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者的治边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边疆论文,学者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前后，英、俄等殖民主义国家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致使我国广东、新疆、西藏、云南等沿海地区和内陆边疆省区的外患威胁日益突出。1802年，英国即作了武装夺取澳门的第一次尝试。1808年，英国又公然出兵侵占澳门。英国觊觎中国沿海领土给中国的海疆造成了危机。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逐渐向中国边境渗透。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不断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与斋桑湖地区实行武装渗透和非法占领，西北边防形势日趋紧张。此外，德、美、日等国政府、地理学会还向中国派出所谓的“使团”、“考察团”、“探险队”，赴我国沿海以及蒙、藏、青、新等地区甚至内地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对于西方列强企图蚕食我国疆域的罪恶行径，一批爱国学者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边疆史地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开始重视研究边疆问题。塞防和海防问题日益引起边疆史地学者的关注，他们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塞防和海防的认识与设想，有的还投身到边防的实际事务中。
一、史地学者的塞防思想与实践
塞防主要是指对西北、西南、东北及北部陆疆治理、防御的认识。史地学者中，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对塞防都有明确的认识和设想。以下主要从行政管理、军事防御、经济开发等方面阐发史地学者的塞防思想与实践。
（一）行政管理
实行行政管理是保证塞防安定的重要手段。一些史地学者阐发了加强行政管理的具体设想，以实行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以来，新疆地区一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康熙以后，由于清廷一直沿用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缺乏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疆局势，尤其是不利于有效地开发新疆和安边固防。因此，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同内地一样的行省制度。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撰写成《西域置行省议》，第一个明确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龚自珍提出了一套管理新疆地区的行政设想，他说：“应请设立办事大臣一员，驻南路极边叶尔羌、和阗二州之地……以控藩部之布鲁特、哈萨克、那木千、爱乌罕各国，掌各国之朝贡之务。筹总统西边办事大臣印一，敕文一，秩正二品，受准、回总督节制，与提督、巡抚互相节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总兵官以下，带刀见，以昭威重。”
他还对新疆府州县的行政划分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不仅有利于中央加强对新疆的管理，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龚自珍强调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战略高度来看待新疆建省的意义与价值，即使这样做“现在所需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
龚自珍首倡新疆建省之说，表现出对国家民族之深切关注和崇高的责任感。经历六十余年后，至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基本应验了龚氏《己亥杂诗》“五十年中言定论”的预言。现代学人对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尤其是他首先提出新疆建省之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纪大椿认为，龚自珍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新疆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他超过前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提出的新的斗争任务”。
清代的塞防以新疆和蒙古边境的防守事宜尤为重要，西南边境也不容忽视。魏源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认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清王朝根本重地，不属边防，其余藩服，均应引起重视。西北及北部主要有内蒙古、外蒙古、伊犁东路、伊犁西路、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哈密。西南有卫（前藏）、藏、阿里和喀本（后藏）。甘肃、四川边境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这些地方虽然设立了札萨克、喀尔喀总部，迪化州和青海办事大臣，但明显感到边疆的行政管理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可见，魏源已充分注意到塞防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二）军事防御
