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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3)-05-0118-07
王君琦：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您在《北京日报》曾发表一篇题目为《与时俱进：马克思所以永生》的文章。文中谈到了20年前理论界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但没有展开。不少读者不知所云。您能不能再将有关情况作点介绍?
石仲泉：这场论争是由20年前，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个主题报告引起的。报告会上作主题报告的，是周扬同志。这是由有关方面确定的。报告题目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现在重读这篇报告，给我的感觉，这篇报告可以作为1989年5月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讲的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篇很有分量的解读文字。报告第二部分是“要重视认识论问题”，提出研究认识过程，“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学术问题，可以探讨。当时也没有因此遭到非议。第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主要讲的是对待历史遗产和外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及如何吸取建国以来在文化批判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涉及理论和现实问题。报告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了当时在国外论及较多而在国内论及较少的人道主义和异化两个问题。这是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根由。
王君琦：近日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书，叫《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围绕周扬，作者采访了三十位知情人。其中有一位是1936年北方左联成员、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就是秦川在任上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文革”前就有人研究过，为什么这场报告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据说报告会当场就有人拂袖而去，周扬在报告中持何观点?
石仲泉：周扬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就曾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过研究。1963年10月，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中，就涉及到这两个问题。党校的这个报告在这一部分，首先对过去的认识进行反思，他说：“文化大革命”前，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研究走过弯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这是自我批评，也可以视为重新谈论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有了这个交待，大家能理解，好接受。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周扬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提出要重视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周扬引述斯大林所讲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后，指出：“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周扬认为，关于人的问题，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中都谈到过，后期的虽然谈的较少，但有新发展。
二是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者明确地说，“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仅在早期著作中提出，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而且在后期著作中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周扬还特别指出，马克思“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的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以往的人道主义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周扬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周扬在起草《战斗任务》那篇报告时，曾请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查阅过《资本论》，因而在这里明确指出：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周扬看来，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异化”现象。当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
四是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就是克服过去的“异化”现象。周扬讲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据此，他指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配合全国各个领域改革工作的进行，研究异化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采取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方法，克服和消除异化现象，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王君琦：今年是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发表20周年，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异化问题，已经没有什么了，也不会再有人把这一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更不会发展成政治运动。这也许就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在某种意义也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进步。现在回过头再看周扬的观点，应当作何评价?
石仲泉：刚才在谈的时候，为了忠实于作者，也负责于读者，我较多地引录了原文。20年过去了，再来看周扬报告所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上述观点，有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不能说没有不足和缺陷。比如，报告提出“人”在马克思主义中有重要地位，但是一个怎样的重要地位，没有作明确的定位分析；报告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是个很好的命题，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怎样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未能展开，没有将道理讲充分；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也没有具体论列有哪些不同，使读者有更为清晰的把握；报告提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很富启迪的思想，但怎样将改革与克服“异化”现象的关系讲得周全一些，使人们不至于产生改革似乎仅仅旨在克服“异化”现象的错觉，因此，对这类可能出现的歧义，最好都应有所交代；等等。
我逐字逐句地研读过报告全文。凭我目前的政治觉悟和理论认识，还是感到，仅仅根据文中的缺陷和不足，甚至还能列举更多的不足，仍然得不出当年批判这个报告的那些说法。通观全篇报告，就其立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倾向言，看不出是在宣扬抽象的人性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周扬属于老一辈革命家，是一位对我国文化思想界长期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在1989年7月底去世后，江泽民等领导人都参加了9月初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当然，按照惯例，人去世后的生平介绍，一般都歌功颂德，很少讲缺点错误。但是，那个介绍文字，却无一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基本的把握是毫不含糊的。对1983年的论争，生平里没有涉及，这在那场政治风波后不久，完全可以理解。
王君琦：在《与时俱进：马克思所以永生》一文中，您是以这场论争来说明：解决那些在理论逻辑上不应当有但又确实曾经提出探讨过、在实践中不应当存在而又确实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地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但我个人认为，20年前的这场论争，对于我们今天以正确地态度来对待学术论争亦有启迪意义。
石仲泉：今天重提此事，既不是要有关方面对20年前的那场论争作一个结论，也不是要学术界重新挑起论争，只是希望像我在《与时俱进：马克思所以永生》一文所指出的，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回首往事能与时俱进，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更有利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十六大精神。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你所说的，要以正确地态度来对待学术论争，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活跃和繁荣。这里，根据历史经验，谈几点浅见。
