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我国的工业化增长模式演变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技术进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次城市建设和重化工业投资拉动的过热表明，我们仍未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外历史都证明，沿着这条路无法平稳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编制“十一五”之际，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这也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没有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也就是党中央所说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话，我们很难平稳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会，就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时候我们来认真地考虑一下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是很有必要，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很多的问题，我想来想去都觉得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我们不说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当然是与它有关，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其实也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而是就事论事地去讨论一些问题，不能回到基本问题去讨论。譬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煤矿矿难频发，我认真读了很多报道和评论，上面讲了很多道理，说思想有问题啦、缺乏科学发展观啦；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啦等等。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好像绝大多数报道和评论都没有说到，就是增长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就是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式、这样一个工业化道路的条件之下，你说我们严格执法，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一起停下来，结果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大部分煤矿安全都没有达标，现在煤源紧张得一塌糊涂，我们按照现在有些分析说，因为执法不严，因为有法不依，好，现在我们依了，依了怎么样？如果我们假设都依了，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全停下来，我们的主要能源是煤，煤要减产一半左右，那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严格执法，我是说光解决严格执法问题，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没有改变，我们现在增长率会是多少呢？所以说，如果关于增长模式的基本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日常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增长太慢。投资增长很快，消费增长太慢，于是就发生了好多问题，我们企业产能增加很快，产品销售不了，结果企业亏损日益增加，这个问题今年就非常明显。但是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投资在GDP里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扭曲问题就解决不了。现在投资建了这么多企业，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不掉，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近我看到国家发改委的王建同志的一篇文章，说企业面临的产品积压的困难现在还没到头，大概在2007年会到最高。因为最近这三、四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16年的投资总和，所以产能增加得很快，产能要发挥，到了2007年这个时候，你如果消费还是上不去，大量产品还是会积压，没有出路，而往外国走，贸易摩擦就会越来越严重。也许是一种学者的偏见，但我认为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讨论，否则就事论事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被动，天天都是在救火，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今天讨论防止通货膨胀，过了两天又是通货紧缩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增长模式的问题，这里主要分析我国的工业化增长模式演变和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演变
1997年以前的是中国旧型工业化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沿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1956年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及农业的关系。但在“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对钢、煤等重工业产品提出了畸高的增长指标，使经济情况严重恶化。
·粉碎“四人帮”以前：重工业畸型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搞了156项，主要的投资都投在这上面了，想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当然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很快在1956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虽然说要强调农业、轻工业，但还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这样做。而实际工作中不但没有强化农业，而且到1958年搞了个大炼钢铁，影响非常严重，反正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还都是沿着早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它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带来了很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始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其实就是纠正旧型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
三、1979年以来的增长模式调整
·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调整，经济结构有所改善，衣业、轻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一定发展
·“九五”计划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点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着重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的遗产：1)各级政府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2)以GDP增长为主的干部考核标准，3)财税体制缺陷，4)要素价格扭曲等，促使各级政府官员走老工业化道路
