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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97（2003）06-0009-04
1 近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网络化的影响下，情报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学时期。这一时期，情报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相关技术、分支学科和学科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和长足的发展。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日趋完善，学科内容逐渐丰富，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情报学的研究与发展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及知识化的特征和趋势。
1.1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日趋完善
我国著名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的四个基本环节——情报的产生、情报的组织、情报的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和利用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情报学产生于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必然会随着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1）情报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报事业的发展和情报专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现已形成了情报学理论与应用技术体系。1991年，我国著名情报学家包昌火教授，出版了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现代情报研究方法的宏著《情报研究方法论》。王崇德教授于1991年出版了专著《情报科学原理》一书，对情报科学的“进化与前景”作了创造性的论述。张新华1992年在《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一书中，对国内外形成的不同理论流派作了较系统的介绍。严怡民教授等在1996年出版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一书中，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丰富并拓宽了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自1995年以来，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连续编辑出版了4卷《情报学进展》年度评论，对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马费成教授1996年发表了《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对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了情报学深化和突破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①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②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由上述可见，近十年来，情报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2）情报观的转变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在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一书的影响下，卢太宏等人（1987年）在《变革中的情报工作新观念与新方式》一文中，首次提出“大情报”观念，并将其界定为“从科技情报延伸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由此引发了树立大情报观念的思想。在全球信息化和信息经济的影响下，1992年9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随后，几乎有半数的情报研究机构更名为“信息”机构，各大专院校的“科技情报专业”也纷纷更名为“科技信息专业”，1998年又将“科技信息专业”等五个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可以说，“大情报观”或“信息观”的提出和形成，适应了当时科技情报工作改革的需要，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1996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研究报告《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影响下，知识被公认为是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人们认识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是未加工的信息，而是知识，是被激活和被吸纳的知识；社会的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也不是粗糙的信息而是不断创新的知识。因此，“知识”作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引起了情报界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一时间，知识的组织、传播、扩散以及知识管理迅速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由上述可见，近十年来情报观的转变模式为：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信息观（大情报观）→知识观。
1.2 众多分支学科的迅速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1）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如乌家培教授的《信息与经济》、《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学》、张守一教授的《信息经济学》、谢康的《微观信息经济学》、葛伟民的《信息经济学》，以及马费成教授的《信息经济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信息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2）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3）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网络化、信息化而来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情报学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献管理的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在组织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创新、增值等规律；同时也对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进行研究。近年来，知识管理新的动向和趋势主要表现在：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据报道，已发表了知识管理及其相关论文350余篇，分别从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国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比较赞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进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