加强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对此，史地学者给予了重点阐析。
鸦片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清廷准备将伊犁镇总兵裁撤，移置天津，以节省军费。林则徐到伊犁后，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奏陈有关裁撤伊犁镇总兵之议的利害得失。他说：“近来卡外夷情与以前迥不相同，设遇裁官减牟，更必妄生揣测，溷播谣言，似与镇静边防大有关系。该镇兵丁可以耕田糊口，俱各安土重迁，势难骤予裁撤。……不敢迁就目前，致贻后患。”
结果，道光二十三年上谕保留伊犁镇总兵，改以西安镇总兵移驻天津，这为巩固西北边防军事力量、安定当地军民作出了贡献。
姚莹主张“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针对有人提出“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姚莹认为：“议者皆谓徙之非便，臣谓不然。准布诸部自来有之，襄时北至胪朐，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钞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准布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其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准布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哈屯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猝难赴援。我进则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思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右所言颇尽当日全辽情事，所云西北开境，空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贪土不已，渐至虚耗者，岂不信哉！观大敌正在南方之言，可见宋虽畏辽，辽亦畏宋，当时情事如此，非果辽强而宋弱也，特南人谋国者未能深悉敌情耳。”
姚莹通过历史上宋、辽对西北经营的阐发，指出辽“空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而宋“谋国者未能深悉敌情”。并联系现实，明确提出“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的西北防御策略，表达了以古鉴今的治边思想。
何秋涛认为“边防之事，有备无患”，虽然“国家承平二百余年”，但“常宿重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
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军事防御策略。一是增设喀伦（卡伦）等军事设施，加强边境防卫。他说：“乌梁海平后，科布多增设喀伦。准噶尔平后，塔尔巴哈台、伊犁增设喀伦，一如前制。且加派侍卫，分驻巡查，所以固封圉而昭慎重也。”
继之，他引《盛京通志》载：黑龙江另设之十五喀伦，所以防御俄罗斯来路，盖已增于十二喀伦之数。认为“其它添置之处，皆关系北徼防维，不可或略”。
何秋涛指出“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处极边，分设喀伦，所以控制边内外游牧诸部也。”
二是对设置的喀伦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他说：“近吉里克喀伦、额尔逊喀伦……玛尼士噶图勒喀伦，以上二十三喀伦，均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由喀尔喀四部、扎萨克选派台吉章京带领兵丁分驻戍守，一年一换，官给钱粮，所有总管喀伦侍卫由京师派往，三年更代。”
他对汉唐至清的治理“北徼”政策作了评析，说“北徼俄罗斯在幽都极北，汉唐以来或用兵挞伐，或徒事羁縻，从未又能设政。令敷文教以治之者，惟我圣朝。”
这里对清朝治边政策的充分肯定也反映了他主张加强对边疆治理、防卫的思想。
（三）经济开发
经济开发是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史地学者对边疆经济开发亦非常重视，林则徐还参加了边疆经济开发的实践。
林则徐对新疆的开发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进行伊犁屯田。林则徐服戍期间，清廷筹划扩大伊犁的屯田，欲在阿齐乌苏重新开垦荒地。为计划开渠引进哈什河水，林则徐勇挑重担，认领了一段最艰难的工程。他在克服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于1844年5月开凿引水道，历时4个月，渠工告成。林则徐在伊犁屯田取得很大成功，在修建龙口工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其二，承担勘查南疆荒地的任务。首先是清查土地、勘察土质，查明有多少可供开垦的荒地。他“到一城，查一城，将实情呈请将军（布彦泰）核奏，绝不敢稍有成见，亦绝不粉饰迎合”。
