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极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源泉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极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自80年代起，贸易自由、金融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给非洲以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中国更是捷足先登，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其国内生产总值(GDP)17年来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然而，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所有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Emerging Markets)。一些国际新闻媒体和投资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步墨西哥后尘，出现金融不稳定，经济大衰退。尽管1995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达到10.2%，通货膨胀率从前年的21.7%下降到14.8%，国际收支经常性账户取得了相当于占GDP2.3%的盈余，并取得了创记录的外汇储备，国际上还是存在对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繁荣的种种疑问。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的增长，而生产率的增长微乎其微，所以经济发展很难持久，经济增长减速将会早于现在的预期。另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已走到尽头。也有一些学者预言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国营企业严重亏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为了彻底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奴役中国的落后与贫困，真正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在国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必须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是否已失去了动力，进入了缓慢增长期？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本文拟讨论的中心问题。
增长的源泉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态势，我们必须先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动因。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Robert Solow)的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估算了各投入要素和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贡献。
首先，针对现行统计中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们运用“永久存量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利用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各类资产投资（流量）系列，扣除资本品价格上涨和资本折旧，重新估计了中国在1953～1994年时期历年的资本总存量。在1953～1994年期间，资本总投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6.8%。改革后（1979～1994年）资本总投入年均增长7.7%，高于改革前（1953～1978年）的6.2%。劳动就业在1953～1994年期间年均增长为2.6%，改革前后无显著变化。依据历年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的劳动所得部分，我们估计全部劳动收入占总收入（即产出总增加值）的平均份额为0.411（1952～1994年），由改革前（1952～1978年）的0.386上升到改革后（1979～1994年）的0.453。
由表1可知，在1953～1994年时期，资本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其中在传统中央计划时期的1953～1978年，资本投入占产出增长的份额为65%。但是，资本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有所降低。在改革时期的1979～1994年，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已不到一半。在样本期的最后5年（1990～1994年）中，资本只占产出增长的30%。劳动投入对增长的作用最小。在1953～1994年时期，只有15%经济增长归结于劳动投入的增加。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53～1994年）
表1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原始数据；作者的估计。
虽然中国在传统中央计划时期生产效率低下，自改革以来，生产率的上升却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1979～1994年期间，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2%，其作用已与资本旗鼓相当。这一时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用于描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变化的指数）平均每年增长3.9%，大大高于1979年以前的1.1%。两个不同时期生产率上升的速度几乎全部解释了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
我们注意到，近年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对东亚经济奇迹的重新评价，认为东亚各国的高速增长纯粹依赖于资本积累，性质上与前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模式酷似。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预言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没有后劲，不能持续。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近年来生产率的改善绩效颇佳，在国际上并不逊色。例如，在1960～1989年间，西方工业七大国生产率平均增长1.3%。在1950～1985年间，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皆低于2%。中国在改革时期生产率的增长也超过了东亚“四小龙”在其经济起飞黄金时代（1966～1990年）的平均水平。
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中国1979年以后生产率之所以迅速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以及实行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联结。具体而言，我们的实证研究选出了几个与生产率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的因素。
第一，劳动力自传统农业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的份额由1978年的70%下降到1994年的54%。这种流入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比如制造业）的劳力再分配过程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生产力水平。与本文类似的研究也发现了劳动力再分配是中国生产力上升的主要因素。
