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理学界关于中国农区的热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地理论文,农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8-01-10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5-0001-06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目前中国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区。特别是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已提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程，这就要求学术界紧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研究在新时期条件下我国农区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农区发展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农区发展。本文参阅了发表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Economic geography”、“Professional Geographer”、“Regional Science”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及相关专著，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农区发展的研究，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总结，以期对国内的农区地理学研究起到借鉴。
1 外出务工
国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农区发展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主要从外出务工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农区劳动力向城市的移民，在1980s中期的中国曾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在中国称为“民工潮”，国际学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称为是一种特殊方式的“移民”[1-5]。
Goldstein等(1985)分析了中国农区移民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认为农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而土地稀少，耕作业只能为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市场；同时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可以获得高收入，耕地抛荒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南方某些地区更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取消，最终导致大批农民开始出现在大城市寻找工作[6]。
Massey(1990)就这种移民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7]。认为农民的移民决策是个人、家庭、村庄三方面特征的函数。年龄对于移民决策起消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降低。女性劳力较少外出打工。婚姻状况极大地影响移民决策，已婚人口不倾向外出打工。总体上，外出打工人员趋向于年轻、男性、未婚。而Yang(1996)通过分析则认为农民外出打工是一种暂时性选择。移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很小，每增加1％的移民收入，只能增加农村消费的0.005％。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巨大，农村收入每增加1％，就可造成农村消费0.4％的增长。说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移民带来的收入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长期依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民移民决策是暂时的。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在本地务农或在本在参加非农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但更多的农民选择了留在本地工作，主要是因为：①外在成本(explicit costs)。交通、城市租房、政府收费等方面的费用；②固有的心理成本(implicit psychic costs)。人身安全、与家庭分离、城市人的蔑视等[8]。
这些研究表明，在中国农区由于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出现的农村地区耕地抛荒、农民增收等问题得到了国际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但由于中国农区复杂的区域特征及不同区域的农民进城务农动机差异较大，使得上述研究通常只在某一方面或只反映了中国某一特定农区的“移民”现象，未能从根本上分析中国农区人口迁移的驱动力。
2 乡镇企业发展
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吸纳农区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但国外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与农业发展的冲突上，认为是“成功与紧张并存”。
乡镇企业作为1978年左右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到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9-11]。一些学者分析了乡镇企业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总结出了三个区域模式：江苏模式(一工一农并存)、温州模式(家庭外出务工)、东北模式(国企转制)。
除了乡镇企业的伟大成就，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作物生产问题共存。许多外国学者注意到1980s中期以来中国的农作物生产经历了相对停滞不前的时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与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着不断增长的紧张关系，论述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消极作用[12，13]。其中Kirkby对现有的农业结构(包括现有价格结构)是否与稳定的农业生产总量、特别是充足的基本食物供给相匹配提出了质疑[12]。
(2)乡镇企业影响农村资金和财政资源。乡镇企业与农业生产争夺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1978-1991年，农业信贷从48.3％急剧下降到9.4％，而乡镇企业贷款则从27％上升到50％。1990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农业总投资的70％。1980年以来，灌溉、水库、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一直止步不前，即使是对现存基础设施的维护力度也一再大幅降低，这种忽视已导致了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减产和损害耕地。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10]。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相比较，中国大部分农区农业的发展都处在一个明显的下坡阶段[14]。
(3)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工业的内涵。Kirkby对比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情况，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人民公社时代所建立的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已脱离了满足农业生产之需的功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业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支持，包括农耕工具、化肥、机械维修、种子及其它农业原料。而在1979年以后乡镇企业与当地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稳步下降，农机具等的生产、加工急剧减少。到1990s早期，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就已与城市工业很难区分，大部分乡镇企业从事家电、纺织、服装、建材、工业矿业的生产，其投资渠道、原料供应、市场等都是区域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健力宝、熊猫、美的等都已成为知名品牌[12]。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生产与加工仍是立足于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提供产品和服务[15]。
