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垄断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策源地、肇始者是当代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
面对这场经济灾难，学术界、理论界乃至经济、政治各界的许多人都在反思：为什么一贯号称其“经济基本面健全”，并据此对他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发号施令的美国，会成为这场严重经济灾难的制造者？由于立足点不同，答案自然见仁见智。我们认为，深层原因还是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特征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美国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沉疴经年的集中表现。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可无限扩张的趋势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样两对矛盾所决定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当前这场肇始于美国、迅速蔓延至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作上述归纳当然是不错的。但深入研究，就感到这种解读似乎还不够。这是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较之《资本论》所分析、研究的资本主义，已具有了诸多新特点。即使仅就危机本身而言，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其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始发于工业生产领域。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工业经济体美国，1927年工业陷入衰退，1928年虽曾短暂反弹，很快于1929年6月再次大幅下降。至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一半以上，退回到1905-1906年的水平；美国工业生产的剧烈下降，很快波及当时世界第二工业经济体德国，至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也超过一半，退回到1896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大幅上升；随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纷纷下降。①工业生产危机爆发两年多之后，也即1931年才爆发全球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而此次危机，从一开始，就具有金融危机的性质，2007年7月美国发生的所谓“次贷危机”，从本质上看，已经是金融危机，所谓“次贷危机”不过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寡头及其“看门人”企图继续误导广大投资者、消费者的一种欺人之谈而已。
其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开始便鲜明地暴露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此次危机，虽然从本质上看、从深层原因看仍同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有很大关联，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等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其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受重创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不发达国家所受影响并不严重。从表1可以看出，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之间，欧洲、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下降，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所占比重上升；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顺利完成了第二、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次危机，虽肇始于美国，但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无一幸免。
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所具有的上述三个显著特征，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显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20世纪中叶，人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爬了出来，饱受战乱摧残的各国人民，面对饥寒交迫，强烈渴望和平、企盼发展。亿万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意愿和呼声，推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成为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凯恩斯主义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比如，在1973-1982年间，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1982年失业人数达1220万人，创历史高峰。欧洲共同体的失业率达10％，英国甚至高达13.4％(1982)，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3050万人，接近30年代大萧条失业4000万人的水平。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美、英、法、德、意、日等国1975-1979年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6.6％的增幅下降60％多；从1979-1982年，美国工业生产持续下降或停滞了44个月，欧共体各国则下降或停滞了30多个月。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7.9％，1975-1979年更达10.1％。②一般说来，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两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或下降、高失业与高通胀同时存在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的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战之后，经过五六十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见表2、表3)；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中挣扎、爬行。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中，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它仍然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导致长达10年经济“滞胀”的直接原因。
第二，经过战后五六十年代长达20多年的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的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大幅扩张，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已满足不了国家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力图突破国界，寻求在更广阔的空间、市场上攫取更高额的利润。因此，这场“滞胀”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40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它已经适应不了国家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
第三，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资本为提高竞争力以获取超额利润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实体经济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导致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从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③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什么领域利润率高，资本就会向什么领域流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存在着通过高杠杆操作、通过投机获取高额回报的机遇，于是吸引具有冒险天性的资本纷纷向金融领域、资本市场集中，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扩张、膨胀，并开始了由“圈地”(办实体企业)向直接“圈钱”的蜕变。
