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文化素质论文,人力资源开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1亿， 聚居区域占国土总面积60%以上。就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绝大多数仍处在严重滞后的欠发达状态，对于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总体水平提高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了。这一状况，意味着努力开发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源，从而加速改变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缩小中西部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力资源的开发比任何其他资源的开发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质。英国经济学家F·H·哈比森在《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说得好：“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注：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第18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民族的经济落后，并不在于自然资源贫瘠，也不能归因于所谓懒散而无效率的“民族性”，或者是什么“等、靠、要”的机会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素质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发展，而不能充分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只好囿于传统生产方式从事单一的自然经济。结果，无论自然资源多么丰富，抑或人们如何辛勤劳动，都无法得到大量产出，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转换，甚至由于农牧业的过度开发而面临着严峻的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失衡。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具有并精于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机械和市场营销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可能得到丰裕的产出，创造出人间奇迹。因此，要改变民族经济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大力培养人才，使劳动者成为善于创造发展条件和运用新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的人。
必须指出，上述所谓懒散而无效率的“民族性”，或者是什么“等、靠、要”的机会主义等说法，其实也涉及人口素质问题，但是，“懒散而无效率”仅仅是某些低素质劳动者因循传统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决不是劳动者的本质，更不应视之为“民族性”，这种现象在部分汉族农村里同样存在。至于要批判和抛弃“等、靠、要”的“老三字经”，其精神可嘉，实际则不妥。“等”当然不对，应该只争朝夕，主动积极地去争取，争取国家和发达地区对民族自治地方更多更有效的帮助，并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争足用活，依法治区。至于“靠”和“要”，只要不是完全依赖，乃是完全必要的；发达地区尚且需要“靠”中央政策倾斜，“要”政策优惠，难道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反倒不需要？如果主张一不“争”，二不“靠”，三不“要”，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这也反映了人口素质有问题，主要是领导干部的素质有问题。
二
人口素质可归结为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各自孤立存在，而是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最基本的人口素质，是人类文明的集中表现。它对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巨大的影响。而教育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途径。可以说人口在后天所形成和实现的一切素质都是教育的产物，教育的水平决定人口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水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口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的状况。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关系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重大决策，我们要始终坚持把发展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战略位置上。
在旧中国，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都很低，文盲率高达95%以上的民族很普遍，有的还处于原始愚昧状态，不得不用结绳、刻木记事，用豆子、石子或羊粪蛋记帐，用树叶作为传情会意的工具。
解放40多年来，经过国家的大力帮助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同政治、经济生活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53年至1990年，大陆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万增加到9132.3万，37年间增长1.6倍；而在校学生人数中，小学生由147.2万增加到1185.8万，增长6.3倍；中学生由9.2万增加到318.6万，增长33.6倍； 高等学校学生由0.92万增加到20.2万，增长21倍。1990年少数民族拥有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数已达到5488.4万人，其中大学本科33.5万，大专50.5万，高中（含中专）531.1万，初中1471.4万，小学3401.9万。 从每千人所拥有的大学及中学文化程度人数来看，少数民族平均为228.5人， 比全国平均325.5人少97人，比汉族333.9人少105.4人。但朝鲜族（590.5人）、俄罗斯族（556.2人）、高山族（504人）、 塔塔尔族（467.9人）、赫哲族（453人）、锡伯族（452.6人）、鄂伦春族（436.7人）、 达斡尔族（430.7人）、乌孜别克族（412.4人）、 鄂温克族（385.6人）、满族（384.2人）、蒙古族（339.6人）等则高于全国和汉族的平均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和专科文化程度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衡量每个国家、 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每千人中少数民族平均为9.2人，低于全国13.9人和汉族14.3人。但高山族（73.9人）、塔塔尔族（64.2人）、俄罗斯族（50.1人）、乌孜别克族（46.9人）、 赫哲族（45.9人）、朝鲜族（43.2人）、锡伯族（32.3人）、 鄂伦春族（31.4人）、达斡尔族（31.4人）、鄂温克族（25.7人）、裕固族（21.7人）、蒙古族（18.5人）、满族（16.5人）、京族（16人）、回族（15.3人）等已超过全国和汉族平均水平。
