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义历史唯物论”到“广义历史唯物论”——当代历史唯物论理论创新的逻辑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论文,历史论文,狭义论文,构架论文,广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产生于19世纪蒸汽机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进入21世纪，在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历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制度多样化 ”的时代。“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注：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
实践的发展，要求历史唯物论，“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笔 者以为，这一理论创新的任务，可以简括为，从“狭义历史唯物论”的起点模式向“广 义历史唯物论”目标模式的深化过程，即从“以‘革命’‘冲突发展’为特点的思维范 式”向“以‘协调’‘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思维范式”转换。根据这一理解，笔者结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要求，拟从“重读”与“重构”两个方面，对当代历史唯物论 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基础的逻辑构架进行尝试性地探讨。
一、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著作，其阅读视野的理论边界，由于读者存在的时空条件不 同，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范式”，如，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解读范式”和前南 斯拉夫“自治制度模式”的“解读范式”，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特定话语环境 中的特定“解释范式”，是“文本——读者——实践”三者互动的产物。
1.对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著作“教科书解释范式”的话语定式分析。如果把马克思恩格 斯的著作视为“原文本”的话，与其相对的文本解读可视为“原读作品”。“原读作品 ”由于其“信度与效度”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不同的层次。笔者这里把“准原读作 品”定位在“国内教科书”层次的“解释范式”上，把重读定位在对“原文本”的再读 。
“国内教科书”的“解释范式”，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位在“两类所有制”和“五种 社会形态”的更替上，对“发展”的解释凸现生产关系结构类型差异的“质变”，忽视 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 理论及其实践意义。结果，只能通过“五种生产关系”的结构更替阐释人类历史的发展 模式。应该说，“国内教科书”对“原文本”的“解释范式”是有理论根据的，但国内 教科书的“解释范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推演却是“独断论”的。因为“国内教科 书”的“解释范式”在阐释“人类历史”的发生过程时，把“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仅是作为不变的“常量”“悬置”起来(既重要又不决定)，专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运动——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直至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解释范式”的理论积 淀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冲突发展论”，即以生产关系的类型差异解释人类历史社会形态 有序更替的规律。由于这一解读范式没有把“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作为“变量” 纳入到社会发展的分析构架中去，容易导致两个方面的误读：其一，历史唯物论“狭义 化”：或者把人类历史简化为“生产工具”发展史——技术形态史；或者把人类历史公 式化为阶级斗争史——政治斗争史；其二，忽视对人类历史的主体论分析，没有看到“ 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是支撑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变量”，或是社会发展的 历史主体和客体的“原生形态”，结果很难解释在“常态生产方式”制约下，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如，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陈述方法”，如果把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具体化”为土地资源和人口需求的话，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土地供给与人口需求的变化，同既定的生产方式无疑存在着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 凝结成社会价值目标，首先是追求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产出效率。在这种条件下，社会 历史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选择，而不是“狭义”的“ 形态更替”的必然性。克服“国内教科书”对历史唯物论“狭义解读”的局限，就需要 在“重读”马克思“文本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重构”历史唯物论“广义”的或当 代的理论。
2.重读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文本思想”。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文本思想”，存在 于马克思一系列的经典著作中。笔者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 命题入手，并结合马克思其他文本的基本思想，阐释“重读范式”的基本构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要素，这些要素由以下五 个命题构成：
(1)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进行的生产供给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历史活动。把生产 活动界定为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其一，把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与人 类创造经济财富的活动统一起来。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逻辑前提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类创造经济财富活动的逻辑前提是解决人类需求和社会供给的矛盾。马克思从需求 与生产的角度阐释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把人类历史活动的逻辑史与人类经济 活动的发生史统一起来，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二，强调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必 须首先通过人类创造经济财富的活动表现出来，其“革命”的意义在于，把人与自然矛 盾关系的解决奠定在人与社会矛盾关系解决的基础上，人类的历史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 里就表现为，人在社会经济关系制约下的一个自然(经济的)历史(社会的)过程。这两个 方面的统一，为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发展规律论奠定了基础。
