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回升时期的宏观政策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宏观政策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思历史后的正确决策
大约十年前，我在《经济学动态》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一文。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基本用意，是针对1986年实现“软着陆”后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提出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的思想。当时，全国上下求胜心切，方方面面“闯关”的呼声很高，不少经济学家也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在这样一个气氛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片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为了给加速深化制度创新式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发展速度应该有意识地放慢些。可惜的是，这一观点在经济回升初期没有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当时宏观政策倾向于“双加快”的选择。结果没有多久，经济出现“过热”，发展速度和通货膨胀高企时，经济系统承受不了。当我们回到“稳中求进”的选择时不得不作大调整，实行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最终是长时期的市场疲软。这种“大起大落”的代价是很大的。
这一次“软着陆”与1986年“软着陆”情况又有点类似，同时也面临如何推动景气回升的选择。和以往每一次回升时一样，一部分经济学家、地方的经济管理干部、工商企业界特别是证券市场投资界的人士，都对政府刺激经济回升寄予较高的期望，总想经济上调的幅度大一些。然而，这一次政府采取的是稳健的做法。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的指导方针是“稳中求进”。现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共识，认为“稳中求进”方针非常正确，它是在总结新中国历次周期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其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使“大起大落”式的强周期波动向常规性景气变化转换。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技巧达到新的水平。
“稳中求进”有三个要点
一是“进”，通过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式改革和搞活市场，适度加快企业、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总量指标上，今年GDP的增长率将在去年9.5%左右的基础上，再加速1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今年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将达到10.5%左右（计划值估计定在9%）。因此，经济“软着陆”后，起飞是必然的，“进”是必然的。
二是“稳”，逐渐地、平稳地、健康地向上，而不是象1985、1988及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那样急剧地、突发式地向上，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将适度加快，但这一次经济上升的空间有限，起飞高度将受到控制。无论是工商企业界，还是理论界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应对这次回升的速度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今年7月香港回归，这是中国人的大事，它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今年的稳定有特殊的意义。
三是“质”，着力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改变以往经济回升总是单纯以数量扩充为主题的做法。这一次总量增长适度加速，将以加快企业制度改革、完善市场体系，以及优化经济结构为基础。这就要求，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和所有企业，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指导下，顺应大势，加快制度改革、培育市场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寻找以提高经济质量为基本内容的、适合自己特征的发展空间和途径。
“稳中求进”对农业的要求，一方面是保证种植业持续增长，另一
方面是粮食净出口加速要适度
我们以往的教训是，为了改变因调整带来的工业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总是要以放慢农业特别是粮食增长的速度为代价，由于没有农业作基础，工业即使上去了，也不能持久，要不了几个月，工业生产又急剧滑坡。计划经济30年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8年表明，如果农业基础不牢，粮食增长不稳定，工业就会大起大落，国民经济就会强波震荡。因此，为要达到“稳中求进”的目标，就要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农业，保证农业稳定增长，特别是保证粮食产量持续增长。
去年粮食产量9600亿斤，是历年来最好的年份。今年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必须继续保持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的稳定增长，比如再增产100—150亿斤。当然，国内粮食供求市场是否稳定，不仅要看当年的产量增长是否稳定，还要看粮食进出口政策操作是否得当。在库存粮食较多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加粮食出口，但是粮食的出口加速度不能太大，要特别注意到，经济回升期国内粮食需求将快速增长。当政策意欲扩大粮食的出口需求，需要考虑到粮食供给量加速增长是否能满足这两个需求的加速总量，否则就会产生短缺，导致粮食市场不稳定。
控制通货彭胀是保证“稳中求进”的关键
