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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美国计划发展和部署反导系统，国际社会对于维护世界战略稳定的关注日渐加深 。近几年联合国历届大会都以绝对多数通过呼吁美国放弃发展反导系统的决议。其中一 个突出的论点是：发展和部署反导系统必然意味着美苏(俄)1972年签定的《限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条约》(以下简称《反导条约》)的消亡，而这个条约正是“维护国际战略稳定 的基石”。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一观点坚定的支持者。两国首脑多次会晤，指出反导条约 “仍是全球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的基石，是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的关键性国际协议框架的基础。维护和严格遵守《反导条约》至关重要” 。(注：例如参见中俄两国首脑于2000年7月18日在北京签署的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 ，http://www.fmprc.gov.chn/3275.html)两国还决定就维护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保 持全球战略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展开双边的战略磋商，迄今已进行了五轮。但是 ，布什政府我行我素，置世界的舆论于不顾，于2001年12月13日悍然宣布，美国为了按 计划部署反导系统，将在其后的6个月后退出反导条约。显然，布什政府的这一决定对 于国际社会的安宁和稳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旦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如何重建全球的 战略稳定已成为世界各国日益关注的紧迫课题。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已经渡过了十年，世界的战略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无论在 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许多新的因素，对世界各国提出了新的安 全挑战，使得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战略稳定框架确实也难于适应各种新的变化。这需要 各国共同努力，为建立后冷战时期的持久的战略稳定探索新的思路和途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寻求在变化中的世界建立新的持久的全球战略稳定，不但是各国 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现实的政策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中的理论问题。
战略稳定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世界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各个战略力 量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相互具有充足安全感的基本关系。没有哪个大国因而感 到有压力试图以武力单方面去改变这种状态。
西方的许多学者多从大国力量平衡的角度来阐述战略稳定问题，认为一个历史时期内 的战略稳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主要大国的力量的平衡，也反映了大国的利益的 平衡和妥协。(注：参见Camille Grand,“Ballistic Missile Threats,Missile Defen ses,Deterrence,and Strategic Stability”,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issi le Proliferation and Defenses,Occasional Paper No.5,Center for Nonproliferat ion Studies,March 2001,p.5.)这自然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全球战略稳定又必须 照顾到国际社会其他中小国家维护安全和主权的正当要求，满足它们确保各自核心利益 的愿望。因此，保持世界的战略稳定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大国共同参与的过程，也 是个互动的过程。
战略稳定通常还都有与之相应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加以规定，实现某种程度的机 制化，形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战略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的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 权利和义务，但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某种约束。一个没有约束规范的国际社会不可能 建立持久的战略稳定。在这一意义上，战略稳定是与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国际法准则 密切相连的。
二
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战略稳定，同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中出现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密切相关：
一个是两极体制的确立。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很快出现了以美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对立，决定了 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对抗关系。美苏的争夺主导着世界事务的基本走向 。
一个是具有空前破坏力的原子和核武器的出现。它很快使得美苏争夺核优势成为双方 关系的核心。美国在单独拥有原子和核武器的冷战初期，曾经力图建立它一家垄断核武 器的稳定秩序：1946年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巴鲁克计划”，企图堵死当时苏联和其他国 家发展原子武器的路子；(注：The Stanford Arms Control Group,International Arm s Control,Second Edi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97-98.)它在军事上 制定大规模报复的战略，将原子和核武器作为制服对手的王牌。(注：王仲春和闻中华 ：《不散的核阴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pp.111-113。)所有这些反映了 当时美国建立在核武器优势基础上的一家独霸的战略思路。但核垄断很快被苏联打破了 。经过反复的较量，美苏到70年代初实际上都拥有了可以摧毁对方十几次的庞大的核武 库，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大为增加。而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也带来了这一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的危险。