(2)劳动工具是解决人类社会主体性矛盾即需要与满足矛盾的社会化手段。随着劳动手 段的发展，人类解决社会主体性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 ，需求与满足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为了满 足人类需求而不断提高经济供给效率的过程。运用劳动工具和技术创新提高供给效率， 以解决需求与满足的矛盾，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它表明，人类 社会历史活动除了表现为经济关系发展史的一面，同时还表现为生产工具以及技术的创 新史。经济关系发展史与生产工具、技术创新史这两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历 史过程以生产方式发展史为基础的基本线索。它既区别于人类社会经济史，又不同于人 类技术创新的工具史。
(3)“人”的范畴具体化——“现实人”。人是生产供给的主体，但人在现实的社会历 史活动中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克思在这里把“人”、“人类”等抽象范畴，具 体化为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人口”因素。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口因素是变化的。一方 面，人口的增殖增加了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的增量要求更多地生产供给；另一方面， 生产供给的活动使得人口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 过程的第三种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 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变成了从属关系 了。”它表明，在人类创造历史的初始阶段，血缘伦理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一旦生 产供给活动的“分配”超出家庭关系之外，具有了独立的社会职能的时候，人口增殖所 产生的社会需求和供给活动的结构，就会受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血缘伦 理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退为次要地位。
(4)需要与满足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需求与满足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 性表现；人与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农业的或工业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主体生产力。 “社会关系的含义实质是许多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与一定 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联系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一般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但马克思认为，至此还不够，因为仅仅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还 只是从一般认识论向一般存在论的渗透，并未超越法国唯物论关于人与环境循环论证的 窠臼。历史唯物论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一般存在论向社会生存论转换，即把人与生 存环境的关系进一步与人类的社会生存(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进一步与人类解决需求与 满足的生产供给活动联系起来。从生产供给的角度看问题，就把近代唯物论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的命题转化为历史唯物论需求与满足关系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命题，从而实现了对 近代唯物论的超越，把自然观上的唯物论与历史观上的唯物论统一起来。
(5)意识与制度是需要和交往的产物。人与人共同合作的活动必须通过交往(沟通)才能 产生集体意志的行动，由于交往(沟通)的需要，意识也成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初始要 素。“意识……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迫切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 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制约意识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人的动机构成的需要， 因为任何人的动机都必须通过“意识到”反映出来。意识到的动机的基本内容，受社会 历史状况的制约。另一个是集体交往和协调行动的需要，只有把集体的自在意识变成自 为意识，集体交往和协调行动才能以制度的形式统一起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 说，“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马克思在概括了创造历史活动的初始要素后，又把社会历史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三个 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32～ 36页。)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生产方式的“原始存在形态”——生 存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2～475页。)“生存方式”在马 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思维范式中，更多地是从“类”的角度，阐释人与生存环境的关 系。生存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人口增殖的天然规律约束的性质和 水平。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生存环境既是人所面对的劳动对象、也是人的劳动资料和生 活资料。在此意义上，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处于天然统一的状态。所谓的天然统一，是 说人还没有从生存环境中分化出来，形成具有人类意识的能动主体与“生存环境”相对 立。在这种天然的统一中，人只是生存环境的一个环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与生 存环境这种从属关系不改变，人类就不会脱离“天然发展”的历史进程，向“社会发展 ”的历史过程跃迁。只有到了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阶段，生存环境变成人类生 产活动一个环节的时候，才会形成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才会有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关系的各种具体形态。可见，人类只有实现从生存方式向生产方式的过渡，才 会步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期。
但是，从逻辑演绎的角度看，应该认识到，尽管生存方式只是人类简单的、原始的存 在方式，它却包含着未来社会形态基本要素的萌芽。
二、历史唯物论当代理论重构
以重读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文本思想”的结构要素为基础，吸取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合理思想，可从基本构架和基本原理两个方面，阐释当代历史唯 物论理论重构的基本内容。
1.历史唯物论当代理论的系统构架。这一构架可分析为三个相关的互动层次，即生存 方式的结构系统；生产方式的结构系统；生活方式的结构系统。