从改革时期前三次经济回升来看，每一次回升都伴随了通货膨胀的急速反弹。1992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只有5.4%，而1993年猛弹到13%，一年翻一番半。这种通货膨胀的急速反弹势必影响经济持续增长。为了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实现“稳中求进”，必须给通货膨胀率设置一个“政策箱”，让其实际值不超过箱顶。去年的年度物价上涨率估计为6.2%左右，如果今年上调的区间选择为2个百分点左右，那么今年物价上涨率的箱顶值就应该是在9%以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实行如下四项稳健型政策：
1.中性化货币政策。这里的重点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要适度，不能太快。按照“九五计划”的考虑，从去年开始的五年中，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4%、18%、23%，去年大约分别为13%、17%、25%，今年可以适当加速，但是不能加速太多，以14%、18%、25%为宜。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可以考虑比去年的20%高1—2个百分点。当然，这一次信贷的适度放松，不应是更多地运用额度的办法，而应是利率的办法。包括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另一方面是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第三次下调（在今年3月份前后比较合适）。只要货币政策放松遵循中性原则，向上微调，就可以防止过度通货膨胀的产生。
2.控制型财政政策。这里的关键是控制预算，既要将建设性预算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范围内，又要坚决抑止经常性预算的膨胀。1985、1988和1992年的经济过热，财政上的推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建设摊子铺得太大，短期内上新投资项目过多；二是假借改革之名增加机构和人员，财政承担的人头费在经济回升期急剧膨胀。这一次实行“稳中求进”的政策，先不要求“精兵简政”，只要能做到政府机构和人员稳定不变就足已；而建设性投资预算尤其是竞争性投资项目预算的规模应该逐步缩小，使政府财政逐步转向公共财政。我认为，今后控制投资需求的目标，不仅要注意控制企业的投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政府的投资需求，因为前者预算约束比较硬，对利率的反映比较灵敏，而后者的预算约束很软，对利率的反映也是很不灵敏的。
3.微调式价格政策。前三次经济回升都伴随提价式改革措施密集出台，所以那时的高速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由高速增长引起的，其中很大部分是“价格改革”的推动。这一次一定要限制各地和各行业的提价要求，在经济回升时期减少提价式“价格改革”措施出台。去年，调整了部分公用事业的价格，对粮食及电话和邮资的价格作了幅度不小的上调，今年可以考虑对已经形成瓶颈的原材料价格作一定的调整，但是应当考虑同时出台向下调价的措施，这样上下有一定的抵消，总价格水平的上涨压力就会小一些。
4.弹性型工资政策。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机关事业单位要求增加工资，我认为对此要谨慎，可以先看一看，要调工资，重点也要放在结构性调整上，不宜搞普调，因为普调工资最容易直接形成加速的成本型通货膨胀。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的工资调整可以分几小步进行，因此，工资调整也要采取微调的方式。
加速增长的源泉，是通过企业制度创新提高要素效率
到目前为止，对我国国民经济作出贡献最大的还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和国家参、控股企业。改革时期前三轮经济周期的资料显示，总量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在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不稳定，国有企业生产的大起大落，推动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这就向我们揭示，要使总量经济“稳中求进”，就要先使国有经济“稳中求进”。而实现国有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主要途径，不是增加要素投入，而是提高要素效率。其办法：（1）在全国范围内落实“抓大放小”，加大资产重组力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式改革；（2）强化技术改造和管理革新，通过管理和技改来提高微观经济发展的素质，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3）整顿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多层次的、稳定的企业家队伍。管理队伍的稳定是避免行为短期化，实现企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企业素质的提高，除了设备等物的方面外，还有人的方面。为此，今年将加快企业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调整和整顿领导班子，迅速培养善于市场经济管理的企业家队伍的同时，对在职工人进行系统培训，以提高劳动技能。从物和人两个方面提高要素效率，可以剔除经济增长中的虚假成份，实现持续而有效的增长。
探索经济回升期调整结构的路
以前，我们只是从总量角度来考虑经济回升期的稳定增长问题，不大注意结构调整对稳定增长的意义，把结构调整看成仅仅是紧缩时期的事。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总量经济的“稳中求进”，离不开结构调整，其政策含义就是要在总量放松时抓紧结构调整。这既包括信贷发放和投资方向的选择，在项目安排上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又包括贯彻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特别是加大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让它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实际上也是保证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经济回升期进行结构调整，一是从信贷方面支持那些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投资项目，在资产增量的形成上向成长型产业倾斜；二是从信贷方面支持那些“有产品、有效率、有市场”的技术改造，在资产存量的调整上向优势型产业倾斜。这样，和经济低潮期相比，经济回升期的结构调整是一种主动性结构调整，容易消化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就业环境比较宽松，失业压力相对小一些。
总之，这次国民经济的回升和繁荣，将走“稳中求进”的路，它以农业稳定增长为基础，以控制通货膨胀为条件，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来提高效率，通过增加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