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基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员国论文,上海论文,组织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欧亚大陆最大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在得到了许多人赞扬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和疑虑。赞扬的人认为它将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而担忧和疑虑的人则认为该组织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世界不稳定，对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和实质反复进行探究，并对该组织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有些西方国家和学者就怀疑其是否是一个同盟性质的组织（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现赫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康斯坦丁·C·门杰斯2001年7月29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的题为《俄罗斯、中国和谈判桌上的真实故事》的文章就持此种观点。）。不管世人怎样看，这个组织却在一天天成长起来，机制正逐步健全，各项合作业务也正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时也没做出对别国有害的事情。探究其原因，我们应该先从其成员国合作的基础，也即其存在和赖以发展的基础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边境安全、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贯穿于三者的是相互信任、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中，边境安全是这个组织的最先诉求，可以说是属于国家间的内部事务，也是另外两个方面的基础的基础。联合反恐本是上海五国的边境安全的一个内容，但随着恐怖主义逐步成为国家的主要公害，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不断上升，这个内容所包含的意义已远非边境安全所能容纳，所以联合反恐单独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的主要基础之一，同时它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接轨的一个桥梁。经济合作可以看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一个附加职能，也就是说，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的一个追加基础。在这个方面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虽然目前把关注的视角主要是放在成员国内部，但它并没有忽视与外部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二次会晤时就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要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广泛利用区域外资源。[1]所以，上海合作组织的边境安全、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基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稳固的平衡体系，即边境安全是一个支点，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是这个组织的两条腿，使这个组织既能立足于地区，又不使自己完全被囿于地区，从而保证其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一、边境安全——其他合作的前提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是为了解决边境问题，在谈判的过程中成立的。它是上海五国合作的最先的也是首要的议题，而其他议题都是在该议题的前提下提出的。因此，边境安全可以看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中的基础，基础体系中的支点，是保障其他合作顺利进行的前提。
1989年11月，中苏开始了关于双方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谈判。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这种双边谈判变成了中俄、中塔、中吉和中哈之间的“五国两方”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以五国元首于1996年4月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为标志的“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次年，五国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此后，五国在边境安全方面开始进入实质运作阶段，五国谈判的重点议题转向了另外两个议题——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中俄哈吉塔五国在最初的交往中，最先关注的是各自边境的安全。中国与其他四国的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这样长的边界线的安全很难被忽视，也很难把它放在其他问题之后去考虑。但从历史上看，中亚一带的安全问题一直主要是中国的忧患，因为这一带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或势力范围，中央政府与居住在这一带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中央守、少数民族攻的状态。虽然有安宁的时期，但为时都比较短暂，致使中国历代朝廷在维护这一带安全方面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物力、人力和财力，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往往是一场战争或政治联姻只能换来短期的平静，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重启战端。后来随着沙俄的介入，这种国内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步变成了中俄之间的矛盾，呈现一种俄“攻”中“守”的状态。在这段时期，中国由于国力的下降和国内的动荡，“守”的力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弱。所以，沙俄在当时实际上“攻”得为所欲为。俄国十月革命后，这种攻守的关系逐步发生了变化。前苏联由于自身的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基本停止了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行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期，前苏联和中国之间基本都处于“守”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关系曾一度很亲密，这一带地区也显得十分平静。但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双方在此地区陈兵百万，一度使这段边境剑拔弩张，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苏边境谈判开始，以及后来的中哈、中塔、中吉谈判。更准确地说是到1996年4月《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次年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签订。这两个协定的签署大大减轻了各国，尤其是中国在该地区边境安全的压力，为各方冷静谈判关于具体边境线的划分和勘定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同时也为相关各国之间开展其他领域的谈判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而边境安全是五国关系发展的前提，五国在这个领域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就为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签字仪式后发表讲话指出：“它的签署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而且“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为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发展基础”。[2](P137)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对“上海五国”的作用进行评价时指出，五国在加强相互关系的第一阶段，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它体现在军事政治领域，即在中国和原苏联边境地区进一步加强信任，该目标的实现“为扩大五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打下了基础”。[3]五国其后在反恐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联合反恐——合作的助推器
上海合作组织的联合反恐包含两个方面含义：一个是组织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和组织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另一个是成员国作为个体联合打击活跃于成员国之间的三股恶势力，即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这两个层面的任务使上海合作组织有了一个伸曲自由的触角，一个探测外面世界的电子眼，前者成为与其他国家或组织保持联系的平台；后者是组织的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的纽带之一。因此就反恐本身而言，它是用两条腿走路的，立足非常稳固。
上海合作组织的联合反恐议题开始于1998年“上海五国”的地区安全合作。1999年12月，上海五国的地区安全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五国安全与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商定成立“比什凯克小组”，协调五国在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2000年7月，五国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达成一致，决定建立“反恐怖中心”。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得以签署。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莫斯科会议上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是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法律基础），并决定成立反恐常设机构——比什凯克地区反恐怖执行委员会，并于2003年8月上旬，在中哈边境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从这一段联合反恐从运作到有实质行动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上海合作组织的联合反恐既是成员国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国际局势发展的需要。
从成员国自身生存来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的危害，如中国的新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俄罗斯的车臣恐怖主义势力，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和“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等恐怖极端势力等。这些势力近年来的活动日益猖獗，对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并且这些问题由于都与伊斯兰宗教和“泛突厥”的民族主义有关，因而又是各个国家内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一定时期使当事国的政府都有“烫手洋芋”之感。实际上，怎样有效遏制这些势力的活动，达到最终解决问题，在近年来已经成了一个迫切的课题。所以恐怖主义问题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跨国家的地区问题。由于在这些国家活动的各股势力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之间成为彼此支持的互助关系，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努力根本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只有受害国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这些国家各自境内的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和极端势力没有藏身之处，才可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联合反恐的力度和进度上都有很大动作，成立反恐的专门常设机构，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等，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国际局势来讲，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即常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小，而非国家间的战争，即“不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上升，并成为国际层面的主要冲突，或者说成为诱发国际层面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最近的国家间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主要都是由“9·11”恐怖袭击引发的。