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动词重叠式+补语”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补语论文,汉语论文,动词论文,方言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多学者注意到，普通话动词二叠式（VV）不能带补语。吴为善等（2007）曾撰文探讨其中的规律，认为“表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带补语在句法和语义上都讲不通”。不过，普通话的这一特点在部分南方方言中被突破。本文主要讨论闽语和吴语VV带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和数量补语的现象，并从能带补语的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入手，揭示此类结构的生成规律及语法化历程。 一 闽语中的“VV+补语” 1.1 “VV+补语”结构普遍存在于闽语，如福建泉州、厦门、漳州、潮阳、永春，广东揭阳、潮阳、潮州、汕头，海南屯昌等。这种结构中的动词一般都是单音节形式，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和数量补语。 VV+结果补语 潮阳：扫扫清气。（扫干净。） 潮州：条索客伊割割断去。（这条绳子给他割断了。） 汕头：知观分人掠去卖卖掉！（小心叫人给卖了。） 泉州：汝着食食甲饱咧。（你要吃饱一些。） 永春：踢踢倒。（都踢倒。） 充当结果补语的可以是单、双音节的形容词，也可以是单音节动词。动词重叠后表示动作延续一定的时间或反复一定的次数，直至达到补语所述的结果。 VV+趋向补语 汕头：块招牌人收收起。（这块招牌干脆收起来算了。） 屯昌：行行上来。 泉州：将拙个鱼掠掠起来。（把这些鱼抓起来。） 厦门：提提去|关关去|吞吞落去 漳州：查某婴仔拢走走出去。（小女孩们都跑出去了。） 潮州：撮物搬搬出去。（把东西都搬出去。） 永春：漏漏落来。（不断地流下来。） 这些方言中，单、双音节的趋向动词都可以置于动词重叠式后面充当补语，表示动作朝着某一方向反复与持续，有“全部地”“所有都”等语义（袁家骅等1983），是“动量强化”的表现。 VV+数量补语 潮州：伊唔听话，你自个伊拍拍二下。 汕头：领被挈出去拍拍两下。（把被子拿出去拍一拍。） 宁德：青菜炒炒一下就熟了。 1.2 李宇明（1998）在分析共同语动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时指出，“动词重叠式不能与具有完成作用的结果补语共现，甚至连一些动补式的动词都不能重叠”，“动词在一般情况下都可受数量词语修饰，但重叠之后却都不能再接受数量词语修饰，哪怕是动词重叠式处在非谓语的位置上”。这一看法，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可是，闽语中却普遍存在着“VV+补语”的现象。 事实上，闽语的动词重叠式与共同语的动词重叠式是同形异类的两种形式。 从上面用例可以看出，闽语中能带三类补语的动词重叠VV式（记为V
），强调的是动作的重复、延续或强化等意义。这种用法，其实自汉代开始就已大量出现，汉乐府诗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用例。例如： （1）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汉乐府·行行重行行） 太田辰夫等将中古汉语文献中的这类动词重叠式称为“动词连用”。这种结构在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用得最多，宋元明仍可见少数，但在现代共同语中已经基本消失。而共同语中的VV式（记为V
），多数学者认为它来源于“动词+同源动量词”（V—V），当“V—V”中的“—V”从表示动作的具体次数演化为不实指次数，而指动作的次数少、时间短、程度轻的语义时，其原来的具体语义渐渐弱化，开始表现出一种较为抽象的语法意义，数词“一”也由实指变为虚指。这种语义虚化的结果，导致了“一”的弱化并最终脱落。V
大概在唐末五代开始萌芽；宋代的佛教题材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用法和语义都跟现代汉语基本一致的语例；“到清代初期，动词重叠式基本上完成了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李广锋等2004）