1990年全国少数民族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 共有文盲、 半文盲1857.4万人，占同龄人口的30.83%，比全国人口的文盲率（22.21%）高8.62百分点，比汉族文盲率（21.53%）高9.3百分点。但塔塔尔族（4.86%）、锡伯族（6.23%）、 朝鲜族（7%）、俄罗斯族（7.42%）、鄂伦春族（7.81%）、乌孜别克族（8.32%）、赫哲族（8.54%）、高山族（9.39%）、鄂温克族（9.84%）、达斡尔族（10.03%）、 满族（11.41%）、哈萨克族（12.34%）、仫佬族（16.27%）、 毛南族（17.59%）、蒙古族（17.82%）、京族（19.23%）和壮族（21.17%）等的文盲率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有好几个少数民族历来有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其人口文化素质正在发生质的飞跃。例如，地处边远山区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仅普通高等学校就有7所。近年来朝鲜族聚居区采取普及与提高并举的方针， 不仅有文化人口的比重增加快，而且高层次文化人口增加更快。吉林省朝鲜族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1990年比1964年增加1.7 倍（1964年为313人，1990年为847人），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则增加4倍还多（1964年为8人，1990年为43 人）（注：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第175页， 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在延边州龙井县高山区的勇新乡，80年代以来，那里的人口几乎年年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朝鲜族整个家庭迁往县城或县城郊外平原地带年年增多，而迁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山区发家致富的条件不如平原，相反比平原更加优越，山上有着丰富的药材、土特产、石料等，多种经营的门路广得多。他们举家搬迁的主要理由是山区的电视效果欠佳，教育质量不高，怕耽误子女升高中、上大学。正因为如此，龙井县朝鲜族的旧文盲率或新文盲率， 都是所有民族地区最低的（注：张天路《民族人口学》第194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89年版。）。又如，生活在嫩江两岸和呼伦贝尔地方的达斡尔人，在解放前，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至关重要，有的家长为了支持孩子上学念书，不惜变卖牲畜或者借债；为了家里能出一个有文化的人，全家宁肯节衣缩食，长期吃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23年已设有师范讲习所，公立和私立小学共11所，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5%（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第10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当时有一批达斡尔族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从振兴民族的良好愿望出发，曾热情献身于民族教育事业。即使在伪满州国时期，他们还成立了“兴安东省教育协助会”，全省达斡尔族公职人员每月抽出自己的部分薪水，最少的3%，最多的15%，捐作教育基金， 鼓励本民族子弟上学读书，重点资助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长春、北京、南京等地以及出国留学的自费生。当然，旧社会里能够上学的人毕竟为数不多，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不可能没有极大的局限性，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为达斡尔族儿女上学求知敞开了大门。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达斡尔人以送子女上学读书为荣的传统在进一步发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尔克浅村农业大户孟托清，每年的收入主要用在添置农牧机械和供孩子们念书。他有6个孩子， 大女儿已出嫁，剩下的5个都在念书。他把长子送到海拉尔念高中，把其余4个送到旗所在地尼尔基镇。他在海拉尔和尼尔基各买下一处房子，用于照顾孩子们上学。他说得好：“我挣钱不想给孩子们添什么家产，让孩子们学知识、学技术比什么都重要。我的农场要发展，牲畜要改良，要使用更多的机器，没有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行吗？”（注：《内蒙古日报》1988年8月16日，1993年4月25日、1988年10月2日。）
蒙古族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是众所周知的。早在创建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命令诸王子弟随塔塔统阿学习使用畏兀儿体蒙文；窝阔台时开始建立学校，命贵族子弟入学受业；忽必烈设置诸路蒙古字学，并于1271年创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在中央设有蒙古司业、蒙古博士、助教、教授、学正等学官，在诸路设有蒙古学正、蒙古字学教授、或设蒙古提举学官，掌管教学事宜。中统年间，忽必烈屡次谕旨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才，以备选用。”俺答汗时代，蒙古地方出现了许多私塾，设馆授徒的老师称做“榜什”，学生叫做“舍毕”，精通蒙、汉两种语文的榜什在蒙古社会中颇受人们的尊敬，凡弟子从师念书，先持羊、酒行叩首礼，至学会书写结业时，再谢以白马1匹，白衣1件（注：蒙古人尚白，以白为洁，谢以白马、白衣，以示非常敬重。），或布帛、丝缎等物，随贫富而定。20世纪初，蒙古族聚居地区兴起倡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著名的有归化城土默特高等学堂和喀喇沁旗崇正学堂等，可称为蒙古族近代文化的摇篮。当时有些蒙古族开明绅士还积极选送本旗子弟分赴北京、上海、天津、保定等地和日、德、法、俄等国就学，推动了近代各种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逐渐取代了喇嘛寺院的宗教教育和旧式封建官衙教育，给蒙古族平民子弟带来受教育的机会，培养出大批具有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知识分子。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族的文化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幼儿园、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等师范学校、民族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蓬勃地发展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布局比较合理的民族教育体系。