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悖论及解决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民众论文,评价论文,活动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2-0017-06
评价活动是主体反映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社会评价活动是 以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群体的主体作用既可以通过处于群体内组织结构金字塔尖的 权威机构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群体内众多个体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之 间的互动体现出来[1]。前者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后者为民众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 动就是众多个体针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评价并通过传播中双向或多向互动显现出群体 主体作用的评价活动。
民众评价活动具有权威性[2]；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使得它容易被民众领袖和 权威机构误导，由此就产生了民众评价活动特有的悖论。悖论深刻地揭示了民众评价活 动中深蕴着的矛盾，并指出了解决矛盾的方向。本文对此作些研究，以求进一步理解民 众评价活动的机制。
一、民众评价活动发生作用的“无机方式”
民众评价活动不是个体评价活动，但与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不同，不具有超个体评价活 动的形式，它是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中通过传播的双向和多向作用的“无机方式”中介 形成的。黑格尔对此作过较为深刻的研究。
黑格尔常常把“意见”和“意志”并列在一起予以理解，他说：“人民表达他们意志 和意见”[3](P332)的方式。意见总体现着意志，意志总要通过意见表达出来。他还认 为，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具有特定对象、需要、利益和目的的特殊物，而人则能意识 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物，这种意识就是意志。意志总是与需要、利益和目的联系在一起。 个体有意志，并通过意见表达出来；群体也有意志，并也通过意见表达出来。
黑格尔认为，群体通过两种方式即“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来表达对某一社会事 件的“普遍性”的意见。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 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3](P332)黑格尔把一个群体内 的成员“没有经过某一种程序的组织”而表达意见的方式，称为“无机方式”[3](P331 )，并对民众通过“无机方式”表达意见的两重性作了分析，他说：“单个人的多数人( 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 东西”[3](P323)。在一个群体内“个人所享受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 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3](P331-332)，因而表面上是混乱的； 然而，由于“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跟它们的对立物即多数人独 特的和特殊的意见相联系”，因而内在的东西却是“绝对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和真实 的”[3](P332)。黑格尔所分析的群体表达意志的“无机方式”，实际上指出了众多个 体评价活动以“无机方式”向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的转化。
这种转化是与个体之间的交流即传播各自的评价内容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评价 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经历着客观化和主观化两个阶段。首先，个体所评价活动的内容在传 播过程中必然客观化，即通过符号编码形式凝结在物质媒介上，由此就能离开个体而独 立存在，从而为其他个体所理解和接受。其次，在传播过程中还必须使客观化的评价内 容主观化，即为其他个体把握，再转化为个体的主观形态。接受者对于传递而来的信息 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加以理解和再理解，因而也是一个评价的过程。通过传播过程中 客观化和主观化的中介，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都发挥了作用。于是，评价活动的主体就 由个体主体转化为群体主体、评价活动的内容就由个体内容转化为群体内容。民众评价 活动就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及其传播的互动基础上形成。
在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的转化过程中，一个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总是从各自的 需要、利益出发，对众多个体共同感兴趣的“普遍事务”进行评价、发表意见，由于在 同一个群体内，因而总与群体主体的需要、利益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也就在一定 程度上表达着群体主体的意志。从表面上看，“个体所享受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 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因而众多个体评价活动的意 见总是林林总总，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群体主体的意见“作为绝对的普遍性、实体 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也就通过偶然性呈现了出来。在这里，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 道路，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这就是“无机方式”两重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众 多个体评价活动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发的“无机方式”中，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 动也就现实地形成了。
形成过程中的“无机方式”，使民众评价活动具有盲目性。盲目性与自觉性相对立， 也就是缺乏自觉性。从字面上来理解，“自觉”就是“自己有所觉察”[4](P2281)，即 自己对自己有所觉察，也就是“反思”。黑格尔把“反思”称为“自身反思”[5](P24) ，并强调“就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6](P39)。思想的自觉 性在于“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由此就具有自我意识。一般说来，民众评价活动的自 觉性与是否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自觉地用主体利益作为标准进行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 。
个体总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进行评价活动。群体主体的意识在民众评价活动中只能 体现在众多个体主体意识之中，而个体意识只能以“无机方式”表达群体主体的意识， 因此群体主体也就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以自己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构成民众评价活 动的众多个体在各自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中总能自觉地用自己个体的利益作为评价标准， 但他们可能意识到自己是站在群体主体的立场上，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民众 评价活动体现在林林总总的个体评价活动之中，但群体主体的意见毕竟是通过“无机方 式”体现出来的，谈不上群体主体对于评价标准的自觉运用。民众评价活动形成的“无 机方式”所具有的自在性，使民众评价活动具有盲目性，使民众评价活动容易受到来自 内部和外部的误导。
二、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误导
由于种种原因，众多个体所作出的评价意见在民众评价活动的初期总是分散的。这时 候，在众多个体中有威望的个体所作的评价意见对于众多分散的评价意见的集中具有重 大作用。在民众评价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况。民众领袖往 往是民众评价活动中理性的自觉因素，如果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 无机方式”，[6](P332)那么，民众领袖所发表的评价意见则是以“有机方式”表达出 来的。他们往往能够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刻地反映一定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能较为系 统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因而，这些民众领袖往往在民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由此，这 些民众领袖也被称为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权威人士，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权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民众领袖的评价意见常常被一定群体的公众认为是正确的，但它 不一定必然全面、深刻地反映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这种不能反映群体主体需要和利 益的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经过“系统的理论分析”的包装，对于群体成员来说就更具有 迷惑性。
