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含量#183;政治参与#183;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含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及其所指代的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政治发展、人类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因素。“教育含量”作为教育的综合衡量指数，既是一国教育的状态和成就的量化显示，也是一国教育水准和人口质量的重要评估尺度。因此，“教育含量”必将同“科技含量”一样成为人们对社会发展关注的战略要点。
教育含量是一个具有多重性含义和多项性指标的概念图式。作为系统的逻辑框架，它可具体拆解为：各类学校和数量、规模，教师队伍的数量、质量，在校各类学生的人数，教育投资的额度，教育普及率，成人识字率，文盲率，成人学历状况、万人中拥有大学生的人数等。当然，作为这些要素集合体的教育含量即为一国教育的社会总量。本文将仅从“公民”这一层面来透视教育含量对政治参与制约和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教育含量的特性表现为：
1.教育含量的层质性。一国公民所受教育程度、层级的差异决定了一国公民的总体教育含量的序质构造呈金字塔型，亦即一国公民所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人数在档次分量上的排列组合。仅以我国为例：1987年，在25岁和25岁以上具有不同学历的人口中，大学占1.1%， 高中占8.9%，初中占27.2%，小学（肄业和毕业）占36.0%（注：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66页。）。 这种教育含量的层质性为人们考察不同文化程度的公民群体其政治意识与行为的表现提供了坐标系。
2.教育含量的个体性。教育含量是一国人口素质的主要表现。公民个体所受的教育程度及其具有的文化水平反映了教育含量的个体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每个公民的学历、学位的个体差异就是每个公民教育含量聚集度的标识。假设一个博士自身融注的教育含量为100的话， 那么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所体现的教育含量只能为零。这种教育含量的个体性是对公民进行个体政治分析的文化基点。
3.教育含量的可比性。教育含量的总体性是评估各国教育发展水平的显示器。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依据某一尺度对各国的教育含量进行比较来找出某一方面的不足。譬如，在1987年的成人识字率方面：尼日尔为14%，印度为43%，中国为69%，马来西亚为74%，美国为96%，日本为99%（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199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译文刊载于《世界经济科技》第42期，第526页。）。 再以一国文盲及文化程度不明确者为例：1987年中国占26.8%，1981年美国占3.3，1980年日本占0.4%（注：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66页。）。由此可见，我国与美国、日本相比，在教育含量的有关层面上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教育含量对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战略性的功能显示。在国体既定的条件下，教育含量的高低和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该国政治发展的广度、深度与进度。列宁在谈到俄国文化不发达对苏维埃政权影响时说：“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成战胜官僚主义。……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8～789 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已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工作上的失误，我国的教育文化总体水平还不高。既然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那么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无疑大大滞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因此，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我们必须“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含量和公民的文化素质，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在21世纪展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二
“当代社会学家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莫过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了。广义上理解的政治参与可以视为是让人们以各种途径，努力影响政治过程。（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中心内容，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现代化的应有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当今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以及每个民主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却是不同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积淀、经济层次、政权性质、体制成色、科技水平等斑驳不齐外，教育含量的差异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直接性与关键性的因素。
1.教育含量厘定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是人类的高级性需求与后天性行动，需要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一般说来，“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愈高，对民主的要求就愈强烈。”（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美国比较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阿尔蒙德通过调查“自认为在纠正一项不公正的地方法规中能有所作为的人数”项目后得结论：教育程度与参与态度成正比（见表一）。
表一 自认为在纠正一项不公正的地方法规中能有作为的人数
国 家
教 育 程 度
小学和小学以下某 类 中 学某 类 大 学
% 人数
%人 数%人 数
美国 60 339 82 443 95 188
英国 74 593 83 322 88 24
西德 58 792 83 123 85 26
意 大 利
45 692 62 245 76 54
墨西哥(城市)
49 877 67 103 76 24
资料来源：〔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06页。
美国政治多元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在解释美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源泉时告诉人们：“在美国，一个人的收入、社会地位、政治经历，尤其是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自信心（政治效能感）就越益增加。”反之，“一个人的‘政治效能感’越弱，他就越不会卷入政治。 ”（注：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可见，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强弱与教育含量的层质性和个体性是有密切关系的。
2.教育含量择定公民的投票率。教育的蔚起与经济的振兴往往互为因果，二者的有机统一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性的依托条件和促进因素。事实上，在教育和经济上条件优越的公民往往对自己影响环境的能力更加自信，往往拥有更多的开展活动的资源和信息。现代政治，内容深广、程序复杂，拥有足量的相关信息并且充分具备解析这些信息的能力，是公民客观、有效地参与政治的必备条件。教育含量在不同的群体进行政治参与时所生发的不同效应，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迄今为止，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公民进行政治选举中的投票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因而，考察公民投票率的高低便成为辨识公民政治参与状况的简捷手段。当然，公民政治参与状况与教育含量的参差有着最直接的相关性。以美国为例：“据70年代初统计，上层和中层社会出身的人中有90%进入大学，而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中只有20%的男子和10%的女子进入大学；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前者与后者的比例是6∶1；在投票率方面，有大学学位的人比只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人高38%。”（注： 〔美〕谢泼德和沃斯：《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145页。）又据美国学者戴伊提供的调查资料显示，教育程度不同的美国公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是类显分明的（见表二）。