1979年和1981年我们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它的要点就是加强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就是1996—2000年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在中共中央的建议里就提出来，后来在正式的计划里面也规定了，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计划沿着这个路线，强调要优化结构，要结构升级，但是我们从1979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强调的是改变结果，而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去分析原因，去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要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效率，提高效率支撑增长，但是怎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提高效率？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够，而事实上使得我们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那种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想改变结果，但是因为没有改变原因，结果也改变很慢或很少。那么有哪些旧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在起作用呢？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我们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明确了，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没有到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候，因为我们金融改革滞后，所以在很大程度金融资源主要是从银行来的，而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地的党政领导的影响的，甚至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除此之外，这些年来有个新的重要资源是由政府在配置，这就是土地，从农民那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收来，然后在各级政府手里由他们来决定配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把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不光是组织部考核，组织部同志也注意了，成了整个社会看政绩，什么代表政绩呢？GDP增长率。
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这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个东西是跟产值直接挂在一起的。
第四个也很重要，非经济学家大概不太注意。在过去计划经济为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用行政办法干预价格，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行政决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压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说劳动力工资尽量规定得很低，美其名曰因为好吸引投资；贷款是保持过去的低利率状态，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的，去年这一年，中央的要求是要压缩投资，则是贷款的实际利率是零利率，零利率就意味着只要你有办法借到钱，你根本就不用付代价的：土地，或者说过去不要钱，后来批租的时候，那是有很多优惠的，对大企业，对外来的企业，那是半买半送。甚至有些地方搞得更厉害，其中的几通一平由我负责，你进来，就是倒贴了；还有电价，电价是普遍偏低；石油制品的价格，我们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全世界的人都骂美国，美国因为燃油没有什么税，所以就浪费世界资源，我们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又是个贫油的国家，可是我们也是没有燃油税。有识之士包括汽车工业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多少年，要鼓励省油的、低排量的轿车，要限制高排量的车，要给油品加税，但是为了支持我们汽车工业，燃油税迟迟没有做；还有一个外汇，外汇人民币低估，其实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它的成本大为降低了。
四、近几年来出现的问题
·“十五”计划(2001-2005年)提出要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作为主线
·问题在于由谁来调整经济结构和如何调整经济结构
·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所有这些四条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走回老的增长模式，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生产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加上我们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来要调整结构、优化结构，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下，人们就把调整理解为由政府来向什么方向调整，向发展那些产值高、税收多的产业，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风潮，大致上在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变成了全国的风潮。一些理论家们又做了一些论证，说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许多地方都说本地经济结构太低级了、太轻了，要重型化。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是2003年，那时我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当时深圳市党委的领导提出来，深圳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轻，要重型化。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些老头可能是太保守，老头们都不太同意，原来广东省委的几位老书记都不同意。在我想来，深圳本来电信设备产业最强了，后来发展很强的华为、中兴都在深圳，我们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支持它们，让这个产业成长得更快。但他们认为这个不行，这个东西产值好像不够高，收入也不够多，要进一步重型化。后来去年到浙江也碰到这个问题，特别奇怪的就是各个企业都要做汽车。那天在宁波调查，发现波导也要做汽车，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是不放心，我说再安排一次我要到波导去看一看为什么要造汽车。波导在02年时是全国手机产量最高的，但是它有问题呀，它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是法国技术。如果钱很多，据说准备了几十亿要做汽车，我说这几十亿为什么不投入手机的研究开发呀？除非我们不准备做手机了，要是做手机的话，是不是还是要搞一点自己的知识产权呀？不然钱都让人家赚了，韩国人大赚钱呀，美国人也赚了不少。后来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再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这个时候他们也觉得不大行了，还好他们没有上汽车。也有上了的，奥克斯就上了，上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的SUV现在下马了，下马以后，现有的客户提出来汽车备件没有，怎么办？全国各地像这种情况可能很多，就是要重型化，全国各地都是重型化。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是说不能“化”，不能把重工业作为我们主要发展的行业，而且也不能够各个地方都发展这个东西。
五、走旧型工业化道路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不能“扬长避短”，有效地配置资源
2.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
3.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4.造成煤电油运及其它资源的高度紧张
5.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6.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7.隐含着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金融风险
那么一窝蜂地重型化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有7点坏处，第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知道要取得经济效率，经济学上说一个基础的东西就是要看你的资源禀赋，要扬长避短。
(一)扬短避长，降低效率
·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
·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1983年，国务院通过一个决定，就叫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那么我们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长的、什么是我们短的呢？我们最长的就是人力资源，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非常得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经济之道、要提高效率之道，就是要扬长避短。但是用投资、用重化工业去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恰好是一个扬短避长的选择。
