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程度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38/j.cnki.jdxb.2016.03.004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6)03-0026-08 引用格式：朱显平，王锐.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3)：26-33. 一、引言 伴随着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经济将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要更好地理解“新常态”，必须了解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工业化阶段，才能更好地理解增速放缓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进行产业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内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工业化进程一般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从1990至2000年，我国处于在工业化中期，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开始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了初步发挥，在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约束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53％，而一、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均降低了2个百分点以上。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12％，第一产业的增长开始进入平稳期。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4.6％，第三产业上升了7.5％。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超过第三产业，可见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增长。2010年后劳动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经济发展阶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黄群慧(2014)[1]、刘伟等(2015)[2]认为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金碚(2015)[3]、赵昌文(2015)[4]从产业结构、要素供给、总需求、深化改革的角度，对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分析。代明等(2015)[5]认为资本和知识成为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地区发展的主导要素，在资本加知识的协同动力中知识的地位日益彰显。城市化过程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中期阶段在30％～70％之间，在初期和中期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在后期农村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①。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加速、再减慢的过程。伴随着生产要素从低效的部门(地区)向高效的部门(地区)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进生产要素的集中，从而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程度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简新华等认为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是基本合适的，重点要关注产业结构的问题。从1950年至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1979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7.4％，而城镇化率只有18.96％。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不仅要看速度的快慢，也要看城市化的承载能力和健康状况[6]。杜传忠等认为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二者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协调水平较低[7]。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大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相反持续经济稳步增长，民生斐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显著提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14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2.7％。根据简新华等(2010)衡量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方法，在本文中的工业化率也由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百分比的方法计算，则2014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2.7％，而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镇化率为54.8％。可见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演进的过程中，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朱显平等认为提高金融发展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8][9]。张自然等(2014)[10]、万广华等(2010)[11]、何建武(2015)[12]、柯善咨等(2014)[13]对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市场化程度、金融支撑、科技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正向相关，指出了要将人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毛丰付等认为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城市规模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14]。王锐等(2016)认为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和东北部而言，其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服务业也具有类似第二产业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影响的直接促进作用高于间接的传导效应，并且城镇化的间接传导效应也具有区域性的差异。城镇化的间接传导效应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和东北部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15]。但该文中对市场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范红忠等(2015)[16]、豆建民等(2010)[17]、邱灵等(2010)[18]等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演进进行了分析。就目前的“新常态”而言，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化水平，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繁荣商贸经济，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2014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的传导效应，并结合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 二、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模型变量涉及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投入产出指标等变量，我们将市场化指标、产业结构指标、城镇化指标、城镇化指标的平方项等因素综合考虑，构建如下回归模型(1)：
各变量具体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相对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市场化程度mar采用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19]。樊纲等编制了1997年至2009年13个年份、31个省区的市场化指数，本文采用该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对于2010年至2014年的缺少市场化指数，考虑到我国的市场环境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仍然以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予以代替。 工业化水平sip采用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来衡量，从三次产业产出的角度看，城镇化进程也就是二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二产业的增加可以有效反映我国的工业化进展情况。 产业结构高级化tsp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来衡量，在工业化进和城镇化进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比较快，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新动向，反映出现代商贸、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突出作用，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来衡量。 城镇化水平urb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3.其他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规模blg，采用年末贷款余额除以GDP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来量化衡量。 本文的研究起点开始于2000年，共包括15年31个截面的465个样本观察值。鉴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剔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除市场化程度指标外，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齐。 (二)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用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以2000-2014年全国的省际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全国总体数据的结论如表1所示，从全国看，市场化程度mar、金融发展水平blg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同时也肯定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成绩；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说明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在逐个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mar的符号基本一致，说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稳定的。基本支持了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结论，并且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也一直保持一致，也验证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城镇化的直接作用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人口转移，而是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产业结构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转移人口的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要将人口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有机结合，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城镇化。同时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反映出了在“新常态”下，产业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内结构调整的压力。
为了更好地反映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下面对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区域分区域进行回归②。我们继续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以2000-2014年的四大区域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四大区域的回归结论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blg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金融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并且在分组回归的结果中，金融发展水平blg的符号基本一致，也说明继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稳定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并且在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始终不显著，这也说明了目前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外贸易已经不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虽然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目前国内的形势是钢材、煤炭等行业产能普遍过剩，库存压力较大，继续加大投资的空间很小。加之，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普遍不景气，需求普遍不足，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未散，导致我国出口乏力，对外贸易拉动持续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可见，目前对外贸易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已经不能依靠对外贸易来拉动经济增长，要积极做好国内的市场，不断对产业结构进行创新升级，调整供给。同时，不同的区域发展各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从全国的回归情况看，市场化程度mar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继续深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动力。工业化水平sip的作用并不显著，反映出了产业内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要继续创新升级，调整供给，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依靠原有的简单粗放、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我国的产业间转移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还需要优化升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的数据，2015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医药工业，造船业工业增速较快，汽车市场2015年呈小幅增长。