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转型背景下的地区秩序重塑：以高加索地区中的战争为例
纪云良 张敦伟
内容提要 ｜ 冷战结束后，高加索地区持续不断地爆发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这一长时间持续的战争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秩序重塑。为此，本文拟采取文献综述和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国家转型背景下的地区秩序重塑问题，揭示国家转型、制度衰落与冲突爆发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机制。在高加索地区，国家转型造成了制度衰落，外部干预改变了体系结构。这两者的相互作用进而引发了战争冲突，最终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平稳过渡。国家转型与制度衰落为战争爆发提供了机会窗口。而战争的扩大化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又带来了体系结构上的变革，使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陷入一种“冲突/循环”的状态中。因此，一个国家需要在转型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制度强化来保证自身的内部稳定，进而形塑其外部周边的安全环境，并且有利于保证良好的地区秩序以及去冲突化。
关 键 词 ｜ 制度主义 国家转型 地区秩序 高加索战争
冷战结束以后，高加索地区为什么依然频繁地发生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以及战争进程又如何主导了该地区的秩序重塑，这是长久以来困扰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选取了5 个战争与冲突案例，即俄罗斯国内的车臣战争、格鲁吉亚国内的阿布哈兹争端与南奥塞梯分离争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卡拉巴赫争端，以及没有升级为内战的达吉斯坦问题与阿扎利亚问题，通过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尽管每一个案例都依循着各自的运行轨迹，但是也有着共同的背景条件，即苏联独特的帝国统治结构。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有了夺取政权或者争取独立的机会与可能，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也为族群间的分裂与冲突埋下了伏笔。另外，由于新兴独立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因而面临着严重的承诺问题与执政危机，不得不诉诸军队介入来实现管控，这又进一步地导致国内局势的恶化与暴力冲突的升级，进而产生国家间的外溢效应。
一、问题背景与研究回顾
在20 世纪80 年代，国家独立对于高加索地区的民众与精英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自从1991 年苏联宣告解体后，高加索地区的各加盟国由原先的帝国边境，转化为无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摇摇欲坠的苏联政治制度被新的治理模式取代，高加索地区也开始尝试重塑政权与建构国家。然而，制度变化与国家建设始终是一个冲突性的渐进过程。新旧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族群武装的大规模动员、公共物品的匮乏以及政权合法性的缺失，使得高加索地区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不安中。从1985 年到2005 年期间，高加索地区爆发了4 场重要的战争。首先是1988—1994 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战争，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卡拉巴赫自治区，希望从阿塞拜疆国内分离出去，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其次是1989—1993 年格鲁吉亚的两场国家内战，分别为南奥塞梯争端与阿布哈兹争端。最后是1994—1996 年以及1999—2000年俄罗斯的车臣战争。
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后发展国家。1 Edward B. Barbier and Jacob P. Hochard, Does Land Degradation Increas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loS One,vol.11, No.5, 2016, p.12. 虽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工业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其属于前现代社会的部族社会模式特征仍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由此产生了族群主义迷思出现的可能性。在后发展国家的族群主义诸多案例中，政治精英须直接面对大众参与意识和参与需求的日益增强。与此同时，面对反对派的强烈挑战，政治精英通常还会形成一种内部分裂，进而与大众选民结成同盟，以便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动员大众支持并瓦解反对派。被政治和经济变化吓坏的精英集团，如同尽力夺取权力的冒险家，争取把控观念市场，并为其最终目的而放任族群主义迷思的蔓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族群冲突的出现甚至进一步升级。而在高加索地区的后发展国家中，族群主义要温和得多，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在历史上并未发生剧烈的族群冲突，而且受到了苏联这一强大向心力的影响，从而维持了地区秩序的相对稳定。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公民社会发育孱弱，缺乏技术官僚的援助，同时也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在上述的相关案例中，旧政治精英采取了温和的族群主义政策，再加上民众的相对惰性与无组织性，因此旧政治精英认为用强烈的族群主义诉求去刺激他们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适得其反。
上午，爸爸、妈妈在市里办事，中午就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用餐，爸爸随手把带的一个文件袋放在了凳子上。吃过午饭，我们乘公交车离开了，走了六七站，爸爸突然发现文件袋丢在小餐馆里了。这个文件袋里装着好几份合同，还有几张银行卡，妈妈急得不知所措，爸爸也自责地拍打着脑袋，不停地念叨：“这十有八九丢掉了，这可怎么办呢？”公交车到站停下来，爸爸飞速跳下去，拦了一辆出租车就跑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妈妈的手机响了，是爸爸打来的电话，爸爸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餐馆老板真好，把我们的文件袋收得好好的……”听了爸爸的话，妈妈长舒了一口气。
苏联所留下的制度遗产也会影响到这些后发展国家的转向及其族群主义政治模式。在后发展国家的新兴政治参与和民主制度缺陷之间，反倒产生了一种族群主义强化的潜力。这种潜力应如何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行政制度以及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差异。由此可以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按族群划分的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2 程序性共识指的是一种通过政党之间或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以作出决定的意愿;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两党或多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重叠，表现为它们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具体可参考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 页。 ）多族群混居背景下的前苏联中心国家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3）官僚制不成熟与庇护政治色彩显著的国家。遵循族群联邦路线的国家大多发生了暴力的族群冲突，其他单一制国家则既无分裂也没有发生族群冲突。因此，若其他因素也有利于强化族群动员，这一族群联邦主义的遗产将极大提高族群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族群联邦主义过于弱化了中央权威，一旦大规模的族群运动兴起，那么这一制度性遗产无疑会成为致命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如果是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中心国家，政治精英则会面临使用武力的诱惑，这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风险。最后，在高加索地区，国家经济大多围绕着联结不同部族的庇护网络运作，因此也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当苏联解体时，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主张族群独立或自治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这一政治运动的目标直接指向改变国内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但由于大众政治被既有的部族庇护网络绑架，始终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2 程序性共识指的是一种通过政党之间或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以作出决定的意愿;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两党或多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重叠，表现为它们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具体可参考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 页。 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竞争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得愈演愈烈。