在上述情况下，美苏关系逐步成为一种十分矛盾的关系。双方既要争夺军事优势又力 图避免迎头相撞；双方的关系既有高度的对抗性，在对抗中又逐步建立起共同的利益， 主要表现在：都需要对军备竞赛进行必要的控制；防止争夺升级成为一场核战争；同时 阻止核武器和核武器技术向其他国家扩散。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政治也同样出现十 分矛盾的局面。美苏争夺核优势而引起的军备竞赛使世界所有国家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 之中，世界广大中小国家(它们又是无核国家)和人民要求美苏停止核军备竞赛、防止核 战争的爆发的呼声日益增高，无核国家和核国家特别是和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的矛盾和 斗争日渐尖锐；与此同时，核争夺引起的核扩散又使得世界面临一种共同的现实威胁， 广大无核国家和美苏以及随后出现的几个其他核国家在制止核武器和核武器技术扩散方 面又有了共同利益。
冷战时期战略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以下几个显著的 特点：
首先，美苏建立和确保核均势成为冷战时期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柱。而作为这一核均势 或者核平衡的标志则是上面提到的双方在1972年签定的反导条约及相关的限制两国进攻 性战略核武器协议。通过这些条约和协议，双方商定不发展防御性的战略核武器，对进 攻性的核武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但不妨碍各自在质量上继续提高。这种只准搞进攻， 不准搞防御的独特安排有意识地使美苏很快确立了一种“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这是 一种相互有意保留和暴露自己的弱点、把自己一方作为对方人质的局面，即双方都有可 以消灭对手多次的核进攻能力，但一旦发起核打击，则必然招致对方的核报复而造成同 归于尽的结局。这样，谁都不敢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从而制止了核战争的爆发。 在“相互确保摧毁”实力结构的基础上，美苏又都奉行威慑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把 相互确保摧毁的现实，化为各自的战略理论，把防止核战争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而其 立足点仍然是双方业已建立起来的战略核打击力量恐怖平衡。(注：参见Darryl Howlet t,“New Concepts of Deterrenc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issile Pro liferation and Defenses》,Occasional Paper No.5,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March 2001,p.19-20。)
其次，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在有关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方面达成的平衡，构成了冷战时期 战略稳定的另外一根重要支柱。而作为这一平衡的标志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在 1967年签定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NPT)以及在其前后的多个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多边条 约。(注：这些条约主要包括1959年12月签署的《南极洲条约》、1963年8月签署的《部 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7年1月签署的《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2月签署的《拉美禁 止核武器条约》，1971年2月签署的《海床禁核条约》以及1985年8月签署的《南太平洋 无核区条约》等，参见《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编，军事 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pp.72～77。)其中，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个条约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世界分为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两类，此后不再承认新的核国 家的出现，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最终达到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 和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的。无核国家保证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能力，作为 交换条件，核国家保证进行核裁军，并且帮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防止核武器扩散 条约从一开始便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为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
最后，冷战时期建立的战略稳定，通过国际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军备控制的协议和条约 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战略框架和对所有国家都有某种约束力的机制。不是所有国家在 任何时候都确切地遵守了这些规范和机制，例如印度就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在1974年进 行了一次核爆，还有少数国家实际上也在偷偷地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核国家尤其是美苏 也并没有兑现进行核裁军的承诺。但尽管如此，由上述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对世界各国 所产生的约束力在冷战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维护世界的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总之，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反映了如下基本现实：第一，美苏主导。战略稳定实质上 是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大军事阵营在对抗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平衡。第二，军事安全几乎成 为战略稳定的全部内容，而其中核均势又是构成战略稳定的基础。