2015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市场份额保持世界领先，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修正总吨计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8.3％、34.0％和36.2％。但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有色金属行业利润下滑明显。建材工业面对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不旺。总体看来，汽车、装备制造、运输设备制造、信息产业等产业增速较快，但轻工、纺织、食品、家电等消费品工业增速普遍下降。并且从全国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 2.东部地区。从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东部地区具有如下特点：二产次产业比重sip与东部的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工业化的发展是东部地区的关键，要继续进行产业内的结构升级，继续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在东部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各东北地区，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后期，要求东部地区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破解束缚市场配置资源的桎梏，为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从中国工业化进程看，2012年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45.5％首次超过二次产业产值比重45％。2014年GDP增长7.4％，高于第二产业7.3％的增长速度，分产业产值看，第一产业比上年增加4.1％；第二产业增长7.3％；第三产业增长8.1％。二产占GDP的比重42.7％，服务业占GDP的比重48.1％。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达到40.6％，从统计看服务业成为供给的主要驱动力，并且成为就业的主力。原有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要。加之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以北京、上海2014年的城镇化率为例已经分别达到了86％和89％，即将步入城镇化后期，原有开始脱离原有人口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将进入城市就业人口在二三产业间转移的阶段。 3.东北地区。从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东北地区具有如下特点：市场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并且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说明借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经验，继续推进东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二产次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对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说明我国东北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工业和服务业双拉动的局面还没有形成，东三省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看，2014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5.8％、36.2％、41.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48.1％。在东北地区一直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并且三省份产业结构也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因此，并不能否定工业化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过去东北地区特有经济现象的一种反映。并且东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4.中部地区。从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中部地区具有如下特点：市场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正相关，并且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说明借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经验，继续推进中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二产次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缓慢，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二产次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也并不能否定工业化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过去中部经济特定现象的一种反映。并且中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中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5.西部地区。从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西部地区具有如下特点：市场化程度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借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的经验，继续推进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将有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二产次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城镇化urb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对西部地区而言，要在西部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拉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与东部、东北、中部地区相比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可以说继续推进市场化程度具有较大的空间，也是其后发优势的体现。 (三)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分析 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为了考察上述其他变量X③与市场化程度mar之间的关联情况，建立如下回归方程(2)，进而找出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
1.全国的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效果。从全国看，考虑到统计意义，剔除不显著的情况，我们仅考虑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城镇化水平urb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全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0421。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全国经济增长抑制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0452。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0339。可见，不论直接作用还是间接的传导作用，全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直接作用强于间接的传导作用。 2.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效果。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剔除不显著的情况，仅考虑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0385，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也为0.0385。可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虽然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情况不显著，但是通过金融发展水平的间接传导作用，仍会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3.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效果。在分区域回归中，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在传导途径中，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城镇化水平urb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0159，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北的区域经济增长抑制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1814，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3.9856。可见在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不论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的传导作用，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间接的传导作用明显强于直接作用。 4.中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效果。在分区域的回归中，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考虑工业化水平sip、产业高级化水平tsp、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工业化水平sip和城镇化水平urb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影响程度分别为0.0320和0.0436，产业结构高级化tsp和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抑制作用的影响程度分别为-0.0821和-0.0581，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0.9267。可见，在市场化程度的直接和间接传导作用下，都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直接作用强于间接的传导作用。 5.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效果。在分区域回归和传导途径中，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抑制作用的影响程度为-0.0645，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也为-0.0645。可见，西部地区在市场化程度的直接作用下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间接传导作用下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总体看来在直接作用和间接传导作用的共同作用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为1.5128，仍然具有促进作用。 通过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的省际统计数据，主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直接作用并不显著。在东北地区间接传导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直接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直接的促进作用强于间接传导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直接作用具有促进作用，间接传导效应具有抑制作用，但从二者共同作用总的效果看来呈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同，市场的成熟程度不同造成的区域差异。二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工业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并且在四大区域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三是在城镇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呈现出了区域性，在东部城镇化的作用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东部地区将率先面临“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在东北、中部地区城镇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在西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的作用也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这与东部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东部是进入城镇化后期和工业化后期造成的“新常态”，而西部则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度不够，导致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综上所述，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如下建议：一要继续释放改革红利。要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打造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努力提高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配资资源的作用。在市场化建设的问题上，东部地区要先试先行，探索经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要认真借鉴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二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工业化相对滞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向第三产业演进乏力。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积极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解决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善、发展滞后的问题，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三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人口转移过程中，要做到让进城人员进的来，留得住，有事业，有保障。放开户籍、教育、医疗等对转移人口的歧视，让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城镇化。 注释： ①在本文中不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予以区分。 ②本文中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具体划分，根据统计年鉴的相关说明，划分如下：东部地区10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地区3个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6个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③考虑到在分区域回归分析和传导途径分析中，部分变量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况，从统计学意义的角度看，并考虑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对不显著的变量予以剔除，仅考虑和分析显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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