具名上奏的是布彦泰，而履勘拟奏的则是林则徐。其次是寻找水源，推广“坎井”之法。道光25年（1845年）正月19日，林则徐在往吐鲁番途中，见到当地民间的水利设施——卡井。“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林则徐了解情况后加以改进，在垦地推广应用，取得了成效。同年3月13日，林则徐到达巴尔楚克台，此地处于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两处交通要道，“小泉甚足，故可屯田”，“所垦之地，十余年来，已成者二万四千余亩。”
对于林则徐为新疆开发所作的贡献，后人称评他说：“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
此语虽有溢美之嫌，但林则徐对巩固发展新疆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龚自珍倡导移民实边，主张将边疆开发同巩固边防有效地结合起来。龚自珍提出迁徙“内地无产之民”入疆垦荒，以解决内地人口过剩，游民无以为生，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龚自珍对移民的原因、举措等作了具体阐述，他说：“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今内地贵州一省，每岁广东四川皆解饷以给，贵州无重兵，官糈兵粮入不偿出。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险远，易以生怨，无庸议。云南、贵州、两湖、两广相距亦远；四川地广人稀，不宜再徙；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而愿往者皆往。其余若江省凤颍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敢于行路，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地尚不绝远，募之往必愿往。江西福建两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于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当行者官给每户盘费若干，每丁盘费若干。又各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大率买米而食，买缎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师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数年，本省费又无所底。……苟有利于天朝者，必无异心，无异议也。”
侯外庐先生认为，这种移民政策的内容，和历代的移民政策不同。龚自珍的思想中含有近代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的意义。他还讨论了经济、政治、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
此外，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龚自珍的移民策略还具有使全局和局部利益得以很好兼顾的特点，表现出鲜明、浓郁的时代精神。
姚莹提倡“西藏戍兵生子”的人口繁衍策略。基于人们对有关“西藏戍兵生子”问题的担忧，姚莹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自来驻藏大臣加意戍兵，惠爱之无不至，定例官兵奸民妇有罪。惟西藏戍兵许雇蕃妇服役，盖所以慰远戍者之心也。近岁议者以为戍兵奸生子日渐蕃衍，将渐成其种类，严禁革除。然戍兵生子皆内地种人，如果繁衍是变蕃人为我族类，我之利也，何谓成彼种类乎？新疆满、蒙、汉兵既众，复令携眷以往而召垦屯田，亦皆用眷户，是固欲其蕃衍矣。更以流遣应役，故回城有事，皆得其用。夫罪人以我同类，尚得其用，况戍兵之子乎！昔西洋夷人贸易，广东例不许其住眷，恐有滋生于我，不利也。近时英吉利求五处马头，弛我之禁，必以许其携眷为约，盖欲滋种于中国矣。夷至中国犹谋增其种，我在异域反自弱，其人意殆别有所为，非颛蒙所能喻也”。
在姚莹看来，西藏戍兵生子只会有利无弊，不必担心“将渐成其种类”，当然，这里也反映了姚莹的某些民族偏见思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姚莹是在当时边疆日趋危机情况下提出的应对策略，试图通过人口的融合繁衍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四）其它治边策略
治边策略得宜与否，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稳定与发展。除上述治边思想外，史地学者还提出以下治边方略。
其一，主张采取“以边安边”的统治策略。龚自珍认为，由于边疆各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边疆政策须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指出：“安南路之策与安北路异，……回民之信服吾将帅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将帅不得其心，则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将帅。得其心，而恩太胜，则伯克率回民以轻吾将帅，所由与北路异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边安边。以边安边何如？曰：常则不仰饟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
此外，“夫欲边之安，而使内地虚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经，变有变之经，武之善经也。回民见吾之常亦有经，变亦有经，乃真不敢轻吾将帅。匪但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达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慑我之声灵，而环嚮以安，匪但万年有此新畺。虽再拓十数城可也。”