三个高加索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苏联崩溃后都经过了民主化阶段。在每一个国家，大众的族群主义运动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大众能量助燃了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在格鲁吉亚，民主选举出来的族群主义政府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少数族群的冲突，给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创造了借口。在卡拉巴赫地区的战争中，产生了170 万的难民，并有5.5 万人丧生。这些高加索国家在高度的大众参与和低水平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换而言之，它们围绕族群组织起相应的国家政治秩序，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参与制度。综上所述，研究高加索地区的战争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制度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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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本文所采取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试图在促发因素与输出结果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如族群分布、国家治理以及地形因素对于内战爆发的影响等。除此之外，案例研究也能够很好地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弥补定量统计方法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值（missing factors）问题。4 Nicholas Sambanis,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45, No.3, 2001, pp. 259-282.最后，案例研究还可以追踪国家内战的动态进程，揭示在特定环境中族群冲突的不同演化方式，以及国家转型对地区秩序平稳化的影响。高加索地区的诸多案例表明，战争的发动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参战双方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汲取，因为叛乱组织里大部分的资金收益都来源于国内的经济掠夺。5 经济掠夺通常是指在经济社会里，强者运用发达的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不断地从弱者身上掠夺资源，而且这种掠夺不断循环往复，最终使强者变得更强，弱者变得更弱。 与世界上其他的多冲突地区相比，高加索也不是最为落后与贫穷的地区。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同样不是该地区分离主义频发的主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高加索地区中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呢？首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地民众的不安全感，即国内社会普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不可挽回的经济衰落与国家崩溃。换言之，民众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恐惧导致了武装叛乱的发生，而不是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因此，经济的低迷与分配的不公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导致高加索地区中国家内战频繁发生的关键所在。与之相似，尽管大多数的国家内战都发生于多山地带，但是也不意味着地形因素与内战爆发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上述的多场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都是在平原地带展开，尤其是在主要的大城市中。更加重要的是，国家内战不单表现为农村精英与城市精英之间的激烈对抗。与之相反，大部分的武装叛乱都由城市精英与知识分子所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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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性因素，对于内战的爆发都有着一种明确的因果联系。这是因为风险性因素大多内嵌于国内制度与体系结构之中，其影响与作用可能会被中和或者放大。所以，需要把风险性因素置于具体的案例环境中加以考虑，才能明确不同的风险性因素在内战过程中的实际推动力。除此之外，国家内战的爆发还需要考虑集体行动、民众动员等诸多问题。其中，国家治理能力将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高加索地区的独特政治环境。如前所述，苏联的解体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提供了争夺政权的机会窗口，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导致武装叛乱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无论是俄罗斯、格鲁吉亚还是阿塞拜疆，都无法确保中央政府一定能够赢得针对分离主义所发动的战争。
对于武装叛军而言，在军事上彻底地战胜政府军始终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相对于反政府武装，政府军一般拥有着更多的资源支持与装备优势。但是，在后冷战时代的高加索地区，武装叛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够利用各自国家中政府军的弱点，来实现对现有政权的挑战。例如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在20 世纪90 年代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匆忙组建的政府军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来发起战争，从而导致武装叛军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1 Michael L. Ross, 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1,No.3, 2004, pp. 337-356. David Keen,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s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而且，政府军在军事训练上严重不足，也不愿意在复杂且危险的多山地带与武装叛军进行作战。与此同时，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与腐败问题也制约了政府军的及时部署与展开行动。因而，叛乱组织与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较量大体上维持着势均力敌的局面。在卡拉巴赫、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等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甚至还占据着些许的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也反映在苏联政权存在的最后阶段里，具体表现为政治合法性的日益削弱与行政管理的逐渐失效，直至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国家暴力手段的垄断。这也标志着掠夺型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会，最终使其成为叛乱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2 Cynthia J. Arnson and I. William Zartman (eds.),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War: the Intersection of Need, Creed,and Greed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在高加索地区中，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治理能力都在普遍下降，但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爆发了内战。所以说，一个国家政体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政治危机，还要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内部结构。一旦国内危机失控，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推动高加索地区秩序的平稳化转型。