毋庸置疑，对于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发生的原因，由于立足点不同，看法迥异，甚至完全相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掌门人哈耶克及其在英国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中的弟子们认为，“滞胀”危机是由于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以及政府开支过大所致。他们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大肆鼓吹他们一贯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所谓“危机”，乃“困局+机遇”。纵观历史，每逢“重大危机”，人类发展皆处于十字路口：代表进步的力量如果把握住了“机遇”，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代表没落的力量如果抓着了“机遇”，将把人类社会拖向倒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危机，均属此类“重大危机”。70多年前，苏联共产党人把握住了“机遇”，身陷资本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苏联逆势而上，在大萧条期间，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为随后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准备了物资基础，催生了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50多年前，由于赫鲁晓夫集团挑起内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力量受损，再加上苏联忙于经营霸权，1979年末出兵阿富汗，而我们中国又深陷十年动乱，均错过了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的历史性“机遇”。而美、英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则抓住了凯恩斯主义对“滞胀危机”束手无策之机，用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开始了全球扩张的灾难性远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危机。长达近10年的“滞胀”危机，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三件大事：其一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其二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其三是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这三者的媾合，成为拉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三驾马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三驾马车”的拉动下，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不断加剧资本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工业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15年增加了14家，增加了将近两倍；到1980年更增至52家，同1970年相比，10年之内增加了30家，翻了一番多。100亿美元以上的巨型公司，1955年有2家，1975年增加到11家，20年增加了9家；1980年增至19家，5年增加了8家。在“滞胀”后期，资本聚集速度明显加快(见表4)。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也在加速集中，不仅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还出现强强合并，产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见表5)。到1977年，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达6684亿美元，存款为5212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1万多家大小银行总资产的56.8％和总存款的55％；其中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信托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和存款量，分别为3224亿美元和2464亿美元，占50家大银行总资产和总存款的比重均超过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银行，拥有资产949亿美元和存款758亿美元，占5家最大银行资产和存款总量的30％左右。④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在“滞胀”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长期萎缩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不振，迫使金融寡头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致使美国跨国银行在海外的势力迅速增强。1954年，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99家银行控制的国外分行共1200家，美国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共在海外设分支机构3000家左右，美国占37％，所占比重增长近两倍，分支机构数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长近10倍；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的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两倍多。美国的许多大商业银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的，⑤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70年代“滞胀”期间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英国等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跨国公司获得空前扩张，至20世纪末，全球跨国母公司已多达6万余家，它们控制的海外分支机构有50多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由此可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超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的舞台。⑥这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特征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
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7)2007年爆发于美国并很快蔓延、祸害全球的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已达于极点，它可能标志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收官”阶段。
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不仅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从美国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已逐步呈现出了同国家垄断资本既有某种联系、继承，又有显著差别的若干基本特征：
其一，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所谓经济金融化，用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威廉·K.塔布的话说，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⑦集中表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金融企业资本+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由于实体经济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面对激烈竞争，实体经济企业不得不通过并购等手段“做大”自己。而实体经济企业要完成“并购”行为，必须向银行贷款融资。金融资本垄断寡头正是利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血液和命脉的特殊地位，逐步实现了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操控，并越来越多地占有实体经济企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攫取的剩余。据学者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五分之一，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左右。⑧另据美国学者统计，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则为5340亿美元，就是说，美国金融行业“创造”了美国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40年前，也就是20世纪六十年代，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所有企业所“创造”利润的2％。⑨仅仅40年，这一比重就增长了19倍！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借贷职能的资本从社会资本中独立出来形成金融资本，是为了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其收入——利息，来自生产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从实体企业的剩余价值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也不满足于对生产资本的“从属”、“配角”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协助”生产资本“圈地”(办实体经济企业)，并分割其部分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正如威廉·K.塔布所说，“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⑩所谓“货币—货币”(G—G')或者“货币＜货币”(G＜G')循环中的“魔术”，除了金融寡头凭借其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操控向实体经济分割尽可能多的“企业剩余”外，更主要的是以各种手段，包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或者相互间、甚或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不仅使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甚至使社会资产也因金融化而异化为金融资产。
