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周恩来民族理论研究概况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他为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他是我们党民族政策的制订者之一，他的民族理论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20年，为缅怀这位伟人，就改革开放以来对周恩来民族理论研究情况作一回顾综述。
1.改革开放前对周恩来民族理论的研究概况
从所搜集的资料看，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民族理论、民族工作的怀念和研究，是从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即1977年1月初开始的。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饭店工作人员的怀念文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同期登在《新疆日报》上喀什棉纺织厂维吾尔族女工阿瓦汗热合亚、阿娜克孜的《周恩来总理，您时刻想着边疆各族人民》。这一时期怀念文章很多，有139篇，其中最后的一篇是1978年3月31日杨定的《回忆周恩来总理关于民族学的一次谈话》。这些文章涉及周恩来总理民族理论思想的许多方面，概括起来有十一个内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引导各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关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教育汉族干部好好为少数民族服务；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大国主义。这一时期文章的主要特点是以怀念的形式追忆周恩来在民族理论方面的伟大实践，作者们主要通过自己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事展现周恩来在民族工作中对各民族的关怀和对民族理论的贡献。但是，从学习分析周恩来著述中谈周恩来民族理论的文章很少，几乎没有。
2.改革开放后对周恩来民族理论的研究概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此后，公开发表了周恩来总理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不少民族理论工作者对周恩来总理的民族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研究文章的特点是：注重周恩来总理民族理论地位的研究；注重对周恩来民族理论论著的研究；注重周恩来民族理论内容及其对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周恩来民族理论内容的研究范围扩大了，而且加强了对周恩来民族理论系统性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周恩来民族理论的文章比较早的是1980年《民族团结》第一期发表的范若愚写的《一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历史命运》，主要是就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公开发表而谈的理论文章。此后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周恩来民族理论思想的文章。随着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到来，相信今年这样的文章将更多。
二 关于周恩来民族理论地位、内容、特点的研究
1.关于周恩来民族理论地位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周恩来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青从周恩来民族理论体系的角度认为，周恩来的理论在指引民族工作的发展，对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注：孙青《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纪实认为，周恩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对这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李儒忠认为，周恩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等的理论，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注：李儒忠《论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范若愚谈到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时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的特点相结合的著作，是以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新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的新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著作。（注：范若愚《一篇马列主义著作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1980年第二期。）周清霖认为这篇著作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重要指导性文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注：周清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四化建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
尕宝英认为，周恩来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周恩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他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渊博知识和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加以结合，把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从整体上推向了前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更加拓宽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而使我国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长足进步。所以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注：尕宝英《谈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几点贡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一期。）
2.关于周恩来民族理论主要著作的研究
李儒忠认为，周恩来的民族理论著作最早的是1921-1924年旅欧期间所写的大批《旅欧通信》中的一些文章，主要发表在天津《益世报》，这些文章指出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对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理论作了深刻论述，并得出结论：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就已经接触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并用以观察研究民族问题。周恩来专论民族问题或在文中论及民族问题的文稿共计48篇，公开发表的38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3篇。1949年9月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和1950年4月《在藏族干部研究班的报告》这三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面阐述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各个要点。1950年的《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一文是指导民族地区工作的一篇重要文章，基本精神至今还要适用的。《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一文，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意义、方针、政策、措施和步骤作了明确透彻的论述。《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是我国建立各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过程中已公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从理论上、历史上、实践上全面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还谈到了民族团结、民族关系、民族感情反对民族主义等问题。1957年8月4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在我国民族问题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化的完整著作，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瑰宝。此外，作者还认为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草案》(1950)《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0)、《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1951)、《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关于全国少数民族贸易、教育、卫生会议的报告的决定》(1951)、《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52)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解决了当时民族问题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对现在有深远影响。（注：李儒忠《论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
3.关于周恩来民族理论主要内容的研究