从生存方式的结构系统来看，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逻辑先在结构。这一结构的理 论意义在于，它为把近代唯物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性范畴转换成历史唯物论的社 会主体性范畴奠定了逻辑基础。其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关系是：人与自然——人口要素 与地理环境——社会主体性需要与客观性满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近代唯物论的基本命 题；人口要素和地理环境是经济学关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性的需求与社会 性的满足是历史唯物论思考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结构的逻辑前提。三个环节的逻辑递进， 构成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矛盾机制的现实出发点。以此为根据，构建历史唯 物论历史逻辑的理论前提，就必须优先分析需要与满足这一人类生存方式的基本矛盾。 这一矛盾的如何解决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式。
从生产方式的结构系统来看，它是解决生存方式基本矛盾的(现实)实践结构。它由生 产结构和交往结构的互动系统构成：在生产结构中，把人口因素与劳动者整合起来，形 成人力要素；把地理环境与劳动对象整合起来，形成资源要素；把劳动工具与科学技术 整合起来，形成科技要素；由此形成“人力(需要)——资源(满足)——科技(手段)”的 生产结构。在交往结构中，把生产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产权关系和管理关系(涵盖人的 地位和分配)；在此基础上，补充生产伦理关系要素。由此形成了“产权制度——管理 体制——伦理规范”的交往结构。生产与交往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这一矛盾的如何解决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
从生活方式的结构系统来看，它可以分析为“公民社会(社区)——法律制度(国家)— —意识形态(理念)”三要素的整合结构。公民社会体现为个体公民社会一体化的社群结 构；法律制度体现为国家一体化整合的职能机构；意识形态体现为社群主体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理念体系。公民社会与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的互动变迁体现出人类社 会的进步方式。
2.当代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理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人与自然变换的主体性原理：社会需要与社会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性依据 起源于需要与满足的矛盾。需要是主体性的，满足是对象性的。主体性的需要只有通过 对象性的满足才能实现。对象性的满足既不是费尔巴哈消费性的满足；也不是黑格尔概 念生产的满足；而是变革自然的直观形式，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 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中，物质生产活动不单纯是一个理论范畴，而是一个涵盖着人口增 殖以及不断满足扩大了的需求在内的扩大再生产的历史活动。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扩大再 生产的过程，它就不单纯地是一个生产资料系统与生活资料系统合乎比例的数量关系， 而是生存、生产与生活之间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群体、阶层、阶级的互动关系。因此， 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就与社会资源的归属关系(制度)具有内在的联系。在 此意义上，历史唯物论对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理解要被纳入到社会制度的历史条件下进 行思考。在历史唯物论看来，所谓的社会生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对社会物质 生产的过程分析，同时就包含关于怎样进行社会生产的制度分析。它表明，把人类社会 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解决需要与满足矛盾的基础，一方面，强调生产活动是解决人与自然 矛盾关系的社会方式；另一方面，还强调人与人的矛盾或人与社会的矛盾决定着人与自 然矛盾的性质和水平。
(2)解决需要与满足矛盾的创新原理：工具发明与科技创新。解决需要与满足的基本矛 盾，取决于人发明何种劳动工具和创新科技手段，提高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性质和水平 。随着工具发明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人类解决需要与满足矛盾的能力日益增强。它 表明，工具发明和科技创新是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发展客观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工具 发明史和科技创新史的考察，能够确定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坐标。在此意义 上，可以说，以生产工具和科技创新为代表的“社会物质形态史”和“科学技术物化史 ”是历史唯物论阐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史的重要维度。
(3)人口增长与资源约束的互动原理：科学技术手段与生产伦理手段的调控。根据马克 思“生命生产”的理论，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还在进行着人口生产。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一定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生产，制约着物质资料生产的数量和水平。就人口数 量的生产而言，当生产力状况一定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形成整个社会的人口压力， 造成资源供给的紧张，形成人口供过于求和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就人口质量的生产而 言，它与一定时期生产力所创造的供给剩余，所能提供的全社会的教育(训练)投入密切 相关。无论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是解决人口的质量与教育(训练)投入的矛盾， 都需要科技的创新，物化为生产方式所能提高的生产效率来解决。同时，科技物化的效 率与人力活化的效率并非一一对称的。科技物化的效率需要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 尺度”相协调。如果科技物化效率得不到全社会资源配置“公平尺度”的认同，科技物 化效率就缺乏“历史的合法性”，科技物化效率所带来的好处，就会边缘化，很难实现 外部效益内部化。人力活化的效率需要生产伦理的激励和调控：一方面，生产伦理激励 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生产伦理调控科技物化效率的价值合理尺度。只有当科技物化 效率被纳入到生产伦理的调控的范围之内，人力活化效率才能与科技物化效率协调一致 。
(4)社会交往与产权配置资源的制度原理。人类社会只有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才能解决人 口与资源的矛盾，但生产力诸要素作为稀缺资源，其使用都不是免费的，需要通过社会 交往关系才能获得使用价值。在此意义上，交往关系就成了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交 往关系的实质是资源产权的交换或资源所有者经济利益的交换。从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 的角度看，产权的制度安排，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制约着整个社会再生产是否可能。 不仅如此，产权制度还制约着社会的伦理道德资源的配置。一个社会共同体，伦理道德 资源的再生产不足，就会构成伦理道德资源需求的匮乏，社会经济资源就会向着不平等 和不公正的方向流动，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爆发不公正分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 情况下，产权制度如何调动社会资源生产伦理道德信念就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是社 会资源有效配置与合理配置，使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稳压器”。从产权制度社会资源 配置功能角度看，它具体地表现为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就微观生产组织人与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而言，它决定着生产组织内部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二者的地 位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就宏观生产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言，它制约着不同生 产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社会财富多次分配的公平尺度的构建。