其二，金融虚拟化、泡沫化。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在循环中尽快增值。既然无需经过实体经济生产运作、仅仅货币自身循环就能生出更多的货币(G＜G')，加上美国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本涌入金融领域。据有关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11)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货币循环所以能生出更多货币，全靠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正是这种在高杠杆运作中的投机诈骗能带来高额回报，给极具冒险性的资本以强烈刺激，不惜举借高于自身资产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的银行贷款去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在这种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中，出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债务”成为重要的“发酵剂”：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至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等包装而成；同时，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又需要举借新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成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产品(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毒”的)所形成的虚假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报告，目前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12)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号称13万亿美元GDP的25倍。(13)日本学者的上述估算应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据2008年10月7日出版的《东方日报》所载之文称：美国市场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高达45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的76％，相当于美国号称的年GDP13万亿美元的35倍。文章援引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哀叹：“华尔街醉了，什么时候不再搞这么多花巧得令人头昏脑胀的金融产品，才算醉醒了！”但布什哪里知道，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主导之下，华尔街是不可能“醉醒”的！因为，美国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是由这种虚拟的、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产品撑起来的。以美国最大的房产抵押金融机构房利美、房地美为例，其核心资产总共为750亿美元，但它们所发出的衍生金融债券竟高达52000亿美元，是其核心资产的近70倍，泡沫之大令人瞠目结舌。(14)可见，被某些人视为天堂的美国，就是建筑在这种虚拟的、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之上的。如果把这些泡沫都挤掉，美国还剩下什么？然而，不论是共和党的布什当政，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政，都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去挤掉这些有毒的泡沫！
其三，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金融行业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非常特殊的行业。这首先是因为，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是一个国家整个经济体的血液和命脉。其次，还因为金融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商品一般，金融产品的流动，要求以市场为基础并自由流动；但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即作为商品交换结算工具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作为资产储备或转移资金、安排资产风险结构等的资本市场工具，它必须在国家计划的调控下，在国家有关法律的框架内，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流动，以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最后，随着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增多和金融产品的虚拟化，其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现代金融产品同当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结合之后，其流动之迅速、流动量之大，从而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力之大，常常出乎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制而未遭受金融货币危机打击的成功范例！
对此，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执政当局心里十分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为实现其尽快增值的目标，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满足于仅仅主宰美国经济，而且要掌控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全球一体化”即“美国化”，其重要杠杆之一，就是“金融自由化”。关于这一点，威廉·K.塔布在对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嬗变过程进行跟踪分析时指出：“因为金融部门已经取得了对(美国)其他经济部门的操控，实际上也取得了指挥债务人、弱势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权力。由于它的权力增长，它可以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从而使得它进一步膨胀，并危及更大的经济系统的稳定性。”(15)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加大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力度，要求各国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1990年出笼的“华盛顿共识”明确要求“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这一切的要害在于，削弱他国的经济主权、金融主权，为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进出他国“圈钱”、进而控制他国经济扫清道路。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推行“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美国当局历来实行双重标准：他们鼓吹的“金融自由化”，仅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如果其他国家的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将会遇到法律甚至行政的种种壁垒，受到严格的限制、审查甚至被拒之门外。近几十年来，美国当局在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或发布行政条例，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进入美国进行严格限制和严密金融监管，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条款多达一千余条。(16)