马晓丽认为，周恩来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及共同繁荣。这四个方面内容是紧密联系的：民族平等是基础，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才能将各族人民团结一起，同心同德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是保证，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是目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都得到发展，都得到繁荣，而且因为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会使各民族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注：马小丽《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
郭常英认为概括起来有五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并提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办法；二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需要坚持民族团结，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三是社会改革是实现各民族繁荣的根本性措施；社会改革包括政治、思想和经济改革。四是要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五是照顾民族特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周恩来为照顾民族特点，重视民族化，专门强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允许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几个问题。（注：郭常英《周恩来民族工作理论述评》，《史学月刊》1994年二期。）
4.关于周恩来民族理论特点的研究
马晓丽认为有六个特点：其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其二是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补充、发展及精辟阐述；其三是历史地看待民族问题；其四是客观地、辩证地看待民族问题；其五是发展地看待民族问题；其六是对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扬弃。（注：马小丽《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
王希恩认为，周恩来的民族思想理论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周恩来的民族思想是全方位的；(2)周恩来的民族思想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三是真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促进中华民族共同繁荣；(3)强调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目标、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注：王希恩《周恩来民族思想的几个特点》，《民族工作研究》1998年第二期。）
三、关于周恩来民族发展思想的研究
1.关于周恩来民族繁荣思想的研究
纪实认为，周恩来把民族繁荣提到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根本立场的高度，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它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它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这样认识和重视民族繁荣“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乌兰夫是从生产力的提高、现代化的实现的角度来谈民族繁荣问题，认为周恩来的民族繁荣在于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才能“彻底改变少数民族贫困、落后面貌，彻底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乌兰夫认为，为实现各民族的繁荣，一要靠当地各族人民努力；二要靠国家“积极扶持，重点照顾”。（注：乌兰夫《重读周恩来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团结》1980年第三期。）
江平则从社会改革与共同繁荣的角度来谈民族繁荣问题。认为周恩来所说各民族繁荣是指我们社会主义是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认为周恩来把民族繁荣与进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注：江平《指导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民族团结》1985年第六期。）候丕之认为这里所说的改革在字面来说主要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但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注：侯丕之《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光辉思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
杨静仁是从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角度来谈民族繁荣问题，认为周恩来的使各民族都繁荣起来就是要使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使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和其它少数民族地方都现代化，因此，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逐步地走向现代化，逐步地走向繁荣。杨静仁认为周恩来把民族繁荣与社会改革特别是与祖国的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为各民族人民争取幸福生活指出了正确途径。周恩来已把民族繁荣提高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样的高度。（注：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文献》，《民族团结》。）
侯丕之则偏重从几个关系中来理解周恩来的民族繁荣思想，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四化建设，与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与边境建设和祖国独立，与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等关系来考虑民族繁荣。（注：侯丕之《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光荣思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
关于周恩来民族繁荣理论中如何实现繁荣的问题，胡钧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周恩来这一思想：一是帮助少数民族繁荣，“汉族干部要带着‘还债’、‘赔不是’的心情帮助少数民族”；二是“各民族要‘互相依存、互相帮助’，‘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三是“汉族干部不要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少而忽视民族工作，国家机关各部门都要把民族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以内”。（注：胡钧《学习周总理处理民族问题的光辉思想》，《民族理论研究》1986年第二期。）
刘建文认为，周恩来提出反对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达到各民族的进一步团结，促进民族的发展繁荣；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注：刘建文《论周恩来民族理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
孙青认为，周恩来民族繁荣理论包括共同繁荣的必然性、共同繁荣的实质、共同繁荣的实现、民族繁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繁荣和平等的关系。（注：孙青《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尕宝英认为周恩来民族繁荣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在民族工作戍中，周恩来关于民族繁荣的光辉思想加强了民族繁荣问题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上的重要地位，加强了民族繁荣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性，明确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族繁荣的方向、内容和目的。（注：尕宝英《谈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几点贡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一期。）
2.关于周恩来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周恩来的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思想与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繁荣联系起来。如乌兰夫认为周恩来的发展民族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就是要达到各民族繁荣。而且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既要靠当地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而且“必须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注：乌兰夫《重读周恩来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团结》1980年第三期。）