第二，过去十几年中，非国有部门（包括农业、城镇集体工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在中国经济中的兴起。即使不计最先由集体化过渡到家庭承包制的农业，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的第二与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已由70年代末的25%上升到1994年的56%。与传统的国营企业不同，非国有部门企业一般说来面临“硬预算约束”，有较强的利润动机，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受政府干预较少，对市场需求反应比较灵敏。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不仅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而且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多竞争和活力。
第三，开放政策和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年以前，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寥寥无几。到1994年，FDI累积达到956亿美元。年度FDI流入额在1979年只占总固定投资的0.5%，这个比例到1994年已上升到10.8%。外商直接投资，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最有效的途径，非常有助于东道国经济提高效率。
最后，中国生产率的上升还得益于外贸出口的迅猛增长，外贸总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5%跃升到1994年时的23%。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尤其可观，过去十几年中其美元价值以19%的速度增长。出口额的迅速增大，使国内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刺激了本国的生产率。
增长的极限
中国近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于传统的要素投入（即所谓外延或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来自于效率的改善和提高，这一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由于经济政策或结构上的原因，导致投入减少，效率降低，两大源泉萎缩甚至趋于干涸，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从长远上看将难以为继。
那么，有哪些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呢？
首先，资本的持续供应可能形成瓶颈。如前所述，资本形成对经济长远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薄弱落后的交通、能源与电讯急需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17年中，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5%。维持这样一个或稍微更高的投资水平，显然要求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撑。否则，中国将遇到两大风险：一是宏观经济失衡，通货膨胀上升；二是中国将被迫求借国外储蓄，大量举债，使外债负担迅速增加。
低储蓄不仅加剧资本短缺现象，制约经济长远发展，而且可能造成金融不稳定。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该国的国民储蓄率过低（仅15%），过度依赖外资来刺激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结果是利率水平上升，进一步吸引了短期外资的流入，加之汇率和财政政策未做及时调整，所以当墨西哥新任政府最终被迫做政策校正时，投资者信心陡落，争先恐后撤出资本，使得墨西哥比索如自由落体般下跌，给曾依赖外资景气一时的墨西哥经济带来了崩溃性的冲击。
分析中国的长期储蓄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可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40%左右的国民储蓄率。有利的人口年龄构成，私人收入的稳定增加，中国人节省的习惯，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的发展，短期消费信贷的不可得性，以及养老保险的缺少社会化，都会保证私人储蓄的增加。我们的担忧在于，不够审慎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可能误入歧途，给国民储蓄带来负面影响。政府应当设法缩小进而消除财政赤字，同时力图避免引进西欧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个制约长远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的分配效益低下。目前在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方面是稀缺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苦于筹资，无力发展。目前绝大多数国民储蓄资产集中控制在国营银行体系中，70%以上的国内总信贷流入了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缩小的国有（全民所有制）部门。其中一大部分实际上是对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的补贴，成了呆账死账。而充满活力的新生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长期信贷，以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扩张其经营规模，只能在正式金融体系外以古老方式零星集资，进一步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我们认为，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除了动员国内储蓄，还应当特别着眼于提高资本分配和使用的效率。这需要同时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新生的资本市场，迅速增强间接融资在资本分配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入改革商业银行系统，通过建立新银行、增强竞争等手段提高在资本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的直接融资的效率。与此同时，鉴于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日益增强的作用，政府金融政策应当消除残留的意识形态偏见，在资源分配上以效率为主导原则，突破国营企业改革难关，同时积极扶植鼓励新生民营企业。
具体而言，银行对国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一定要逐渐减少。长期以来，由于资金约束缺乏刚性，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缺乏动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目前中央银行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讲是一项硬化国营企业资金约束的必要措施。从实行三年来的情况看，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之处远不止于降低通货膨胀，更在于产生了国营企业自身改革的压力和动力。面对当前日益恶化的经营状况，大批国营企业不得不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重组。从长远看，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当此关键时刻，中央银行绝不应当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贸然放松银根，从而失去来之不易的改革良机，功亏一篑。
我们常听到一种流行的观点，即银行应当给亏损国营企业廉价信贷，以避免城镇失业问题，银行体系为了社会稳定的利益不能“见死不救”，哪怕牺牲资本效益的经济目标。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面临一个更具爆炸性的、对社会未来安定形成更大威胁的经济问题，那就是数以万计的农村过剩劳力的问题。只有成功改革国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才能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剩余劳力顺利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并提供国营企业的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选择。