美国当局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主张金融运作自由化，取消金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监管环节。监管环节的缺失，使大大小小在货币循环中运用欺诈手段“圈钱”的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近二三十年来，“金融创新”被亵渎，成了“金融诈骗”；金融衍生产品大多被毒化，成了美国产的另类“摇头丸”。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欺诈、剧毒的金融、资本市场上演的一幕幕“圈钱”大比拼过程中，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欺诈骗子，甚至连号称美国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充满尔虞我诈的金融大染缸里也被熏陶为专事出卖灵魂(穆迪高管：“我们为了赚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同金融巨鳄们沆瀣一气、将大批“有毒债券”贴上“优质”、“3A”标记，去坑蒙全球投资者的制度性毒瘤。(17)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经典注释！
其四，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仅仅是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方面。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18)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服务性行业(主要是金融行业)，已占GDP的70％左右，在实体经济领域，除军事工业仍为全球之冠外，其余仅石油、IT、房产、汽车、飞机制造以及农业等产业还能称雄于世界。但进入新世纪后，先是IT产业泡沫破灭，继而因9·11事件使飞机制造业遭重创；本世纪初为摆脱经济衰退，实行30年期购房贷款60年来最低利率以刺激住宅销售，营造了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2007年房地产因泡沫破灭而一蹶不振；在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所剩为数不多的实体支柱产业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勒、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仅2008年第三季度这三家公司亏损共达240多亿美元、债务负担过重、股价暴跌至垃圾股边缘而深陷困境，克莱斯勒、通用两公司不得不先后申请破产保护，福特公司亦在考虑出卖所持马自达的股份以维持运转。至此，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产业已经仅剩军工、石油、农业而已！
顺便指出，近几年来，美国号称其年GDP已达13万亿美元左右。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为维持美元霸主地位而被注水稀释了的数字。进入新世纪后，在美国经济中，金融业占半壁江山。然而美国的金融业除美钞印制外，毕竟是虚拟的、泡沫化的，2009年虚拟资产估值10万亿美元，2010年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一旦动荡，马上会缩水至6万亿美元甚至更少。比如，据私募基金百仕通集团执行长史瓦兹曼统计，此次金融危机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即毁掉45％的世界财富。另据美联储2009年3月12日公布的资料，美国家庭的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资产减去债务)2007年第二季度为64.4万亿美元，至2008年底剩下51.5万亿美元，一年多缩水20％，仅2008年第四季度即缩水9％。(19)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还在发展，其金融系统近乎腐烂，信誉也丧失殆尽，金融企业大都亏损、缩水，美国年GDP到底剩下几何，这可能是一个美国政府不愿正视的数字。关于这个问题，头顶“商品大王”桂冠的罗杰斯曾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我不会相信政府公布的任何数据，美国政府无论通胀数据或经济增长都讲了十多年的大话……我不会在意政府公布的数据。”(20)
其五，在所谓“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灵魂的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榨取尽可能多劳动者血汗服务的。所谓“效率优先”本质是“资本效率优先”、“资本增值效率优先”。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之于“资本增值效率”，犹如水之于鱼；只有在不受制约的市场里，资本尽快增值的“效率”才能得以彰显或实现。然而，满足资本尽快增值的“效率”，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以广大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代价的。对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向来讳莫如深，足见其虚伪性。但客观事实充分证明“效率优先”是一种经典的“劫贫济富”政策：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工人的工资本应相应提高，而事实是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时工资下降到10美元，降幅达43％；(21)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
正是在所谓“效率优先”政策的主导下，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22)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财富增加了七倍。(23)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从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仅增长550美元，6年仅增2％。前者的家庭年收入为后者的1150倍，在这6年中前者年收入的增加额为后者年收入增加额的近3万倍。(24)
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也是一个大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25)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且后者建筑在前者之上。这就是“效率优先”所构建的当今美国的社会现实。
其六，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前后，美国居民消费已经占到美国GDP的73％。(26)根据这一统计口径，如果再按美国声称的年GDP13万亿美元计算，2006年美国居民人均消费3万美元左右。而占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6万美元，一个家庭按4口人计，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当不足万元，远远不足以支付人年均3万美元的消费支出。这里的可能解读只能有二：一是正如罗杰斯所言，美国发布的数据有极大水分，其年GDP根本不足13万亿美元。即使按人年均消费支出高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元)一倍进行匡算，美国的年GDP也只能在8万亿美元之下；二是即使按2006年美国年GDP8万亿美元计算，是年美国人均消费支出(8万亿×0.73÷3亿人)2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美元，消费资金缺口人均还达1万美元。这笔巨大的消费资金缺口靠什么填补呢？只能依靠借贷！
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物资供给具有无限制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因资本盘剥的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导致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主导地位之后，仅仅从生产资本那里分割更大一块“企业剩余”已无法满足其深不见底的壑欲，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G＜G'”的“圈钱”魔术式“经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殿堂：股票、股市以及各种基金逐步去集资之功能，与经济基本面脱钩，蜕变成了高杠杆运作以“圈钱”的大赌场；债券，对于国际金融寡头来说，成了资本市场上可以“一箭三雕”的新宠：一是鼓动借贷消费可暂时缓解因劳动大众贫困加深、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二是可从借贷消费的劳动大众身上进行再次榨取；三是通过将各种债券(包括坏账、死账债券)包装成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可对美国乃至全球投资者进行坑蒙诈骗，以转嫁损失。
正是在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主导、推动之下，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负债经济模式”：普通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有学者据此责难美国人是超前消费，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美国民众靠借贷消费，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而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据有关资料(见图1、图2)，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为75％左右，2000年上升为125％；美国家庭债务占其税后收入的比重，1980年为60％，2000年为110％。
图1 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NIPA and Flow of Funds.
