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与两岸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关系论文,香港回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直接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基础，从而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1〕 香港本身的地位也使其在经历这一历史阶段时必将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台湾当局对香港回归的政策演变
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发表时， 台湾当局当天即宣告不予承认，并要求英国政府将香港归还给“中华民国”，之后较长时期对中央政府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进行诋毁与攻击。1987年后，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台湾当局先后设立“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其下设港澳处，专职处理香港事务，但仍未摆脱在香港主权回归问题上的对抗性和消极性。而伴随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香港对台湾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1997年的来临，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面对这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从1993年开始研究相关政策，1994年以来的迹象表明，台湾当局已在承认“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确定了对港澳政策的方向：视港澳为“大陆地区以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落实“不撤退”政策，并积极争取台港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港、澳、台关系“法制化”，以推动“港澳关系条例”的尽快出台，从法律上予以一定规范。去年4月8日李登辉提出的“六点建议”中的第六点提到港澳问题，表示要“进一步参与港澳事务”，被认为是台湾当局正式承认了香港主权即将回归中国的现实，从而也使其港澳政策成为大陆政策的一部分。
综观其实质，台湾当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与中央政府有一个从对立、消极到积极面对现实的过程，客观上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对外也表现出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和维护，它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与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同时，也应看到台湾当局在香港问题上消极的一面，即力图插手港澳事务，破坏该地区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从而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必须慎重处理。
二、中央政府对香港涉台政策的规划
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明确表示，“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2〕 这是处理“九七”后港台关系的基本方针。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各种场合多次阐明了这一原则、观点。随着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九七”的临近，港台经贸界人士鉴于目前的两岸三边的经贸现状，就特别关注“九七”后中央政府如何处理港台关系的政策，加之《香港基本法》对此也未明确规定，而台湾当局正是利用这一点，着力推行一些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李登辉亦声称要“集合两岸之力，与港澳人民共同规划维护港澳繁荣、安定”〔3〕。 其欲与中央政府“共治”香港之意昭然。因此，鉴于两岸三边的特殊形势，配合“九七”香港回归，去年6月22日， 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代表国务院宣布了中央政府确定的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有：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港台关系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凡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两岸关系的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安排处理，或由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处理。2.“九七”后， 台在港原驻机构和人员，都可以继续保留，但不能搞“两个中国”，不能在港制造混乱，不能进行与各该机构注册性质不符的活动。3.港台两地现有的各种民间交往关系，“九七”后保持基本不变，并且欢迎台湾居民和各类资本到港从事投资、贸易和其它工商活动等等。
七项原则的公布，界定了“一个中国”原则下的港台关系，明确了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处理香港涉台问题上的权限，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和发展港台之间的民间往来，更有利于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保持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同时，使台湾当局在“九七”后绕过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打交道的企图完全落空。从而规范了两岸关系中的香港问题，稳定了港台民心，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三、台湾当局现行港澳政策在“九七”前后的困境及调整
台湾当局现行港澳政策是建立在两岸未统一而港澳又为外国殖民统治基础上的，香港是台当局推行其大陆政策的“中介地”，同时又是台湾的最大出口区，台在港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九七”前后香港法律地位的根本变化，台当局“不撤退”方针的确定，使其所奉行的港台政策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
香港法律地位变化使台湾当局陷入政治困境。台湾要保持和发展在港地位，就不得不与香港发生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政治上的；另一方面，“九七”后，台湾在香港面临的不再是港英政府，而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直属下的特区政府，这一根本性质的变化使台当局现行的三边大陆政策构架不可能继续维持，与香港现有的各种政治关系不可能继续，“三不”政策将只在形式上存在，台港关系问题的处理也会间接涉及两岸官方接触、两岸定位等问题，处理好这个政治困境是台当局“九七”后立足香港的基本要求，而这在事实上也就必须承认基本法和北京作为中央政府对香港主权的回收，从而完全突破台当局现行大陆政策构架。面对这个矛盾，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曾公开呼吁：“两岸先沟通，对台港关系有个‘政治安排’，中共对我机构留驻问题表示态度，这样两岸对‘九七’前后的台港事宜才好进一步规划。”〔4〕