江平则研究了周恩来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和关怀。江平认为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如其中第五条决定是：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随后组织大批的专家学者到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深入调查和普查，并经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如下的基本原则：即对于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或没有适用文字的民族，根据他们的自愿自择，应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者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文字。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按自愿自择原则为十个民族制订十四种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方案，并且进行了试行或推广。周恩来对《壮文方案》的制订和推行给予了重视和关怀。江平也认为，倡导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文字，也是周恩来充分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表现，不止一次地教育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努力学习藏语，要求五十岁以下的都要学会，五十岁以上的也要学一些。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新疆视察时，不管走到哪里，见汉族干部就问学会了维吾尔语没有，见少数民族干部就问会不会汉语？周恩来总理不但教育别人学，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他在新疆视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却学会了常用维语，见维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好，1961年周恩来总理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962年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视察工作时，都学会了用当地语言向干部和群众问好。使少数民族感到格外亲切。（注：江平《怀念周恩来总理对民族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民族理论研究》，1986年第二期。）
张英研究了周恩来的民族教育思想。认为：(1)周恩来指出了发展民族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科学水平，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1951年在周恩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民族教育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首要任务，同时也要逐步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一般文化教育事业并提出了民族教育工作应采取“巩固、发展、整顿、改造”的八字方针，随后，经周恩来审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1956年，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民族教育12年规划。1962年，周恩来在《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这就需要使文教、科学队伍更加强，更发展，质量更提高，教学制度搞得更好。一定要使我们的文教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2)周恩来阐明了发展民族教育是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需要。(3)周恩来提出了发展民族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一些具体要求，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提出要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作为政治课的基本内容，要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等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提出要根据少数民族的实际水平，以授课为主，自学、讨论、课外活动为辅，要加强辅导和直观教学，用形象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生活管理方面，周恩来提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科研项目方面，提出重视民族史、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出版工作方面，提出大力出版民族语言报刊和图书。（注：张英《周恩来的民族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四 关于周恩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
1.关于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的研究
马晓丽认为，周恩来的民族平等观有六点：一是只有新中国才能做到民族平等；二是走向民族及种族平等是世界趋势；三是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存在；四是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方式；五是民族无优劣之分；六是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她认为周恩来关于如何消除事实上不平等提了五条；时刻想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目标；诚恳地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积极进行社会改革。（注：马小丽《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
纪实认为，周恩来总理不是一般地谈民族平等，而是把它同民族繁荣有机地联系起来，周恩来所说的“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其含义就是说，只有实行民族平等，繁荣才有保障，只有各民族都得到繁荣，民族平等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认为这是民族理论上的新见解，比过去一般地讲民族平等前进了一步。（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2.关于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
陈立旭认为，周恩来提出了有关民族团结的一系列独到的理论观点。表现在：在民族团结的基本精神方面，主张和致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就是要在历史上各民族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关于民族团结的基础方面，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就是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目标，有了共同目标，各族人民才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携起手来。在关于实现民族团结的条件方面，周恩来谈了三个：其一，反对中华民族内部的公敌和中华民族外部的帝国主义；其二，在各民族人民内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其三，做好维护民族团结的各种具体工作。在关于实现民族团结的意义方面，一是共同对敌，不给敌人分裂祖国以可乘之机；一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在实行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方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注：陈立旭《周恩来论民族团结》，《民族》1996年第三期。）
马晓丽认为，周恩来提出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有两个：一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保证不受帝国主义的侵侮；一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帽子。（注：马小丽《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烟台大学报》1996年第三期。）
尕宝英认为，周恩来提出了各民族互相依存、互相帮助、团结合作是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问题的出发点和一个基本原则，并根据我国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阐述了各族人民互相依存、互相帮助、团结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新贡献。（注：尕宝英《谈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几点贡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一期。）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研究周恩来民族理论者大都把其中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反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杨静仁认为“必须在各民族要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一新的基础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妨碍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是我国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目标，也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目的。（注：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文献》，《民族团结》。）
纪实认为，周恩来提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基础和目标，提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为了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以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周恩来让汉民族以“赔不是”、“还债”的精神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更利于各民族实现大团结。（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郭常英认为，周恩来把两种民族主义、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看作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痕迹，消除这些痕迹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周恩来还提出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应注意的问题：站在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不要把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使少数民族产生的对汉族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也不应该只注意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应该“也必须想一想，尽管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这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注：郭常英《周恩来民族工作理论述评》，《史学月刊》1994年二期。）