图2 美国家庭债务占税后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NIPA and Flow of Funds.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是入不敷出了。所以，消费信贷急剧增长，1971年到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这还不包含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27)所以，当前美国普通民众工资的40％要用于偿还住房贷款，15％要用于偿还上学贷款，11％要用于缴纳社会保障基金，15％要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下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不足工资的19％。要维持较为体面的消费，不得不举借新债！(28)
不仅美国广大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美国企业甚至政府也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2007年美国国债余额为10.3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国债计划，为此国会不得不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又不得不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2009年8月7日，美财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美国国债余额直逼13万亿美元。这相对于美国政府发布的大大注了水的年GDP13万亿美元来说，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如此。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如果再把诸如“两房债券”之类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等共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债务统计进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高达75万亿美元。而按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29)近两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远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这就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从一定意义上，美国比沦落到破产边缘的冰岛还要糟得多！
以上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运行中的基本表现。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进一步发展，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在日益加深。这一切表明，美国爆发的这一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绝非偶然，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
此次肇始于美国、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留给人类一系列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从我国未来的发展，特别是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当前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亟需深入思考和研究。
1.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实体经济衰退2010年上半年可望探底，金融危机和动荡将持续数年。
从2007年7月美国发生所谓“次贷危机”算起，此次金融危机已持续两年有余。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各界对这场危机的发展趋势均在分析、研究，诸子百家，见仁见智。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全球经济“已经走出衰退的低谷”，“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乐观”。2009年8月21日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于杰克逊市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伯南克特别强调了美联储的贡献，说什么“若非美联储对危机及时作出回应，全球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真乃纵火者参与灭火，摇身一变成了救火大英雄！惟其如此，其乐观论调的科学性就不免要大打折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大多持谨慎的乐观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全球经济虽出现探底复苏征兆，但好转势头不稳固。有少数人士不认同上述乐观估计，认为美国经济呈V形反转的可能性很小，经济复苏可能呈W形，亨斯曼公司的高管即持此看法。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各界的上述各种看法，其依据大都是美国政府发布的相互矛盾且经过“修正”的经济运行数据。
我们曾经指出，分析美国当前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原因，不能仅仅从经济运作层面、技术操作层面去寻找；(30)同样，分析、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也不能仅仅着眼于美国经济的运作层面或技术操作层面。而且，美国乃至世界当前正在演进的危机，是一次复合性危机，它本身就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经济衰退，二是金融危机。两者间虽有关联，但由于在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过程中，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自由化，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发展趋势同实体经济衰退发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是有很大差别的。
实体经济衰退一般说来，均具有生产相对过剩的性质，其自身发展规律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生产与消费结构；当然，这种结构的调整，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为代价。就当前美国的实体经济衰退而论，房地产业、汽车产业及相关产业的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均将通过大批企业、公司的破产倒闭而破坏掉，破坏“彻底”了，也就是“探底”；待产业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在低位上取得新的平衡后，衰退中的实体经济才有可能告别衰退，自“低谷”逐渐爬升。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信息，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中，美国实体经济已连续四个季度衰退，累计萎缩幅度已逾14％，其萎缩幅度之大并不多见，也就是说，对相对过剩的生产力的破坏已经相当“彻底”，实体经济再进一步下探的余地有限，2009年第二季度实体经济萎缩1％，较第一季度衰退6.4％的大幅收窄也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不出现新的“地震”，实体经济衰退有望于2009年底或2010年上半年结束。衰退触底后是在低谷徘徊还是反弹，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实体经济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金融危机的走势。
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尽管同生产相对过剩有联系，如2007年7月发生的“次贷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深入分析，生产过剩不过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已。真正引发近百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为“圈钱”，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主导之下，构建的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掠夺性金融体制。只要这种集骗(诈骗)、赌(高杠杆操作，将资本、债券市场变为脱离实体经济的大赌场)、毒(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产品)于一身的制度性、体制性弊端不革除，金融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具体地说，要从根本上治理金融危机，至少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摒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摒弃金融自由化理念、政策，结束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对美国经济、政治权力的垄断；二是彻底改变美国国民经济金融化的畸形经济结构，终结“G—G'”这种“圈钱”的货币循环体制；三是从根本上改革现有金融运行机制，加强对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的监管，废止金融虚拟化，逐步挤掉金融衍生产品的泡沫，特别是剔除巨额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及其他有毒的金融资产。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对于美国当局来说，“难于上青天”，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向金融机构注资，这不是要革除弊端，而是在给危机肇事者颁奖！金融危机持续两年多，金融系统已经暴露出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动，新的问题仍在层出不穷，真所谓“旧债未了，又添新债”。