（2）望云去去远，望鸟飞飞灭。（北魏·张率《长相思》） （3）独上七盘去，峰峦转转稠。（唐·张籍《使至蓝谿驿，寄太常王丞》） （4）祝寿如云转转高。（宋·王观《减字木兰花》） 所以，闽语的VV与共同语表示“时短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现象在汉语方言中的反映。因此，前者能与补语组合，后者不行。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闽语中是没有V
的，“量小时短”的语法意义方言中要用“V+一下”或类似结构来表示。例如： 泉州：我去一下就来。（我去去就来。）
宁德：青菜炒炒一下就熟了。（青菜随便炒一下就熟了。） 油不多了，倒倒下来。（油不多了，全倒下来。） 阳江：其将树上高个瓜子劈劈落来。（他把树上的果子接连扔下来。） 二 吴语中的“VV+补语” 2.1 安徽繁昌，浙江绍兴、温州、宁波、嘉善，江苏苏州及上海等吴语方言点，都有学者论及它们的“VV+补语”结构。王健（2007）在调查了南、北部吴语的19个方言点后，发现绝大部分的吴语都存在“VV+补语”结构，但和闽语不同的是，只有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能出现这种结构，数量补语是被排斥的。 VV+结果补语 繁昌：衣裳叠叠好，不要乱放。 嘉善：看看齐|揩揩干净|扎扎牢 温州：晒晒暖|讲讲灵清|洗洗光生 绍兴：作业去做做好。|手去戽戽清爽。 VV+趋向补语 繁昌：坐坐起来，不要老躺着。 嘉善：传传过来|立立起|坐坐落 温州：扔扔落|站站起|冲冲出|赶赶去 2.2 从形式看，上述“VV+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结构与闽语一样，其实不然。 池昌海、王纯（2004）、王昉（2011）都指出，温州方言可以带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是表示动作持续、反复的V
，徐越（1998）和潘海燕（2009）也是这样分析嘉善与繁昌方言中的这种现象的。但阮桂君（2009）指出，宁波方言中有两类动词重叠式，分别表示动作反复进行（V
）和动作量少时短（V
），两类VV都能带补语，前者如“撬撬开”，后者如“诺书快眼去背背出（你快点把书背出来）”“我老酒去打打好（我把老酒去买来）”。钱乃荣（2003）研究上海方言时也提出：上海话动词重叠式经历了“长时反复是主流＞短时反复增多”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两种语义的动词重叠式在现今都仍用得很普遍，而且它们都具有后面能带补语的语法功能，如“第双鞋子担去刷刷亮”中的动词重叠式是表示“短时反复”语义的。刘丹青（1986）、石汝杰（2006）更是明确指出苏州话能带补语的动词重叠式是表达短时量的，如“讲讲明白|看看清|汰汰干净|拉拉上”。 可见，吴语中出现的“VV+补语”结构的语义比闽语复杂，其中包含了两种同形异类的形式，一种是表示动作反复进行的VV（即V
），一种是与普通话相同表示“时量短”或者“动量小”的VV（即V
），而且这两类异类同形的VV在吴语的某些方言（如宁波、苏州和上海）中都能后带补语。 前面说到，V
的源头是动补结构“V—V”，所以一般动词重叠式与结果补语不能同现，共同语和大多数方言都遵循着这一规则。吴为善等（2007）也指出，吴语中的“V
+补语”结构无论在句法上还是语义上都是讲不通的。但我们在吴语中发现的大量例外，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语法结构。 首先，我们发现“V
+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现象在近代汉语的明清白话小说中也大量存在，它并不是方言独有的。崔山佳（2011）指出，明清小说中V
的源形式“V—V”能带补语，并列举了40例，而且其中还不乏北方方言区作家作品的用例。他还指出，当时“VV+补语”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他所举的59例大部分当属V
的用法，但也有V
带补语的用例。比如： （5）史堂一听此话，倒呆了一晌，便道：“……尊驾且再坐一坐，我去问问明白，我们大皆谈谈去。”（《载阳堂意外缘》第十回） 例中“问问”与“坐一坐”相呼应，显然应理解为V
。 其次，张华林（2011）在考证晚清时期上海传教士编撰的一些语言教科书中出现的“V—V+补语”现象时，提出上海话的“VV+补语”结构其实就是前者语法化而来的，也就是说，即使到晚清时期，上海方言中可能还存在“V—V+补语”结构。例如： （6）铲刀柄脱者，装一装好。（Lecons ou exercises de langue Chinoise，1883：187） 前人的相关研究证明，V