表二 教育程度与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
教育程度 1988年的投票率(%)
8年级或以下44
高中 45
高中毕业 57
大学 59
大学毕业 76
资料来源：〔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可见，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就越大。
3.教育含量限定公民的参与度。一是文化水平不均衡影响政治参与的广泛性。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科技分布等差异，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均衡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仅以我国的东西部为例：1994年川陕甘等省人均教育经费是50多元，而广东辽宁等省人均为100余元；西部初中以上文化者占15 岁以上人口的36%，而东部则为48.7%；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贵州为9.3人，而辽宁则为42.1人。（注：参见朱庆芳：《东西部差距问题》，《21世纪》1996年第3期。）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 仍残留着浓厚的宗法意识、小农心理、等级观念和陈旧习俗等，这些均是民众政治参与的精神桎梏。而在比较先进的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文化教育的相对发达，使人们具有较强的自由平等观念、开拓创新意识、人道理性精神等，这些无疑都是民主建设的有利条件。推而言之，文化水平不均衡必然带来不普遍的政治参与。二是文化条件不充分影响政治参与的平等性。“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67页。）在当今实行宪政的民主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权利的法定拥有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充分行使，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离不开文化条件的资助。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指世俗化和知识化。为了扫除愚昧狭隘和对权威非理性的崇拜，为了使大众知政、参政、议政、督政，必须全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水平，把发展教育作为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杠杆。我国至今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文化教育条件不充分阻滞了政治参与的实际平等性。勿庸讳言，相对于广大农村来讲，城市教育含量的富集使城市市民对政治参与的认识与热情是农村村民难以比拟的。这在我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是文化素质不到位影响政治参与的直接性。就全国性的政治参与而言，每个公民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主要方式是普选和公决，但事实上即使是普选和公决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加以漠视和逃避；就全民性的政治参与而言，让每个公民都以直接的形式来自主地决定国家重大事项即使在科技水平已高度发达的态位下也很难纯粹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需求层次、经济地位、政权性质、历史渊源、知情状况、功效维度、体制承荷、挫折效应等（注：参见《政治冷漠观象探析》，《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但在这里，政治参与的直接性所蕴含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则是公民相应的文化素质问题。
三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其核心是人的发展。政治发展的终极所向是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政治能力的增强、政治潜能的发挥及至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彻底解放。教育含量的增升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始终贯穿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
1.充足的教育含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未来的社会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那时社会也必将通过教育培养出各种全新的人来。这是因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因此“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535页。）于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便成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的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同时，也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通晓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在根本上形成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就是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348页。）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充足的教育含量就不会有人的全面发展，充足的教育含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2.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人民群众掌握科学文化的程度，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影响。科学文化对于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活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科学文化对于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发挥，也是一个愈来愈重要的条件。正如本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柏特兰·罗素所说：“一国的人民中间，如果大多数人没有知识，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害的；……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式的民主。”（注：〔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列宁对文化水平与政治民主之间的运行逻辑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785页。）所以，只有大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翁的作用。
3.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的解放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从“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从早期的奴隶到今天的公民，都反映了政治参与不断扩展的这一历史总趋势。政治参与的扩展的这一历史总趋势。政治参与的扩展与人的主体性的增强是并行不悖的同一过程。伴随着主体与主体性的扩张，政治参与的社会性便日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72页。）。政治的参与——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既是一场业已存在的历史运动，又是一个人类尚在追求和实现的过程。随着人类共同性的增多、三大差别的缩减及至消失，那么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确立便不是遥不可及的了。这雄浑的断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