（4）信息检索的发展——网络信息检索的形成。在网络信息检索的早期阶段（1996～1997年），众多搜索引擎均在数据库收录标引网页的规模数量和检索速度上展开竞争；而目前大家意识到某个搜索引擎能检索10万个记录或100万个记录对用户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用户所关心的是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针对自己检索问题的确切答案。因此，焦玉英教授在《信息检索》一书中指出，数据库的发展特点是：①数据库的汇聚、融合，突出专业特色及提供经加工后的信息；②网络检索工具的智能化，主要表现在自动索引软件的智能化、智能检索与智能搜索引擎等；③用户友好性的进一步提高，如改善用户检索界面、更好的检索结果提供方式等。人们认为，如何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决策所需的深层次信息，发现有用的知识，是信息处理与检索的高级阶段。因此，信息检索的人—机交互、认知过程、智能检索、数据挖掘、知识挖掘与知识发现等技术，迅速成为当前信息检索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首次召开了第一届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KDD-95）国际学术会议。对现代信息检索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除已广泛涉及全文、超文本、多媒体以及虚拟现实环境下的智能检索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趋势是面向用户。因此，信息检索与信息查询行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1996年8月，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美国计算机机械学会——信息检索专门兴趣小组（ACM-SIGIR）欧洲会议”和在芬兰Taampere召开的“信息查询环境会议”（Information Seeking in Context-ISIC）上，有学者就提出扩展信息检索的研究范围，以包括更多以用户为中心的领域。由此可见，网络信息检索近年来的发展已使信息检索的面貌大大改观：检索行为已不再是信息管理与服务人员的专利，任何联网用户都可以实施网络检索；许多数据库都通过因特网加强了其可存取性，使信息存储与检索的费用急剧下降；通过因特网来获取各种信息已成为一种普通、日常的活动，并将成为人们检索信息、利用信息的一种主要手段和形式。
（5）网络信息计量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催生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诞生。目前所知道的关于网络信息计量的最早研究是伍德鲁夫（Woodruff）对网络文献特征（例如HTML文档的大小与数目）的测度。1997年，阿曼德（T.C.Almind）和英格维森（Peter Ingwersen）提出了用“webmetrics”一词来描述将文献计量学方法应用于万维网（WWW）上的研究。在这之后，许多学者在其有关网络空间的信息计量研究中使用了“webmetrics”一词。此外，另一个意思与此相近的词是“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经出现了以“cybermetrtics”命名的电子期刊和网上学术论坛（http：//www.cindoc.csic.es/cybermetrics/），它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主办的。webmetric和cybermetrics，其直译分别是“网络计量学”和“赛柏计量学”（或“电脑计量学”）。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的探索，如Leo Egghe运用数学模型对超文本系统的描述，Luwel等人研究了电子处理手段对缩短出版时滞的影响，还有人利用万维网浏览器、虚拟现实模拟语言作为用户界面对科学活动分布进行了研究，等等。目前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的探讨和描述阶段。我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家邱均平教授等对网络信息计量学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它的对象主要涉及三个层次：网上信息本身的直接计量问题、网上文献和文献信息及其相关特征信息的计量问题、网络结构单元的信息计量问题；并且，网络信息计量学将在研究因特网上的学科知识结构、指导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提供科学决策支持、推动网络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以及研究网络用户，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无案例，促进网络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外，夏旭等结合对网络搜索引擎的研究实践，阐述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现状、应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走向，并对网络计量学在医学图书馆和医学网站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总之，网络信息计量学的产生突破了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仅以科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把研究对象拓展到网络化的数字信息资源，使情报学的定量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6）竞争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业的产生与发展。我国情报界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了竞争情报的学术交流、业务培训、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1994年1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的诞生及1995年4月组建的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使我国竞争情报研究从松散的个别研究阶段进入学科的群体研究阶段。这一时期，竞争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的特点表现为系统化、网络化。我国学者秦铁辉、粟莉等评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田海云利用《中文科技期刊篇名目录》（1989～1998）等，从论文数量分布、论文期刊分布、著者分布三个方面，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竞争情报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2001年，包昌火、谢新洲主编出版了竞争情报丛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网络化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情报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竞争情报专业。20世纪90年代，我国情报分析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对管理咨询、战略咨询的研究。1995年在国家科技部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国科技咨询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后，同年国家科技部在全国三市一省开展了咨询业的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省建立了科技咨询协会，吸收咨询企业为协会会员，协会进行资格认证和培训等工作。此后，咨询业在我国快速发展。2000年吴贺新等专家出版了《现代咨询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争情报活动和现代咨询业的开展是我国情报研究的重大进展。
1.3 情报技术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高潮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1.4 学科教育的大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情报现象认识的深化，情报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重要例证之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于1996年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分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同时，继武汉大学之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情报学博士点。这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1）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2）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3）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4）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5）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构成学科发展的辩证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体现了科学与技术互动及科学与技术辩证统一的发展历程。一方面，科学理论是技术进步的前导，科学成果渗透到技术领域后成为技术发展的主导因素。
另一方面，技术又是建立新科学理论的强大基础和工具。从网络信息检索技术到网络信息检索理论，从知识组织、知识挖掘技术到知识管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情报学的发展，深刻铭记了技术手段推动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