李儒忠认为，周恩来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表现在两点：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内反对民族主义的新的基础问题，二是他正确地分析和规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方法。（注：李儒忠《论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
五 关于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研究
1.关于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研究
李儒忠认为，1946年1月在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代表我们党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较早提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1949年9月在政协预备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1950年4月在藏族干部研究班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更明确的阐述；1957年在讨论广西问题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进一步论证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谈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理论上更系统、更完善了。（注：李儒忠《论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
乌兰夫、范若愚、杨静仁等主要从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来谈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内容，他们认为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中说明了我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策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论证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范若愚评述道，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是具有创造性的光辉思想。对这一新经验的论证是高度的理论概括。（注：范若愚《一篇马列主义著作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1980年第二期。）
江平认为，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推动这个政策付诸实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江平强调，周恩来提出的“合则双利，分则两害”这个重要原则成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周恩来的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增强法制观念的思想为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订，起了促进作用。（注：江平《指导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民族团结》1985年第六期。）
刘建文认为，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周恩来通过分析我国和苏联的国情、历史发展、居住环境、革命发展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明确指出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其次，精辟地概括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特征；第三，深刻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注：刘建文《论周恩来民族理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
纪实认为，周恩来论述了民族自治权力与民族化关系问题，民族化是基础、条件，自治权力是核心。只有在民族化这个基础上，才能充分行使自治权力，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杨静仁强调了民族化在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周恩来提民族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尊重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文字的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二是要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有一定的比例，使民族干部做负责工作；三是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注：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文献》，《民族团结》。）
孙青研究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从六个方面作了阐述。(1)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理，周恩来对之作了简明的、科学的概括，即是民族合作、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3)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周恩来强调的民族自给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杂居的民族也能享受到自治权利；(4)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周恩来概括为：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5)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6)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等，周恩来都作了深入的论述。（注：孙青《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江平和黄铸认为，周恩来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三个独特的贡献：其一，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权威阐释者，并且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五大自治区的建立和区划，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二，十分重视民族自治权力和民族化等问题；其三，为了搞好民族区域自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这些独特见解，在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注：江平、黄涛《周恩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民族研究》1998年第二期。）
2.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研究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在周恩来民族理论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郭常英引述周恩来的话说“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管理国家大事和地方事务的需要。认为周恩来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突出地表现在三点：主张在干部的组成方面，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每个民族方，民族干部应做负责工作；提出要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注：郭常英《周恩来民族工作理论述评》，《史学月刊》1994年二期。）
范若愚从民族自治权利、更多地从民族化来研究周恩来的民族干部思想，认为周恩来强调：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就必须尊重民族自治权利、重视民族化问题。而且，干部方面民族化在周恩来民族干部理论中主要指配备干部要注意民族干部的比例；在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担任负责工作；汉族干部和兄弟民族干部都要力求合作；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都应该得到尊重。（注：范若愚《一篇马列主义著作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1980年第二期。）
刘建文也从民族化方面谈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认为不能借口这是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而排斥外来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派汉族干部应当少而精。认为这也是周恩来民族干部理论中的主要内容。（注：刘建文《论周恩来民族理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
张英研究了周恩来提倡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的原因：由建国初期我国民族干部状况决定的；由我国少数民族干部的特点决定的；是逐步实现民族化的要求。（注：张英《周恩来民族经济思想探微》，《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三期。）