(二)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
·要素价格扭曲和政策向重化工业、加工业倾斜使不少企业放松了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的努力
·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因为目前我们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支持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低附加值、低盈利的企业，因为这些条件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出口了，所以就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效率的努力。现在可以说一说，在前年请一些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来讨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升值，升值以后我们出口会有困难，使得我们出口会减少，或者增长不会快。但是浙江有一位做出口的企业家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他说从短期看，用保持一个人民币低估的状态是有利于出口的，但是我看这样搞下去，我们浙江这些出口企业两三年后就会出大问题，为什么会出大问题？因为完全没有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的压力。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经济部门领导，有的部门领导同志说，这个话是值得注意的，结果还没到两年，真应了他的话。现在我们沿海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一些困难，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像绍兴，法国人还没有制裁他就已经出现困难了，平均利润率(毛利)只有3％，今年早期，年初的时候就这样了，只有3％。那好的企业当然大大超过了，有些企业看着很强大的集团，说垮就垮，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困难。人家制裁，我们人民币升值，只要一升值，如果超过3％(现在还没到)利润就全没了，那怎么得了！所以说还是要让企业有压力，不断地提高产品附加值，用“十六大”的说法就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不然不行。第三个问题就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我们的服务业水平是出奇的低。
(三)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益
·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近年来不升反降
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
1980198419901994200020012002200320042005上半年
产值比值21.424.731.331.933.434.134.333.431.9
3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产业发展集中于低附加值、低盈利的加工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卖硬苦力”(陈志武语)
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世界银行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服务业太低，结构不好。后来有些改进，但是别人发展比我们更快，所以我们还是很低，你看这是2001年的情况，我们的服务业比印度低得多，比韩国、台湾更低得多。更奇怪的是到了21世纪的这几年，不但没有升还降了，还不是因为重化工业化嘛！服务业比重的最高点是2002年，34.3％，其后连年下降。这就形成一种状况，就是在施振荣那个微笑曲线里，我们就是处在最下边的，就是干的附加值最低、盈利率最低的那种活。美国耶鲁大学和北大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说了，我们是“卖硬苦力”的，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就是“卖硬苦力”的。《华尔街日报》在去年年初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意思就是中国替我们“卖硬苦力”，我们得益很大。
(四)我国人均资源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我国人均资源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我国人均 占世界人均
资源种类 占有水平 水平比重
耕地 0.1公顷 42
淡水 2257立方米 27
森林 0.12公顷20
矿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 0.93万美元 58
其中：煤炭(有可采储量)
98.94吨 53
石油(剩余储量)2.7吨
11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769立方米3
铁矿石36吨71
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 ——马凯
所以发改委马凯主任在去年有篇文章就讲了，2003年我们GDP占世界4％，可是资源消耗情况是，石油消耗了7.4％、原煤31％、铁矿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这样一来就变得严重的资源紧缺。资源当然可以到外国去买，但是我们因为不是扬长避短啊，结果是你的耗费很大，而人家赚了很多钱。把全世界的各种资源都买贵了，不但资源买贵了，现在海运也买贵了，因为要向中国运矿石、运石油、运氧化铝等等。
(五)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所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这里还可以举些例子，比如说华北平原是我们最缺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摆了1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一个河北就6000万吨。有报告说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已经打光了，现在开采深层地下水，而深层地下水是不能够采的，因为它不能回补，不能回补，你开采的话就会把地表打漏了，打漏了就是地表跟水接不上了。这个地区又是我们小麦的主要产区，所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去年锦涛同志在政协环资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人民交待，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第六个问题就是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六)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
·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李佐军)
·十五前3年着重发展重化工业，使就业状况恶化
关于这个问题，主张是要用大量投资去发展重化工业、用它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实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重化工业没有什么创造能力，而要主要依靠服务业、靠小企业，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最近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就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低得非常的快，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一些非常主张重化工业化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地提高。
(七)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
·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
·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我国最近3年约为5亿元
——马凯
世界各国的水平，就是马凯同志说的，世界各国GDP中投资占的份额大概是10-20％，我们现在已经是45-50％了，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扭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就是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收益递减非常的明显。看投资效益的指标叫ICOR，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取他的增量，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前面我们讲到了V，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里面的V，V是C/O就是资本存量除以产出总量，这里是讲增量，叫增量资本产出率，就是投资和产出增长的比例，就是资本增量和产出增量的比例，也就是说投资效率。这个数越大，投资效率越低。