二、导致国家内战爆发的不同理论解释
2.4.2清洗先将天麻的残茎除去，刷去泥沙，摘去菌芽及各磷片，除去黑点，注意保留萌芽且不能损伤，洗净后浸泡在清水中。
从冲突理论已有的文献综述中可总结出，能够影响国家内战爆发的风险性因素有以下6 点。它们分别是：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在历史上爆发过的国内军事冲突，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充足，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以及有利于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1 Jeremy M. Weinstein, 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in Rebel Recruit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9, No.4, 2005, pp. 598-624. Barbara F. Walter and Jack Snyder,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epha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4, 1994,pp. 5-39. Monica Duffy Toft,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Identity, Interests,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 ,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 New York:Norton, 2000. 由此，可以总结出以下6 种理论，即经济发展论、国家治理论、历史冲突论、叛乱支持论、族群分布论以及地理环境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涵盖了冲突理论范式对于国家内战爆发的原因解释。自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定量化的比较研究还试图通过案例的大数据采集，来系统性地总结出哪一些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社会滋生暴力以及国家爆发内战。与之相反，定性比较研究关注的是小规模的案例分析，以此来揭示风险性因素对于国家内战的爆发到底起着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发展论
在1991 年独立之前，格鲁吉亚战争的基本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居于顶端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然后是居于中间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后则是居于底层的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它再一次揭示了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对国家内战所起到的催化作用。这一自上而下的等级化结构在政治控制力上日渐减弱，而分离主义压力却在不断增强。这也直接表现为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正式宣布独立。格鲁吉亚的国家脆弱性主要体现为执政者的内部分裂，再加上激进的社会运动以及日益增多的武装叛乱，使格鲁吉亚不得不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来维持国内的稳定。而阿布哈兹内战与南奥塞梯内战的爆发也与之密切相关，它们与俄罗斯组成了一个策略性联盟，即俄罗斯支持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独立，后两者也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尽管格鲁吉亚采取了民粹主义式的国家动员，但是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分离主义势力相对抗。
尽管如此，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内战爆发两者之间，还是不能够简单地划上等号。在费伦与莱廷看来，战争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国家面对叛乱的应对能力。5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 715-735. 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动员水平与行动方式。但是在高加索地区，很难将所有发生内战的国家都归入欠发达国家的行列。仅在20 世纪90 年代期间，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要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因此说，经济发展水平低并不是高加索地区中国家内战频繁发生的真正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曾提出，族群冲突或国家内战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可能是基于国内少数族群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增强而产生。1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19.但是实际上，高加索地区中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再加上苏联的平均化政策与分配体系，不同族群在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也会较弱。更为重要的是，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向来也没有主动地把经济上的歧视作为反抗的合法性理由。即使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北高加索地区，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更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经济上相对富足的阿布哈兹地区会发生国家内战，而其他贫困的地区却没有类似的分离主义问题。因此，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内战之间似乎缺乏一种明确的因果联系。
（二）国家治理论
在新兴国家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往往会面临政权交接上的动荡。费伦与莱廷强调，国家取得独立的前两年里发生内战的几率最高，而政治的不稳定也是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2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 75-90. 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急剧的政治变动都会带来内战的潜在风险。在这一方面，就算是民主政体也没有天然的豁免权。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同样发现，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在这方面的国家脆弱性并不显著。3 Paul Collier, Doing Well out of War: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0, pp. 91-113.费伦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混合政体要比单一的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更加危险，因为有限度的民众自由会催生反叛情绪，进而带来无限度的军事镇压。4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 vol.49, No.3, 1995, pp. 379-414.
冲突理论认为，族群杂居的复杂性会增加分离主义叛乱的发生风险。2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6, No.2, 2002, pp. 297-337.在高加索地区，国家内战之所以频繁爆发甚至升级，主要是因为主导性族群的“统治排斥”。在南奥塞梯、车臣以及卡拉巴赫，因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国家分离主义叛乱，时常需要中央政府或外部国家的军事介入才得以终止。在上述的案例中，一旦叛乱与暴力蔓延开来，那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族群清洗与国家内战。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族群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国家间的战争。正如科利尔和霍夫勒认为，族群的碎片化分布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冲突的发生率，同质性低的多族群国家反而更加稳定。3 Paul Collier et al.,What Makes a Country Prone to Civil War? In Paul Collier, V. L. Elliot, Havard Hegre, Anke Hoeffler,Marta Reynal-Querol,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3-92.这是因为，族群的碎片化极大地增加了组织暴力的成本。
