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与社会主义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时代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2-0063-08
一、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走向
新科技革命推动着西方社会的转型。人们试图界定这个新的社会，未来学家中著名的 有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说和约翰·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说，学者中过去最有影 响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最新有代表性的则是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教授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中认为，信 息技术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1](p569)
20世纪90年代发生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苏联的解体与互联网的爆发。两者在时间上 的巧合蕴含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冷战中苏美的竞争，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些竞争的背后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当代新科技革 命又是以信息技术为龙头，因此苏联衰落原因的深刻挖掘不能不追究到信息技术方面。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一些工业产品的产量甚至比美国还多，比如钢铁多80%，水 泥多78%，石油多72%。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这时掀起了信息技术革命，苏联恰恰在这些 具有时代标志的领域中大约落后于西方15～20年。戈尔巴乔夫曾承认，我们仍然停留在 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在西方国家开始 大规模地以节约原材料、利用最新工艺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 ，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却停滞了。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进程中，苏联在致力扩 张旧有的工业社会的阵地，却无能占领崭新的信息技术的制高点。苏联过去的经济增长 主要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所推动的。苏联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粗放式增长之后 ，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苏联经济增长的赖以为据的模式已经过时，却无法实现向信 息时代发展模式的转型。
苏联信息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内在的矛盾。里查 德·巴布鲁克的判断是：苏联没有能力领导信息技术革命。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保守 僵化而缺乏弹性，反应迟钝而缺乏敏感，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和变化是不协 调的。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强调等级和权威，也不会容许如网络那样的分 布式结构。互联网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苏联 政治上高度集权，强求政治统一与思想灌输，很难容许每个人拥有如互联网那样不受监 视的自由沟通方式[2]。卡斯特认为：苏联模式对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成长来说，是一 块贫瘠的社会土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创新。苏联的片面强 调国防工业的政策，妨碍信息技术的扩散。苏联模式的相对封闭，窒息信息技术交流。 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抑制信息技术的使用[3]。
与苏联解体相对，则是美国霸权在信息时代的扩张。当今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的凸起 ，是建立在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基础之上。这种绝对优势体现在技术层面，就是美国的 信息技术在当今世界处于突出的甚至统治的地位。美国是当今信息技术的发祥地，硅谷 是信息时代的全球中心。微软、英特尔、思科、雅虎、美国在线等等巨型公司，全面地 控制着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诸多方面研发和经营的制高点。
在这种背景之下，弗朗西斯·福山声称历史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人 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新右翼勾画出信息时代的社会模式，即政治上的新精英统治，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4]。他们预言数字精英们(the digerati)，即信息领域的资本家 、科学家、传媒巨头、新自由思想家组成新统治阶级。每个高技术工作者都有可能通过 开创公司成为百万富翁。信息技术将惠及所有的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不是“ 数字有无”(haves and have-nots)的社会对立，只是“数字先后”(haves-nows and
have-laters)的发展差别。他们声称，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是美国信息技术成功的秘诀， 也将是全球信息化的惟一模式。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如果要进入信息社会，就不得不接受 美国的社会模式，仿佛美国、信息社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
在巴布鲁克看来，如果说苏联模式是工业时代的福特主义的过去，那么右翼的勾画实 际上是回到自由主义的过去，都不能代表信息社会发展的未来。未来属于信息共产主义 (Cybercommunism)，即数字民主与礼品经济的社会。
信息时代的民主是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在短期内，信息技术将改进既有民 主。信息技术改进政府公共服务，促进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信息技术完善现有 的民主程序和运作，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投票。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数据处理、信息传输 和信息沟通等诸多环节，节约费用和时间，从而整体上提高民主运作的效率，实现民主 运作的效能。从长期看，信息技术将推进直接民主，最终实现民主的变革。古希腊民主 是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现代国家扩张和职能复杂化条件下不得不采用的民主形式。 由于幅员、时间和物力等众多条件的限制，直接民主过去难以在大而复杂的国度实行。 互联网技术消解距离、及时互动、费用低廉，具备推进直接民主的潜力。互联网将改造 基层单位民主，使较大范围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互联网的发展还为作为直接民主最高 形式的全民公决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实可能性，使全民公决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惯例。未来 数字化武装的公民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真正行使自己权利，将不仅是民主形式的改变 ，而且是民主性质的转变。
信息时代的经济是礼品经济(gift economy)。礼品经济概念首先为人类学所用，指古 代原始部落人们相互赠送礼品的行为。当代一些学者将礼品经济与互联网从理论上联系 起来。巴布鲁克发表《高技术礼品经济》[5]一文，认为互联网上以奉献为核心的礼品 经济，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脱钩，是未来信息共产主义的基础。礼品经 济具有奉献、合作、效率和共享等若干鲜明的特征。礼品的本质在于不求索取的奉献。 网民发送邮件，加入新闻组，制作网页，参与论坛讨论，用自己的劳动果实，丰富网络 的内容，活跃网上社区。网络上普遍存在的、自觉的、不以经济回报和牟利为宗旨的活 动，超越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摆脱了以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规范。互联网 活动具有内在的合作性。网上社区和组织的运作，主要依靠在一定规则之下的共同兴趣 的网民自愿活动。网上礼品经济的奉献是一种粘胶剂，促进互不相识的网民们共同活动 [6]。相对而言，资本主义着眼于利益得失的竞争，使得人们之间矛盾而分化。互联网 将信息作为礼品而不是商品进行交换，省却了诸如价格制定、合同认证、交付确认等中 间环节，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时间缩短，效率大大提高。而共享软件的出现，有利于接 纳不同智慧创造的奉献，是对排他性的私有产权的否定。
