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与后冷战时代的策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冷战论文,共产党论文,策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4(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X(2008)02-001 1-04
在印度政坛，印度共产党是仅次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大共产党组织，拥有党员约60万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总人数高达600万人。印度共产党(简称印共)连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简称印共(马))以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简称印共(马列))，是目前印度国内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三个共产党组织，三者同宗同源，前身都是成立于1920年的印度共产党。其中，印共是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力量较强、影响最大的左翼政党。2004年，印共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不菲的成绩，共赢得10个议席，尽管与印共(马)等左翼力量所获选票之和尚不足以组织联合政府，但却对后来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的上台执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印共在经历了90年代的艰辛探索后已成功走出了苏东剧变的阴霾，在这一过程中，印共在后冷战时代的理论转变与策略调整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印共的执政实践：从体制外政党到联合执政
1.体制外政党
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0月。成立之初，印度共产党与国大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投身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印度的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其自身实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1933年12月，印共作为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加入共产国际。然而，在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下，印共一度被宣布为非法政治组织，成为不被政府承认的“体制外政党”，直到1942年才恢复在国内的合法地位。
作为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印共在建国后的1946年-1951年间发动了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希望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在印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当时印度的国情已经决定了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51年，印共及时调整斗争方式，在党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提出要停止武装斗争，转为合法斗争，并改选了党的领导机构，选举持温和立场的高士为党的总书记，此后，印共的主要精力开始转移到议会的合法斗争上。
1952年，印共第一次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所获议席数量位居第二，成为议会的最大反对党。1957年，印共又在喀拉拉邦地方选举中获胜并执政，显示出地方选民对印共政策主张的认可和支持，也标志着印共已成为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使得印共更加坚定地要走一条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通过体制内竞争获取政治权力的新道路。
2.印共的第一次执政实践
1957年，印度共产党通过合法途径在喀拉拉邦地方选举中获胜并执政，第一次取得了实际的执政地位，印共中央委员南布迪里·巴德出任该邦首席部长。然而执政后，印共急迫地推行了一系列比较激进的改革，如释放了所有政治犯；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把许多政府拥有的适宜耕种的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等……。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印度国内强烈的反共情绪，印共的声明并未消除印度国内、喀拉拉邦内以及国大党等方面对印共的敌视态度。
为了减少执政的阻力，印共宣布不会在喀拉拉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使这样，印共的首次执政还是遭遇到敌对势力的仇视和反对。1959年7月31日，印度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接管了邦政权，实行总统直接管理，印共的第一次执政尝试就此夭折。
3.联合执政：从向右联合到向左联合
由于印共党内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1964年11月，党的组织一分为二，以党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为首的部分印共中央委员脱离印共，另立新党，即后来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部分印共中央委员仍沿用印度共产党这一传统称谓。1969年4月，印共(马)内部二次发生分裂，这次分裂的结果是产生了以马宗达为首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印共(马列)。
印共分裂后，以丹吉为首的印共尽管一直保持与国大党的合作，与之在议会中结成政党联盟，并参加了国大党的几届政府，但由于自身力量有很大削弱，在政党联盟中受制于国大党，总体而言难有作为。
1977年，印共在全国大选中遭受重大挫折。面对选举落败，党内再次出现重大分歧，焦点集中在与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使以党主席丹吉和以党的总书记拉奥为首的两大派系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直到1978年，印共十一大召开，以拉奥为首的一派取得胜利，会上通过了党的新纲领，要求放弃过去同国大党合作的方针，转而与印共(马)等左翼联盟合作。印共的纲领政策开始发生部分转变，而这次会议所确立的与印共(马)等左翼联盟合作的政策基本延续至今。
在印共与印共(马)分裂后的十多年内，两党关系基本处于极冷淡状态，鲜有合作。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印度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党几乎同时认识到双方进行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77年，印共在大选中遭受严重挫折，得票率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要求加强同印共(马)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大上，印共决定放弃同国大党的合作，转而同印共(马)采取联合行动，并于当年参加了印共(马)领导的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政府，开始了在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喀拉拉邦等地方层面的执政。值得注意的是，自1977年以来，印共和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密切合作，并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在该邦连续执政已近30年之久，这不仅在印度，甚至在其他非共产党执政国家都堪称奇迹。
1977年4月，印共(马)召开的十大也通过了加强同印共等左翼政党合作的政策，为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印共(马)十大后不久，印共就与印共(马)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加强两党的协调工作。此外，印共与印共(马)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在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议会选举中也多次获胜并执政，更进一步为左翼政党走联合之路增加了信心。
二、苏东剧变冲击下印共的理论嬗变
苏东剧变对印共在国内的生存产生了很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印共进行积极反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认识到苏东剧变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而只是部分国家的共产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印共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印度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会改变。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统一了党内思想，印共有效避免了党内混乱，其组织力量和影响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共基本维持了平稳发展态势，没有出现大衰落。