第三，世界其他国家 的共同参与为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美苏得以长久地维持相互 确保摧毁的局面，是和其他核国家尤其是和中国的克制态度，不参加它们的核军备竞赛 有着密切的关系。而20世纪80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逐步壮大，它们不但对两个 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起着巨大的牵制作用，而且还以实际行动为消除核战争的危险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如在无核国家的推动下建立起无核区)。第四，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为战 略稳定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由于上述特点，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从积极方 面看，它符合世界各国的善良愿望，对维护世界总体和平、尤其是对制止核战争的爆发 起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个由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参与的军控和防止核扩散的有用的机 制，这一机制即使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20世纪90 年代无论是美俄双边和国际多边的军备控制论坛都在各国的积极推动下，谈判完成了多 个对于进行核裁军和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对此，中国是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的。唐家璇外长就曾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已建立其一套 相对完整的军控与裁军法律体系。作为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总体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体系增强了国际关系的可预测性，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唐家璇：“在联合国裁军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2000年4月2日。)
从消极方面看，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本质上始终包含着若干不合理的因素。例如，美 苏建立起来的核平衡主要是为了适应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立足于肯定核武器存在 的合理性，而不是强调最终消除核武器；它着眼于稳定美苏的军备竞赛，而不是制止军 备竞赛。在这一背景下，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和不信任情绪不但无法消除，而且惟 恐对方在武器发展上超过自己，惟恐自己的核力量不足以威慑对方，于是拼命地完善进 攻性的核打击力量，提高核战争的实战能力。因此，在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的框架中， 两个超级大国始终走不出一个怪圈，一方面是力图防止核战争，一方面又加紧作打核战 争的准备。这导致了双方具有超杀能力的核武库一直在水涨船高，到今天，尽管双方的 核弹头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但加在一起，仍然达到37，072枚。(注：据美国方面 的一个材料，截止到2001年1月，美国仍部署有处于战斗状态的核弹头9376枚，处于非 战斗状态的核弹头5000枚；俄罗斯部署处于战斗状态的核弹头9196枚，非战斗状态的核 弹头13500枚。参见Han Christinson,“The Unruly Hedge:Cold War Thinking at the Crawford Summit,”Arms Control Today 2001年12月，pp.8～12。)世界仍然生活在 核战争的阴影当中。
战略稳定中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因素就是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核不扩散 机制所包含的不公正性(歧视性)。它把世界上的国家永久性地分成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两 类，对无核国家规定的义务明确和具体，但对核国家规定的义务却笼统和模糊，而且至 今美俄仍然实际上拒绝履行它们核裁军的义务。这就从道义上为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扩散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最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过分着眼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军事安全，许多其 他领域和地区性的冲突和矛盾都被超级大国的军事争夺所掩盖和搁置了，这也成为冷战 时期的战略稳定所包含的一个内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 决，一旦形势变化，如同冷战结束后所表明的那样，冲突和动荡便迅即在许多地区蔓延 ，对世界和地区的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
冷战结束，世界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影响在冷战时期形成的 全球战略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苏联瓦解了，两极体制崩溃了，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各国参与世界事 务的程度大为加深，相互影响和牵制的程度也在加深。但另一方面，美国没有了可以与 之相匹敌的对手，其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大为膨胀，它在世界事务中的行动的顾忌 大大减少了。同时，一些地区新兴力量的崛起也为地区的动荡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上的依存程度 大大加深，也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合作带来巨大的契机。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经济 竞争中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经济一体化使得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 贫富悬殊加剧，南北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安全在各国的安全构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 高。