(5)意识形态选择社会发展模式的功能原理(注：《关于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详见 杨俊一：《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在企业文化中的管理功能》，《上海大学学报》，2000 年第3期。)。根据笔者的理解，意识形态应该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是反映一定时期 特定历史主体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统一模式价值选择的理念体系。从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体所面临的需要与满足矛盾的特殊表现不同 ，解决这一矛盾特殊性的生存、生产、生活的方式和发展模式也不同。在这种条件下， 意识形态作为价值选择的理念体系要选择出能够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管理力和控制力 协调一致社会发展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生产力发展道路 的选择(如现代化模式)，提升全社会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通过管理机制的选 择，协调两类社会资源(生产与生活)的配置效率，以提高全社会的总体产出；通过主流 价值观念的传播，培养公民社会的伦理道德信念，避免全社会的“道德风险。”意识形 态选择能力的水平及其效力，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速 率的高低以及制导全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
总之，当代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五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既涵盖马克思社会历 史观的当代意义，又与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相一致，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 论与实践的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解释力。
三、当代历史唯物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反思
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初建时期的国际背景、 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国际背景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 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解体已经成时代思维的重要判据；政 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创新速度加快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从国内的形势来 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资源配置的 微观基础；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 多样化已经成为公民社会结构一体化的基础；社会阶层的双向或多向流动以及同质化阶 层异质化社会角色的个体行为日益明显。国家管理方式及其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的、 法律的以及中长期宏观政策的手段，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的发展。党的领导已 经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已 经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述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的特点，不仅为思考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而且还为历史唯物论提出了现时代的要求和理论创新的任务：
1.实践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创新。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 术创新”与时俱进。(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理解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一方面，必须提供能够反映中国改革开 放的社会实践所显示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对经典作家社会发 展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进行当代性的阐释，以符合时代的精神。而要做 到这一点，首先，要阐释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理论；其次，当代 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要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构建的并行之有效的经济理论、社会理 论、文化建设的理论兼容，体现其概括性和总结性的特征。易言之，它不能与现代社会 科学基本共识相冲突。再次，当代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包容”中国当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现实的要求，并给予超前的指导。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理解历 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必须为中国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提供理论上的理解范式。 中国经济体制乃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实践，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已经取得 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二十几年来，我国通过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制度收益的互动发展 ，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公民的社会生存、生产、生活方式。从哲学的角度看，如何阐释制 度变迁与人的存在和发展互动结构的状态已经成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说，人怎样生 活与其怎样生产相一致，那么，今天可以说，人怎样生活与其怎样的制度安排相一致。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创新也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角 度理解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技术创新行为在今天已经远远超越了生产领域而具有了 社会意义。技术创新导致组织管理方式的变革；社会阶层的变化，管理阶层的出现；社 会管理方式的变革；人的社会沟通与交往方式的变革(现代通讯手段)；人的存在方式的 变化(如网络化生存)；人的评价尺度的变化(人力资本)等等。面对这些社会存在结构性 的变化，历史唯物论必须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当代性的理解范式。否则，就不会有生命 力。
