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智[1]2004年在《比较优势理论下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的区域分工研究》文中认为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以“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全新的课题为核心,从竞技实力的制约与反制约角度,验证比较优势理论下等级划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把我国夏季奥运项目划分为:比较优势项目群体(R=0.76)、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R=0.24)和比较弱势项目群体。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把影响竞技实力的因素归纳为:支撑因子、动力因子和经济因子,并以此作为各等级项目群体区域分工的依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把握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在各省市之间的区域分工与发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对美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研究发现:在各国比较优势项目群体上,我国与俄罗斯相互制约,但俄罗斯对我国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的制约力强于我国对俄罗斯的遏制;我国与美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程度最小,各自有着独立的竞技发展空间。对澳大利亚的制约依赖于美国在澳大利亚比较优势项目群体上的发展。2对各省市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发展状况的非均衡性研究发现: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上,各省市的比较优势指数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在研究的各个时间段内,我国比较优势项目群体以湖南的比较优势指数在排序中均较靠前;而广东、辽宁和上海在该项目群体上表现出比较优势指数并不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以广东为甚。3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区域分工的现状为: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的一级区域包括的各省市,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二级区域分布最为分散,包括东北地区、长江中游以及东部沿海的五个省市;叁级区域的各省市集聚程度最高,主要包括了我国西南、大西北、以及黄河中游的部分省市。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的一级区域分布遍布我国地理学上的八大区域;二级区域占地面积最小,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叁级区域分布较为广泛,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大西北和西南地区。我国比较弱势项目群体的一级区域分布在不包括大西北地区在内的其它各地区;二级区域主要分布在由大西北、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的部分省市所组成的狭长的地域空间;叁级区域分布在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外的其它各地区。4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区域分工的动态变化表现为:以比较弱势项目群体各等级区域省份变换最为频繁,其次是比较优势项目群体,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各等级区域的省市组成最为稳定。表明我国各省市在我国比较弱势项目群体上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才是我国比较优势项目群体。5各省市在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上,从适度差距中寻求系统优化的观点,不同于平衡发展理论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理论,是对各等级项目群体区域发展的基本主张。
张海明[2]2009年在《湖南省各等级项目群体的竞技实力研究》文中指出竞技体育竞技日益激烈,各项目的竞技格局瞬息万变,因此本文以湖南省在第6-10届全运会及第24-29届奥运会上所获得的奖牌及成绩为研究对象,对湖南省竞技体育的竞技实力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提升湖南省全运会竞技实力的策略进行思考,以期为湖南省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帕累托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湖南省竞技体育的竞技实力进行综合研究,经研究得出:1.通过帕累托分析法将湖南省全运会项目划分为四大类:即为优势项目群体、潜优势项目群体、待发展项目群体、弱势项目群体。2.湖南省优势项目群体在全运上的竞技实力呈波浪型上升趋势。优势项目群体在全运会上的项目布局太窄,湖南省优势项目群体竞技优势不明显,优势项目群体内竞技实力扩展空间非常大,在各竞技单位上,举重、蹦床竞技实力呈上升趋势;羽毛球竞技实力比较稳定;体操、跳水竞技实力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3.湖南省潜优势项目群体在全运会上的竞技实力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潜优势项目群体在全运会上项目布局广,拓展空间大,湖南省潜优势项目群体竞技实力不明显,潜优势项目群体等级内部竞技实力扩展空间非常大,在各竞技单位上,水球、游泳、国际跤、柔道竞技实力呈上升趋势,皮划艇、田径竞技实力在短期内竞技实力较为稳定,射击、花样游泳竞技实力比较稳定但已有下降态势,现代五项竞技实力大副度下降。4.湖南省待发展项目群体在全运会上的竞技实力呈下降趋势。且待发展项目群体的项目布局在全运会上出现萎缩,湖南省待发展项目群体内部竞技实力提升空间很大,各竞技单位的竞技实力均呈现下滑。5.湖南省各等级项目群体在奥运会上具有一定的竞技实力,但整体竞技实力呈下降趋势。6.根据湖南省各等级项目群体在“项群”中的分布特点,为提升湖南省竞技体育的整体竞技实力,应加大力度,充分拓展优势项目群体的优势,让优势项目群体更“优”;仔细调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资源整合,使优势项目群体同“项群”扩散,大力扶持和发展潜优势项目群体中的射击、游泳、田径、皮划艇等项目,挖掘新的奖牌增长点和新的竞技源泉;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形成合理梯队;实现运动训练由科技攻关向科技先导转变的建议。