从目前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数和民族中小学校数来推算，民族教育的布局和设置，大体说来，每1千人口有1所民族小学， 每1万人口有1所初中，每3万人口有1所高中，每30万人口有1 所民族师范学校。在有条件的大中专院校，都设置蒙语授课的系科、专业或民族班，配备了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位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敖伦布拉格苏木，这里生活着300多名蒙古族牧民， 解放前他们当中只有4个人有点文化，而现在已有大中专生40多名， 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普及率、巩固率、毕业率都达到100%。 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昂素嘎查（嘎查，相当行政村），地处毛乌素沙漠地带，近几年有24人考进各类大学，84人考进各类中专，平均每10人中就有1名大中专生。 赤峰市巴林右旗麻斯他拉嘎查，共有牧民52户252人，前几年也出了7个大学生、5个中专生，全村青少年中没有一个文盲， 妇女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户与户之间都比着谁家的孩子念书多，即使生活较为困难的牧民，也争先恐后地送子女上学。读书光荣蔚然成风（注：《内蒙古日报》1988年8月16日，1993年4月25日、1988年10月2日。），一代有文化、 懂技术、善管理的新型牧民正在茁壮成长。尤其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蒙古族牧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受到强烈的冲击，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牧区畜种改良、疫病防治、草牧场改造和建设中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发挥了增产增收的双重效应，使广大牧民认识到知识和科学技术就是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宝贵的财富之源，因而把改变过去落后的生产方式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惜花费巨资，希望自己的子女都成为掌握现代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一代新人。
三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是相当低的，整体文化构成尚属初级水平，远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的需要。
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各民族人口总体的文化教育程度，便于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比较，需要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比率按适当的权重综合起来计算出一项指数，可以称之为“文化教育综合均值”。一般以大学文化程度为20分，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为15分、10分、5分和0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不论是全国还是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综合均值很低，1990年全国各民族的综合均值等于5.1分， 只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就百万人口以上的18个少数民族来说，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的只有蒙古族、壮族和哈萨克族；高于此水平的只有朝鲜族和满族，朝鲜族最高，也只有7.9分，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 接近小学毕业水平的有回族、白族和土家族；综合均值在3～4.5分之间有黎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维吾尔族、傣族和瑶族，其人口总体文化水平仅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综合均值在1～3分之间的是彝族、哈尼族和藏族，藏族最低，只有1.82分，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程度。
文化教育综合均值低，是由于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少，文盲、半文盲人口多，文盲率高。识字是一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识字的人口多、比例大，难以发展民族经济和脱贫致富。然而，直到1990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仍占同龄人的30%以上。成人文盲超过30%的有30个民族，超过40%的有23个民族，超过50%的有17个民族，超过60%的有10个民族，超过70%的有4个民族，文盲率最高的东乡族高达82.6%； 在百万人口以上的18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的文盲率超过30%，有6个民族超过40%，藏族的文盲率高达69.4%。
女性人口的文盲状况更为严重。全国少数民族女性文盲率比男性高21.15个百分点，高出1倍以上。女性文盲率超过30%的有39个民族，超过40%的有33个民族，超过50%的有25个民族，超过60%的有20个民族，超过70%的有14个民族，超过80%的有5个民族， 最高的东乡族高达92.1%，东乡族大学程度的人口女性只占男性的1／6，高中为1／3，初中为1／5，小学为1／5。在百万人口以上的18个少数民族中，女性文盲率超过30%的有13个民族，超过40%的有10个民族，超过50%的有6 个民族，超过60%的有4个民族，最高的是哈尼族75.9%和藏族82.4%。15—49岁的育龄妇女的识字状况， 不仅直接关系到计划生育工作和少生、晚育、优生、优育、优教工作的开展，是提高下一代劳动者素质的关键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否发挥“半边天”的作用，能否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但许多民族育龄妇女的文盲率仍高得惊人，就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来说，藏族育龄妇女的文盲率为77.4%，哈尼族为69.9%，彝族为56.1%，布依族为51.8%，苗族为49.6%，傣族为41.7%，回族为33.5%，白族为33.1%，侗族和瑶族为31.4%；最低的是朝鲜族0.9%，其次为满族5.5%和哈萨克族6.7%；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土家族、 黎族在13.1%—23.9%之间，还相当高。许多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层次很低，文盲率很高，说明这些民族歧视女性受教育的情况颇为严重。