及其源形式“V—V”在某一历史阶段是能带补语的，但这一语法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官话中两类VV在宋至明清这一时期曾经共存过。从认知的角度看，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看成是一个单位，所以，在“V—V”向V
发展的某一阶段，受到同形V
语法功能的类化影响，它们也是能受补语修饰的，但并不稳固。同一形式负载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它既违背了语言信息明确性的原则，也负荷语义过重，所以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官话为了改善VV动词重叠式的这种使用状况，不再让它表示反复的动量义（取而代之的是“V啊V”类格式），只单纯表示动量小的语义。随着V
式在官话中的消失，在类化作用下产生的“V
+结果补语/趋向补语”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现在大多数官话和共同语中都看不到这种语法现象。 可是，吴语太湖片中出现“V
+补语”结构的方言（包括上海、苏州、宁波等方言）都是两种VV共存的。我们认为，吴语由于其所在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不容易轻易被官话同化，所以仍保留了V
与V
共存的状态，“V
+补语”的类化影响也就一直作用于V
，从而使得它们至今都还具有能带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语法功能。也就是说，这种从语言内部机制我们很难找到合理解释的现象，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该方言中V
和V
这两种语义的动词重叠式长期共存，形式相同而且又长期共存的局面导致了它们之间某些功能的相互渗透。 2.3 吴语动词重叠式（包括V
和V
）后面一般是不能带数量补语的，这点与闽语形成了鲜明对比。 共同语中来源于“V—V”的V
因为自身已带有量的特征，所以它和数量成分不相容，不能与数量补语共现。在这一点上，吴语大部分方言和共同语是一致的，而且，其V
也不能与数量补语共现。 历史文献中我们未能发现“V—V”带数量补语的材料，但在近代作品中却找到了“VV+数量补语”的语料，据崔山佳（2011）考察，明清小说中有单音节动词重叠式VV带数量补语的例子，转引如下： （7）到了家里，闷闷了一回，想道：“若是应承了叔父所言，怎生撇得文姬父母恩情……”（《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明代，作者凌濛初，浙江人。另卷三十有“昏昏了几日”） （8）咱这一来，眼看就磨磨了七个月，回去就快着走，也得四五个月……（《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六回，作者可能是山东人。另第一百回有“混混了两日”） （9）长庆媳妇叨叨了一回。（《品花宝鉴》第四十二回，清代中期，作者陈森，江苏常州人） （10）贤臣闻听，哼哼了几声，扭项望陶公说话，口尊：“陶大人，此妇大人不用带去，内有隐情……”（《施公案》第七十七回，作者籍贯不详） （11）想想一回，无奈衣服又穿得单薄，口口经春，只有几层粗布，连风也遮不住，哪里能够敌强御暴？（《海烈妇百炼真传》第八回，作者籍贯不详） 上述例句中的动词重叠式显然当分析为表示动作持续、反复的V
，而且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吴语区的，也有来自北方方言区的，所以我们推断最迟在明清时期V
还是能带数量补语的，但随着V
在官话区的消失，现代作品中我们再难找到这种用例。 为什么V
受到同形结构V
的类化影响，曾经能带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可是这种影响却未能波及数量补语？前文已述，V
来源于“V—V”，“V—V”能与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组合，是由于“—V”表动量的语义和做补语的性质逐渐弱化，再加上V
的类化影响；但是，“—V”的这种数量结构形式使它对跟数量补语组合始终排斥，这是“V—V”不能带数量补语的主要原因，而这也直接导致了V
与数量补语的不相容。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吴语V
一直与V
共存，但现在V
也丧失了带数量补语的功能。前例中我们看到至迟在明清时吴语V
还是可以带数量补语的，但并不普遍，我们找到的用例也是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同时也是V