徐志锋[3]2016年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备战第15届残奥会的项目布局研究》文中指出残奥会是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综合性体育赛事,2008年北京举办残奥会之后,我国残疾人体育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更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机遇,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残疾人体育能体现残疾人在逆境中进发出昂扬向上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自强不息、敢拼会赢的精神,在比赛中去争取更大的收获与成就。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与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对我国备战第15届残奥会的项目布局进行探讨。在依据竞技体育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我国第14届残奥会的优势、潜优势项目的基础上,结合分析第九届残运会中残奥项目的奖牌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为我国在备战第15届巴西残奥会项目布局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一、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第14届残奥会各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得出残奥会比较优势项目有田径、举重、盲人柔道、射击、轮椅击剑、乒乓球、赛艇、盲人门球、坐式排球等9个项目,即为比较优势项目群体；比较潜优势项目有游泳、射箭、自行车、硬地滚球等4个项目,即为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比较弱势项目有盲人足球、轮椅篮球、马术、帆船、轮椅网球、轮椅橄榄球、七人制足球等7项目,即为比较弱势项目群体。二、我国残奥会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的分级布局为：一级优势项目有举重；二级优势项目有轮椅击剑、乒乓球、射击；叁级优势项目有田径、赛艇、盲人柔道、盲人门球、坐式排球。一级潜优势有游泳、射箭、硬地滚球；二级潜优势项目有自行车。叁、优势项目布局单位：田径项目重点布局单位为河北、辽宁、上海等3个省市,比较重点省市有北京、天津、云南、湖南等4个省市；盲人柔道项目比较分散；乒乓球项目重点布局的省市有江苏省,比较重点有河北、黑龙江、河南等3个省份；轮椅击剑项目的重点布局省市有江苏、上海等2个省市;射击项目的重点布局省市有河北、四川等2个省份,云南、广东、陕西、湖南等为比较重点省市；赛艇项目重点布局的省市有浙江省份。四、潜优势项目布局单位：游泳项目重点布局省市有浙江、云南,比较重点省市有天津、辽宁、广东、河南；射箭项目重点布局省市有陕西、江苏,比较重点省市有广东、北京：自行车重点布局省市有广东,比较重点省市有浙江、辽宁；硬地滚球重点布局省市有北京、重庆。五、根据备战第15届巴西残奥会集训人员的训练情况及心理状态及时调整个别项目布局。
夏季[4]2016年在《现代夏季奥运会女子体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奥运会是以“恢复古代奥运会”为名义而构建的一个现代社会文化现象,它沿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继承了“奥林匹亚德”每四年一个周期的传统,借用和发展了某些仪式,吸收了公平竞争、奋勇拼搏、身心和谐发展的古代传统思想。但现代奥运会并不是古代奥运会的延续和翻版,它是在新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现代奥运会初期沿袭了古代奥运会的传统,不允许女子参加,女性被第1届现代奥运会挡在了门外。但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对体育权利的不懈努力,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2届奥运会上,首次设置了两个女子比赛项目,女子运动从此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随后,愈来愈多的女性同胞参与到奥运会之中,这不仅使得参与者本身获得了展现自我、超越自我的机会,还促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女性逐渐在世界体育中占领了的一席之地。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以现代夏季奥运会女子比赛项目的前叁名成绩为依据,借鉴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从女子竞技项目设置及参赛人数的发展变化、世界女子体育中各项群竞技项目竞技实力区域特征、中国自参赛以来的整体情况、影响女子体育发展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现代夏季奥运会女子体育的发展现状进行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1)与古代奥运会相比,现代夏季奥运会在性别构成上更加合理,是相对于古代奥运会的巨大突破。世界女子体育无论是在项目的设置数量上,还是女子的参赛人数上,都有了量的突破、质的飞跃。虽然在数量上世界女子体育中的项目设置、参赛人数等还没有与男子达到完全一致,但是随着女子项目的不断发展壮大,女子项目已逐步缩小了与男子项目的差距,且随着花样游泳、艺术体操和女子垒球等项目的闪亮登场更是体现出女子体育在世界体育中的地位的提高,进一步体现出了女子体育在受关注的程度上不亚于男子,逐渐在世界体育竞赛中与男子平分秋色。总体来看,女子的项目设置较男子的更晚、发展时间更短、新兴项目更多,表现出女子在现代夏季奥运会中的项目设置方面呈良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女子竞技项目接踵而来,使女子的项目设置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合理化。(2)奥运会世界女子体育的竞技水平正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发展着,女子的竞赛成绩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奥运会中的女子项目不断突破自我,力求达到最高水平。无论是在田径项目、皮划艇项目,还是在游泳项目中,女子的竞赛成绩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奥运会纪录不断被刷新,速度越来越快,距离越来越远,高度越来越高,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迈进,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需求,代表着世界女子体育的最高竞技水平。