(4)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引发了广泛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加剧着全国生态环境的退化。在中国，单位资本只有0.07ha耕地，且1957年以来，可耕地总面积一直在减少。土地的稀少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市场，耕作业只能为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这种耕地面积有限、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从事非农产业对农民的生存至关重要，乡镇企业应运而生。负面作用也相伴而来。1980-1988年，中国耕地在总量上减少了3400万ha，其中的18％被用来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占据了大量高效耕地的同时，其排放的污染物又使农业土地的质量、肥力和生产率都绝对下降了，甚至于退化了[29]。而且，在中国农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没有废物处理装置，造成的污染是巨大的。大部分流经农村的河流都遭受着污染，威胁着城市和农村的饮用水。乡镇企业落后的生产工艺也造成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浪费。同时，乡镇企业在空间上分散分布，不利于向解决污染问题的基础设施靠近[28]。
这些现象均反映了中国农区乡镇企业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关系，即“成功与紧张并存”。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农民渴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收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农民不用离家即可实现从另一产业获得较农业生产更多收入的需求，其初始的驱动力一般都还是建立在与农业发展有关的行业内。但随着乡镇企业与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竞争淘汰，一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一时期农村地区抛荒现象严重，农业产业与乡镇工业产业的发展比例严重倒挂，甚至出现部分农区农业发展停滞或倒退的现象。
3 土地退化问题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十分重视中国农区发展中的环境变化问题，认为中国农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区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演化轨迹。中国的土地退化问题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16-19]。Rozelle，Veeck(1997)认为中国真正意义的土地退化发生在改革后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而中国正面临着养活12亿人口的巨大挑战[20,2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农区土地退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Rozelle，Veeck(1997)、Prosterman(1996)认为中国的种植业是高密度的，农民很少采取措施防止土壤肥力退化[20，21]。1980s以来，化肥替代了有机肥，被广泛使用。到1992年，绿肥作物(green manurc crops)的种植面积仅为1975年的40％。绿肥作物对于土壤结构和营养的补充作用被大幅削减[20]。Muldavin(1997)将化肥的长期使用作为中国土地退化的指示因子。认为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及工业污染一直威胁着中国的耕地质量[22-24]。Snil(1993)指出中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以环境退化为代价的，在一些时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优先于环境保护[25]。Jolly(1994)则把经济无效(economic inefficiencies)、人口压力、不平等和贫穷作为中国农区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26]。Prosterman(1996)认为，在中国土地的使用期限是土地退化的一个致因，呼吁修改政策，使农民拥有更安全权利，以便于他们舍得投资改良土壤[21]。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国农区土地退化现象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内部联系，但大多关于土地保护和退化的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深层次区位分析和机理剖析。Lee(1999)运用杜能理论和劳动力区位的方法解释了中国吉林省土地保护和退化的空间模式[27]。认为如果距离影响土地利用密度和作物种植类型，那就一定影响到土地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土地。吉林西部正面临着沙漠化扩大、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Lee发现，在吉林西部，密集的耕作特别是在不施有机肥的情况下种植土壤用尽作物(soil-exhausting crops)，造成了土壤腐殖质的减少，而这直接增加了化学、物理、生物退化，直接引起了盐分积累、水和风的侵蚀。通过泊松相关分析，Lee发现在劳动力距离与有机肥使用、农民纯收入、土壤腐殖质厚度、土地质量改善、植被覆盖率、水井密度、作物病虫害等之间存在着强负相关，与土壤用尽作物的面积、轮作作物的面积呈正相关。一般认为长期高密度耕作可导致沙漠化、干旱、水污染、土壤侵蚀和盐碱化。Lee的分析结论是：因为大量使用有机肥，距村庄近的田地的高密度种植伴随着土地改良；而因为大量使用化肥，距村庄远的田地的高密度种植则伴随着土地退化。
4 农区家庭收入与需求
在国际学术界，不少学者关注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地区收入尤其是农村地区收入分布的不均，认为这将影响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30，32]。
有学者在五省范围1000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比较了区域禀赋和区域政策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不同影响[33]。改革开放前，在均衡发展的经济格局下，资源禀赋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国家调控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区域发展意义重大，全国各地农区的家庭收入差别不大。改革后，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前沿的优势区位、较高的市场化水平等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沿海与内地农区家庭收入出现差距，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34]。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各区域之间增大贸易开放程度、加强要素流动，对改善农区家庭收入的区域分布差异是必要的。
在对农区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学者之间存在分歧。Ming X等采用Blinder的分解方法，建立了农村家庭纯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模型，认为劳动力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仍在中国农区家庭收入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中劳动力的作用尤为显著。说明在中国农区，创造收入最多的生产活动仍然是劳动密集的，只有将更多的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转移出去，使小块土地连成大片，才能够实现农业集约化，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要素对农区家庭收入的作用仅在沿海地区较为明显。劳动力素质(如受教育水平)对增加农区家庭收入起到积极作用，因此要提高农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加专业技能的培训，使广大农区劳动力能够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生产活动。研究发现女性对于增加农区家庭收入的意义显著，其作用甚至高于男性，说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更多地在收入较高的农村制造业(如纺织)工作。家庭人口数对于农区家庭收入的作用是消极的，家庭人口越多，则人均收入越低[33]。Wan G等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他们采用家庭水平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基于分解的回归模型，从地理角度解释了中国农区收入的不均衡，认为地理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都是影响中国农区收入不均的最有意义的因素，资本要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土地要素的影响作用最小，种植模式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前农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改革前，所以受教育水平对农区收入不均的影响力较小[30]。
