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合”还是“成功实证”？——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前景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3)03－0109－10
近来有论者强调“国际主义”原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更多地帮助和支持”各国共产党，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另一位论者则在重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之下，一口气提出了六个以上的“联合”方案，其中包括要重新成立新的“共产国际”。一家著名的官方网站竟将此文加上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的通栏大标题，非常醒目，影响很大。这些论述和举动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取决于什么？中国究竟应怎么办？这是关系中国的战略策略和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来不得半点儿戏。对此笔者不仅不敢苟同，简直有些震惊，不得不以此文来谈谈个人一孔之见。
一、从思想理论上抛弃“国际共运”的旧观念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格说来算不上一个“运动”。它不过是彼此独立自主、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联系的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流派或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大汇总”。它们一般不满资本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自称要搞社会主义，实则是一个庞杂的“大左翼”。我这是从广义上来谈社会主义运动的，如果按这些论者狭义的定义，只承认共产党所搞的“科学社会主义”才算“真社会主义”，而将其他一切自称“社会主义”的流派统统排除在外的话，那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和力量就更小更有限了。
总起来看，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除在“三南”(南亚、南非、南美)有些发展外，别的地区都没什么起色。其中有些已变成了宗派组织，缺乏群众基础。有些陷于内部纷争，毫无社会影响。有些因循守旧，站在极左立场指责中国在“搞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迅速发展，当然好；国际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当然好。但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这样的现状，谁能看到其大发展的前途和希望呢？不仅如此，甚至是现在“一大四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应有“应变的思想准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主义处境虽然有很大改善，但“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社会主义仍处低潮的大势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因金融危机受重创，但决不能认为它已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西方社会多数人接受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调整”，而不会出现“体制外革命”的形势，不会是什么“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时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时邓小平曾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战略抉择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除了强调要尊重邓小平这些战略抉择之外，要特别提醒有关论者务必注意，当今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过去的“国际共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从思想理论上抛弃所谓“国际共运”的传统观念，不再简单机械地沿用“国际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类传统观念和口号去思考问题。
早在1979年，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同志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就很有理论勇气地提出“国际共运”已不存在了。他解释说，“我以为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如像从前第三国际时代，或者后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代。那时可以这样讲。现在两者都没有了。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当时中联部有个内部刊物叫《国际共运》，他将其改题为《世界共运》。他说，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用“世界共运”这个名词可能好一点。李一氓同志的这一观点，敏锐地抓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带全局性的大变化，真是落地有声，发聋振聩，影响很大，后来实际上成了我们党在调整对外工作时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就是党的对外工作的最大的实际吗？
当然，这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国际主义”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国际主义与各党独立自主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说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②。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③“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④；“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⑤。
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是有曲解和误解的。其突出表现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性、共同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独立性、民族性和差异性。这是不正确的，妨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加上苏共领导人附加到“国际主义”名下许多错误的解释和做法，更是严重损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更需要清除。此外，即使是正确的国际主义思想精神也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不可凝固不变。
列宁在实践中对国际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曾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⑥，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提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⑦，“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得”⑧，于是在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世界革命并未如期到来，特别是吸取了1920年苏维埃以武力推动波兰革命失败的教训，列宁改变了思路，明确提出：“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⑨。他随即调整了苏维埃的对外政策。一是强调不能“强行推动”革命⑩；二是主张“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11)，对外援助应“量力而定”(12)；三是提出“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13)。于是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外交原则，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建立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格。
我们党对“国际主义”和支持“世界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同泰国人讲，“共产党哪有不支持共产党的”，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没有放弃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和“外交服从革命”的提法。当时全党都认为实行国际主义、支持“世界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近三十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的最大变化，就是总的指导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转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上来了。这一转变当然是必要的、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时代要求的。试想想，如果我们简单教条地对待毛泽东“共产党哪有不支持共产党的”的那句话，不具体分析应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怎么支持、支持其干什么、会取得什么结果、将产生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而继续让某些党在我境内设立反对其政府的电台，这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而且会严重影响我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是邓小平既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体现，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大好的形势和局面。