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8月27日公布，该公司仅2009年第二季度就将111家贷款商纳入到“问题银行”之中，使其旗下的“问题银行”增至416家，涉及资产总额近3000亿美元，总数创15年以来之新高！其实，这也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金融系统的坏账、呆账、死账，以及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有多少，可能谁都心中无数！有的学者最近指出：引发“次贷危机”的“问题债”规模大概13万亿美元左右，另外还有美国的地方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信用卡债和一系列消费类债务，其总规模是“次级贷”规模的两倍左右，也就是达25万亿美元左右。如果这方面潜在的问题爆发，其震波将远大于房屋次级贷所引发的金融“地震”。(31)此外，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为获取巨额铸币收益，充分发挥印钞机功能，滥发美元；此次金融危机中，更是开足印钞机马力印制美元，向金融系统输血注资。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卡巴洛夫斯基称，目前联邦政府2万多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仅仅是挽救银行行动的开始，未来救助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美国当局如此无节制地印发美元，潜伏着美元大幅贬值的通货膨胀风险，美元“货币危机”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期一触即发。
总之，治理美国的金融危机，较之治理美国的实体经济衰退，难度要大得多，所需时间要长得多。或者我们可以说，从2007年的所谓“次贷危机”开始，美国的金融系统才真正踏入了“问题期”，这个“问题期”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乐观地估计，可能至少需要两三个总统任期。
2.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综合实力受到重创，“一超独大”进入尾期。
美国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祸害全球，但遭创最重的还是美国，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本已“空心化”的美国实体经济再遭重创；其次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腐朽性暴露无遗，在全球投资者中信誉丧失殆尽，改革美元为霸主的当代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美元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最后，美国引为自豪的“软实力”——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关于前两个方面，笔者在前面的行文中已有探讨，在此，着重分析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美国化)为核心内容，以及以“华盛顿共识”为“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是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要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代表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和石油、军工集团利益的美国共和党里根及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被捧上了主流经济学宝座。近20多年来，国际金融垄断集团诱导甚至以贷款、援助的附加条件等软硬兼施手段，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为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操作平台，其结果是导致金融频繁动荡，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不断发生。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货币危机108次，其中，80年代45次，90年代63次，90年代的频次比80年代多40％。八九十年代的金融货币危机，绝大多数发生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经济弱势国家，美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不仅如此，美国的金融寡头还落井下石，大发他国国难财。这首先说明，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弱势国家而言，绝非福音，而是祸水。但由于在此期间，美国的金融相对稳定，导致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对金融自由化尚存一些幻想：既然信奉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否表明，不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本身不好，而是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力度不够？笔者2006年访问拉美，同巴西学者座谈时，有些巴西学者就持这种看法。其实，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国内持类似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照搬美国人的理念，移植美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以实现中国的“崛起”，做起了“美国梦”。然而，历史多多少少有点无情：正当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寡头们在津津乐道美国的“经济、金融基本面健康”、“华盛顿共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时候，正当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人沉溺在“美国梦”中的时候，美国爆发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不啻为当头棒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精彩点评，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华盛顿奉行的理论与实践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危机结束之时，美国式资本主义将受到沉重打击，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32)斯蒂格利茨从美国内部透视美国所得出的上述判断，虽然浸透着伤感，也足以让至今仍沉溺于“美国梦”的人士清醒！这不仅仅因为斯氏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是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较少偏见的严肃学者。
我们知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主要靠庞大的军事机器、美元霸主和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意识形态“软实力”这三足支撑。美国被严重金融危机、全面经济衰退折腾两年之后，支撑“一超独大”的三“足”之中，一“足”——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主要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软实力”，虽然不大可能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甚至有可能经过某些“修补”后继续招摇撞骗，但因其过于腐朽，完全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几十年来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在全球已成过街老鼠，甚至连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一手扶植起来的、长期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之马首是瞻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批判金融自由化、呼吁加强金融监管，看来，这一只“足”是土崩瓦解了。另一“足”——美元霸权，其根基也已动摇。由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贪得无厌，几十年来凭藉美元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利用印钞机疯狂盘剥全世界，积怨太深；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当局为拯救华尔街的一批金融大亨，开足印钞机印制“绿纸片”，美元危机、美元大幅贬值迟早会发生，使其货币市场工具功能和资本市场工具功能大打折扣。所以，全球要求改革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所谓改革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摒弃所谓“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监管；二是终止美元的霸主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支撑美国“一超独大”的三“足”之中，一“足”已经坍塌，一“足”受创致残，剩下的一“足”——庞大的军事机器，虽仍在发挥支撑作用，但也并非是无往不胜。比如，2003年在谎言的掩饰下美军气势汹汹入侵伊拉克，几年来耗费数以万亿美元计，死伤成千上万将士，如陷泥潭，最近不得不部署撤离伊拉克。入侵伊拉克的后果足以说明，如果师出无名，军事机器再强大，也逃脱不了举着白旗从战壕爬出的结局。当然，由于实力不对称，美国的军事机器在伊拉克尚未伤筋动骨，在弱小者面前仍可张牙舞爪，但要支撑“一超独大”局面，毕竟“独木难支”。这一切似乎表明，美国“一超独大”已近尾声，世界或许真正开启了进入“多极格局”之门。