在龚自珍看来，天山南北两路情况不同，“以边安边”是安边固防的最好办法。这不仅有利于减轻内地供给的负担，而且有助于边疆地区的生产与建设，从而取得“足食足兵”的效果。
其二，主张实行“因俗羁縻”政策。姚莹说：“蛮夷政权与中国殊，自古不绳以法，为因俗羁縻而已”。
姚莹通过对四川、甘肃、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土司设置状况的考察，认为“天朝抚育万方，惟在安其人民，初非贪其土地，但使靖我边陲，不遽易其风俗。即封疆以内，不妨从事羁縻，更无论边徼外矣”。
羁縻政策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传统政策，姚莹从西南地区的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这种统治政策，应当说是适宜的。
其三，主张“乘机因势”的治、防策略。姚莹说：“湖南偏远，永又边郡，界近粤西，民风自尚淳朴，政刑亦当清简。……方今天下生齿极繁，游食日众，物产凋敝，风俗狷偷，嚮所称富庶之邦，皆疲困不可支，惟赖此数郡县犹为国家保留元气耳。海内承平久矣，人心静极思动，亦必然之势也。……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为朝廷牧养黎元，供其租赋而已。民间疾痛之浅深，良莠之错杂，见闻亲切，然后措施得宜。故当弭乱于未形，防忧于先事。此其为用甚密，变动不常，惟在乘机因势，岂彼此可以仿效法令所能绳度哉！虽然有八事焉：一曰结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财用，四曰备凶荒，五曰安游民，六曰戢盗贼，七曰缮城隍，八曰辑文武。此八者，当今之急务也。窃见当世贤有司亦未尝孜孜讲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实之间犹不能无憾。”
姚莹一再强调“治安在守令”，他又说：“夫天下治安在守令。督抚虽贤，耳目固难真切。即切矣，而奉行之实仍待其人。故知之而不能言，咎在其下；言之而不能举，咎在其上”。
在姚莹看来，边疆安定与否，关键在于守令“乘机因势”，不拘泥于陈规旧俗。
总之，上述史地学者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塞防主张与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何秋涛等注意到将边疆的治理、开发与防卫等结合起来，他们的治边、防边策略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此外，龚自珍、姚莹等还主张根据各地的具体特点实行灵活适宜的治防策略。
二、史地学者的海防思想与实践
我国由东北而东而南，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万里，海防对于国家的安全、边防的巩固，有着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前后，海防问题也是史地学者关注的焦点。史地学者普遍表达了加强海防、严守海疆的强烈愿望。
（一）加强沿海地区的设防与管理
一些史地学者对加强沿海地区的设防提出了具体的设想。鉴于广东沿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龚自珍提出：“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
所谓“得卒”，指的是训练乡勇，因为“乡勇之老于海者，视官兵其生熟相万也。”
所谓“得船”，是指精工制造战船。龚自珍看出官造战船存在严重问题，提出由私人自造战船。“私船之法式，视战船之造于官者，其狙钝相万也。”
龚自珍主张在海口设防，而不与侵略者在海上交战。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二年，龚自珍写信给在上海驻防的江苏巡抚梁章钜讨论时势，并约定“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策”，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
但不久因暴疾而去世。
在《筹海篇一·议守上》一文中，魏源对“战”、“守”策略作了简明的归纳。他说：“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
姚莹主张“整顿”“培养”与加强战备结合起来，以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姚莹认为：“整顿与培养二者不容偏废，而尤以和文武、诛盗贼、安反侧、抚疮痍、筹经费为本计。至于严烟禁、防海口、备夷船则更目前要务，相其轻重次第行之”。
在姚莹看来，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严烟禁、防海口、备夷船”。姚莹十分重视海口防范，他说：“窃照台湾孤悬海外，口岸处处可通。去年粤东查办夷船甚严，恐其窜入台洋，即饬水师守口，各营厅县严密巡防，并委前任凤山县知县魏瀛赴各处会同厅县营将查勘，炮台修整在案”。
对于如何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姚莹主张地方官应“守常而知变”，做到“威”、“恩”、“信”并行。对此，他有系统阐述：“莹闻善治国者，如理一身。必使气血流通，官骸运动，乃可以无病。苟一支一节，气滞血凝，则病作矣。然投剂者又必审其秉体之强弱与受病之浅深，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异药者，其奏效一也。又闻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阁下由泉州而之台湾，台湾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为病与其好恶既习知矣，若台湾人之为病与其好恶容或有同而异者，是岂可以无辨乎哉？！今夫逞强而健门，轻死而重财者，泉州之俗也。