第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发达国家特别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发展和部署新的武器系 统、进行军事革命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但也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更深层次看，高新技术的发展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添了新的动力，但也 正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和传统的社会运作机制。正如“9·11”恐怖袭 击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国家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但社会和个人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和 容易受到攻击。如何对付这些人们称之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已成为国际社会需要 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世界格局的转型，同样使得人们更多关注物质利益而较少注重意识形态。冷战 时期那种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敌我的意识形态斗争已不复存在。但是，力量发展 的不平衡也使得意识形态中的两种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潮泛滥。第一种可以称之为美国价 值观的原教旨主义。例如在美国的一部分决策层中，就有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 自恃国家的富裕和力量的强大，傲慢自大，把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推向极致，鼓吹以美 国的这一套统一世界，蔑视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这种美国价值观的原教旨主义成为了 当前美国决策层中某些超级鹰派势力力图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思想基础。另一种是宗教 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同样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极致，蔑视其他的文 明和价值观，攻击甚至力图摧毁一切有别于他们的国际社会的文明准则和成果。这两种 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形态都对世界的战略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及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发展。 但是，由于冷战的结束是以一种和平和突然的方式发生的，某些支持冷战时期形成的战 略稳定的比较持久的因素很难在短期内消失。例如，苏联虽然瓦解了，继承它的俄罗斯 在军事上也大为削弱了，但俄仍然保持了一个足以毁灭美国和世界的庞大的核武库。因 此，在核的力量对比这一意义上，世界依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两极体制，双方依然维持着 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局面，这一基本的事实，恐怕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也很难改 变。又例如，冷战结束虽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面貌，但支配一些国家国 防和军事政策的安全观念却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所有这些，使得旧的体制观 念的瓦解并没有很快被新的体制和观念所替代，世界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处在一 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老的矛盾和冲突有的可能要消失，有的还将持续下去 ；一些过去被美苏争夺掩盖了的矛盾和冲突可能突出出来；而一些新的安全威胁可能出 现，并可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预测的强烈冲击。世界因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大为增多，各国的安全观念以及对未来威胁的估计都正经历深刻 的变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界能否在激烈变动中继续保持新的战略稳定是各国特别是各个 大国所关心的一件大事。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争取世界战略稳定的国际努力中明显地存 在着两种思路的斗争。一种是以美国布什政府为代表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它要利用 当前对其有利的条件，无限地扩大对别国的军事优势，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它为主导的战 略稳定，实际上是破坏世界战略平衡和稳定。目前可以看到的美国主要措施包括：
利用优势的先进的武器技术，发展反导系统，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核力量，力图从根 本上改变与俄罗斯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不再在核力量方面受制于人。
尽可能摆脱裁军和军备控制条约对美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束缚，否定一系列重要的国际 裁军和军控条约与协定，不再与其他国家签定任何可能对其形成障碍的有约束力的条约 。阻止对防止外空武器化的谈判。继续保持大量的进攻性核武器，从而使美在发展军事 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方面，具有最大程度的灵活度，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改变制止武器扩散的策略，不再依靠加强军控和防止核不扩散体制的办法，而是重点 依靠用武力打压所谓反扩散的办法，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对美不友好的国家扩散。 另一方面，推行以实力为基础的战略，放手发展包括核和先进常规武器在内的、能对付 一切所谓非对称威胁的军事力量，确立美对世界所有国家长期全面的军事优势，以确保 美国的安全。
扩大反恐联盟的打击范围，借此进一步扩大在世界的主导权。(注：关于美国对未来战 略目标和措施的具体设想，参见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Quadrennial Defense R eview”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an2002/d20020109npr.pdf,2002年1月9日 美国国防部就“Nuclear Posture Review”召开的吹风会。http://www.defenselink.m il/news/Jan2002/t01092002-t0109npr.html,以及2002年1月20日布什总统发表的“Sta te of Union”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history.html。)