西方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国家ICOR是多少呢？马凯主任在讲话中讲到，大概是1—2，就是说，GDP增长1，需要投资多少？也就是需要资本增长多少呢？是2。我们是多少呢？我们是5，这是马凯主任的数据，根据香港有个数据库，它的数据是，我们最近的6、7年吧，数据是5—7，就是我们投5块钱下去，才增加1块钱，而别的国家呢是投1-2块钱下去就增加1块钱。投资效率低就会蕴藏着金融风险。
(八)隐含金融风险
·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使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日益扭曲(有机构成提高)投资效率日趋下降(ICOR)引发一系列金融问题
·而且在我国的条件下，过量投资主要是靠银行信贷支撑的
·无效投资使银行系统潜在的不良资产积累，蕴含金融风险
我看到一些企业家在《商务周刊》上有文章，说现在不要紧哪，现在都是我们企业投资，跟过去不一样，国家投资会有风险，自己负责了，国家没风险。这跟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私营企业的投资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风险不在这些企业的身上而在银行。如果说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是自掏腰包的，将来投资失败跳楼他去跳，那就算了，那可以；我也主张投资不要审批，你自己负责嘛，不用审批，审批他干什么？问题现在是在银行，而银行给钱的时候，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党政领导意图。钱哪来的？通常的办法都是这样：党政领导的办公会决定了我这里要发展哪几个产业，要搞几个大项目，然后来拼盘子，财政拿多少、银行拿多少、股市圈多少，这样如果没有保证回报的话，将来出了问题就是银行的烂帐。像河北现在正在取缔100万吨以下的企业，当然这个资金哪儿来呢，有一笔就是首钢搬迁，有几十个亿，这中间有没有银行贷款我不知道。据我所知不但是企业了，还有地方政府也在累积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的时候，大规模地建设，它是指望着地价涨，地价涨了以后卖了地就还银行的钱。现在一个土地控制，再一个是地价，房地产好像不大涨，于是好多地方就发生恐慌了。这怎么办？所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希望放松控制了。总而言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不良资产的情况之下，就是逼使国家买单，不管是你从财政出、外汇管理出、中央银行再贷款，归根到底还是纳税人得掏。这个问题就很大。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0年前预言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后来讲了他为什么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他就是从投资分析出来的，在此我就不详细地讲了。
六、怎样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
必须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认真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社会”
所以这个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确实也是这样。据我了解我们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多数人取得共识，一定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一定要像中央提出来的那样，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社会，一定要走这条路。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快地把经济做大，需要有高速度增长，但是路子一定要想好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很紧缺的，所以在这个当口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要出点主意。这个呼声现在已经很高了，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约资源，要改善环境，但是怎么做？这需要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使中央这个要求能够落实。
当然首先是要转变思想了，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要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社会。这是中央最近几年陆续提出来的口号，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第一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第二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那有三个方面我们都是可以做的。第一就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一)转变增长模式1：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
·认真贯彻科技兴国的方针
·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的投入
·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走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体系
第二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二)转变增长模式2：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鼓励和帮助制造业企业向高附加价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
·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从“软三元”取得利润(冯国经语)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中国不行，中国有它薄弱的方面，但是也有它强的方面。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也许我们的教学质量比美国差，但是数量超过它了，这搞研究开发完全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企业做得不错啊，我老说，我每次去深圳总要到华为。中兴去看一看，每次看了都很振奋。我们中国人不是绝对就不行，是可以行的，只要我们努力。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我想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它的法律体系、法制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服务业。应该说香港的服务业，不管是综合物流管理、供应量管理还是金融，整套的体系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香港变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了，这套东西我们能够把它用起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三个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三)转变增长模式3：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避免用早期工业化阶段只重物质产品的眼光看待信息产业
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结构比较(％)
硬件 软件 服务
美国3424 42
中国84 9 7
·通过信息服务将促使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得到提高
现在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外围设备，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这个OECD每年都有统计，我们这个信息化结构跟人家比是倒过来的，人家是软件服务为主，我们是硬件为主，虽然这种情况有改进，但是改进很慢。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发挥不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这是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光是信息产业它本身的产值。