进入21世纪，印共在总结自身半个多世纪曲折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和政策主张。2002年3月召开的印共十八大提出，要把印共建设成为既取代印度人民党又取代国大党的“第三种替代性力量”。这集中反映在其态度鲜明、立场独立的各项政策主张上。
在政治方面，印共要求扩大民主，结束迫害，反对瓦杰帕伊政府推行的各项反民主政策；主张各宗教一律平等，和睦相处，倡导世俗主义，反对教派主义；主张各种姓一律平等，反对种姓主义；主张妇女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接受教育等方面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在经济方面，主张推行土地改革，把多余和废弃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通过综合性立法确保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最低工资和社会安全；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预算，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减少农民的生产费用，增强印度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行进口数额限制和高额进口关税；遏制“非工业化”即“失业增长”的进程；增加贫苦农民的购买力；改革和巩固公营企业；保持和发展印度在信息产业及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充分调动国内各种资源发展经济，国家参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强化对财政的控制和管理；推动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运动。在文化教育方面，倡导基础教育以及广泛的科学和技术教育，主张实行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民主化和多元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同时也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认为中、俄的发展有利于抵制美国的霸权；主张印度应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共同反对强国霸权的进攻，积极发展同各兄弟政党的关系，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在统战方面，主张加强对左翼政党特别是印共(马)的联合，也强调实现统一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
三、从“道路之争”到“大联合”的策略调整
印度独立前，印共政治纲领的基本立足点是反帝反封建，主要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印度独立后，印共的理论和政策一度发生混乱，党内的多次“道路之争”非但没能使其赢得执政权，反而使党走向崩溃的边缘。
1.道路之争
印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理论分歧是50年代党内关于走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还是走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道路之争”。经过反复辩论，到1950年底，这一问题以印共中央通过《纲领草案》和《政策声明》而基本结束。纲领指出，印度革命要走的既不是俄国道路，也不是中国道路，而是适用于印度情况的列宁主义的道路。第二次论争的焦点是走“武装斗争道路”还是走议会式的、体制内夺权的“和平道路”。虽然1951年印共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当中就已明确指出，发动工农武装起义方式夺取政权已不适合印度国情，并提出“停止武装斗争”、“通过选票箱击败国大党”的口号[2]，但实际上，印共党内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未停止。在外交上，印共在这一时期的立场也表现出坚定、独立的一面，如主张“退出大英联邦及大英帝国”，反对印度政府“所玩的那一套介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和平拥护者与侵略战争鼓吹者之间的骗人的把戏。”这场“道路之争”最后以主张“和平斗争”、反对“武装斗争”成为党内主流意见而告终。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立场以及由此决定的与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印共党内再度出现争论并产生重大分歧。其中，丹吉派主张全面加强与国大党的合作，在议会中与国大党联盟，支持其内外政策；在对华态度上，倾向苏共，反对中共。而南布迪里·巴德派则认为，国大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其应持批评态度；在对华态度上，南布迪里·巴德派并不赞同丹吉派的反华态度。
1964年党的组织分裂后，以丹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基本延续了分裂前的理论纲领，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是先进的资产阶级，印度共产党应该与之合作，共同联合反帝反封建，建立包括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最终建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和相对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印共支持印度政府实行的不结盟政策。
2.超越分歧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党合作的深化，印共多次提出与印共(马)重新实现组织统一的构想。在1989年召开的十四大上，印共强调应与印共(马)重新实现统一。随后又在1992年召开的印共十五大上重申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统一的愿望。
由于印共(马)对于印共提出的这一问题反应并不积极，印共在1995年召开的十六大上尽管仍主张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应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但基本回避两党的统一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一些方面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对待与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两党所持立场仍有较大差距，这使两党似乎在短时期内还看不到重新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从两党在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的立场看，二者都在努力拉近政策距离，弥合双方裂隙。正如印共总书记巴尔丹在向印共(马)十七大所作的致辞中指出的，尽管存在分歧，但两党“能够超越这些分歧，以使我们共同的政治目标乃至更长远的目标不至于受到影响。”[3]
3.“变相的参政党”
尽管在合并的道路上还存在种种现实障碍，然而印共与印共(马)的合作被证明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生存策略，这在两党党内获得了广泛支持，并对两党自身发展产生了良性的影响。截至目前，印度国内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超过200万，工、农、青、妇等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总人数接近4000万，成为非共产党执政国家中最强大的一支左翼政治力量。可以说，两党合作虽是形势所迫，但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趋势上看，两党的联系日趋紧密，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并共同致力于推动左翼政党的联合，在许多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协调各党的行动，如联合反对印度人民党的各项反民主政策，倡导核裁军，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等。
为进一步扩大生存空间，在继续贯彻与印共(马)等左翼政党合作的同时，印共也采取了与国大党接触或合作而反印度人民党的政策，在2004年国会大选中，印共出乎意料取得理想成绩。这次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胜利，虽然不足以使印共等左翼政党组建政府，但却对欲执政的大党联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谁能获得印共等左翼力量的支持，谁就能上台执政，印共等左翼力量成为大党竞相拉拢结盟的对象。最终，左翼选择支持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以外部支持的方式将其推向执政地位，成了“变相的参政党”。印共凭借获得的10个议席与印共(马)等左翼政党一起支持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成为该联盟能够上台执政的重要砝码，双方达成《最低共同纲领》，这反过来大大提升了印共的政治影响力，也使印共在国内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支持，为争取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
近半个世纪以来，印度共产党虽然始终没有在印度实现全国执政，但却在地方层面和国会内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而印共几十年的执政和参政实践，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具体国情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执政或参政，印共也进一步认清了印度当前的国情，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