（二）多形式培养学生说的能力。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素质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就应充分重视说的训练。这种说的训练，是学生主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技能技巧的练。在课内，主要要求教师以说明理，引导学生懂得说是进行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的最根本途径。教师要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说的环境。在课堂内进行叙述，说明等实践，充分锻炼学生说的能力。在课堂外经常举行小型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诗歌朗诵会等以说为主的活动，培养学生快速思维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思变能力等。
（三）历史冲突论
在高加索地区，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经历过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才逐渐步入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转型时期。因此，这些国家也普遍具有这样的特性，即政治空间的拓展伴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换言之，政治自由化与国家现代化为内战开启了一个爆发的机会窗口。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高加索地区的国家政治精英竞争陷入无序状态，原来的国家制度也不再内嵌于政治进程之中。因此，在车臣、阿塞拜疆以及卡拉巴赫等地区，分离主义者时常通过街头暴力与激进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点是屡见不鲜的。
近年来，国家内战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前沿科学化的定量研究，还是多案例对比的定性研究，都需要找出导致国家内战爆发的关键因素。1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8, No.1, 2004,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 NYU Press, 2007.正如不少学者所言，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将国家领土与族群分布联系在一起，而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积怨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战争一触即发。2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58, No.1, 2004, pp. 35-67. Xavier Raufer,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Conflict: The Albanian Mafia, In Jan Koehler and Christoph Zürcher (eds.), Potentials of Disorder:Explaining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the Caucasus an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 pp. 62-75. 冲突理论认为，下面的6 个风险性因素可能会增加内战的发生几率：3 Xavier Raufer,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Conflict: The Albanian Mafia, In Jan Koehler and Christoph Zürcher (eds.),Potentials of Disorder: Explaining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the Caucasus an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0.第一，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更容易引发冲突；第二，国家崩溃与治理失败会增加内战爆发的可能性；第三，武装叛乱的资助来源决定了内战能否长久持续；第四，旧的战争往往会滋生新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内战的国家很可能会再次面临暴力冲突的威胁；第五，族群分布的复杂性增加了内战的风险；第六，多山的地形地势可能会导致内战的频发。而国家内战的频繁爆发，无疑会造成地区秩序的持续波动与冲突常态化。
历史冲突论代表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发生过较为激烈的冲突，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将会受到这一历史冲突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与恐惧感。之前的冲突给政治精英与国内民众留下的历史记忆，也会对其策略选择与行动偏好产生推动作用，进而加剧当前的危机情况。从高加索地区的四场战争来看，这一相互对峙的局面之所以会进一步恶化，大多是由于历史上发生的冲突给彼此带来的安全感匮乏。
首先,歌唱主要是以人的声音为基础进行语言内容创新的表现形式,通过音乐旋律与语言的结合形成歌唱表演。音乐剧中的歌唱类别很多,可以采用流行歌唱,也可以采用美声歌唱,丰富的歌唱风格使得音乐剧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加。音乐剧的演唱不同于其他音乐形式的演唱，必须结合剧情，人物，故事发展需要。由于歌唱在音乐剧中并没有固定的演唱风格,因而使得音乐剧表演的随意性很强,与民众较为贴近,能够充分满足不同民众的不同音乐需求。此外,不同时期的音乐剧也有着不同的演唱风格,其能够依据时代的流行性与进步性,从而随着地域风格与社会文化的演变而转变,最终发展为丰富多彩的歌唱风格,如摇滚风格、乡村风格、爵士风格以及美声唱法等等。
（四）叛乱支持论
随着主流冲突理论对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视，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问题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如石油、宝石等经济价值高的自然资源，成为了叛乱组织赖以依存的重要基础。不少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显示，石油的产量与内战的爆发、分离主义冲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会引发来自外部的武装干预。可掠夺的自然资源变成了叛乱组织的首要控制目标，从而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1 Michael L. 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 vol.51, No.2, 1999, pp.297-322.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没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反而造成了高度的政府腐败、脆弱的国家治理以及频发的地区冲突。
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的可掠夺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国家内战的持续时间。例如在阿富汗，宝石与鸦片交易一直是北方联盟的主要收入来源。当然，这也不是说自然资源会直接导致内战的爆发。在高加索地区，也只有阿塞拜疆与车臣满足“资源丰富”这一条件，因此该理论的解释力存在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先前的战争无疑会滋生后续的战争。在5 年内发生过内战的国家存在着内战重燃的高风险性，再加上长期内战的巨大消耗，一个国家在面对新的内战时应对叛乱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五）族群分布论
不少跨国家的定量分析与案例比较都已经表明，多族群国家在爆发内战上的可能性并不比单一族群国家高。2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p.27-43. 在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Anke Hoeffler）看来，与族群碎片化相比，族群同质化高的国家安全性更低。他们的理论假设是，族群碎片化增加了内战中作战人员的招募成本。3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Resource Rents,Governan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49,No.4, 2004, pp. 625-633.因此，族群的主导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催生内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一旦国内社会变得不稳定，族群因素甚至会成为内战爆发的首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约有超过一半数量的内战受到了族群因素的显著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内战甚至可以被定义为族群战争。4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p.8.