显然，美国的这一套通过单方面扩大军事优势、谋求独家绝对安全而丝毫不顾及对别 国安全利益影响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它把 冷战时期战略稳定中应该扬弃的东西保留下来，而把应该仍然保留和发展的东西抛弃掉 了。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和不安。它不但不可能使世界走向新的战 略稳定，而且必然引起各种连锁反应，连业已建立起来的、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许多国 际军控机制都有可能付之东流。世界将处于更加无序和不稳定的状态。这对世界的和平 和稳定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并不有利。(注：参见Leon Fuerth,“T ampering With Strategic Stability”,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0,2001,htt p://www.infowar.com/mil-c4i/01/mil-022101a-j.shtml。)
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国际社会正呼吁以一种新的安全观寻求建立新的战略稳定。(注： 关于中国对新安全观的主张，参见“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April 2002,http://www.fmprc.gov.cn/eng/5053.html。)按照这种新的安全观，建立持久的战略稳定必须 寻求一条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国际合作的道路。这一思路强调：
当前的世界尽管有着许多矛盾和冲突，但是各国战略利益的相似和相同之处要多于它 们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各国在新形势下正面临许多新的威胁，例如对付国际恐怖主义 ，并不是能靠一国之力可以奏效的。因此，世界的和平和各国的安全只能通过广泛的国 际合作来实现。未来的世界战略稳定也只能通过各国在加强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逐 步地建立。这里，加强大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鉴于美俄在核力量方面的相互确保摧毁局面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难以打破，美国企图 通过发展反导系统来取得核优势可能是徒劳的。因此从短期来说，维持以ABM条约为基 础的美俄核力量的平衡，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办法，但可能是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 争危险的惟一现实的办法。也是保持当前世界战略稳定的有效措施。从长远来说，真正 消除美俄在核力量方面的相互钳制的恐怖平衡状态，只能走核裁军的道路，即首先由美 俄两家对自己的核武库进行真正大幅度地、难以逆转的削减和销毁，从而为所有核国家 进一步进行核裁军创造必要的条件，直至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但遗憾的是 ，美国似乎已经决心退出ABM条约，这为实现美俄的真正核裁军和实现战略稳定增加了 巨大的困难。在这一形势下，“维护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的完整和权威”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对这一体系的任何损害，都将被证明是短视的，只能增加国际安全格局中的 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注：胡小笛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2002年第一期全会上 的发言”，日内瓦，2002年2月7日，http://www.fmprc.gov.cn/chn/24966.html。)当 然，关键是美国能否在发展核力量方面保持足够的克制态度，用具体的行动向其他核国 家表明它发展反导系统只是为了它声称的防御目的，而且它将来部署这些系统并不构成 对其他核国家的威胁。
冷战后的新形势还决定了未来的战略稳定不再仅仅局限在军事的范围，它将是一个广 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既牵涉到全球性又牵涉到地区性问题的综合性的概念。今后 世界面临的足以破坏战略稳定的许多威胁，实际上有着更加深刻和广泛多层次的原因， 单靠军事手段非但难以解决问题，有时甚至还适得其反。当前尤其应注意的是，经济发 展不平衡而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和南北矛盾的加剧，可能将成为引发世界和地区动荡不 安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将是实现世界战略稳定的一个关键步骤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更大责任。
多极化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建立世界未来的战略稳定需要国际社会成员在更大范围内的 集体参与，使得每一个国家在新的战略框架里都有充分的安全感。特别是在解决地区争 端的国际努力中，不能由一个大国或者大国集团说了算。为此，联合国在今后建立战略 稳定的工作中仍可能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批评说，这种通过多边的合作的途径建立新的全球战略稳定也许过于理想化了。 面对当前的现实，似乎很难实现。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应成为人们放弃争取一个更 为稳定和安全的世界的理由。毕竟，冷战时期美苏经过了反复的较量以及国际社会坚持 不懈的努力，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起一个较为持久的战略 稳定局面。没有人设想，冷战结束刚刚10年，当世界还处于动荡的过渡时期中时国际社 会就能建立持久的战略稳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不为未来新的全球战略稳定创造条 件，争取逐步建立一个新的战略框架，使得世界每一个国家在其中都有充足的安全感， 那么，我们今天担心的危险就会变成明天的现实。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看，随着全球化和 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共 同的利益，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一国的安全已不可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截然分开 。美国当前极端的以其为中心的单边主义的做法不可能持久下去。从长远看，加强国际 合作是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的正确途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并且接受我们生 活的这个世界是个丰富多采的世界，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力享有安全，也有义务尊重别国 的安全。若如此，未来建立持久的全球战略稳定则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