江平则从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方面来考虑，对周恩来培养民族干部的思想作了归纳：第一，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必须重视，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第二，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有事要同他们商量；第三，汉咨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力求合作、搞好团结。（注：江平《指导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民族团结》1985年第六期。）
六 关于周恩来民族工作实践及方法的研究
1.关于周恩来民族工作实践的研究
有不少文章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如杨静仁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一文中概括了1957年以前周恩来的工作实施，杨静仁认为，周恩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主要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在：使党的民族政策具体化；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访问，名曰“下去”；同时邀请少数民族人民及其代表人物到首都和内地各省、市参观，名早“上来”；关注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筹建民族自治区；给少数民族物质帮助。杨静仁认为周恩来亲自主持当时的政务院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总结了我党建立以来，特别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经验和解放后几年的全国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在制订过程中反复征求了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的意见并且经过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的委员会议认真讨论，在“上来”、“下去”沟通联系方面为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开展民族工作，1950-1952年的三年中，在周恩来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组织了西南、西北、中南和东北、内蒙四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访问，同时邀请了数千名少数民族人士及其代表人物到首都和内地各省、市参观。各访问团回来以后，周恩来都听过他们的汇报。各参观团到京后，除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外，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招待”。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方面，周恩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问题。1956年四川藏、彝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小撮抗拒改革的农奴主和奴隶主发动叛乱，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关注，“中央讨论后，周恩来同志向各有关地区的党政负责同志和藏、彝族上层人士传达了中央的精神，系统地阐明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保证了这些地区社会改革的胜利实现”。在筹建各民族自治区方面，周恩来多次同党内外人士谈话，进行协商，广泛听取意见，慎重确定方案；在给少数民族以物质帮助方面，除了通常年度计划中规定的财力和物力的帮助外，只要有可能，周恩来同志就额外增加这种帮助”。（注：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文献》，《民族团结》。）
江家福对周恩来的整个民族工作实践进行了概括，认为周恩来的民族工作实践表现在：一是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捍卫者；二是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三是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四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五是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注：江家福《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民族理论与实践，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民族工作研究》1998年第二期。）
范若愚则从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周恩来的民族工作，认为周恩来的这篇著作引用了国内外有关民族问题的许多材料，特别是引用我们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是周恩来关于民族问题的渊博知识和民族工作的丰富经验结合起来的成果。（注：范若愚《一篇马列主义著作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1980年第二期。）
杨堃则介绍了周恩来对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指示：对国外民族学要批判地吸收，尤其是在民族学资料方面必须参考他们的；我们将来要建民族学博物馆，专门介绍殖民地附属国反侵略斗争的英雄事迹，反映他们的优秀文化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第一部民族学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认为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不是；建设我国的民族学时应当研究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周总理说民族区域政策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一大发展；重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鼓励民族学研究者到下面去。上面资料并不多，下面什么都有；宗教问题也要认真研究，好好解决，使它为我们服务，并批评我们现在还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注：杨堃《周恩来总理关怀民族学研究》，《民族团结》1982年第二期。）
2.关于周恩来民族工作主要方法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认为，周恩来民族工作方法具有高超的艺术性。如汪锋认为总理让少数民族人士到内地参观就是周总理针对培养对象特殊采取的特殊灵活的方法，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了解我们的国家，了解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起了非常明显积极的作用，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方法和灵活性值得我们学习。（注：纪实：《结合中国实际，做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论研究通讯》1986年第一期。）
郭常英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周恩来民族工作的主导思想。周恩来的民族工作方法就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作为制订民族政策的基本理论根据，同时认真研究我国民族状况的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分析和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周恩来主张“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302）。“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周恩来选集》下卷256页）。周恩来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发展和贯彻是这方面的范例。（注：郭常英《周恩来民族工作理论述评》，《史学月刊》1994年二期。）
赤翁克埃通过回忆周恩来与达赖、班禅首次交往琐事，更加生动地再现了总理做民族工作高超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就是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真诚地关心少数民族。表现在：就餐时，不时通过翻译和达赖、班禅亲切交谈，总是能找到恰当的话题，象和家人吃团圆饭一样自然，随意地给达赖、班禅让菜添饭，介绍菜的特点，有时还讲一点名菜的典故引起满桌人的欢声笑语，周恩来总理不但照顾好他们还不时端着酒杯主动到各桌给各位藏胞敬酒。安排他们住下几天后，又分别到他们两位住的招待所，探望、询问他们在吃、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和要求，他们虽然都表示十分舒适、愉快，一切都很满意，但周恩来还是不太放心，在两处招待所楼上、楼下察看了个遍，直到认为满意为止。周恩来总理又怕两位大师碍于面子和宗教习惯不好意思提出困难和要求，又私下征求工作人员、随从的意见，同时周恩来总理又把两个招待所的领导召集到一起就细节问题作了交待，并建议两个招待所进行评比和交换情况。在表现周恩来总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方面，作者举了一件小事，班禅给总理送表的事。班禅感激总理的关怀照顾，送给总理一块手表，按总理自订的原则应当场退回，然而对班禅的表，总理破例收下了。当然，事后总理把表上交国务院管理局，但表现了总理处理问题的灵活性：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少数民族。（注：赤翁克埃《周恩来与达赖、班禅首次交往纪实》，《民族》1998年第三期。）
刘增林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民主改革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表现了很灵活的工作方法。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周总理认为，总的趋势是必然要改革，但改革的时间要有先有后，方法也要多样这要看情况，要等待少数民族群众有了觉悟，并取得那里的上层同意时再改。并且刘增林很赞赏为搞好民族团结，坚持周恩来总理提的把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比喻成“还债”或“赔不是”。（注：刘增林《周恩来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民族》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