在高加索地区，包括车臣、卡拉巴赫、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等地区内的冲突，都可以被视为具有族群主导性的代表案例。其中，车臣的少数族群占当地人口的27%，卡拉巴赫的少数族群占24%。5 Nicholas Sambanis and Ibrahim Elbadawi,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 161 Countries, 1960-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46, No.3,2002, pp. 307-334. 因此，如果在上述案例中能够揭示出分离主义起源于少数族群，那么就可以解释族群主导性对于内战爆发的催化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的族群联邦制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也就是说，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会滋生出一种对族群动员路径的强大依赖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缓和的自治主义也会逐步发展为激进的分离主义。然而，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也指出，单一的族群冲突分析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致命缺陷。毕竟大部分的多族群社会依然稳定，而大部分的少数族群也没有发动叛乱。6 Valery Tishkov, Ethnic Conflict in the Former USSR:The Use and Misuse of Typologies and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36, No.5, 1999, pp. 571-591.所以说，族群边界并不是造成国内冲突的唯一原因，反而可能会随着族群冲突的发展演化，逐渐地得到强化或者削弱。
（六）地理环境论
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不少学者认为，多山地形能够为叛乱组织提供良好的避难所或隐藏地，从而极大地增加政府军的镇压成本。这两个因素直接关系到武装叛乱的成功与否。在多山且地形复杂的高加索地区，频繁发生的内战冲突似乎也表明了其地形环境与武装叛乱的潜在联系。但事实上，内战冲突往往围绕权力斗争而展开，武装叛乱更多的是在国家首都或周边城市中发生。
特别是在南奥塞梯战争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军利用冬季山区的物资匮乏，成功地封锁了叛乱组织的行动路线，并切断了他们与北奥塞梯之间的联系。在阿布哈兹与卡拉巴赫战争中，冲突双方的争夺要点在于具有战略性的大城市，而不是广袤的边远山区。至于车臣战争，武装叛军只是在失去城市的根据地后，才不得不退往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因此，多山的地形地势或许只是延长了内战的持续时间，而不是导致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苏联的解体催生了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群主义的兴起。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产生了不同的族群运动方式，然后影响了族群主义形成的类型。随着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原先隐藏在苏联权力结构之下的利益分歧也在不断扩大。无论是车臣之于俄罗斯、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之于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内战，还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关于卡拉巴赫这样的国家间战争，实际上都反映了高加索地区新兴独立国家在维持内部稳定与解决周边争端上的捉襟见肘。其中既有历史上的遗留原因，也有现实中的政治考量，甚至还涉及到了外部力量的多方干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加索地区的战争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内战或者是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
三、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战争爆发
从1989 年以来，高加索地区卷入战争的次数约占全世界各国内战爆发总量的30%。1 Suzanne Goldenberg, Pride of Small Nations: The Caucasus and Post-Soviet Disorder, London: Zed Books, 1994,pp.24-37. Nicholas Sambanis and Ibrahim Elbadawi,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 161 Countries, 1960-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46, No.3,2002, pp. 307-334.然而，该地区所发生的国家内战并不支持冲突理论的两个普遍性假设，也就是说，国家内战的发生与多山地形地势以及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与此同时，国家内战的发生与新兴政体的脆弱性之间反而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在后冷战时代，高加索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治理能力上的极大削弱，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却能够迅速作出调整，而不至于引发内战。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中政治精英结构的庞大断层与内部分裂是否能够被弥合。更为重要的是，族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国家内战的发生风险。例如，在以少数族群为主且与中央政权不和的地区，叛乱组织可以通过族群动员获取民众的支持来维持内战的消耗，并借助资源汲取来凝聚反抗国家的力量。
国家治理论认为，能否实现国家的善治，决定了战争是否会发生。一方面，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够保证高效的资源分配，进而缓解国家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稳定的国家治理也能够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以及确保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从而避免国家间战争的出现。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有效的国家治理难以实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会极大地提高。
与此同时，苏维埃联邦制所塑造的政治边界也进一步加剧了族群的对立。多数族群希望的是维持以往的优势地位，少数族群则迫切要求改变当前的不平等状态。在国家的内部问题上，自治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更多的特权，不惜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此，在高加索地区国家分离主义日益兴起，而争取选举合法性也成为了武装叛乱的理由之一。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民众暴力都能够转化为行动有素的武装叛乱。在之前的案例中，无论是车臣战争、卡拉巴赫战争还是阿布哈兹战争，无一例外都属于人民战争，得到了大多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这也使得内战的持续性大为加强。在冲突理论看来，对自然资源的汲取是叛乱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在高加索地区，自然资源的作用却显得微乎其微。只有车臣地区和阿塞拜疆拥有较为重要的石油资源，但是对于这两者来说，石油资源与族群冲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为阿塞拜疆的政治精英更热衷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对亚美尼亚发动战争。
