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活力贯世纪——“两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活力论文,报告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的活力是由实践赋予的，而活力的强弱及其持续的长短，又取决于理论反映实践的深度及其对实践提炼和升华的高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作为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及其光辉思想，从其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来看，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体现了它是本世纪历史发展中最具深刻的洞察力、最有开拓创新作用、最富生机和活力的哲学理论，也显示出毛泽东在哲学上高屋建瓴、独具慧眼的卓越水平。
“两论”的承先启后，既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近20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孕育，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成果，也是从1937年问世迄今60年来不断开创历史新局面的理论先导和科学世界观。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序幕。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中译本和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陆续问世。尽管有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还是应运而生，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也成了一时的风尚，一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和革命队伍在形成和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必然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带有启蒙的和民族的特点。如果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未能系统地接触大量原著和原理的情况下开始的，存在着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而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沉睡的中国在觉醒，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的炮火声中开始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迅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此时此刻的中华民族也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结合的有利条件。从李大钊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和探索新人生的道路开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是围绕着唯物史观—社会革命的理论根据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先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震撼中国大地的大革命运动和革命转入农村后持续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然而，这些记录在革命史册上的光辉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在十年内战中党内出现了三次愈演愈烈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为什么“左”倾路线的统治使革命新局面和革命力量丧失殆尽？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而要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尤其需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从而提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如何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显然，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亲自参加并领导上述革命全过程、对“左”倾统治有切肤之痛，既熟稔军事、又精通理论的革命家来承担，也只能在革命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条件下来进行。毛泽东作为最合格的人选，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长征胜利的条件下，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从军事到哲学而创作的新成果。
“两论”作为适应时代需要而问世的理论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它不是单纯学理研究或课堂讲授的产物，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30年代的中国革命，离不开残酷的武装斗争，也离不开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变动。在敌强我弱、工农割据的条件下，如何克敌制胜，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既研究了战争认识论，又研究了军事辩证法，揭示了两条军事路线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同时，对于从30年代初开始的日寇入侵而导致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既研究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互影响，又研究了国内阶级矛盾所产生的变化，揭示了对待矛盾问题上关门主义和统一战线两种策略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可以说，他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他的政治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形成了和“两论”密切相连的姊妹篇，或者说是“两论”在重大实践上的预备篇，为“两论”作出哲学提炼和概括打下了基础。“两论”所以能在千头万绪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在同“左”倾路线根本分歧的诸多观点中，紧紧抓住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抓住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狭隘经验出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毛泽东长期战斗在路线斗争第一线，以其高度的哲学素养对其中经验教训深思熟虑的结果。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近20年的历程，陆续问世的各类哲学论著数以百计，而从哲学高度、从中国革命的总体上剖析一切路线分歧的根本，“两论”可谓绝无仅有的划时代著作。
“两论”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中国近20年来哲学研究和哲学论争也有所概括、有所提高、有所论断，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突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迫害和限制，承担起武装群众的任务，又要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承担起时代先导的任务。当时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它应承担的任务有着巨大的反差，正如何干之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哲学界的贡献，显然是非常有限的。五四启蒙运动以后，实验主义一时支配了思想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朴素的机械论，又居了支配的地位。1927年以来，新哲学是登场了。但那时只偏重哲学原理的输入，而所翻译的书，也只有几本古典著作和几本以机械论或观念论的观点所写的入门。这几年来，国际上最良好的读物，又渐渐有中译本，有一部分思想家，也开始做通俗化的工作了。不过大家翻来翻去，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里。”这种状况，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反映在哲学论作中的从来就没有多少”，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欧美启蒙运动史则“始终没有系统的加以整理与批判”。他十分感慨地问道：对于“思想界的荒芜状态”，“我们的思想家躲在什么地方？”他提出哲学必须“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凡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社会各种集团的动向”，都要在“哲学的烛光”下“照出它的原形”。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赋予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①]艾思奇也认为哲学“不要回避现实”，要看到中华民族正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国难当头的处境，哲学要能作为我们民族奋斗行动的指针”，“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②]“两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色地担当了哲学适应时代所要求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照亮着黑暗的中国大地和荒芜的中国思想界，为中国的哲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两论”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对于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哲学笔记》，对于其中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对于矛盾法则的诸方面，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辩证分析的要求，都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对于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既有所肯定，也有更深刻更系统地阐述。对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两论”肯定了其中有关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论述，肯定了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两论”在肯定其阐述的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科学的概括，对其致力于使哲学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哲学通俗化所作的努力，则更高地从哲学民族化和中国化的意义上予以肯定；对于30年代辩证法论战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观点，“两论”从正面作了分析和阐述，如针对叶青否认实践客观性和混淆实践与认识的论点，正面阐述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阐发了实践的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也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某些模糊认识，如否认实践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特征，认为差别不是矛盾的论点，纠正了一些同志不妥的提法。如果说，30年代辩证法论战深化和推动了哲学研究，那末，“两论”则以更准确、更深刻的论断把论战中的许多论点提高到新的水平，如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对立”或“抬扛”的关系，而是把它们概括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认识运动；又如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分析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作出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一深刻的论断；再如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矛盾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基础上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科学论断，等等。可以说，“两论”在当时确实体现了哲学研究的高水平和新风貌，把它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精品、领先之作、创新之作，是当之无愧的。