这些研究表明，在中国农区家庭收入问题上，国际研究还没有充分把握中国农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资本要素、土地要素还是种植模式都只是中国农区家庭增收的外在表现，家庭人口数并不是农区家庭增收的障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关键。中国农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才是真正了解与分析农区家庭增收的关键。
中国农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户的收入有所增加，一些国外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就农区消费模式的变化进行了研究。Shenggen等采用两阶段预算法，对中国农户的需求弹性进行了评估。他选取了五个商品组，农户对其的需求表现为价格弹性，其中食物、服装和燃料为生活必需品，住房和其他商品是奢侈品[35]。
5 对传统区位论的理论反思
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是关于农业土地利用的最著名的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均一的自然环境、技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市场距离决定农户种植何种作物、以何密度种植[36-39]。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致力于用各种经验来验证杜能的理论。Hall(1966)[36]、Samuelson(1983)[40]、Kellerman(1989a)、Wheeler and Muller(1998)[41]等都把它当做是经济理论和区位论的基石。在市场经济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市场距离决定土地利用和地租的报导[42，43]。可以说在宏观、中观、微观的各个层面，在世界范围内杜能理论是最为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系统中的地理学概念。
但在经典的杜能理论里，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认为影响农业土地利用的市场是城市(city)、城镇(town)、村庄(village)和农场(farmsead)，在微观层面不考虑村庄的周长和到农场以外的路途，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不考虑农场内部或村庄内部的路途。Kellerman(1983)归纳了11个土地利用模型，但没有一个考虑村庄内部(intrafarm travel)的路途。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区位论进行反思。Chisholm,Michael(1962)研究发现，在微观尺度的生计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中，农民不得不克服距离去田地里耕作，到村庄的距离决定着土地利用方式[43，44]。Stryker,Dirck(1976)发现很多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都是在村庄附近的田地里进行的[45]，其他学者也观察到这种情况[46]。De Lisle分别于1978年和1982年研究了加拿大马尼托巴湖附近的商业化、高机械化、充满创新和竞争的农业土地利用状况，发现到农场内部的距离影响农业土地利用。他指出经济效益最大的根用植物种植在农场附近(near the farmstead)，而谷物和油料作物在距农场较近的田地(in near fields)较为密集地种植，而在距农场较远的田地(in remote fields)则种植很少。“农夫说甜菜之所以没有被种植在农场附近以外的田园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先把土地耕一遍，然后在其生长季节给予密切关注。在农场附近给予甜菜其生长必需的关注是切实可行的”[47，48]。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了距村庄的距离对土地利用的影响：De Lisle(1978)发现在加拿大中南部的马尼托巴湖地区，农场附近田地的合同租金(contract rent)远高于离农场远的田地。Jones(1996)发现在坦桑尼亚的Mgeta，村庄附近的田地被用来种植园艺作物供应市场，可以产生最大的收入回报。
传统的农业区位理论忽视了劳动力区位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关于农场土地利用的传统研究都着眼于杜能的理论是否适用，而完全忽略了足以解释作物区位模式的变量。如Jones(1996)等为了套用杜能的模型而把村庄或农场作为中心市场。一些学者开始把劳动力区位融入土地利用研究中。De Lisle(1982)指出，城市、城镇、村庄和农场通常都是劳动力中心，在杜能的孤立国里中心市场城市也是劳动力中心。因为假设了370.9km的半径，孤立国必然包括无数的村庄和小村庄等其它劳动力中心。这些劳动力中心的位置影响着土地利用方式，应该作为土地利用因子来加以考虑。而包括杜能理论和其后的模型在内现存理论，均没有考虑劳动力中心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同样也没有解释市场距离和劳动力中心是如何相互作用着影响农业土地利用的，及市场距离和劳动距离哪一个是更为重要的区位因子的问题。
Lee L以中国吉林省乾安州为研究区，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把劳动力中心距离作为土地利用因子，引入到古典农业区位论中，解释了市场、劳动力中心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空间关系[49]。他认为，在生计农业中，村庄既是劳动力中心也是市场；在商业农业中，村庄主要是劳动力中心，而不是市场，因为农民的大部分收成都要到远离村庄的市场去销售。当一个聚落同时是劳动力中心和市场的时候，就要同时考虑劳动力区位和市场区位的影响，而不能忽视其中任一个。Lee L修正了杜能于1954年建立的地租模型，将劳动力距离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到了模型中，使模型同时体现劳动力距离和市场距离对地租的影响。
6 评价与建议
从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农区发展的研究，笔者做出一个简单的评价：
(1)从研究视角上，外国学者侧重于农区的基本构成要素农户，而我国经济地理学在农区发展的研究中大多忽视微观经济单元(李小建，2005)，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2)从研究内容上，国外学者关注到我国特殊时期下的农区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子做了较多分析，但对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区的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作用有所忽视。与国内学者重视各项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不同，外国学者更关注我国农区发展中的环境变化问题，较多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区土地退化的原因及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污染，而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心在于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经济、小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3)从研究方法上，国外的研究以定量为主，长于模型的构建与检验，而国内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数理统计方法的简单应用。至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手段，国内外学者在中国农区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均鲜见到。
(4)在数据的获取上，国外学者更多地进行实地调查与入户调查，以调查数据作为分析和建模的依据。而国内学者较多地从各级统计年鉴获取数据，以面板数据为分析基础。
(5)在理论研究上，国外学者对经典的区位理论进行了反思，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对外国理论的引进与借鉴，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建树。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借鉴国际农区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学术思想，开拓研究思路，立足我国国情，研究与我国发展背景相关的特殊的农区实际问题。以农户为视角多方位开展农区发展研究，包括农户与环境的关系及其量化研究，农户个体、群体的行为研究，农户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农区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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