综上所述，首先，苏联解体对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除了合法性降低与治理能力下降以外，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还失去了对国家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因而不少的武装叛军能够汲取资源、筹措资金及缔结联盟，以此来对抗中央政府。其次，国家主义者与改革主义者控制了中央政权，国内的政治精英对于寻求脱离苏联达成了不稳定的共识，一方面都希望推动苏联的解体来谋求利益，另一方面又在利益的分配上分歧重重，进而加剧了族群间的冲突现状。所谓的车臣革命清除了原先的苏联官僚势力，但是新的政治当权派却依旧陷入分裂与斗争的困境。在格鲁吉亚，国内情况也与之十分相似。国家精英在赢得民主选举之后，不仅没有与旧的政治势力达成和解，反而引发了新的国内矛盾。对民粹主义的过度依赖，使得格鲁吉亚走向了激进的国家“去制度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塞拜疆似乎也步入了常见的“中亚式政治崩溃模式”。1992 年，阿塞拜疆因为输掉了对亚美尼亚的战争而导致政权更迭。然而新的执政者仅上台15 个月，又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而不得不黯然卸任。亚美尼亚同样面临着国内政治上的持续僵局，尽管夺回卡拉巴赫在短期内避免了新旧精英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但是在加入欧盟以及国家转型问题上双方仍然分歧重重，极有可能陷入内战循环的风险中。在这一方面，达吉斯坦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采取权力下放以及实行地区自治等多种手段，达吉斯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内政治转型的平稳过渡。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国内转型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和解能力。
四、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案例
（一）车臣战争
在车臣战争这一案例中，斯大林时代中央政府与车臣的冲突历史，以及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无疑成为了车臣叛乱组织最好的动员工具。而长久以来俄罗斯的不平等政策以及对车臣人的不信任，更是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恨与不安全感。车臣叛乱组织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不像其他联邦共和国一样拥有温和的政治精英与中产阶层。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车臣也正式宣布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来。对此，俄罗斯以其归属于自己的加盟共和国管辖为理由，发动了旨在维护俄罗斯统一的车臣战争。第一次车臣战争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最后俄罗斯在国内政治斗争的困扰下，不得不签订停火条约并撤出车臣。
仔猪白痢属于一种肠道传染病。在疾病早期，仔猪摄食量正常，体温及精神均无明显变化，只有粪便颜色存在异常，以灰白色带为主，混有绿色，粪便中存在粘液。随着病情不断加重，明显的变化是精神沉郁、食欲不振以及背毛粗乱、没有光泽、四肢则软弱无力、反应淡漠。如果病猪伴有肺炎、呼吸急促、咳嗽以及脱水等临床症状，且没有对其进行有效治疗，通常在病发后7 d出现死亡。部分病猪会逐渐变成慢性腹泻，即使康复也会因不良生长而成为“僵猪”。仔猪白痢是影响仔猪成活率的主要疾病[1]。
直至1999 年，俄罗斯国内的不同城市发生了多起严重的爆炸案。俄罗斯又以反恐为名义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在俄罗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车臣叛乱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与派系斗争。再加上石油资源收益的进一步减少，更加削弱了车臣叛乱组织的武装战斗力。在两次车臣战争中，族群主导性因素并没有起到特别显著的作用。俄罗斯军队在占领车臣地区后，也没有发起种族清洗或者大屠杀。而且，尽管车臣人在反叛武装部队中占绝大多数，但其所针对的同样不是俄罗斯人。因为在车臣战争开始之前，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就已经从该地区撤离出来。与之类似，地形因素在车臣战争中的影响也非常地有限。虽然车臣反叛武装部队在作战失败后选择退回山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但这只是稍微延长了战争持续的时间。这既不是国家内战发生的主要条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内战的进程。
另外，策略性地导入具体案例，如阿波罗任务飞船使用的推进剂燃料涉及到化学反应的热效应为：5N2O4 + 4MeNHNH2→9N2 + 12H2O +4CO2，反应物为N2O4和N2H4的衍生物，这个反应放热量极大，产物均为气体，应注意2个关键点：（1）2种反应物之间非常敏感，务必保持2种材料完全隔绝；（2）MeNHNH2有剧毒．以往的教学实践证明以此例导入讲解热效应较传统教学效果更好，充分地挖掘相关案例丰富教学内容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二）格鲁吉亚战争
一直以来，学术界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即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内冲突的发生与否。与富裕国家相比，贫穷国家的内战爆发风险要更高一些。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与 大 卫· 莱 廷（David Laitin）指出，国民收入每减少1000 美元，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1%。2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 75-90. 哈弗·赫格雷（Harvard Hegre）也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剧烈变动时，国内冲突时常也会随之出现。3 Havard Hegre et al., Toward a Democratic Peace?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5, No.1, 2001, pp. 33-48. 1945 年以来，世界上的127 场国家内战中，发生在非洲地区有34 场，亚洲地区有33 场，北美地区有17 场，拉美地区有15 场，大洋洲地区有13 场，欧洲地区有15 场。其中，欧洲大部分的内战都发生在东欧，相对富裕的西欧仅有2 场。4 Nicholas Sambanis and Ibrahim Elbadawi,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 161 Countries, 1960-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46, No.3,2002, pp. 307-334.