历史上苏共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对国际主义加以歪曲、偷梁换柱地夹售私货，严重损害了国际主义的声誉和国际共运的发展。我们党一些不自量力的援助，不仅使我们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甚至出现“斗米养仇人”的现象，而这种援助既助长了一些党的依赖思想，还使他们严重脱离本国实际，犹如无土花木。这些教训很值得总结，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去说了。总之，国际主义中即使是正确的思想精神，也是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的，不可凝固不变。决不应将“国际主义”神圣化、凝固化和绝对化，视为天经地义不可变动的“铁律”。国际共运实践表明，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离不开国际同情、支持和帮助，但它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其胜利和成功归根结底要靠自己国家的党和人民。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陈旧的观念是需要清理澄清的。
二、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过去强调“国际性”和“统一性”的束缚中跳出来，转向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了。现在各种力量都是独立自主的，它们从本国实际出发“自行其是”，成功或失败都由自己负责，任何党无权干涉别党的内部事务。
首先应当看到这是件大好事。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过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为特征的。所谓“一条道路”就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谓“一种模式”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总要有个“头”，或至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要有条共同的“国际总路线”，所谓“一个阶段”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性，似乎各国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都要实行大体相同的政策和措施，采取大体一致的搞法。这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但在长期实践中，各国共产党人大体上都是这么理解和这么做的。这条传统战略是强调“国际性”和“统一性”造成的结果，它使各国千篇一律，严重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如果仍继续沿袭这样的发展思路，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多样性”就没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也就没有了，世界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其次，必须从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考虑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各种力量和流派，都声称要搞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上，是存在一定“共同点”的，因此存在着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进行交流，相互借鉴的需要和可能。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各自认识和理解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又需要有包容的心态、求同存异的精神，不能强求一致。这就是说，交流借鉴有必要，但追求“联合”、“统一”、“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可能妨碍社会主义“多样性”发展，不利于形成各自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
在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党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总体而言也是适用于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的。我们是四项原则的倡导者，当然会带头遵守维护它的严肃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东欧剧变期间我们党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一原则问题上经受了一场考验。
20世纪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及其错误路线，不仅葬送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成果，而且对我国造成了严重冲击。若听任不管，会直接影响和威胁中国。若要管，却又管不了，因为如何改革这是苏联的内政问题。当时国内有同志出于义愤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担忧，主张肯定《九评》，组织撰写《九评》式的文章，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但邓小平没有同意，他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4)。同时邓小平又强调，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15)。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主张，实质上是将“对外方针与对内方针区别开来”。对外吸取过去大论战的历史教训，决不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就维护了国家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尊严，没有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对内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并教育党员和群众与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划清思想界线，抵制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做法，防止其影响我国内稳定，冲击我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我们的“内政”，是维护我“独立自主”原则的要求。前者(对外不开展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避免了上世纪60年代“大论战”的重演，后者(在国内同戈尔巴乔夫划清思想界线)又避免了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样既维护了“不干涉内政”原则，又维护了我“独立自主”原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符合世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的这些战略抉择，在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又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于是呈现出“大挫折”与“新局面”同时并存的态势。国际媒体普遍评论说，邓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再次，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它们应联合起来，但现实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符合我们的愿望和理想的。共运历史与世界现实均表明，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都有自己不同情况、不同的国家民族利益，弄得不好，不必说联合，甚至还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这已被实践所证明。现在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因怕低价中国商品竞争而成了美国最反华的力量之一。实际情况是，有时同王室、资产阶级右翼或企业家打交道，要比同所谓“左翼”更容易，因为前者更务实。近年来在中国南海和朝鲜核问题上，中越和中朝关系因利益交错也变得复杂起来了。原来的兄弟可能成为敌人和对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切说明，理论与实践、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常常是很不一致的。
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传统口号，应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加以理解和发展，不可机械、狭隘和僵化地予以对待。列宁根据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曾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扩大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上世纪60年代欧洲共产党人曾提出以“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除了不满苏共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名行干涉控制之实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阶级结构的变化，使“无产者”的比例下降，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范围太窄了，不能团结更多的社会阶层。在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信息通讯和交通技术使“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标语，强调“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似乎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传统口号之精髓。至于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共同统一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甚至主张重新成立新“共产国际”等问题，是更需要慎之又慎的问题。
三、服务于国家基本战略和总体外交大局
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中国的一个“对外窗口”问题，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和总体外交战略。只能配合，不能抵触，只能帮忙，不能添乱，这应是一个总原则。