香港权力性质的变化使台湾当局陷入经济困境。台当局现行大陆经贸政策是以殖民地香港为中介功能推行的，禁止“三通”也具有这一经济地理条件。“九七”后港台关系将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而凡涉及到国家主权或两岸关系的事务，特区政府是无权自行处理的，这一权力性质变化将使两岸直接“三通”，港台经贸关系在“九七”后维持和发展的需要也使台当局不肯放弃的“三不”和禁止“三通”政策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而必须对其港澳政策作出大幅度调整。其调整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淡化在港政治色彩，减弱两岸政治对立。台当局已对其在港机构进行了非政治化改组，将“中国灾胞救助总会港九委员会”改为“两岸交流服务中心”，消除反共色彩，在港的外事机构“中华旅行社”也确定于香港回归前撤回，同时确认“香港问题具时间性，一定要（与大陆）谈”，其中“九七台港航权， 驻港机构留驻等问题非谈不可”〔5〕，并透过“海基会”与“海协会”就此达成了商谈协议，届时两岸主管该项事务的官员将不可避免地涉入。因此，香港回归，将减弱两岸的政治对抗，加深两岸政治性接触的程度，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二是加强在港经济存在，因应两岸“三通”需要而采取先导措施，促进三边经贸发展。1995年3月， 台“行政院”核定“配合亚太营运中心，加强台港澳交流与合作”方案，6月， “经济部”牵头成立跨“部会”的专案小组，吸引港澳资金到岛内投资。随着香港法律地位的变化，使台当局一直奉行的“绕港非直航”体系难以为继，为避免被迫直航，台当局提出了以高雄作为“境外航运中心”的应变之策，并于去年5月8日正式启动，外籍船（包括权宜船）可以“不通关、 人员不入境”方式直航两岸。此举是对其禁止“三通”政策的重大突破，被台《联合报》称为“假文书，真直航”，两岸直航，也是台推行其“亚太营运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同时，在两岸海运工作规划后，李登辉“已同意民航局先对两岸通航的技术层面作准备”〔6〕， 台当局已核准澳门航空公司以“一机到底”间接通航方式飞台北——澳门——大陆航线；台“中华航空公司”去年10月决定以“红梅”代“国旗”为其标志，亦被视为向“彼岸及港府作某种宣示”〔7〕。这一系列变化表明， 香港回归将加速两岸全面“三通”的到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形式。
三是立法规范港澳政策，稳定两岸三边关系。香港回归使台湾当局的现行港澳政策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如不加以规范，必将引起台港关系的波动，在港利益也会受到重大损害。台当局一方面采取前置先导措施，并迫切希望与中央政府就相关问题会商，以取得“九七”后在港立足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又加快“港澳关系条例”的出台，调整港澳政策以保持其“协调性”，从而来稳定“九七”后的两岸关系。
当然，台当局在因应“九七”中央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的两岸关系时，担心两岸直接接触可能会使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存度升高到临界点，亦即“中共可以开始施展经济手段来影响台湾的政治行为”，使得“中共谋台能力增强”，从而产生“谋台的动机”，基于此，台当局在大力推行其“亚太营运中心”、“南下战略”的同时，对在港台资进行了调整，策动在港注册台资转往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注册，以此来配合其“南向发展”的经贸战略；在政治上，台当局现也插手香港的基层选举，培植亲台势力，在其“港澳关系条例”中订有“救难条款”，声称要在紧急时刻协助输送受政治、宗教迫害的港澳人士。综观其实质，“九七”后台当局仍将积极维护其在港利益，巩固与扩大在港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为将来与中央政府谈判积蓄更多筹码，并利用香港的优势来推行其“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同时，台当局仍将利用香港属特区政府这一性质，推行一些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也使得两岸在港澳方面还会存在分歧和斗争，因此，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不给其以可乘之机，当是国家统一大业之需要。
四、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维持“九七”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条件
港台之间已在历史上形成了紧密的民间交往和交流关系，尤其是两地的经贸关系是维系双方经济繁荣与发展的脐带。现在，台商在港设立的公司有2000多家，工商界投资额达40亿美元，1994年，台对港出口达212亿美元，预计1995年将超过260亿美元，占台对外贸易总额的24%，香港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最大出口区，特别是两岸关系解冻以来，香港在两岸间扮演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仅经贸一项，台赴大陆投资的两万家厂商中，大多以香港为第三地，目前，台对港出口中有七成转口内地，香港在“九七”后的两岸关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首先，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一国两制”顺利扩展推行的必备条件。尽管港澳问题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结果，但是，卓越构想的“一国两制”却能有效地将和平统一的设想变为现实，并首先在香港进行实践。因此，“九七”后的香港是繁荣还是衰败，直接关系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平稳过渡后稳定、繁荣的香港才是成功的“一国两制”，才会为进一步推行和发展“一国两制”提供实践基础，也才能使“一国两制”的国际意义得到真正体现，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对我统一方针的认同和支持。
其次，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发展现有两岸经贸关系的保证。如前所述，现有两岸经贸关系是以香港为中心的，以港、台、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经济圈”虽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但经贸融合正逐步使其成形，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香港回归将强化这一效应，并会推动两岸全面“三通”的尽快到来，台“交通部长”刘兆玄最近明确表示，在“两岸保持良性互动”的前提下，“两岸直航将在1997年后、1999年之前全面进行”〔8〕。因此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是两岸利益之所在， 香港的任何动荡，都会影响两岸经贸关系，影响两岸发展，从而延缓国家统一的进程。
再次，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增强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力量。香港回归，增强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推行是国家和平统一的宝贵的政治经验，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对台独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殖民地下的香港也一直是台当局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基地，香港回归，将弱化两岸的政治对立，使其不仅能在一些非政治性问题上起到桥梁作用，而且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也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如1986年的“两航谈判”、1991年的“三保进谈判”，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显示出香港在两岸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香港回归也使国家统一的经济基础大为增强，并将加快中央政府在两岸经贸关系中主导地位确立的进程，从而推动祖国早日统一。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75页。
〔3〕〔4〕〔5〕〔7〕〔8〕台湾《联合报》，1995年4月8日、1月2日、1月2日、10月8日、11月7日。
〔6〕台《中央日报》，199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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