由于格鲁吉亚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筹集战争的资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格鲁吉亚战争的持续时间一般都比较短。格鲁吉亚国内外的阿布哈兹人与南奥塞梯人积极地为自己的武装部队提供人力、武力与财力上的支持，因此可以说族群主导性因素在这两场内战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统治的时期内，作为多数族群的格鲁吉亚人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以及苏联军队的保护。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地区内的族群主义与分离主义动员也日渐增多，最后则演变为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与暴力冲突。直至今日，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仍然处于冲突频发的状态中。无论是俄罗斯、格鲁吉亚还是其他的外部势力，都始终在争夺着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同时由于读者经常花费大量的精力阅读无用信息，结果却事倍功半，甚至花费时间精力依然无法快速、准确地获取自己所要的信息资源，因此在信息获取是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甚至产生学习焦虑，长此以往，读者也就失去了获取信息的需求，因而信息服务价值的效用也就难以体现。
（三）卡拉巴赫战争
卡拉巴赫战争是中央政府丧失执政合法性与强制性权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与车臣、格鲁吉亚相比，卡拉巴赫是唯一一个在外部威胁影响下执政者与反对派达成合作共识的案例。当然，这一合作共识并没有阻止国家内战的发生，反而起到了某种加速战争的催化作用。高加索地区中最早发生暴力冲突的正是卡拉巴赫。卡拉巴赫一方面缺乏成熟的制度机制来应对族群冲突，另一方面又在苏联的影响下丧失了自主决策权，因而导致了局势的最终失控。直至1989 年12 月，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依然尝试着通过苏联宪法来解决这一领土转移问题，即要求脱离阿塞拜疆、回归亚美尼亚，但是莫斯科方面否决了这一请求。1 Ames Hughes and Gwendolyn Sasse, Comparing Regional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Post-Soviet Transition States,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 vol.11, No3, 2001, pp.1-35. Ted R. Gurr and Barbara Harff,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Ethno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Conflict, In Ted R. Gurr and Barbara Harff(eds.),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 Boulder: Westview, 1995, pp.77-97. 1991 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分别获得独立之后，双方在卡拉巴赫的对峙也开始逐步升级。阿塞拜疆正式废除了卡拉巴赫的自治州地位，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将该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内战随即爆发。
明确取水许可监管目标、监管内容，初步形成依法依规、分工协同、公众参与的取水许可监管模式。推进取水计量设施实时监控信息系统建设，制定《上海市取水户水资源监测与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促进对取水户水资源监测与监督管理的标准化建设。规范本市取水许可证延续评估工作，编制《上海市取水许可证延续评估报告目录》。
卡拉巴赫案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学界主流冲突理论的挑战。冲突理论认为，在自然资源丰富、多山地形的国家中更容易发生内战。但是在石油资源丰富且山区众多的卡拉巴赫，这两点因素也没有对内战的发生产生太多的推动作用。在本文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冲突案例中，国家的脆弱性一直占据着关键的地位，这一点在卡拉巴赫案例中表现尤为突出。由于阿塞拜疆中央政府在卡拉巴赫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与强制性权力，再加上亚美尼亚的分离主义动员，因此导致了国家内战的不断升级。除此之外，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不同的族群密集地定居于某一狭小地区，且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线时，国家内战发生的风险最高。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将是族群冲突爆发的催化剂。在卡拉巴赫案例中，历史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长期的冲突状态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可信的安全承诺保障，那么暴力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
（四）两个反常案例：达吉斯坦与阿扎利亚
关于达吉斯坦这一个案例，学界中一直存在着众多纷纭的理论解释。一般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基本上验证了科利尔和霍夫勒的冲突理论，即低碎片化的国内社会要比高碎片化的国内社会更加脆弱。科利尔和霍夫勒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因果解释机制：首先，在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中，联盟机制会尽可能地排除政治上的极端思想。其次，碎片化的族群分布也会增加民众动员的难度与成本。1 Aul Collier et al.,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53. 这两点都极大地降低了国家内战的发生概率。因此，可以说，族群社会的碎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效应。正如达吉斯坦案例中所揭示的一样，形成联盟与寻找共识是避免国家内战最好的方式。跨族群之间的紧密联系与1994 年的达吉斯坦宪法是维持达吉斯坦稳定局势的两个互动性机制。前者有助于达吉斯坦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同盟，而后者则通过族群比例代表制帮助不同族群找到了一致的共识。在这样的前提上，来自苏联的外部干预对于达吉斯坦不再是一个破坏性因素，反而有利于缓解达吉斯坦不同族群之间的紧张态势。即使到了苏联解体的后冷战时代，达吉斯坦的政治精英依然能够在国内权力的分配上保持着较高的认同，而不至于发动国家内战。
尽管阿扎利亚也饱受着分离主义冲突的困扰，但是为什么它并没有像南奥塞梯或者卡拉巴赫一样升级为国家内战呢？从总体上看，阿扎利亚地区7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阿扎利亚人这一族群，也有着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来进行民众动员。由于大部分的阿扎利亚人都是穆斯林，因此与格鲁吉亚国内的东正教徒存在着极大的隔阂，这甚至要远远大于格鲁吉亚人与南奥塞梯人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阿扎利亚人有着充足的金钱、物力以及人力来实现自我武装，以阿扎利亚的自治主义来对抗格鲁吉亚的国家主义。在默尼卡·托夫特（Monica Toft）看来，尽管阿扎利亚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阿扎利亚人依然将自己视为格鲁吉亚国内的重要一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从祖国中独立出去。2 Monica Duffy Toft, Multi-nationality, Regional Institutions, State-Building and the Failed Transition in Georgia,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 vol.11, No3, 2001, pp.123-142. 乔治·德卢古安（Georgi Derluguian）认为，在苏联统治时期格鲁吉亚所采取的同化政策极大地削弱了阿扎利亚实行独立的政治合法性。1 Georgi M. Derluguian, The Tale of Two Resorts:Abkhazia and Ajaria before and since the Soviet Collapse, In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eds.), The Myth of“Ethnic Conflict”: Politics, Economics, and “ Cultural”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261-292.也就是说，阿扎利亚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被过多地政治化。而且，苏联军队所提供的安全承诺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阿扎利亚变成第二个波斯尼亚。最后，格鲁吉亚与阿扎利亚政治精英之间的高度一致性，确保双方能够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地消除了潜在的国家内战风险。
结 语
如前所述，单纯从族群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解释高加索地区的动乱状态。车臣、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无一例外都面临着政治重构与利益分配的问题。在这一动态化的过程中，它们又因为政治承诺的可信性而催生出新的族群冲突。现有的研究文献既没有对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叛乱与国家内战问题作出详尽的说明，也没有充分解释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如何转化为有组织的暴力。2 Christoph Zürcher, Pavel Baev and Jan Koehler, Civil Wars in the Caucasus, In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vol. 2,2005, pp.259-299. 换言之，叛乱组织的作战成员是以何种方式被招募，又是如何武装自己、如何汲取可利用的资源，这些问题仍待解决。所以本文认为，在分析这一系列族群冲突的发展轨迹时，制度应该成为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制度决定了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方式，行为体也依赖于制度来选择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制度性框架能够塑造行为体的期望、恐惧以及偏好，并将其全部转化为战略行为。因此，在解释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战争爆发三者之间的潜在联系时，需要考虑制度所带来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到的6 个风险性因素，同样能够纳入制度的解释体系之中。比如，通过评估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可以反映出其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况。在上述的6 个风险性因素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无疑是促使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历史上的冲突情况、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充足以及有利于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都是导致内战发生的间接原因。特别是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非常有可能成为催化国家内战的主导性因素。因此，可以说，国家制度不仅能够影响到地区秩序，有时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通过外溢效应来重塑当前的地区秩序。
