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其对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很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政策也是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决策因素。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在近20多年来，实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如果经济发展对人口转变的作用呈现一定规律性的话，那么，判断现阶段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自发调节的时期，将具有直接的政策涵义。另一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是，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其间，迅速的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现阶段和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否仍然可以成为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呢？本文将以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出发点，利用历史统计资料对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人口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即人口因素会对经济增长的形态、方式和速度产生影响，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果也会影响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转变过程。不过，以历史的眼光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认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1)人口转变的实际过程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人口转变实际的经济效应，要经历一段时期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观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2)如果通过经验分析的方式，来探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观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并由此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用以比较各国之间差异的跨国分析资料并不具备，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资料更是匮乏。因此，对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断也大多基于假设或理论推断，相应的实证分析比较缺乏。随着跨国资料日益丰富，将人口学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并实证分析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成为可能。
观察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认识基本上是消极的，人口增长“危害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强凋所谓的“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很强的负面效果。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McNamara阐述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他认为，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亚于核子战争。同样的论断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体现。例如，1971年美国科学院(NAS)发表了题为《人口快速的增长：后果和政策涵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人口增长的结果乏善可陈，而且列出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中获益的17条原因。
然而，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完全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由此，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同样是美国科学院，也同样是就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发表研究报告，15年之后的观点却有明显差异。在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美国科学院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1)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2)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3)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4)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得到暴露。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人口增长“利弊论”的基本思想。
几乎在同一时期，经济学理论也为客观地认识人口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Barro等人(1995)则通过经验分析，明确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探讨了生育率水平和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由此，人们不再简单地以人口数量来观察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而是更深入地分析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等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这种分析方式较之简单的数量危害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也具有更明确的政策指导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更清楚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果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二、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
经济学对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有着不同的分析范式。具体来说包括单部门模型、二元结构模型、多部门模型和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增长一趋同模型。表1具体阐述了这些模型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以及主要的研究或综述。总体上来看，不同的分析模型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不尽相同。同时，模型的选择也和我们分析问题的实际需要有关。不过，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模型演化的历史轨迹，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着眼点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单部门模型中，人们只能简单地考察人口因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多部门模型，则可以对人口因素的不同维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系统分析。
以上是关于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论分析模型。以此为基础，一些实证模型也相继提出。就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而言，Kelly(1995)认为，分析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有三种方法：简单相关分析、生产函数分析和增长回归分析。简单相关分析假设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各种人口因素的影响，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年龄结构、出生和死亡等。但是，简单相关分析无法从理论上阐明人口因素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反，生产函数分析可以从投入和产出关系的角度，分析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生产函数分析通常基于以下模型：Y=f(K,L,H,R,T)。即产出(Y)是通过各种要素的存量投入生产出来的，如物质资本(K)，劳动力(L)，人力资本(H)，自然禀赋(R)以及技术(T)。不过，由于对各种存量的估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使得生产函数分析经济增长的方法受到一定的限制。
表1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
增长回归分析则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自Barro和Sala-i-Martin(1995)系统总结了新增长理论和经验分析方法以后，这是近年来经常得到使用的分析模型。增长回归一般采用以下形式：
也就是说，产出的增长率是受三类条件影响，期初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禀赋的期初水平和一些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如投资率、储蓄率以及政治稳定性等。人口因素就是属于第三类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三、中国人口转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图展示了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粗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出生率水平却开始显著的下降。同时，中国开始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应该说，中国这一时期的人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速了人口转变过程的实现。
图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当然，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政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及时地实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使得中国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以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排序。然后，选择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位于中国之前的15个国家和人均GDP位子中国之后的15个国家），并观察其人口年龄结构、制造业成本和人口受教育状况（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最高，相应的人口负担比最低。正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地打开了“人口视窗”，及时地利用了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红利”，并使其成为在这一时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不过，表2虽然能够大致说明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简单联系，对于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我们仍然需要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下面本文将就中国近50年来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的资料进行计量分析，以期观察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模式。
表2 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注：人均GDP为2001年数据，根据购买力平价折算；人口年龄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2000年数据；制造业成本为1999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2.
四、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
已有很多研究就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过实证分析。Barro在利用10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1960～1985年的经济增长时，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后来，一些学者对Barro的研究进行了深化，主要是使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的数据考察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Kelley和Schmidt(1995)用固定效果模型，对89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hutiv(2001)则用12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TFR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往关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虽然大多使用了跨国数据，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不包括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具有典型性。而且，中国实行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也非常独特。因此，分析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丰富这一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
为了考察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本文利用分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与Kelley和Schmidt(1995)的跨国研究类似，本文也主要利用固定效果模型(FEM)进行回归分析。一般情况下，当样本占总体的比例比较高的情况下，固定效果模型要优于随机效果模型。通过使用固定效果模型，我们可以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由于本文使用的资料包含了中国28个省份，占中国省级单位的绝大多数，因此，固定效果模型成为分析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方法。
从回归的结果看（见表3），如果不控制人力资本因素，不同省（市、自治区）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趋同，这与以前其他研究（蔡昉、都阳，2000）的观察也是一致的。模型1仅仅包含期初的收入、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在该回归方程中，我们无法观察到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模型2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其影响结果也不明显。但是，当我们在模型中包含了滞后15年的出生率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模型3所示，即期的粗出生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新生人口是资源的净消费者。这一点，与Kelley和Schmidt(1995)的研究结果类似。而滞后的出生率则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滞后15年的出生率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情况，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其他研究（蔡昉等，2004）关于“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当我们用TFR替换粗出生率（模型4），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依然明显。
表3 1952-2000年分省时间序列的FEM回归
注：交叉项1＝人口增长率×人均GDP，交叉项2＝粗出生率×人均GDP，交叉项3=TFR×人均GDP，交叉项4＝滞后的粗出生率×人均GDP，交叉项5＝滞后的TFR×人均GDP，交叉项6＝粗死亡率×人均GDP。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
从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得到的初步判断是：出生率稀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况在中国虽然存在，但效果不甚明显；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非常明显。为子进一步分析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我们对表3中模型3按不同时期进行截面分析，其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结果表明，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生率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因此，80年代初开始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很容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不再明显，在表4中已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同时，新增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很有意义，滞后的出生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不显著，但到了80年代这种作用开始显现。90年代滞后的出生率为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90年代的回归方程中，滞后的出生率和人均GDP的交叉项的系数也处于统计显著水平上，因此，将两个变量结合起来看，滞后的出生率仍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注：此时，需要观察增长率对滞后的出生率的偏微分，即
。）。
表4 1960～2000年分阶段的截面回归
注：括号内数据为t值。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50年来人口因素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以下特征：(1)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例如，新增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影响在近年来已经不再显著。(2)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例如，从80年代开始，新增劳动力的增加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3)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也使得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在不同时期的买证结果中，人均GDP与人口因素的交叉变量在90年代都很显著就说明了这一点。
五、结论
与其他跨国的经验研究类似，本文对中国分省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这也昭示着，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采取绝对统一的人口政策，可能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实证结果也在总体上表明，出生率增加导致负担人口增加，但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小；滞后的出生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劳动投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明显。
从人口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及时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打开“人口视窗”、获取“人口红利”的机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趋于下降，相反，劳动力增加的积极意义开始显现。因此，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源泉的角度出发，使人口政策实现动态调整已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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