(四)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关健在于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增长模式转变的症结在于将行政配置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加快改革，减少行政干预，矫正价格扭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讲了学人家的经验，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改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使得把我们的增长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想强调地说一条，你要真正做到这三条，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为这三条建立一个体制的基础，没有这套机制，没有这套体制，没有这套制度，你想做也做不到。也许我想得太悲观一些，但是可以就我自己的经历讲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中关村那里的经济研究所，我们那里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心，就是50年代从55年开始向科学进军，搞12年科学规划。这么一套做法，这套做法，好像效果不大，由政府来决定科研重点，组织人力物力攻关，然后要求企业把这些攻关成果市场化、商业化，好像这个老路子变化不是太大。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机制、体制、制度。
(五)以科技进步为例，看机制、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性
·关键是改变行政化、官本位和层级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体制，实现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
·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技、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从要改革的角度讲，就是要改掉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这套体制。美国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罗森伯格讲道，为什么在19世纪科学能够昌盛呢？就是因为此前是一个等级制和层级制，也就是科层制的体制，而再以后就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家的共同体。最近我看到同年级同学周光照同志有个讲话，说你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这个观点我很赞成，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搞一个制度，因为没有这套制度，人人都想当官，要搞一套什么制度呢，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个制度，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越来越变得行政化，官本位就是华山路一条，这就抑制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了。我们还是要搞一套制度，使得按照崇高的路子走，这确实有好处，不然的话就不行了。那么从别人的经验看，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现在的激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变成官，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技术创新的人，包括企业家，就是当个政协委员或是到人大，甚至当副县长，这种激励恐怕不行。
(六)以服务业为例，看机制、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性
·陈志武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卖硬苦力”
·改变“重制造、轻服务”的旧思维定式和政策取向
·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
以服务业为例，我很愿意推荐大家去看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讲了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卖硬苦力”呢？他分析了其中的道理，落脚在什么地方呢？落脚在体制。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附加值高、盈利性高的是服务业，盈利性低、附加值低的是装配、制造，但是这两业中，我们为什么长于搞制造搞装配呢？因为这两业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不同。装配是跟物打交道的，这对制度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不太高，相当差的体制下还是可以干。而服务业是跟人打交道，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干不了。比如说我跟冯国经先生讨论过，我说我们这里你能来介绍介绍经验，把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搞起来。他说我那一套要在内地做不大好做，比如说他给一些生产服装的企业做供应链管理，就是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地方买纽扣、买布，然后把布送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后整理，然后在某一个时点上正好加工服装的这个企业要用布的时候，他的布到了，用纽扣的时候钮扣到了。他说在内地这个环境，一扯起皮来整个就不行了。供应链管理全靠软环境，软件丝丝入扣，零仓储，没有仓储，但是在内地这么个市场环境下怎么做呢？做不到的。合同的执行很成问题，他就适应不了。我想陈志武讲的是有道理的，服务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要有好的产权保护，他说对于实物产品，产权保护比较容易，看得见：但是金融产品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它的产权保护要有很严密的体系才行。从我们这个金融市场就可以看到，捞钱的时候你根本摸不着他，他就把钱弄走了。所以我认为要强调推进改革。其实怎么推进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考虑得也很周到，现在问题就在执行，要能够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七)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
·改变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政府改革涉及干部的权力和利益，是“革”自己的“命”，因此有一定的难度
·寄望于党组织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领导上对于困难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下定“攻坚”的决心
国务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所以温总理在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说，2005年是改革年；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温总理说是改革攻坚年，我想这“攻坚”两个字加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坚”在哪里呢？就在政府自己，这些改革都牵涉到我们的这些个官员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要革自己的命。在座的有不少的领导同志了，也许这个话不一定适用于你们。景安我是认识多年了，他的改革激情还是很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权力和利益相联系的。最近上海科协，也是我们一个系统了，请我去讲课。我跟来接我的那位同志就谈起来了，我发现他们有公司，公司给融资，执行倾斜政策，中间还做一件事，就是高科技含量认定。我就说我们哪里好像早就没有了，而且徐部长以前也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不行的。但他说他们还有，企业提出来，由行政机构认定然后以他所属的金融机构给融资，给优惠。我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好吧。后来快到会场了，这个同志跟我说，你今天可千万不要说这个，你要说了这个，我们的活就没法干了。所以一方面我是寄希望于我们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我们大多数同志大概第一批先进性教育都已经过关了，现在就要拿实际表现出来了。另外对领导来说，对这个情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确是分立化，哪一行的机关就变成那一行的利益代表，而不是代表全社会去管理、规制这个行业了。所以改革攻坚的艰巨性，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坚”攻下来。
(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特聘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于2005年11月15日应邀来川向党政干部、科研人员作报告的节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