不少少数民族的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绝对数还在增加，出现了新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一趋势出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应当认为是又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1990年6～14岁人口的文盲率全国为13.2%， 而少数民族高达26.6%。在全国15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中，1990 年比1982年文盲、半文盲绝对数增加的就有回、藏、苗、彝、满、侗、 瑶、白、土家、哈尼等10个民族。文盲人数的增加，是新文盲超过老年文盲自然减员的结果。有的民族文盲数在1982—1990年期间虽略有减少，如布依族文盲减少0.22万人，减少0.3%，但15—29 岁各年龄组的文盲率都保持在26～28%的高水平上（注：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第126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其新生文盲人群仍然可观。 云南省15个特有民族1990年15～29岁人口的文盲率高达31.8%，其中最高的拉祜族为58.9%；其次傈僳族48.9%，德昂族47.6%，布朗族45.2%，哈尼族44.5%；超过35%接近40%的有佤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25%左右的有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稍低些的是白族14.1%，纳西族12%；最低的基诺族也有6.8%。这15个民族6～14岁的少年儿童中至少有1／3以上、约40余万人没有在校读书，如果考虑到民族地区儿童读书晚的情况，也至少有1／3约35万没有在学校受教育（注：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第224—225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程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地域性。就是说，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与其人口在空间的分布状况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以西南为聚居地的各少数民族，多呈现低离散、高集中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对应的是低文化程度和高文盲率，而以东北为聚居地的各少数民族，多呈较高离散、较少集中的空间分布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和较低的文盲率。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是蒙古、满、朝鲜、达斡尔、锡伯、鄂温克、 鄂伦春和赫哲等8个民族（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75%以上分布在与东北3省相邻的自治区东部的哲里木盟、 赤峰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自治区以外的蒙古族人口60%以上分布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达斡尔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呼伦贝尔盟和齐齐哈尔市。 鄂温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呼伦贝尔盟。因此这3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的有藏、苗、彝、布依、侗、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水、纳西、景颇、羌、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基诺等25个民族。 东北8个民族与西南25个民族之间文化程度和文盲率的差异极其明显。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分布在不同地区，差异也很大。如蒙古族，分布在辽宁省有60万，据1990年人口普查，辽宁省蒙古族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其人口的17.6‰，高中为109.8‰，初中293‰，小学354‰， 各级学校在校生占总人口的19.9%。而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全县总人口2.5万人，其中蒙古族2.25万人，占89.8%，全县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6.4‰，高中占34.7‰，初中53.1‰，小学111.6‰，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43.8%；6～12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低得惊人， 仅为13.3%（女童为9.8%）。
同一民族的文化程度，在城乡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各个民族虽然都有了一批高文化素质的人口，但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很小，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城市，农村牧区则相形见绌。据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调查，蒙古族12岁以上人口中，牧区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0.4%，高中占5.8%，初中占14.2%，小学39%，文盲半文盲40.5%，而城市大学文化程度占12%，高中占37.5%，初中36.8%，小学10.7%，文盲半文盲3%。笔者1988年调查达斡尔族人口文化程度， 城镇（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尼尔基镇）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1.79%，高中36.5%，初中32.02%，小学14.6%，文盲半文盲5.10%；农村（该旗腾克乡前霍日里村）大学文化程度的没有，高中只有9.28%，初中24.74%，小学50%，文盲半文盲15.98%；牧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伊兰屯）大学文化程度没有，高中只有3.1%，初中14.06%，小学53.9%，文盲半文盲为28.91%。 云南省绿春县哈尼族占全县总人口86.1%，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7.4%，该县总人口中1990年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0.16%，高中1.56%，初中5.97%，小学18.62%，文盲率高达70%， 2／3以上的劳动力是文盲或半文盲。云南省红河县，哈尼、彝、傣等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0.05%，专业人员奇缺， 只有2名农艺师；每年小学毕业率50%左右，全县一半以上是文盲。该县石头寨么索村的492户、2400人口中， 竟无一人初中毕业（注：《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稿》1987年第10期。）。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花垣县农村劳动力中，有59.8%不会浸种育秧，66%不能识别和防治水稻和玉米等作物的病虫害，64.8%不懂化肥、农药的使用方法。该州农山县坡脚乡，全乡1289个男劳力中，略知水稻生产技术的仅有4人，略知养殖技术的3人，略知副业技术的9人，以上共16人，仅占全部男劳力的1.3%，余者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而在1119名女劳力中，仅有2 人略知养殖技术（注：《民族经济》1988年第3期。）。