在政治上，数字民主赋予人民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突破资本主义的绵延数百年的代 议制民主，人民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在经济上，高技术礼品经济以奉献与合作为特征， 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私和牟利。信息社会的未来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共产主义。
二、社会主义战略的时代特色
信息时代也是全球化时代。狭义全球化指经济全球化，广义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的众多领域。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在20世纪末期则发生飞跃。英文全球化(
globalization)一词只有10多年的历史，《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借用著名广告词“世界十岁了”形容这种情况，即柏林墙倒塌后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具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是 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世界各国不可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贸 体系，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关系。信息技术革命等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 了物质技术基础。世界银行报告称互联网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催化剂。高新科技特别是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信息化 进程中，世界各国纷纷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实现全球性信息技术产品零关 税。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组织条件，使得世界发 展具有更大的协调性。另一方面，科技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人类探索自然 界的大工程，如人类基因组、核聚变、空间站、全球气候变化等，在国际范围进行合作 研究和组织实施。国际科技人才流动加速，国际专利的申请与许可迅猛发展，世界技术 贸易快速增长。科技全球化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来加强本国或本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以 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交织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与过去比较有两大特色：其一是 注重核心战略，其二是倚重新科技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有两种全球战略，即核心战略和边缘战略。核心战略指社会主义革命重 心放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核心地带。边缘战略指社会主义革命重心放在资本主义相对落 后的边缘地带。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居主流的是核心战略。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 义领袖主张核心战略；处于核心地带的西欧在工人运动走在世界前列；巴黎公社的尝试 也发生在核心地带。然而在20世纪之初，相对落后的俄国风云突变，布尔什维克异军突 起，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实践中社会主义在落 后国家胜利，走的是边缘战略。
当今时代社会主义的边缘战略受到挑战。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联系更加紧密 。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落后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难以得 到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中心与外围两个部分。西方发达国家 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落后国家则处在世界经济的外围。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 济秩序对外围国家的经济进行控制和剥削，使外围国家陷入依附和落后的境地。另一方 面，落后国家与全球化脱钩只能更加落后。社会主义的两个阵营理论曾经尝试过与发达 西方脱钩，营造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激进的依附理论也主张外围与中 心脱钩。萨米尔·阿明认为，要改变对中心资本主义的依附，外围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 一体化工业体系，必须加强外围国家间的合作，实现集体自力更生，以此打破现存的国 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然而，与全球化脱钩的发展模式遭到失败。正如卡斯特所言，全球 化网络联结所有有价值的因素。在这个网络之中，则有机会分享价值和获得发展。与网 络脱钩则意味着被抛弃，没有价值也没有机会[1](p156)。实践上，西方正是运用“脱 钩”战略来扼制社会主义发展。西方国家曾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等组织，对社会主义 进行贸易和技术封锁。东西方阵营相对脱钩，形成了两个阵营的发展落差。
社会主义边缘战略的前提是，落后国家能够脱离发达国家独立生存和发展。这与中国 革命中的红色根据地存在的前提相似。这些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就是世界发展不平衡 ，各地相对独立和封闭，能够自给自足。经济全球化加深了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对发达 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也使发达国家的利益边疆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加深了对落后国家 的干预，因而改变了边缘战略的历史前提。当今，在发达的西方进行“农村包围城市” 式的革命是难以想象的。同理，在全球一体的时代进行落后国家革命的边缘战略也难以 奏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战略应当采取核心战略，即社会主义变革的重心放在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带。
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变革必须倚重科技革命，发掘技术进步中的革命潜力。科学技术是 当今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特别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 济结构的变革。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西方的支柱产业 ，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了传 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科学技术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巨 大发展，奠定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科学作为精神的文化的因素，参与社会生活，是人 们解放思想的精神武器。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的积累与传播， 是革新和变革的直接力量。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7](p774)信息革命所表现的并不 仅仅是技术，而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改变着工作、娱乐和从事其他许 多活动的方式。