好讼无情，好胜无理，摴蒲女妓，玩童槟榔，鸦片日寝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为俗也。台湾人固兼有之，然而台湾之地，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应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众焉，合数郡番汉之民而聚处之，则民难乎。……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人心浮动，风谣易起，变乱之萌不知何时？其难在守常而知变。凤山之民狡而很，嘉义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涣，噶玛兰之民贫。惟台湾附郡幅员短狭，艋舺通商户多殷实，其民稍为纯良易治。然逸则思淫，一唱百和，官有一善则群相入颂悦服，官一不善则率诟谇而为奸欺。故举措设施，其难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药之，则投剂必有其方矣。虚者补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导之。虽扁卢无以易，此夫子所谓与民同好恶者，非为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
沿海地区各地的民风、民俗不同，台湾有闽粤之人杂居，而来自各地的移民乡土意识严重，“人心浮动”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造成了管理上的复杂性。面对这种情况，姚莹认为，地方官治理台湾应像良医那样善于因病投药，同时注意措施得宜。如何处理台湾的“游民”问题，姚莹述之曰：“窃见台湾大患有三：一曰盗贼，二曰械门，三曰谋逆。三者其事不同，而为乱之人则皆无业之游民也。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游荡无所归束，其不为匪者鲜矣。……夫法不可屡更，令必期信守，此收用游民之法，非于旧行章程有所更改也。……向来台俗遇有匪类械门及逆匪，到庄有派饭章程，民间习为之矣。有事以之养贼，害且为之；无事以之养民，有利无害，何惮而不为？惟在地方官督率总董认真行之耳。其或本系穷壮游民归无所食，则令地方官查明山陬海埔，有可垦辟之地，准其呈明，给照往垦，务使人皆有业，则反侧自安，盗贼易捕，地方可靖矣”。
可见，“游民”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地方官采取切实的措施。
在“治兵”问题上如何做到措施得宜，姚莹主张“一张一弛”之道。他说：“自古治兵与治民异。……此兵刑二律所以于台湾独重也，岂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雳，不可常施，常施则人侧足不安，故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简严之道。不辨轻重者不可以简，不简者不可以严，不严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则继之以恩，恩不足则守之以信。自古名将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用兵者大抵既不知简，又不能严。……虽台湾之民大半漳泉，而兵与民素有相仇之势。故百余年来有叛民而无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则将之懦也”。
在姚莹看来，“治兵”关键在于“治兵者”懂得“简严之道”、恩威并用。
夏燮非常重视内河防御，并提出了具体的理由和主张。他认为：“东南之患，日甚一日，非讲求水师，不足以御外洋。而船与炮二者，又外洋之长技，加以来往洋面，熟于风信，察于潮汐之衰旺，诚所谓操舟若神，善游而忘水者矣。中国水师与之争锋海上，即使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无从把握，亦望洋而叹耳。然则欲以御夷，将何道之从？曰：汉晁错有言，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则避其所长而攻其所短。大洋之外，犹平原也。今与寇战于平原，必引而致之狭隘之地，兵法所谓避之于易，邀之于厄者是也。”
“夷之争利，必于内河。然其道里之远近，山川之纡曲弗悉也，沙礁之有无，淤垫之深浅未知也。当其豕突而来，本欲以致人之计邀我于海上，以逞其长。斯时我第严其在内之防，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乖其所之，虽深入不足惧，何况其未敢轻试耶？故御夷者，善战不如善堵，堵则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贵少而不贵多，炮务近而不务远。如是则其器易精，其行易速。其伺敌之进退也，专攻其首尾，出于其所不及防，然后引之于浅水，邀之于半渡。彼夷船无论大小，向之乘风破浪翱翔于巨浸中者，一旦局促旁皇，前则有鸟起之惊，而后则有狼顾之虑，此殆如东海之整，入井坎中，左足未人，而右膝已絷，能无一战而蹶耶？今专修内河之战船，宜多取其式之小者，而每十号统以一中艘，每数十号统以一大艘，分布于港汊间，军火器械一一安排，戒勿轻动。彼夷舟欲入口门，必先载其杉板小船，探水而进，我预于口门内排列桩筏，又择淤浅之区，囊沙填石，壅其上游。探水者度不可行，必将设法疏起，然后港汊间之船鼓棹疾趋，炮弹齐发，沉之烧之，皆易事矣。”
在夏燮看来，内河防御是抗击敌人行之有效而且简便易行的好办法。
（二）加强军事装备
林则徐准备赴广东禁烟之际，龚自珍致信建议他“此行宜以重兵自随”、“火器宜讲求”、“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休整军器。”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照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总结出克敌制胜的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姚莹和夏燮尤为重视战备问题，对于凤山令主张港口无需设防，他提出了驳斥：“惟云港口与安平北路大小不同，祗宜内修战备，毋庸外示兵威，此论似是而实未洽。所云战备者，不外兵勇、船双、炮械之用。凤山地方广阔，时有盗匪徒滋扰，内陆营兵力尚须弹压地方，非临事未有轻动，此时用防海口惟舟师耳。”