(3)各项群中比较优势区域的构成均不具有连贯性和持续性；但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体能主导类竞技项目比较优势区域除北美、中欧、西欧的竞技实力相对比较强且较为稳定外,苏联、独联体、南欧、东欧、东亚均曾出现在比较优势的区域之中；技战能主导类竞技项目比较优势区域前期主要包括西欧、北美地区,中期主要为苏联和中欧地区,后期主要包括东亚、北美等；而技心能主导类前期同样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中期开始向东亚、苏联地区发展,后期则出现了东欧和南欧地区分的一羹；技能主导类的竞技项目中,比较优势区域集中在北美、北欧、中欧、苏联、东亚、南欧和东欧地区,比较优势区域涉及的地区数为稳定,说明这些地区在技能主导类的竞技项目中存在的优势足以支撑起其优势地位的巩固与发展;现在五项的主要优势集中在欧洲地区,北美和南美洲北部均仅有一次出现在比较潜优势区域之中,其优势明显不足与欧洲的西欧、南欧或中欧地区。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不断加强各地区的竞技实力,从而在现代夏季奥运会的竞技比赛中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4)随着女性思潮的解放,女性的地位得到不断的提升。在现代夏季奥运会不断改革下,世界女子体育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发展。当然,世界女子体育快速的向前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水平的不断提升。事实证明,在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科技更加发达的地区，其相应的体育经费投入也相对较多：拥有更多的先进的器械和场地,拥有更多实力派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方能更好的促进该地区女子体育的向前发展。因此,世界女子体育的向前发展离不开女性思潮的解放,离不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也离不开教练员和运动员水平不断提升。(5)中国女运动员数所占的比例呈现出平稳增长的状态：逐步超过男运动员的数量；且第二十四届现代夏季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所获奖牌总数及所占的比例均高于男子运动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在现代夏季奥运会中男女的参赛结构上及竞技实力等方面均呈现出“阴盛阳衰”的状态,中国女子在中国竞技体育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第23-30届现代夏季奥运会中,中国女子比较优势项目高达12个,分别是乒乓球、跳水、羽毛球、举重、蹦床、射击、跆拳道、排球、射箭、体操、柔道和摔跤。其中,新兴项目在我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比较潜优势项目则主要集中在拳击、游泳、击剑、帆船、棒垒球、足球、网球、赛艇、自行车、田径、艺术体操及手球等15个女子竞技项目中。
许婕[5]2013年在《比较优势理论下天津全运会参赛项目竞赛实力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全运会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中国特色，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大型综合性运动盛会，自1959年举办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发展。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全运会更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而全运会的发展也反映了当今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本研究采用帕累托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天津在近叁届全运会上获得奖牌项目及主要竞争对手的奖牌情况为研究对象，试图用比较优势的理论分析天津近叁届全运会的比较优势项目群体和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在此基础上，调查天津竞技体育全运会参赛项目目前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改革措施，旨在提升天津全运会参赛项目的整体实力，使十二届和十叁届全运会再创辉煌，促进天津竞技体育发展适应“建设体育强市”的需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天津参加的全运会项目相比较而言，较稳定的优势项目：游泳、排球、网球、击剑、武术、柔道、体操七项；潜优势项目：棒球、自行车、田径、跆拳道、水球、举重、乒乓球、足球、摔跤、射击、曲棍球、拳击十二项。2天津比较优势项目发展相对均匀，比较潜优势项目相对数量较少；上海比较优势项目优势相对明显；潜优势项目比较优势指数变化不大；黑龙江在冬季运动项目优势明显，比较潜优势项目相对较弱；福建比较优势项目发展缓慢，提高幅度不大，比较潜优势项目总体呈上升趋势，应继保持稳定的地位。3对天津、上海、黑龙江和福建的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研究发现：上海与天津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相互制约，上海对天津比较优势项目群体的制约力强于天津对上海的制约；福建与天津在比较优势项目群体上相互影响，相互重迭的项目不多；黑龙江与天津相互制约的可能性不大，各自有着独立的发展空间。4对天津、上海、黑龙江和福建的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研究发现：天津与上海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相互制约，遏制上海在天津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上的发展；天津与福建相对得分能力和比较优势指数呈起伏不定状态，天津要遏制福建竞技实力的进一步提高；黑龙江与天津相互重迭的空间不大，说明天津与黑龙江相互制约的可能性不大。
董姝娜[6]2016年在《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集聚与扩散是我国区域成长、区域差异形成、区域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率先集聚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我国其它地区发展机会剥夺问题的出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与一体化发展成为新时期宏观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以往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关注集聚与扩散的正外部性,而忽略集聚对外部地区发展的剥夺,转移与扩散对外部区域的破坏等负外部性问题。基于区域外部性的扩散与一体化研究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重构的“热点”领域。