“两论”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它对中国革命长期存在而未能很好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哲学上作了深刻的论证，在全党树起了遵循唯物论、遵循辩证法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它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解，而且需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的洞悉。中国革命曾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和惨痛的牺牲。但是，长期以来中国革命所处的劣境并未改变，割裂两者结合的机会主义面貌仍未被全党识破，党内某些同志虽也就事论事地总结过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未能抓住其要害和根本。而毛泽东却能从无数次斗争中分析比较，对各条战线失误的原因进行提炼和概括，从哲学上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全党的学风提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广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对了解中国国情的态度，同时又对同上述态度根本对立的主观主义从哲学上作了剖析，指出它们不论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在思想方法上都是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从而在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其它路线根本分歧的背后揭露出思想认识路线的分歧，即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歧。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一切路线斗争归结为思想路线斗争，又把思想路线斗争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把是否坚持辩证唯物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判断一切路线是非的根本标准。历史证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确实高屋建瓴，洞察根本，在全党和一切实际工作中树起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旗帜，从思想上理论上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胜利前进。这也说明，距“两论”8年之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伟大旗帜，绝不是偶然的。它本质上同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中国革命实践经过近20年的孕育而产生了“两论”，那末，“两论”问世后的60年又成了指引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局面，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的辉煌年月。
“两论”问世后的前12年，是一个历史以超常速度飞跃发展的年代。中国人民既赶走了凶残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结束了国民党对全国的长期统治。革命的威力来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来源于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和认同。从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来说，12年是短促的一瞬间，解放全国广阔的国土几乎是用跑步的速度进行的，但是，就端正学风，总结历史经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说，又是一个长期酝酿和深入普及的过程。如果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倡导高级干部的学习开始，整风运动几乎贯串在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之中，即使从1942年全党动员整风开始，整风运动的开展也长达3年之久。可以说，在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是扎扎实实地以提高思想认识为基础的。
当然，革命的超常速度固然使胜利迅速来到，但又存在对胜利后的新时期和新任务准备不足、酝酿不够、全党上下缺乏思想一致的情况。因此“两论”在全国胜利后的48年，即建国后迄今48年的历史，同前12年相比，取得重大成就的时间要长得多，情况也要复杂得多。在48年中，既经历了前17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发展的时期，也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历史倒退和随后两年的徘徊局面，只是在经历了29年的风风雨雨以后，中国才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历史命运，应当如何评价“两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今天是否还要坚持“两论”提出的思想路线呢？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精髓和生命力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正是根据上述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观点，在历史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提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两论”基础上写出的新著作，提出的新理论，是“两论”的新发展；他在实际工作中为纠正主观主义而提出的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是在“两论”基础上重提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的精神，是“两论”在新条件下的延伸；而他主观主义地估计阶级形势，背离客观规律而作出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主观蛮干的决策时，又无一不是对“两论”思想路线的背离，割裂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果，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盲目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个人专断等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十年内乱”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历史。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两论”的根本观点和思想路线并未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而恰恰是新时期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坚持的就是它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就是要根据今天的新情况、新任务，去研究发展变化了的实践，研究新问题、新矛盾，从而作出新论断，提出新理论。对此，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也不是没有为此作出过努力、取得过成就，问题在于他在认识上缺乏一贯性而时有反复，作出的努力也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也未能一贯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对“两论”的坚持既缺乏一贯的坚定性，也未能始终面向实践地去发展“两论”。他所遗留而未尽的事业是由邓小平实现的。结束十年“文革”及其后两年徘徊的历史，把我国带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此后的1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上近半个世纪发展的最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蒸蒸日上，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主义低潮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并正以跨世纪的稳健步伐展示着自己美好的前景。这一历史新局面的开创和持续发展，要归功于邓小平在新时期作出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两大历史性贡献都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结果。前一个历史性贡献，如同民主革命时期延安整风遵循“两论”所要求的那样，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正确对待历史，既不要全盘否定历史，否定一切，也不要简单地肯定历史，脱离历史条件地肯定一切。对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为全党所公认的指导思想，既不要断章取义，随意割裂，也不要搞“两个凡是”、僵化保守，而要完整地准确地把它作为科学体系去理解，从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上去理解。总之，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不能离开唯物论和辩证法，都需要从社会实践中作辩证的分析，象“两论”所要求的那样。后一个历史性贡献，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的成果。从这一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来说，它没有丢祖宗，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没有丢“两论”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同时又有自己的新话，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从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来说，它既是果断地纠正了建国近30年来的错误，分析了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一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来说，它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逐步发挥出来。这种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崭新的实践，正是新时期新理论的丰富源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来源于这种崭新的实践，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结果。从这一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来说，它既分析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这一新的形势，也分析了当今世界开放的特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外开放，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要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邓小平理论不仅全面地分析了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的新变化，而且科学地确定了对待这些变化的新对策。