中国的对外战略早已是明确和既定的。邓小平早就说了我们要“韬光养晦”、“决不扛旗”、“决不当头”，这就包括了不扛世界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不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6)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新发展，这集中表现在对内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外实行“和谐外交”、促进世界共同发展。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演。胡锦涛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在考虑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时，上述思想和战略抉择也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调整和努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正在发生改变，即认为“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的人数在增加。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强调，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些情况说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所承认，这对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有益的。当然美国还存在对中国抱冷战思维的敌对力量，我们不能丧失警惕，并要有所准备。我们的对外政策和举动，应着眼于扩大前一种理性的力量，而不要为后一种敌对力量提供借口，提供丑化妖魔化中国的把柄。
总体而言，要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为中国一个“对外窗口”来做好，既要积极又要把握好分寸。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分的复杂多样性，中国对其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越、老、朝、古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要重点处理好，要争取好的关系，又要有所警惕，不要过于强调特殊，不要期望值过高，甚至要有“应变的准备”。对于声言搞社会主义的某些拉美左翼政权，可抓住机遇，广泛开展合作。对于非法的左翼组织要特别谨慎，不要被人利用，破坏我对外关系。对论坛式的学术集会，可积极参与，增进了解，获取信息，加深友谊，甚至还可借机宣传自己，回应西方的无端攻击。至于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甚至要成立什么新的“共产国际”，这是很不现实的。我们与“大左翼”交往，目标不在追求组织上的什么“联合”、“统一”、“一致”，而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包容的态度，重在交流情况，相互借鉴，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中国在如何对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但关键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右的干扰主要表现为主张照抄照搬西方体制。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和反对，然而如果采取违反常识常理的反法，是反不倒这股势力的，说不定会越反越乱。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流派的问题上，“左”的倾向集中表现为“唯我独真”——以“真社会主义”自居，而将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统统斥之为“假”社会主义，不屑一顾。这种“非真即假”的简单化态度，是不科学的、非常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中年时期曾经一度接受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马克思称之为“半社会主义”(17)。孙中山说他的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振兴国家实业)就是社会主义，列宁虽然说他的“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从学理上讲是反动的”，但并未因此就说是“假社会主义”，而称其为“主观社会主义”(18)。对现今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何尝不可以承认他们是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而采取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态度呢？共产党人应当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他社会主义力量按他们的方式对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进步作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也应取开放和借鉴态度。以包容的心态，求同存异的精神，承认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这比只把“一大四小”(中国加越、朝、老、古)看成是“真”社会主义，更能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底气。
在世界社会主义流派多彩纷呈的今天，应采取广义社会主义的概念，承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现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左翼”，既包括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流派，也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模式。除了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各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之外，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在拉美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劳工社会主义”等。此外，前苏联东欧地区剧变时决定放弃社会主义而回归欧洲资本主义，现在对它们的一切不能简单地统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完全加以否定，其中有的仍不乏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因素。对世界上某些影响力较大的社会主义流派，可考虑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对待，有重点地扩大与它们的交流和合作，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又可结交更多有影响的左翼朋友。
总体而言，中国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多样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跳出“国际性”和“统一性”旧巢穴，向着“独立自主”、“民族特色”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是一种历史进步，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中国要支持世界社会主义“多样性”发展，决不扛旗、决不当头，也决不谋求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世界最终向什么方向发展，要由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选择来决定。
四、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成功实证”
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什么“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共运历史表明，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离不开国际同情、支持和帮助，但它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其胜利和成功归根结底要靠自己国家的党和人民。苏东剧变的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中没有形成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比较优势。邓小平一再强调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归根结底，要靠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来证明其优越于资本主义，以赢得人心民心。
邓小平在1986年12月曾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至七十年”(19)。“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20)苏共消亡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21)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已为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实践发展所初步证明。十年前，西方媒体还在唱衰中国，中国“崩溃论”很有市场。但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并已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于是西方媒体迅速转向“拔高和热捧”中国。这虽然不乏其战略需要和某种陷阱，但首先应当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种反映。
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西方不少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他在2009年“变调了”，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伯·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说过：“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到那时，必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必将进一步证明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并不是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而是靠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践来赢得人民的拥护。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46、358、3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⑦《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⑧《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⑨《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⑩《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13)《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8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2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81页。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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