这里，姚莹注意到“舟师”在加强海口防御中的重要作用。夏燮主张：“改江浙沿海之卫所，增兵造船，以防外寇，此目前内地最急之务。”
梁廷枏主张发展本国的铸炮造船业。他提出“四省合巡之议”，说：“夷泊在洋，如履平地。各省虽有战舰，从未闻有驾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驶行数省洋道，如入无人之境。……设使环洋经过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以攻击，彼方却退之不暇，又安能饱挂风帆；瞬息百里，出没超忽之若此其捷哉。今宜创造坚大战舰百艘，艘各配弁兵百人。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外海水师营分，各选精锐二千五百人。多储水食炮械以实之。抽移内河陆路名粮，补其空籍。擢提镇大员有世功威望者，别颁敕印，为四省统巡。”
梁廷枏建议在广东、潮州等地设厂造船，以解决武器供应问题。
（三）关于“民心可用”思想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他积极招募水勇，组织武装团练。他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
战争爆发以后，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其近海村庄居民，令各团练乡勇，自为防守，凡有夷人上岸，即行攻击。”
1840年5月至1841年正月，为了激发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积极性，他多次颁布杀敌悬赏令。他提出：“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万余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
其建议虽未被清廷采纳，但其依靠民众抗敌的思想已跃然纸上。对于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思想是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的观点，还是具有朴素的人民战争思想，我们无意作进一步评析。需要指出的是，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思想体现了当时抗敌形势的一种客观需要。
在反侵略战争中，关于民心是否可用，魏源认为：“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
夏燮也认为民心可用，他说：“粤东义勇，犷悍成风，当夷人来扰之先，械斗抢劫之案，层见叠出。……迨洋氛渐近，则皆欲以有名之师，报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啸聚者百有三乡，惜粤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
梁廷枏主张借用民力抗击外国侵略者。对于1841年广东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军的事迹，《道光洋艘征抚记》和《中西纪事》虽有记载，但都语焉不详。梁廷枏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在《夷氛闻记》中作了尤为生动真实的记载。
此外，梁廷枏还充分肯定了广州人民“火烧夷馆”和以社学为核心的民众反英人入城的斗争。可见，梁廷枏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认识和了解。
徐继畬指出：“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
徐继畬强调以民制夷，认识到“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
在使用兵源的问题上，姚莹重视正规军，不主张以乡勇为抗敌的主力，这与林则徐、徐继畬等人的“民心可用”思想有些不同。应当看到，姚莹坚持这种做法是他看到台湾乡勇乃“台地之悍民”，不利于管理。他阐述使用官兵与乡勇的利弊说：“昨据淡水曹丞以北路海口防兵不能得力，请停给防夷经费，专用乡勇，已经本司道严批驳饬矣。兵者，国之爪牙，所以宣上威、镇乱民也。将牟不才，训练无方，但可更易。将牟岂可因噎废食耶？专用乡勇其患更有不可言者。殊不思乡勇非他，即台地之悍民也。吾思有以结众营兵心，正赖防夷。经费优给之，于常得钱粮有加，彼亦人情也。思惠既及，乃可受吾驱策，此一定之理。今逞一偏之见，欲罢防夷兵，专用乡勇，恐乡勇由此而骄，益轻诸营，设有反覆，谁为制之？且以素怨之兵，见文官偏用乡勇必怒，一旦为变，曹丞能率乡勇以讨叛兵乎？纵使能讨，必益长台人之乱，祸不旋踵矣。东汉董卓、唐代藩镇之不可制，皆由先假外兵以平内难，所致可不戒之哉。自古师克在和，台湾孤悬海外，全赖文武同一、官民一气，庶几众志成城，岂可显为畛域，废本司道数年调辑苦心。若如曹丞之见，是必无台湾也，其可乎哉？”
姚莹以历史上“东汉董卓、唐代藩镇之不可制”，说明依赖官军抗敌的重要性。
（四）关于“师夷”、“制夷”思想