本文在传统集聚与扩散研究基础上,强调从区域发展正外部性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发达地区对外部区域的发展扩散效应,在西方区域发展扩散理论与实践借鉴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与模式,归纳总结我国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对我国区域整合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客观评价,其研究目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逐步收敛,现代区域发展关系的重构,发达地区扩散对落后地区的拉动与支撑,为过度集聚发达地区的再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扩散理论研究成果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现实背景,归纳总结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驱动机制与扩散模式,以长吉区域为例,分析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现状特征,对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由6章构成：第一章区域发展扩散的国内外研究综述。这一部分从发展扩散概念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区域发展扩散理论形成背景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剖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分析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研究的未来趋势,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二章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心-外围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区域增长极理论、梯度推移学说、点轴理论与区域外部性理论等区域发展经典理论,阐述了这些基础理论与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关系,为本论文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叁章我国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非平衡性的现实基础与主要表现,其次从我国发展扩散的必然性,城乡关系的转变,区域市场体系的完善,区域发展观念与文化的变化,区域发展政策变化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再者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主要模式。第四章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分析。这一部分梳理了交易成本、贸易交流、市场竞争等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长期增长、产业集聚等现代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视角,介绍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联盟、京津冀产业一体化等我国区域一体化的经典案例,客观评价了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效果。第五章长吉区域发展与扩散系统分析。这一部分剖析了长吉区域形成发展的地域因素,阐述了长吉城市集聚与扩散发展的主要表现,分析了长吉区域产业分布格局、城镇整体布局以及区域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评价了长吉区域对省域经济发展、吉林省中部城市群、长吉图开放区和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扩散效应。第六章长吉区域一体化整合与重构。这一部分从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性,东北亚国际合作、我国区域一体化、吉林省经济格局和长吉图国家战略等方面阐述了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背景,从产业整合格局、城镇整合、功能空间整合、基础设施整合、生态空间整合以及一体化制度创新等方面分析了长吉区域整合发展的未来格局。
凌江[7]2011年在《晋江社会体育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文中研究指明采用文献法、专家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以社会体育资源为基点,以社会体育资源指标体系为标尺,探索晋江市社会体育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而为晋江打造体育城市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研究表明：1、比较优势理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并慢慢应用到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对多个学科的研究有借鉴作用,目前将它应用到社会体育研究中的学者较少,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对社会体育的研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区域社会体育资源指标体系由社会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体育物质资源、社会体育财力资源、社会体育文化资源、社会体育组织管理资源五个一级指标、27个级指标构成。3、晋江市社会体育资源在社会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体育财力资源、社会体育物力资源和社会体育组织管理资源都具有比较优势,并且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比较明显。晋江市社会体育文化资源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体育俱乐部组织活动情况和政府宣传的体育科普活动的活跃程度比较低。4、晋江市打造体育城市进程中社会体育发展需要注意比较优势的提升和梯度转移的承接；比较劣势的转移和综合效率的提升。