3.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影响：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进程将被中断，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将增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这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对人类的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加剧了数以亿计的普通老百姓的贫困和苦难；但是，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极端寄生性和腐朽性，宣告了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重创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实力，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进程将因此而中断；同时，美国“一超独大”的世界格局也将因此而步入尾期，为“终结”美国“人类灾难制造者”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一切，对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福音。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使当代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进程被中断，即使“终结”美国“人类灾难制造者”历史的机遇能够成为现实，也并不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会立即来临。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陷入低谷，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还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一基本态势；时至今日，世界工人阶级也并没有为改变这一基本态势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所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仅仅是寄生性和腐朽性达于极点的一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产。
2006年，我们曾撰文指出，当今世界，在资本主义这个总的范畴下，有三种主要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一是美国和英国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模式；其二是德国、法国和北欧瑞典等国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三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33)近20多年来，世界上不仅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对立与激烈斗争，而且还存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各种经济模式之间的剧烈竞争。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为实现“全球一体化”也即“全球美国化”的野心，控制全球金融和世界市场，不仅采取各种手段，向拉美、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前苏东地区推销新自由主义及其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而且对其盟友欧洲大陆诸国也进行渗透。期间，欧洲学界、政界如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也以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渗透进行反制，以维护社会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由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以及英国工党的著名理论家吉登斯等人推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或模式，就是一种渗透与反渗透的复合体。由此也可看出，在这一期间，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间的竞争与较量异常激烈。此次爆发自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宣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对于与之竞争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而言，当然可以视作是这场竞争与较量的圆满结局。
德国、法国和北欧瑞典等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实体经济为主、以混合经济体制为主，国有和集体、合作经济成分比重较大；它虽然也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但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市场机制与国家的有限干预(或计划)相结合，注重社会公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它一般以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同马克思主义有思想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受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它虽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但它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破产，为这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腾出了生存、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将会有所增强。这一发展趋势，给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提出了十分紧迫的任务：在继续深入分析、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加强对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其历史局限性及发展趋势，批判性地借鉴其对我有用的经验，以服务于拓展、完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使命。
注释：
①参见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6-137页。
②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5-59页。
③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④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第77页。
⑤参见龚维敬：《美国垄断资本集中》，第132-133页。
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世界沧桑15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
⑦参见威廉·K.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唐科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⑧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⑨参见威廉·K.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⑩威廉·K.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1)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12)参见《金融海啸的〈祸根〉和〈灾底〉》，《信报财经新闻》2008年12月30日。
(13)参见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14)参见《指点江山：金融市场异化》，《东方日报》2008年10月7日。
(15)威廉·K.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6)参见何秉孟、李千：《金融改革与经济安全——警惕“金融自由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干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17)参见《世界抨击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7日，第7版。
(18)参见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19)参见《信用危机全球财富腰斩》，《联合报》2009年3月14日，AA1版。
(20)参见《罗杰斯：美国将破产》，《东方日报》2009年1月1日，B03版。
(21)参见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22)参见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23)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24)参见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25)参见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26)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27)参见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28)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的作者)来华访问讲演提供的资料。
(29)参见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30)参见何秉孟：《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刻背景和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31)参见《第二轮金融危机中国能否幸免》，《中国财富》2009年4月号，第92页。
(3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美国)《名利场》2009年7月号。
(33)参见何秉孟、姜辉：《同英国学者关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模式讨论的报告》，《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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