传奇式信息技术新闻记者斯图尔特·布兰德甚至说：政治革命在今天已 普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我们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另一种革命 ，即科技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科技革命相结合，从中汲取营养和动力。世界近代史上发生了两 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当代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将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包括 生产方式的变革，企业制度的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交往方式、思想观 念的变化。西方左翼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在战略和策略上做出适时的调 整，总是滞后于科技革命带来的迅猛变化。在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紧密结合的当今世界 ，如果脱离了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就难以有所作为。科技革命是近代西方推动社会进步 的力量，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先进的政治运动，二者的结合必将更好地推动人类 历史的发展和前进。西方信息社会的变革将有赖于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的有机结合。
三、信息化与西方的社会变革
信息时代全球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是看美国等发达西方如何在信息化中实现社会转变 ，二是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信息化中实现社会发展。
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促使其向社会主义接近。新科技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获 得了一定的活力，缓和了国内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扩张加深了世 界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其矛盾趋向国际化。西方少数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来缓 和矛盾，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矛盾难以克服。新科技革命还催生和孕育了资本主 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新的实现形式和新的资本组 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垄断资本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等的新发展，对资 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还产生和发展着新的社会经济 因素，如工人独自建立的、没有资本家参与的合作制，对资本主义积极扬弃。此外，社 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的征收，是对私人 资本和私人财产扩张的限制。这些诸多方面变化的矢量都指向社会主义。
信息时代的西方社会结构在变化，知识阶层在兴起。当代西方在科技革命推动之下产 业结构的调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金领、灰领、粉领等知识工人出现。对 于未来信息社会的阶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阶级否决论(class rejected)，认 为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将使社会中的每一分子受益，阶级的划分不明显。二是 阶级再现论(class reasserted)，认为信息技术使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将日益严重，资 本家与劳工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激化。三是阶级重组论(class
reconceptualized)，强调信息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群从事专门与技术性工作的新知识 阶层，他们拥有及控制信息，从而拥有社会权力。亚当·沙夫认为，新科技革命正深刻 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白领知识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阶级结构变化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明显改善，在 劳资关系方面出现了对抗减少、对话增多的改善趋势，西方各国普遍推进管理民主化。 欧盟各国实行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美国 政府、工会和资方签订了全面谅解的合作协议，规定工会参与公司、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
信息时代西方左翼正在探索实现社会转变的新方式。其一，进行非暴力扬弃。苏联解 体之后，欧洲共产党的多数改名，大部分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暴力革命思 想。坚守旗号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贝尔·于也认为，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 变革，是超越资本主义，而不是打碎资本主义，承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对其进行非暴 力的扬弃式变革。这就是新共产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共产主义。学院派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方式是“大拒绝”和“自我改造”。西方左翼中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一贯 推行改良主义路线，它们主张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认为不必打碎旧国家机器，自 由选举的投票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手段。其二，注重社会改革。人类的需求可以分成 两类：一类是绝对需求，基本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一类是相对需求，本质上是欲求。今 天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已经或者在不久将来能够解决大众的基本需求问题。在西方丰裕的 社会中，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多在经济之外寻求新的突破点，展开广泛的社会革命。恩 斯特·曼德尔主张把缩短工作日而不是增加实际工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主 要斗争目标。他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推行半天工作日，其影响将比 十月革命更为深远。当代西方左翼在经济目标之外，普遍强调平等的核心价值，将自由 、民主、自治、人权、博爱、福利、公平、正义这些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所要努力实 现的主要目标。
信息时代西方的社会变革尤其要注意美国的动向。当今全球化是美国所主导的、信息 化是美国所领导的。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30%，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德、法等国GDP的 总和，相当于中国的8倍，俄罗斯的20倍。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三大领导组织即世界贸易 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吸纳最多的全球高科 技人才和1/3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美国在最关键的信息技术领域，领先欧洲和日本5年 以上，在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都拥有明显的优势。美国文化是对 世界产生着主导影响。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曾说：“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 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 水风浪”[8](pp174-175)。今天的情况则是，涉及到全球重大规则的变化，都无法绕开 美国。