2.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对当代历史唯物论提出的理论要求。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模式总 体要求是从“冲突模式”向“构建模式”转型。“构建模式”在政治上要求，执政党借 助国家各级机构采取法制化、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式管理社会活动；在经济上要求，运 用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协调、有序、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在文化上要求，构建以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文化。“构建模式”总体的价值目 标是“富强、民主、文明”。根据“构建模式”的理论要求，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必 须要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论。它要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在经典历史唯物论关于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理论——“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基 础上，进一步揭示一个社会形态如何通过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规律。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问 题。尽管讨论“过渡时期”、“独立形态”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但即便是“过渡时期 ”也应该有“过渡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何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10 0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
第二，如果要解释某一个社会形态或准社会形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律的理 论模型应该是效率模型和价值模型的统一。那么这个效率模型的理论原则是什么，怎样 从经典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中引出这样的社会发展效率模型。恩格斯曾经陈述过“平行四 边形的合力模型”，其目的是要解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亚当·斯密也曾论述过市场经 济“看不见手的原理”，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市场机制的客观目的性——追求经济效率。 钱德勒描述了“看得见的手的原理”，其目的是揭示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当代管理理 念不断地强调“第三只手”——生产伦理、市场伦理、行政伦理、社会伦理对资源配置 的效率。“第三只手”可以进一步总括为“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功能理论。这些当代 理论解释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同方面的操作意义。当代历史唯物论如何把 这“三只手”与社会发展的“合力规律的理论”统一起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三，当代历史唯物论如何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转型及重构 所导致的国家职能和政府职能乃至政党职能变化的规律。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无 论是阶级的生存方式还是阶层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凸现了国家、政府 、政党管理职能的强化，这种强化说明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追求全社会绝大多 数合法公民的最大福利，追求国家的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因此如何构建当代历史唯物 论关于政治与社会功能同构的发展总规律，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3.重构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解释力。第一，重构历史唯物论 的当代理论，凸现了社会需要与满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解释范式”，为中 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 矛盾——提供了理论的解释力。历史上不论何种社会形态，如果要获得可持续的社会发 展，都必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人 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基本矛盾的特殊表达。
第二，重构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强化了社会常态发展的理论构架。它从人类社会 基本的逻辑矛盾出发——需要与满足，借助于技术和伦理手段，调整资源与人口的供求 矛盾——通过社会交往和意识形态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整合，以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目的。重构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是马克思“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 三元互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重构”可以与现代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 以及管理学等基本规律兼容，有利于指导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第三，重构历史唯物论的当代理论，以其原理为基础，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运作 机制。其一，人口与资源的互变关系是社会发展模式的约束机制。所谓约束是强调，不 断增加的人口需求与有限的资源存量是约束社会发展边界的前提条件。其二，工具的发 明和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模式运作的效率机制。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能力所以高于另 一个社会共同体，其关键在于这一社会工具发明和技术创新的速率。其三，产权关系的 制度安排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合理地 配置全社会“权、责、利、险”制度资源的机制。它同时也界定了利益群体如何行为的 激励与约束的制度边界。其四，竞争与合作的社会交往是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为了提 高个体的投入产出效率，社会成员或者选择排他性的竞争方式；或者选择共享性的合作 方式追求效益最大化。其五，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是调控社会行为的价值机制。意识形 态调控社会行为的实质，是克服社会行为中由“搭便车”而带来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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