除了将行为体中心（actor-centered）这一视角引入理论分析之外，制度还能够纠正冲突分析中的多元偏差，简化冲突过程里的中介变量。3 Christoph Zürcher and Jan Koehle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ing Violence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Berliner Osteuropa Info , vol.17, 2001, pp.48-52. Fritz W. Scharpf, 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 , Boulder:Westview, 1997, p.36.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解决跨学科的多种问题。例如，经济学家通过制度主义来解释经济绩效、欧洲各国福利政策的差异、大规模的历史变迁以及官僚阶层的行为惯性；政治学家利用制度比较来分析国内政治的不同情况；国际关系学家则关注的是制度因素在国际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在冲突研究中，制度无疑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制度的影响同样有着一定的两面性，它不仅能够减少冲突，同时在特定情况下也能够滋生冲突。因为任何冲突的发生与消解，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制度性框架的输出结果。从总体上看，制度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是借助特定程序来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二是利用强制性手段如监管与惩罚来防止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升级。即使冲突依然无法完全避免，但是也可以说制度内置于冲突之中，并能够对之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制度拥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民主程序能够保证不同群体尽可能地参与政治和塑造政体。保护弱者的制度设计可以缓和少数族群中的不满情绪，而权力下放与地区自治更是对各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
在原先的苏联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划分，大部分都通过自治州或领土内部自决的方式加以实现。在多族群地区与共和国中，如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与达吉斯坦，多数族群有可能会对少数族群形成某种政治上的高压。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强制性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通常也表现为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暴力的垄断。大多数的国家稳定往往建立于强大的制度能力之上，但是也有不少国家形成了制度化的恩庇关系网络。1 恩庇关系网络指的是一个具有强制性，能够持续运作的政治组织，一方面可以依据权威发布行政命令，另一方面又可以合法地垄断国家暴力。 这一恩庇关系网络内嵌于国家制度之中，并随着官僚阶层的发展而演化为复杂的组织体系，直接影响着政体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一般来说，制度变迁并不容易发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算政治制度依旧保持稳定，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体都会满足于当前的权力均衡。一旦发生急剧的制度变迁，将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内战的爆发。
“凡弘文、崇文生，皇緦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 ”〔1〕(p1173)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时间段内主要的国家内战与地区冲突，试图以此来解释在后冷战时代里高加索战争如何形塑了该地区冲突不断、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本文尝试着将国内制度、体系结构与冲突理论结合起来，重新思考后冷战时代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逐步向外扩大直至形成稳定的影响机制。通过对以上战争与冲突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苏联的解体不仅使高加索地区出现了中央权威上的真空，还导致了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在这样的大转型背景下，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也面临维持内部稳定与外部和平的问题，最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诉诸于战争。引发战争的原因既包括了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又包括国外的领土争议问题。在高加索地区，国家转型造成了制度衰落，外部干预改变了体系结构。这两者的相互作用进而引发了战争冲突，最终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平稳过渡。这一因果解释机制也说明了，制度的分配性结果及其内嵌于冲突之中的调节或强制能力，对于解释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上述的案例中，国家转型与制度衰落为战争爆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窗口，而战争的扩大化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又带来了体系结构上的变革，使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陷入一种“冲突循环”的状态中。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即多族群国家如何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并采取何种方式的制度强化来实现自身政治的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稳定也能够进一步形塑其外部周边的安全环境，并且有利于保证良好的地区秩序以及去冲突化。
Rebuilding Regional Ord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the Caucasus War
ZHANG Dunwei
Abstract: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olitical elite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allianc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ize power or gain independence. The institutional legacy of the Soviet Union federalism has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vision and conflict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the emerging independent countries, they are faced with a serious commitment problem and the ruling crisis. They have to resort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achieve control.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ethnic conflicts and civil wars continued to erupt frequently in the Caucas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1) Ca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conflict explain the civil war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2)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in the Caucasus, can we further supplement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theory of conflict?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the case comparis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further reveal the causal expla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 the decline of the system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Key Words: Institutionalism; state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order; Caucasus war
作者简介 ｜ 纪云良（1982—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海口 571100）；张敦伟（1989—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海口 571100）
（责编：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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