魏源的制敌手段主要包括“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方面。魏源主张利用他国力量对付英国，他说：“近日英夷西与鄂罗斯构兵，东与中国结衅。故廓尔喀欲乘两大国之势以攻印度云。印度地产鸦片烟，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其兵船入犯中国者，十九皆孟加腊之人。诚能听廓夷出兵之请，奖其忠顺，扰彼腴疆，捣其空虚，牵其内顾，使西夷失富强之业，成狼狈之势，亦海内奇烈也。……若能许鄂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联络弥利坚、佛郎西等国，皆英夷仇敌。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夫以夷攻夷之效，咫见者视为迂图。”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大写特写美利坚的诸多内容显然意有所指。他在原叙中阐明了其叙述宗旨：“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故“述外大洋弥利坚”，因此他高度赞扬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粮道，遂走强敌”。
但是魏源并没有认识到中英之战与美国独立战争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战争，魏源主观上过分拘泥于“远交近攻”的“制夷”策略，因而对弥利坚作出有失允当的赞誉，他说：“……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和措施。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教兵之法。魏源拟订学习西方的具体内容是：（1）中国自己设厂制造轮船枪炮，聘请西洋工匠舵师教练；（2）按照西方养兵、练兵的方法改造中国的军队；（3）编练精锐水师；（4）发展国内民用工业；（5）允许私人设立厂局，制造轮船、机械等，产品自行出售。
可见，魏源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明确、方法步骤具体、内容丰富明确，表达了加强海防以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
道光三十年，徐继畬在《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中认为，英夷远在7万里之外难于制伏，我沿海七千里海口为彼炮力所及，海滨城邑市镇无法内撤，难于防范。由于“彼以贸易为生，……其货船虽无所不到，而总以中国马头为养命之源。攻略割据之谋，敢施于散弱之五印度、孤僻之各海岛，而不敢施于暹罗、越南，况中国乎？即使空我海滨数城，割而与之，彼亦不敢居不敢守也。而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终日之势”。
在徐继畬看来，“以商制夷”是对付英人的好办法。徐继畬反对在海口置炮设防，认为难以为敌，而且反遭夷人猜疑，“是防夷而适以招夷”。
他主张对英人讲信修睦，满足夷人的愿望，不得已时再修原有炮台，以绝商为对抗之策，认为当时不可盲目抵抗。
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夏燮认为，“盖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远攻。故两汉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断，不可谓安息遮阂大秦之徒自为谋，而不知为汉谋也。”
夏燮主张加强防御的同时，应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有效制敌的效果。他说：“若使增兵戍守，无懈可乘，则彼之攻击不遂，固已自绝于天朝。即招之使来，其货船亦必不敢入，然后大张晓谕，许恭顺之各洋先后进口开舱。斯时若被英人拦阻，在其素所役属之港脚、双鹰等国，或不能仰其鼻息，而劲敌如法郎西、弥利坚者，岂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带兵船与之讲论战。据花旗呈请通商词内，谓货船入口，还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机会，惜其时虎门已失，无可把握。若使防卫依然，只须严守内洋，大张通商之谕，则制夷兵者，即在夷人，彼英人岂能梗阻，以自述其寇仇邪？英人求战不得，开舱无期，仍必由法、弥二国为之讲解，又岂敢索烟价、索香港，以肆吠声邪？”
在夏燮看来，利用法、美来制衡英国，可以避免中国向英国割地赔款，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一些作用，但也反映了夏燮思想的天真之处，他对西方殖民者侵略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应当看到，夏燮的军事防御策略较之魏源、姚莹等人并未显得高明。
他主张用“师夷”、“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方法抵抗英国等侵略者，这基本上是对魏源“制夷”思想的承袭。
对于“以夷攻夷”、“师夷长技”，梁廷枏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姑无论西夷同一气类，虽日为蛮触争，而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就令乐为我用，而一舟之费，内地可调兵数千，败必索偿，胜更求无底止，终难以善其后”。
在梁廷枏看来，西方殖民者唯利是图，当时国力已经衰弱，若仅指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抵抗侵略是行不通的。可见，梁廷枏不赞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斗争策略。
上述史地学者从加强沿海地区的设防、管理与军事装备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海防思想。在“民心可用”和“师夷”、“制夷”问题上，史地学者的观点有同亦有异，他们大多注意到民心可用，并且提出向西方学习这一新的课题。有些史地学者的识见尽管存在偏颇和局限，但是应当看到，这是由当时清朝的海防力量极其薄弱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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