西方的社会变革如能够突破，将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推动全球社会主义的发展。落 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由于力量的相对弱小，总是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绞杀和封锁， 在全球化时代甚至出现垮台、扭曲或边缘化的困境。如果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它们的外在环境将优越得多，发展也会健康得多。它们还能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秩序，营造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的大环境。发达西方的社会变革将使社会主义具有重大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如果说世界发展呈雁阵之型，处在领头雁位置的国家无疑对整个世 界的历史走向具有引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力和 号召力集中在落后的国家，例如中国的“以俄为师”、“走俄式发展道路”。中国革命 胜利的巨大影响也突出体现在亚非拉第三世界。相对而言，落后国家的胜利并没有使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这种影响有时具有相反的效果：落后国家社会 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所遭遇的挫折，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在发达国家受损。
四、信息化与中国的社会发展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落后、实力薄弱。中国当务之急 是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中加速社会发展。
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任何一个 国家闭关自守都难以发展，即使是美国、日本这样发达国家都不行。全球化对中国也是 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当然，全球化不是免 费午餐。全球化曾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工作机会外流、贸易赤字飞涨、电视制造业 整个倒闭、钢铁业日薄西山。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更是面临严 峻的双重挑战。一是社会制度层面。当今资本主义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 领域居主导地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这对于中国 的体制和制度是全方位的冲击。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残存的冷战意识矛头指向中国， 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二是社会发展层面。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中国还没有能 够充分参加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竞争中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全 球化中被动多于主动。当然，面对双重压力的中国也无须草木皆兵。中国社会主义经过 半个世纪的发展，经受了多种考验，已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虽然社会主义同资本 主义相比力量弱小，但全球两种制度的不对称地共存是客观现实。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 间既相互矛盾、相互对抗，又相互联系、相互合作，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目前 经济全球化还在推进之中，对中国来说，应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合理 对策，命运将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借助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 息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起推动作用的主导性产业。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业、生物 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促进这些高科技从研究开发走向商业应用，将成为21世纪上 半期世界经济的主要产业。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传统的农业、能源、钢铁、汽车等工 业，促进了这些产业的技术革新，焕发生机。信息技术还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交通运输 、商业等部门，促进了这些部门的现代化，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效率。信息技术如同历史 上的科技革命一样，有可能让部分国家出现跨越式增长。在新技术革命之际，落后国家 可以运用后发优势，吸取各国经验教训，利用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曾经多 次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21世纪的中国能否有发展上的飞跃，关键一点是看能否抓住 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中国的国情要求走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降低成本的集约式 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就是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 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中国的信息产业已经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其增幅是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的3倍。中国还要用信息技术改造所有的产业，进而 改造整个社会。中国探索利用信息化。
中国要实现信息化的发展，需要进行体制改革。苏联由于没有适时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阻滞了信息化的发展，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这个“时”，就是信息时代；这个“进”，就是总结世界 各国经验教训，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道路。一是走市场经济之路。约瑟夫·奈在全球 化论坛上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重工业模式，对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好的。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 的经济是灾难，因为很多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市场经济能对这种变化即时做出快 速反应，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就过时了[9]。计划经济在信息时代不 合时宜。市场经济的弹性和及时反应正是信息社会所要求的。中国在体制改革中确立的 市场经济导向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21世纪之初，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深入，体制还 要不断完善，以更好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二是走经济全球化之路。卡斯特认为，当今 信息技术使得全球联结成一个网络型(Network)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区别 是在网络之内，还是在网络之外[10]。网络社会不断变动，但只要在其中就有机会，脱 钩则没有机会。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利有弊，但若不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就与世界 脱轨，就没有任何机会。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国信息化离不开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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