而这两场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周边，对这些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据悉，“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与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都有着密切联系，并一度成为这些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培训基地。战争结束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在形式上虽被消灭，但其残余势力渗透到周边国家境内，与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汇合。因此，实际上，“9·11”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增大。这也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行动。另外，美国要想彻底解除“基地组织”对其威胁也必须得到这些国家的共同支持。如在2003年5月前后美国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将不再把中、俄两国作为作战对象，而是寻求与它们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另有美国媒体推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点上，上海合作组织和美国可能会进行合作。[4]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联合反恐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无论是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还是铲除各国的恐怖主义势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单个国家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仰仗整个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所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联合反恐基础是非常牢固的，它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成员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之一，并且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合作的助推器。
三、经济合作——今后合作的主流
经济合作与联合反恐一样，具有既立足于内，又兼顾于外的特性。经济合作目前是世界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间组织都把其作为本身的首要目标，其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经济合作虽然不是上海五国的首要诉求，但却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追求之一，并日益成为该组织成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上海五国最早就经济合作议题进行讨论是在1998年，中哈吉塔俄五国就发展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1999年8月五国元首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会晤时决定启动不定期各国经济部长会晤机制。此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进入实质阶段。上海合作组织首次经贸部长会晤于2002年5月28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长会晤机制，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举行。会议还确认，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任务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的议定书》和《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长首次会晤联合声明》。2003年9月2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二次会晤时，就把加强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作为主要议题。
就前两个方面基础来讲，经济合作应该说是后来者，但在实践中，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出现这样一个趋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虽然在1998年提出了经济合作，但在当时，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经济都处于调整期，都有自顾不暇之感，所以，议题虽提出，但实际上在行动上并没有多大建树。随着这些国家国内情况的好转，市场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制定发展计划，寻求与外合作就成为它们的首要选择，成员国内部的经济合作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如在2003年的各种组织会晤中，经济合作就被放在了首位。另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都不是很长，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上，还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方面，都需要彼此相互借鉴和借重。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经济领域的各个项目都可以是合作的议题，这就为各成员国开展组织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空间。当前，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首先从投资、贸易和能源领域展开，相关的协议已经签署或正在谋划当中。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具有紧迫性。这既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适应国际大环境所需。就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国内的许多生产项目都需要一个外移的市场，或者说需要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市场。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都低于中国，因此彼此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符合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条件。而从其他成员国方面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形势不稳定，人民生活条件在独立后基本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致使民众对政府都颇有微词。所以，中亚各国政府都急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发展就必须寻求与外合作。就适应国际大环境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上也正经历着另一个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欧洲、北美以及其他地区，区域经济组织都相继出现。通过这些组织的实践，它们无疑对促进地区经济和各个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也提高了成员国抵抗各种经济政治风险的能力。这无论是对经济刚刚起步的中亚四国，还是对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的中国和俄罗斯来讲都是一种启发。所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2003年的第二次政府总理会晤期间已经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经济区的可能性开始了探讨。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这次会晤中就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1]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是成员国的共同需要。这种需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中国方面讲，中国需要其他成员国的能源供应和市场。中国虽然自身的能源很丰富，但与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并且这种趋势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日益明显。据“中国石油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调查估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自给量将不及消费量的一半，石油缺口将超过2亿吨。[5]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中国不能把发展的未来寄托在该地区，所以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就自然成为中国的石油供应国。另外，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成员国，物品生产的剧增和资金积累的增加以及国际市场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物品和资金都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市场。其二，从俄罗斯方面来讲，它丰富的石油资源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其他四个成员国的合作，其经济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资金、市场以及其他四个成员国的市场。因此俄罗斯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在亚太经合组织商界峰会上积极提议“着手建立安全可靠的、面向未来的能源体系。……构建能源产地及其运输线路的网络，以便满足地区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6]。其三，从其他四个成员国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在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天，这对这几个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虽然它们可以利用欧亚大陆桥购进自己所需的物资和运出自己生产的产品，但从长远来看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因为陆路运输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水路成本，尤其是石油，而这几个国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石油，所以它们必须借助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哈萨克斯坦就正在寻求与中国的石油管道合作。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并将是今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主要方面。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的活动以及今后的发展都将会在边境安全、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展开。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创国对此既要有清醒的认识，也要在行动上积极促成。虽然许多媒体、政治家和学者都更加看重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基础，这其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学者，但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宜突出其政治基础，该组织首先应是一个立足于内的组织，这无论对其生存还是对其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其政治基础，就会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担心增加，从而会加大对该组织的生存压力，压缩其生存空间，最终影响组织自身和各个成员国的正常发展。再说立足于内战略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即内因起决定作用的规律。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各个国家关心的重点也并没有放在政治层面。各国领导人虽然在对该组织的评价中屡次提到其政治作用，但却没有付诸行动。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能够茁壮成长，同时也没有如西方许多国家和学者所担忧的那样对地区或世界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所以，从这个层面讲，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生命力应在组织内，而不是外。边境安全、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应是该组织成员国合作的主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