少数民族人才结构及其行业分布不尽合理，也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据青海省统计，少数民族在校大中专学生中，分布在民族学院和各级师范系统的占77.4%，这些学生毕业后只适合于从事行政管理和文科教学工作；分布在医学、畜牧兽医学系统的占11.7%，分布在农科系统的占8.2%，而分布在工科系统的只占2.7%；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中，理科知识普遍较差（注：《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367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这个问题在各个少数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如蒙古族在业人口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比重1990年为4.34%，比全国平均2%高1倍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行业的在业人口比重为7.04%，比全国平均3.35%也高出1倍以上。 又据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在业人口中国家机关、政党和群众团体所占比重为1.54%，而蒙古族为4.07%，达斡尔族为9.65%，鄂温克族为10.22%， 鄂伦春族15.21%；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全国为2.37%， 蒙古族为5.62%，达斡尔族为9.27%，鄂温克族为7.38%，鄂伦春族为7.98%；卫生体育和福利事业，全国为0.79%，蒙古族为1.4%，达斡尔族为3.08%， 鄂温克族为3.63%，鄂伦春族为4.57%。再如，据1987年调查，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干部职工共2939人，其中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1086人，占全部干部职工的36.95%；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740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161人， 两项合计901人，占30.65%；农林牧渔、水利、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共531人，占18.07%；商业、物资供销、 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400人，占13.61%，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21人，占0.71%。 该旗达斡尔族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各种人才，绝大多数集中在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这种人才结构和分布，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就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比汉族更低，拥有高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文化教育综合均值还很低，文盲半文盲人口多，文盲率很高；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差异悬殊，且具很强的地域性；两性间、城乡间文化程度的差异十分显著；人才结构和分布也不尽合理。由此可见，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人力资源，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使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既任重道远又刻不容缓，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事业。
四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说是个经济问题。因为它首先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类型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越复杂，要求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素养就越高，而单一的、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抑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对文化科学知识的需求极为有限，人们对文化科学知识缺乏兴趣。所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必须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脱贫致富来实现。贵州省苗族干部杨明生，原是一名乡党委书记，1984年他看到自己家乡金沙县平坝乡高原村一带的苗族、彝族同胞想致富而不能富，生态环境在恶化，每年人均口粮仅150公斤，现金收入不足100元，便主动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回乡带领乡亲们走多种经营、生态农业、依山致富之路。为此，他领头创办了以植树造林加科学种田为主的合作经济组织——金沙县高原营林合作社。在生产方面，大力推广以新的科学种田、集约经营的方式去代替粗放耕作与广种薄收；在生态建设上，以种植杜仲、黄柏、五倍子等经济林木为主，绿化荒山荒坡，责任到户到人，并形成合作社的支柱产业。经过10多年的埋头苦干，合作社成员由最初的27户发展到6 个行政村、304户、1666人。1996年人均收入1980元， 相当于建社前的20倍；人均口粮470公斤，相当于建社前的3倍；森林覆盖率达到75%，营造的45000亩山林正逐渐发挥效益。 物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合作社筹资安装了电视卫星接收站和闭路电视，杜绝了近亲结婚和计划外生育，学文化、学科学的气氛越来越浓，有10名农家子弟考上了大中专学校，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注：《人民政协报》1997年5月9日。）。又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大兴安岭林缘地带半湿润区，土质肥沃，地势平缓，多隙地荒原，是鄂温克、达斡尔人的聚居地之一。由于人们一直过着传统单一的牧业经济生活，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共同富裕起来。1986年全苏木还有1／4贫困户。这种情况从1987年起才开始发生变化。1987年，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苏木领导决定筹建乳品厂，日处理鲜奶能力10吨以上，生产地地道道的“绿色”乳品，全厂职工中有一半是当地青年牧民，他（她）们都到过沿海发达地区有关厂家学习培训才上岗的；1988年，决定筹建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主要种植春小麦。农场已拥有康拜因8台，320马力胶轮拖拉机4辆，75马力链轨拖拉机12辆，农用汽车14辆，烘干塔1座。农场职工、干部只有70名，全是当地牧民（大忙季节需雇外来临时工10名），年劳均生产粮食达20万斤，相当于全苏木人均产粮1万斤。场长年收入18000元，副场长12000元（场长、 副场长均不脱产），技工8000元，一般劳力5000多元（不包括半年农闲期间回家庭牧场的务牧收入），临时工由农场免费提供食宿外，日工资18元。