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种语法结构的前途往往会受到语法系统中其他相关要素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方言中V
逐渐取代V
，成为动词重叠式的主流用法，使得本未成熟稳定的“V
+数量补语”结构最终在吴语中消失，这也符合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 可见，表示动作持续、反复的V
在语言史上应该是可以带三类补语的，但吴语方言系统中不同表义作用的同形形式长期共存的状态，使得V
受到同形结构类化影响，最终丧失了与数量补语组合的功能。而闽语（主要指闽南语）最迟到唐末五代，其方言系统已基本定型，加上地处东南之隅，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明清时期发生在中原地带的语言变化没有能够对它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大部分闽语中只有动词重叠式V
，没有V
，而且V
带三类补语的功能都非常发达、稳定。 2.4 浙江宁波和绍兴方言是例外。 寿永明（1999）指出，绍兴方言动词重叠式可以带结果补语，“是说话人对受话人动作及动作结果的要求，在普通话中，常常用动补结构来表示”；当VV带趋向补语时，后面还会带上数量短语，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但状态仍在持续”。 爬爬起半日。|走走出好些辰光哉。 阮桂君（2009）指出，宁波话中表动作反复和持续的V
后面可以出现表时量或动量的短语。郑晓芳（2006）也指出，宁波方言“VV+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结构还能与数量短语共现，其数量补语的作用在于反映动作行为的“量”，这个“量”可以指动作重复和持续的数量，也可以是动作行为实现后，各种状态在时间轴上保持延续的数量。 阿拉囡交关要好看，头发梳梳半日咧。（我们的女儿很喜欢打扮，梳头梳了半天了。） 渠拉外婆死死三年咧。（他外婆已经死了三年了。） 这是我们在吴语中发现的两处还保留了明清时期V
能带数量补语功能的方言。在这两处方言中，数量短语作为“VV+结果/趋向补语”结构的补语，表示动作行为完成后，其状态持续的数量，也就是说，VV与补语组合后其结构用如一个句法单位，而数量短语是修饰这个句法单位的，绍兴方言中的“爬爬起”“走走出”等结构甚至能在句子中充当主语，这些都说明“VV+补语”在该方言中已经语化法为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这可能也是数量短语能与之共现的原因之一。 总之，汉语动补结构的递归性是较弱的，但在吴语等地出现的“V
+补语”现象似乎有违这一规律，其实这种例外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该条件就是V
和V
的共存。 三 余论 我们发现昆明话（西南官话）、广西桂平（粤语）、广东湛江方言（闽语）也具有V
和V
共存的语言特征，而且这三地动词重叠式的搭配能力更强，它们不仅能和补语共现，“动词重叠+补语”结构还能带宾语。 湛江：我爱问问清楚这个问题！（我必须把这个问题问清楚！） 昆明：你端端那几杯水过来。 你抬抬这个位儿（凳子）起来，我扫扫下面的灰尘。 你莫忙，那件事等人家办办完婚事再说。 你才教教你儿子这一次，你就不耐烦了？ 桂平：执执返你间屋。（收拾好房间。） 唔该你帮我搦搦件衫落来。（请你帮我拿衣服下来。） 上述例子的动词重叠式有表示动作反复至补语所表示的结果为止的，如湛江例；也有表示动作时短量小的，如昆明话中第二例的“抬抬”和后一分句的“扫扫”相对应，“抬”只能解释为动作量小。 当动词重叠式同时带宾语和补语时，其语序可以是前宾后补，也可以是前补后宾。我们认为，这种语言现象说明，不论是V
还是V
，在这些方言中当它们带补语之后，其功能就类同于一般的动补组合了，而这种组合中的动词重叠式与补语结合得并不紧密，没有完全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所以它们之间允许插入宾语。 总之，汉语方言中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和功能远比共同语复杂得多，并且呈现出了极大的地域差异，从V
与V
在闽语、吴语中的分布、句法功能可见一斑。而且各方言的这种共时差异往往是语言演变历史层次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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