第一点，切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对复杂难辨的问题宁可先作学术问题处理。政治理论性很强的学术问题，确实既是学术问题，但又很难说是纯学术，从另类视角看，既涉嫌政治，因而很容易将学术问题政治化。这是过去政治运动发生扩大化，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伤害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的运动惯性，不可能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拨乱反正，就嘎然而止。过去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全面乃至不正确的理解，以及主观主义的思维定式，还会在一定时期，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发生作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学术论争能繁荣学术。而要开展健康的学术论争，就必须将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作一定区分。决不能因这类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很难分，就不作区分。如果这样，过去的历史现象就很难不再重演。一时难作区分的，宁可先作学术问题对待，而不作政治问题处理。按照小平同志说的，政权在我们手里，怕什么!难道会因一时将政治问题作学术问题处理后就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我看不会的，要相信人民，要有这个政治自信。
王君琦：上面您谈了对待学术问题的正确态度，是要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记得1965年彭真同志在《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但关键是有时根本不作区分，就直接进行干预了。
石仲泉：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即切忌对学术论争作政治干预，提倡纳入法治轨道。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作为设置这样的职能部门，要作这样的工作，无可厚非。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是学术问题，有的则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问题。对于非学术性的政治问题不仅要关注，而且要进行干预，这不应一概反对(当然，这样的干预，也应既遵守宪法和法律，又应讲科学道理)；对于非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应该关注，但不应干预，更不必说那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粗暴干预。道理是这么讲，但实践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对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未能作认真区分，不时将学术问题误作为政治问题，因而，对学术领域的论争几乎没有不作干预的。这种干预，正确的不多，不正确的不少。要求不作政治干预，不是说，主管部门或主管领导不能发表意见；只是说不要动用权力和其他行政手段。领导者以个人身份平等地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养成习惯。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服从真理。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我们不是倡导法治吗?把学术论争纳入法治轨道，这应当是方向。对那些一时难以辨别的复杂问题，即使是政治问题，在纳入法治轨道后，按法治程序解决，其社会效果会比不应有的政治干预好得多。
王君琦：刚才您谈到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彭真在那个讲话中提出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人，不管谁，都应坚持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您讲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
石仲泉：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上面讲的两个“切忌”都是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之所必需，但还不够。还应提倡坚持“双百”方针，切忌学术论争的“大批判”倾向。在科学艺术领域，提出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已将近半个世纪了。自提出伊始，就强调它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艺术的基本方针。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不必讳言，在过去不少时候贯彻得不那么好。上述政治干预，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个方针不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艺术的唯一渠道，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在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后，更应当广为提倡、大力坚持“双百”方针，使之成为更有效地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艺术，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方面。要真正贯彻这个方针，就必须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无论批评还是反批评，都应当本着与人为善、共同追求真理的良好愿望，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的科学精神。要坚决反对那种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不符合学术论争规范的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片面地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大批判”作法。有关方面应当制造舆论，形成一种空气，使这种“大批判”没有市场。因为它只能破坏正常论争的学术氛围，而无益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不正确的学术观点，开展学术论争，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要全面地看待持不正确学术观点的同志，不要以偏概全，无限上纲，无情打击。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沉重的。过去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不能说完全错了，没有任何正确可言。如果这样简单地否定一切，那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建国以来的学术批判情况，大体可分为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的进行政治批判，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界线；二是将学术领域的不同看法，是非难定的问题，有的甚至是根本定不了的、也无须定于一尊的、属于学派之争的问题，也作为错误的进行政治批判。这既搅和了是非，也混淆了界线；三是确实存在不正确的学术观点或倾向，开展学术论争，明辨清楚是非，是必要的。如果能坚持这样作，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是以往所进行的批判，却往往将学术错误当作政治问题看待。这样，发表的某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学术观点也被淹没在错误的政治批判中了。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具体剖析，不应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应当看到，即使是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也不能采取政治批判的办法，因而过去作的政治批判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这要坚决否定。但是其中所阐发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观点，则不能因否定政治批判的错误而也跟着一起否定。这种情况，主要在于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线，可能不少的“案子”则进一步混淆了敌我界线，将同志当敌人对待了，因而要平反，甚至昭雪。对此，也应明确，决不能因为是不正确的学术观点，该平反昭雪的，纠缠着不予平反昭雪。要那样做，是错误的。
王君琦：依您上面所谈的几点来看，20年前的那场论争，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石仲泉：就周扬同志而论，他在中央党校作的《探讨》报告，在我看来，应该属于第二类，即将学术论争的不同看法当作政治问题对待了。周扬曾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闪着泪花，激动地向友人表白过：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事实上，从报告的社会反响看，绝大多数听众和读者都没有这个感觉，一致称赞这是个有理论深度的好报告。因此，对这类问题应当引以为鉴。也许有了这个教训，此后，这样的政治干预少多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我希望，这样的进步不仅应坚持，而且能有像学术界所企望的更大的变化。比如在学术论争方面，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更鲜明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