这正好把我们引入下一个讨论的话题，即制约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第三隐患，那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遇到障碍，劳动力进一步自由流动受到新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国过去17年的经济增长除了依靠高投资外，还愈来愈依赖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劳力自农业向其他产业自然迁移。这是一个低收入农业国家向现代经济过渡必经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短期社会问题：如都市贫民拥挤，犯罪率升高等，需要适当的公共政策（法制、贫困救济等）来处理，但政府不应当因此在现有城市居民这一“特殊利益集团”面前妥协，设立新的政策关卡和障碍，阻止劳力的自由流动。中国面临一个战略性的选择，那就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而迅速为农村过剩劳力及城镇失业者提供就业，这既可缓和短期社会压力，又能保证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具备充分的潜力。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有待提高。中国迄今为止未能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一大政策失误，遗患堪忧。为了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政府应把中小学义务教育作为公共预算的当务之急，真正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高生产率的劳动力队伍，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前面谈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显著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中国的储蓄率一直跻身世界前列，在过去的17年中，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常常出现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此外，国内的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难以适应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筹集长期资本的需求。尤其重要的是，实践证明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了国外的技术、管理、市场和信息，对提高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一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计划再次到国际市场融资的公司，也因国外持股人的监督和压力而逐渐树立起对投资者负责的正确观念。这在客观上有益于国内企业的改革。因此，中国有必要继续吸引外国资本，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提高。有人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可以用这部分钱来代替外资。这种说法不仅无视外资在提供先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忽略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民币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以及中国目前的强制性结汇制度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与外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不可比等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对用汇单位而言，国家外汇储备与外国投资者的钱有着不同的经济意义，他们很可能会更认真地考虑怎样偿还对后者的债务，当他们希望继续从国外获得资金时尤其如此。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呢？长期大幅减免税收并非鼓励外商投资的良策。要吸引那些具有雄厚资金和技术势力、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市场信息，并有长期业务承诺的跨国大企业或大规模的金融投资者，中国需要根据国内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积极稳妥地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保护，增加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并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政策经济环境。
长远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需要依靠高投资率和高生产率，缺一不可。因为中国的投资水平已经颇高，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不大，经济增长政策的重点目标应当是刺激技术进步、改善生产效率。如果生产率的增长失去动力，那么即使中国能继续保证传统中央计划时期的高积累和高投资率，所能指望的经济增长率高不到6%（中国在1953～1978年期间实际增长率为5.8%），也就是说，至多达到亚洲发展中国家在1978～1995年期间18年中所取得的平均水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准将遥遥无期。
而为了防止经济滑坡，为了保持近年来高速增长的势头，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在业已取得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在国营企业、财政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改革，并进一步开放外贸（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和许可证限制），鼓励外商投资。只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服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持续高速增长才有可能。
那么，什么样的增长率才是中国未来20年到30年中的潜在增长率呢？我们相信：
1.如果保持国民储蓄率在GDP的40%左右的水平，并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总固定投资可望达到GDP的35%～38%之间。把折旧率定为5%，这样的投资水平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的固定资产净存量每年按不变价格增长8%。
2.未来20年到30年中，人口的增长，年龄结构的演变，生产技术的进步，新产业的涌现，使劳动就业增加率保持在2.7%以上。
3.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民营经济的兴起，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科技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积极因素，保证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取得年均3%的增长。
在这些极可能满足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计算表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等于8.6%。这一估算结果恰好落在中国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制订的8%～9%增长率区间之内。
当然，实际的增长率会围绕潜在增长线而波动，或高或低，视商业周期而定。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松弛，投资膨胀时，GDP的增长有可能达到前几年的双位数。当宏观紧缩，投资受到抑制，市场疲软时，GDP的增长率有可能会掉到8%以下。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生产能力边界线的外移保证了中国经济达到8.6%的趋势增长线。当GDP按照这个速度增长时，不应该对经济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8.6%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这个速度平滑增长的话，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可望在20年内赶上美国的水平。全球经济格局将为之改观，前景确实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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