袁朝辉[8]2008年在《中国直辖市就业结构演进及其空间特征研究》文中认为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四大直辖市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从就业结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就业结构演进机制和四大直辖市就业结构演进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应政策思路。就业结构演进机制和就业结构演进的特征构成了本文的两大中心环节,机制是演进的内在动力,特征是演进的外在表现。劳动需求结构和劳动供给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而引起劳动需求结构和劳动供给结构变动的则包括需求变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相对收入水平等许多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相关性、相对劳动生产率等方法,分一、二、叁产业对四大直辖市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就业构成比、构成比标准化值、聚类等方法,分国民经济二十个行业对四大直辖市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分若干行业对四大直辖市中心区、外围区、郊区以及所在城市群就业结构变动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第叁产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天津第二产业比重偏高;上海第叁产业比重偏低;重庆则第一产业比重太大。在空间特征上,发现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公共事务业就业人员在向郊区迁移,金融业有向市中心或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房地产就业的增长极在城市近郊区。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优化就业结构思路,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调整两部分。
陈睿[9]2007年在《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决定其经济绩效的机制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分别从无形的制度结构和有形的空间结构等两个层次建立了都市圈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依据于此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讨论了绩效优化目的下我国都市圈空间结构的调控模式与对策。本文的主要论点如下:(1)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关联,空间结构本身就是基本上决定空间经济绩效的那些各个侧面的社会特征,经济绩效的高低又激励着微观空间行为和宏观空间结构的重构,二者之间是一对循环因果、互为反馈的动态闭环。(2)空间结构存在六个维度,并对经济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地理环境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场所或本底而影响经济绩效,规模密度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集聚基础而影响经济绩效,形态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外部边界和内部可达网络而影响经济绩效,社会经济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经济社会资本和网络基础而影响经济绩效,创新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知识溢出而影响经济绩效,空间制度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合理的权利边界而影响经济绩效。(3)在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都市圈在地理意义上相当于一级城市经济区,但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地域特征,即承载并实施相关制度结构的地域单元,是对区域内涉及的所有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个人产生普遍约束和激励的空间安排,是为弥补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区域性公共物品中失灵的一种制度创新。(4)都市圈空间制度结构是决定其经济绩效高低的结构基础。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的机制在于,并不改变政府的分权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是通过都市圈管治、都市圈规划、完善政府事权安排和稀缺资源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同时降低区域性事务中的信息成本、协调成本和策略成本,从而有效激励区域内各主体协调行动和分工合作,达到增进区域经济绩效的目的。(5)我国都市圈经济绩效的提高可遵循两条不同的路径,路径的初始空间状态分别是单极集中或者多元分散,随着总量绩效的增加,虽然中间可能会经历集聚或扩散等多个空间结构发展阶段,但却殊途同归,最终都市圈的基尼系数是在上下变动中趋于收敛的,均达到各自相对合适的均衡水平,形成相对均衡亦是相对集中的空间经济格局。(6)都市圈空间结构决定经济绩效的机制也在于能够激励区域分工合作行为,但仅依据于此所设想的线性映射关系则相对简单化了,实际的关系存在一个权衡:都市圈城市化和创新部门集聚对总量绩效具有显着影响,但对结构性绩效的影响不明确,存在反向作用于结构性绩效的可能;核心城市规模、城市网络均衡度和政府集权分权构成权衡的另一面,其对结构性绩效具有显着影响,但对总量绩效的影响不明确,存在反向作用于总量绩效的可能;中心城市分工、圈层分工整合和外圈分区自立等社会经济结构对总量绩效和结构性绩效具有显着且同向的影响,在经济绩效权衡中起到平衡作用,是促进综合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砝码。(7)完善制度安排、积极推进城市化、构建更为均衡的交通网络和促进科研创新部门在核心城市集聚是我国所有都市圈在绩效优化目的下均可采取的空间结构调控策略。对处在由非均衡走向相对均衡演化路径上的都市圈的长期规划,以及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处于溢出发展阶段的都市圈的近期规划,还可通过控制中心城市规模并引导中小城市集聚、分散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功能并培育服务职能分工体系、分散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功能并促进内外圈层产业整合和垂直分工、引导外圈多个自立性子区域产业功能的分别集聚发展、培育更为均衡的城市网络和采取更加集权的行政区划结构等来提高经济绩效;反之亦反。济南都市圈无论在演化路径还是发展阶段上均趋向相对均衡;根据上述模式,相应地提出了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祁广军[10]2013年在《“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种桑养蚕的发源地,至今仍是世界茧丝绸生产、加工与贸易第一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国蚕丝业主产地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国东部地区蚕桑生产规模逐步缩减,桑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逐步下降。