以邓小平的理论同毛泽东撰写的“两论”相比较，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其一，以研究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实践论》，强调实践第一观点，系统分析了基于实践而产生的认识运动，包括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中国人民对于当时革命任务和帝国主义的认识。这一成果对于那个时代中国革命来说，科学地回答了时代的要求，是当时哲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12年后中国社会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的实践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实践论》的观点需要发展，需要认识和研究新的实践，也需要把新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邓小平的理论主要从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论》的思想：一是把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二是把实践作为拨乱反正的标准，作为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标准，并且进一步把实践标准同社会主义本质相结合，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从而把实践观点创造性地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方面；三是提倡实践精神，提倡真抓实干，提倡实务，反对空谈，不搞无谓的争论。从上述意义上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实践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上产生的崭新的实践论。
其二，《矛盾论》的最根本特点，是从两种宇宙观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研究矛盾学说，其重点当然是研究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当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新时期的矛盾更加层出不穷，更为复杂，相当多的矛盾则是前所未有、人们完全陌生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矛盾论》，需要对新出现的矛盾从性质、特点和相互关系及其解决方法上作出科学分析。邓小平的理论则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最关键的问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原理，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致富，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由于这一科学概括，为我国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发展道路，也解决了过去万千学问家和实行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困惑，在茫茫烟海中找不到中心和解决矛盾的方法。邓小平理论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主要矛盾上的坚定性、一贯性、系统性，以及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处理问题的方法论，不愧为《矛盾论》续写了新时期的新篇章，不愧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学说的展开和创新。
其三，《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以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观点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而写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也都是实事求是论，都是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阐明如何从实际出发，又如何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两论”的基本观点和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形成的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的理论不仅全面继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而且根据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实践，增添了新的理论观点，使其更富有时代特色，更加适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首先，他突出了解放思想的观点，把它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作为贯串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的思想路线。这当然不是提法上的简单改变，而是针对新时期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需要，是突破种种思想束缚和思想禁区的需要，是提倡开动脑筋，善于思考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开拓进取的需要，这样的规定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要求。第二，他创造性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两件大事：一是用于拨乱反正，最根本的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又根据新情况新任务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既在指导思想上为全面改革创造了前提，又为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二是用于全面改革，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观念，用实践作标准，让事实来说话，尊重人民的利益，澄清是非，统一认识。第三，他创造性地把这条思想路线用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要突破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拓宽思路，不因袭、不模仿，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路。邓小平正是这样把这条思想路线贯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全部过程之中，所以把它概括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他用自己的伟大实践和光辉理论阐明了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总结长期历史经验而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可见，“两论”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不仅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而且有重大发展和创造。邓小平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认识实事求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实事求是论。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验证伟大的理论。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不愧是理论思维成熟的重要标志。“两论”的历史是指引党和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是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也是孕育和形成新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历史证明：“两论”思想开创历史新局面，邓小平理论续写世纪新篇章。我们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指引我们实现跨世纪长征的科学理论。瞻望前程，世纪之交和新世纪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剧烈多变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和较量的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精神支柱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需要理论、需要哲学的时代。我们应密切结合新的实践去学习当今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即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这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最根本的要求，根据这一根本要求，江泽民同志更具体提出：“重点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政治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使命感；学习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学习邓小平同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③]让我们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旗帜下，用“两论”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释：
①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第1卷，第13期，1937年。
②艾思奇：《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读书生活》第2卷，第2期，1935年。
③江泽民：《坚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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