说，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产权处于残缺的状态，特别是商人的产权屡受侵犯，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私有财产权利是不完整的产权形态。或者如张宇燕等(2005)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确实是有产权保护因素的，其表现形式是商人阶层向官僚阶层的靠拢并寻求政治庇护。但是这个产权保护因素依赖于个体之间的官商合作，具有不稳定性。这也成为了制度创新的负累，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使得产权保护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事实上，整个古代中国制度性的产权保护是几乎不曾存在过的，比如政府赋税的征收就带有明显的任意性，同时政府还限制商人的经营权甚至直接侵夺商人财产(高玮，2010)。 可能如赵红军(2010)所认为的，中国历代王朝出于风险、成本和效率的考虑都不敢偏离“中国均衡”，又或如金观涛等(1980)所认为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可以自动消除偏离的社会均衡。总之，封建时代的中国政府倾向于追求长期保持治理模式的稳定，避免新的制度供给。其后果，正如Hayek(1988)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的强大科层建制有效地压制了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与扩展，政府总是试图维系那样一种完美的制度，以至于民间任何革新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古代中国政府的行为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除去“祖宗之法”和“圣人之言”外几无其他有效约束。可以说政府本身就是最主要的规则破坏者，少有稳定的有效制度供给，政府本身就成为经济风险和不确定的来源，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16—18世纪的中国还供给出了阻碍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如明清两代对地方政府的权利划分的革新，省级行政单位将相当部分重要职权让渡给县级政府，地方精英面对的行政压力降低。而县级政府因文官数量不足，不得不将许多行政职能委托给了地方精英，原本被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权利，分散到了众多地方有地精英、里甲领袖以及种种书手胥吏手中。他们侵占县层行政在地方的权力后，就得以通过向商人和工场主转嫁负担、限制工商业逐利者产权以维护其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不惜限制其他群体的产权(艾德荣，2005)。 明晰的产权界定、遵守经济规则的政府，将会减少实现经济的不确定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长期投资和交易，节约内生交易费用，实现交易效率的大幅提高。若缺乏明晰的产权，即使存在着商品交易，也是以高昂的交易费用为代价的。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并无遵守规则的主动性，产权制度等可以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也从未被供给出来。 在一个新兴古典的静态模型里，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外生改进会使经济体从自给自足向分工的方向演进，理论上一般均衡结构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状态。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只有当交易效率提高并达到一定规模、使更多的人卷入分工与交易时，一个社会才会成为分工经济。 因为只有分工和由此导致的专业化的不断深化，才能实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从而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而分工又是由于贸易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的。但是运输条件长期无进步，外生交易效率迟迟无改进；货币短缺、铸钱币制混乱、货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没有出现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币制供给；而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足，政府行为不遵守规则、随意侵害社会成员的财产，也造成了交易效率无法提高。这三个因素使得交易效率始终无法获得突破性增长，一直深陷[
]区间的泥沼无法自拔，社会分工也就无从发展，农民仍然维持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封建中国无法摆脱小农经济。在西方各国交易效率低于中国的时候，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的领先优势，但是在西方社会一系列新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被供给出来以后，中国的交易效率开始慢慢落后，相应的也慢慢丢掉了经济上的领先。 本文的思路不仅是对过去的一个分析，对于思考现实问题也不无裨益。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视为交易费用不断降低、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今后，要想实现更好更快的经济发展，如何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提高社会的交易效率，也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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