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家有关部门顺势提出了“东桑西移”产业发展战略。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紧紧抓住机遇大力推进蚕丝业发展,短短10年异军突起,用两个5年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即第一步“十五”末桑蚕茧产量跃居全国第一,第二步“十一五”末桑蚕丝产量登上全国首位,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桑蚕茧丝生产与加工基地。本研究以“东桑西移”为时代背景,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即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广西蚕丝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在综合产业结构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广西蚕丝业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围绕经济效益、政府政策、科学技术叁大关键要素,重点研究广西在承接东部蚕丝业转移过程中,产业链各环节取得的实质性发展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分析各大要素对推动产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推进广西蚕丝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一)我国蚕丝业产业转移存在其必然性,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有效有序的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蚕丝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出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2000年以来,广西桑园面积、蚕茧产量和生丝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加大,规模效益迅速扩大,并连年位居全国总量第一,在我国乃至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广西首先承接第一产业种桑养蚕的转移,随后第二产业茧丝加工再转向广西,成功实现了“东桑西移”和“东丝西移”。同时“东桑西移”以来广西蚕丝业产业生命周期处在快速成长阶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与全国蚕丝业发展进入一个衰退期相比,广西蚕丝业表现出一个朝阳产业的基本特征,成为现阶段促进广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二)经济效益、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叁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广西蚕丝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经济效益是驱动产业发展的推手,政府政策是引导产业发展的关键。在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拉动下,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推进公平竞争、放开蚕茧市场,同时加大政策引导和财物扶持,组织发动蚕农种桑养蚕,鼓励企业投资办厂；广大蚕农和加工企业在较高经济效益驱动下,转变为自主发展生产的行为意愿,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规模不断扩增、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调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在经济效益驱动和政府政策引导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为广西蚕丝业科技创新注入了动力,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阐明了我国“东桑西移”花落广西的根本所在。(叁)现阶段广西蚕丝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优势和一定的内部劣势,同时发展机遇与威胁挑战共存。突出表现的优势为资源禀赋优、比较效益高、科技创新强、市场机制活、政府支持大、管理体制顺等；同时也存在基础设施脆弱、茧丝质量欠佳、精深加工滞后、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紧缺、经营组织松散等劣势。另现阶段广西蚕丝业的主要发展机遇表现在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市场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区域产业中心正在形成等；但市场价格变化多端、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其他替代品构成威胁、其他高效农作物影响以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等多种威胁与挑战无时不在。鉴此,本研究构建了SWOT分析矩阵,通过产业发展战略对策模型,提出了广西蚕丝业发展应坚持“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会、化解威胁”,选择符合实际并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战略对策,进一步做大、做强、做长、做优广西蚕丝业,全面提升广西蚕丝业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续写我国“丝绸之路”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比较优势理论下我国各等级项目群体的区域分工研究[D]. 罗智. 北京体育大学. 2004
[2]. 湖南省各等级项目群体的竞技实力研究[D]. 张海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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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夏季奥运会女子体育发展研究[D]. 夏季. 长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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