1992年，在种植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在牧民家庭牧场之外，又创建苏木集体牧场，分设养猪、养牛、养羊、养鱼、养鹅等部门，以牲畜育肥增重、提高出栏率、商品率和畜种、草原的改良为主要目标。农场每年可为牧场提供饲料40余万斤。1994年，利用苏木农粮优势，前往附近的海拉尔市工业开发区投资开设面粉加工厂。由于巴彦岗苏木这些年来集体经济力量空前壮大，农牧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94年苏木的总收入比1987年增加24倍，牧业收入增加6倍，牧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倍以上，达到1888元，实际不止这个数目，3个“8”，是想图个吉利。原有的贫困户已经脱贫，极少数“五保”等救济户也通过集体农场或集体牧场得到了妥善安排。同时牧民的素质也大大改观，思想进一步解放，眼界进一步开阔，苏木全部先进的农牧业机械设备，已经完全由鄂温克、达斡尔族牧民驾驶、操作、维修，保养得也十分出色，令人赞叹不已。现在牧民自己可以开车进城开展营销活动。类似的实例不少。可见，经济发展的过程，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过程。
诚然，经济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互相促进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良好的人口素质是振兴民族最重要、最具潜力的因素。当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制约的时候，就必须“治贫先治愚”，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意义，把发展民族教育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使全体干部和群众认识到这是振兴民族经济的治本之举和当务之急。在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应优先和重点保证民族教育，也就是要按照列宁的思想，只有用“不平等”的原则才能消除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和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大民族教育的投入，特别要加大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力度，努力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民族地区欢迎创建“希望小学”，但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希望小学”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必须有长期的特殊的优惠政策。作为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机关，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向国家争取各项政策优惠，这是为消除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切实有效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所必需的，这是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敢于依法争权争利，不是什么“不顾全大局”，“闹独立性”，更不是什么“地方民族主义”。
教育作为人力投资的基本形式，只有着力发展教育，而且要把教育同当地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紧密相联，才能使教育这一人力投资形式得到最大的实惠。教育面向当地的经济建设，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与本民族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幸福连在一起，也才能激发本民族群众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热情。因此，必须改革脱离当地经济发展的教育体制，探索建立能够推动本民族、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教育体制。文化教育应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克服偏重学历教育、应试教育而忽视学生技能素质的倾向，把办学的注意力真正转到重视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使受教育者都成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以利于尽早形成新的生产力。要加强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强对农牧民进行先进适用技术的培训，大力培养能够直接进入经济领域的各种中、初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使他们成为本地区进行四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文盲半文盲群体十分庞大的地区，更要改“扫文盲”为“扫科盲”，更要重视文化教育的实用性。尤其在现代社会，不仅要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养，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包括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对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理解和掌握。缺乏科学素养的人，就是“现代文盲”。
在发展民族教育中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弘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力培育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奋发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鼓励本民族的大中专学生学成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亲自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使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在本民族聚居地区，在各个行业各个不同层次上均有合理的分布。此外，必须对全体干部和人民进行现代可持续发展教育。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尽管民族地区一般来说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但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好资源和环境，防止、制止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否则，如果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和土壤植被，资源优势就会退化为资源劣势。当代人不能只顾自己，而应当既考虑自己的发展，又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使后代最低限度也能享有当代人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