民众领袖的评价活动作为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自觉因素，使民众领袖在公众中享有较高 的威望。正是这种较高的威望使公众相信民众领袖的评价意见总是正确的，这就说明民 众评价活动存在着盲从权威，走向歧途的危险。从表面上看，盲目性似乎上升为自觉性 ，但在实际上却是盲目性以自觉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使民众评价活动中的盲目性对 民众评价活动所产生的危害，有可能由潜在转化为现实。在不少情况下，民众领袖的错 误评价意见使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偏向，从而对社会产生放大了的危害。在这方面，历史 上是有很多惨痛教训的。
不仅民众领袖有可能对民众评价活动进行误导，而且权威机构也有可能对民众评价活 动进行误导。权威机构对民众评价活动的干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运用所掌握的机 构，用物质手段倡导某一种民众评价活动或者抑制某一种民众评价活动。这种方式是外 在的，其效果往往是有限的。一是权威机构把一定的评价结论灌输于公众的意见互动过 程之中，使众多个体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这就是对民众评价活动的引导和操纵。 引导是正面的说法，操纵是反面的说法。误导当然与操纵联系在一起。
对民众评价活动的引导和操纵之所以可能，与民众评价活动通过传播的中介在众多个 体评价活动之间双向和多向互动的“无机方式”中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评价活动 之间的传播总包含着宣传的因素。宣传就是宣达和传播的简称，就是通过公开的社会传 播过程，阐述并使别人接受或放弃某种观点和行动。人际之间的传播过程也可以看作是 一个宣传过程。当然这一种宣传是作为民众评价活动过程中意见互动的一个环节而存在 的，是一种内在宣传。
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对民众评价活动的干预是通过民众评价活动中的宣传环节发生作用 的。权威机构往往要调动所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造成宣传声势。它运用大众媒介和组 织传播手段，形成自下而上的民众议论形式，把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观点从外面加入到 公众意见互动的宣传环节之中。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观点尽管是外在的，但一旦进入公 众意见互动的环节之中，就会以内在的方式发生作用，从而在公众意见互动的传播中发 生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中，众多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权威机构的评价结论，从而 使众多个体在议论纷纷中所体现出来的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与权威机构评价结论相一致 或较为一致。
当然，在民众领袖对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影响的过程中，也有民众领袖向公众的宣传活 动，但在权威机构对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影响的过程中，这种活动的作用表现得更为典型 。
民众评价活动具有盲目性。权威机构关于其评价结论的宣传活动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 的延伸，在本质上仍然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体现着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自觉性。因此 ，权威机构把一定的评价结论灌输于公众的意见互动之中，使众多个体形成倾向较为一 致的意见的过程，就是自觉性和盲目性相互作用的过程。
民众评价活动受到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影响，既可以减少盲目性，也可以增加盲目性 。关于前一种情况，由于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在形式上体现着自觉性，而正确的权威机构 评价活动能正确地或真实地反映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因而在内容上体现着自觉性。 民众评价活动与这种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自觉性相结合，就能使民众评价活动的盲目性 上升为自觉性。这也就是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对于民众评价活动的引导。民众评价活动很 需要这种引导(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另文予以研究)。尽管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在形式上体现 着自觉性，但有不少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并不能正确地或真实地反映群体主体的需要和 利益，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体现主体的自觉性。民众评价活动与这种权威机构的评价活 动相结合，从表面上看，盲目性似乎上升为自觉性，但在实际上是盲目性以自觉性的形 式呈现出来。民众评价活动的盲目性使民众评价活动受到操纵，从根本上背离群体主体 的需要和利益，由此使民众评价活动发生偏向，从而对社会产生放大了的危害。
三、民众评价活动的责任和引发的悖论
在民众评价活动“无机方式”两重性的偶然与必然关系中，必然性作为规律要在偶然 性中体现出来。由此，以无机的方式进行着的民众评价活动，一般说来，较能真实地代 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也就是“绝对的、普遍的、实体性的”东西体现于内。对此 ，黑格尔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6](P333)。卢梭曾经热情洋溢地赞美 民众评价活动所体现的“公意”的公正性。他写道：“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 公共利益为依归。”当然，他接下去的话是：“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说，人民的考虑也 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7](P39)主体的需要通过利益转化为主体的意志，由此也可 以说，民众评价活动一般能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
民众评价活动是否正确与民众评价活动是否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即意志 是两回事，尽管两者之间有联系。民众评价活动是否正确，从直接性来说，就是指是否 正确地反映了群体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当然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还要涉 及到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否正确等问题。民众评价活动是否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 需要和利益是指，民众评价活动是否能真实地以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作为评价标准( 不涉及到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更不涉及群体主体与评价对象之 间的价值关系是否正确反映的问题)，或者说，民众评价活动是否正确地把群体主体的 需要和利益与评价对象之间所构成的价值关系作为反映的对象。
民众评价活动一般能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即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意 志，但决不意味着民众评价活动一般总是正确的。真实地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 正确地进行民众评价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说来，能真实地代表 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并不能保证其能正确地进行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动仍然会经 常地发生错误。在真实地代表群体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情况下民众评价活动发生错误， 与被民众领袖的评价活动或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误导的情况下民众评价活动发生错误， 尽管都是错误，但两者引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前者而言，民众评价活动体现了群体 主体的意志，民众评价活动发生了错误，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应该由群体主体自身来承 担，这是合情合理的。群体意志是众多个体意志的合力，既然众多个体主体通过议论纷 纷，自发地“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3](P332)， 即参与了体现群体主体意志的评价意见，那么每个个体都应该承担由于错误的民众评价 活动对群体主体带来消极后果所引出的责任。这就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的，“所有 我所遭遇到的东西都是我的”，因此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8](P709)。就后者而言， 被误导了的民众评价活动在本质上没有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但是，民众评价活动又总 是以“无机方式”在现实性上体现着群体主体的意志。这就是说，没有体现群体主体意 志的民众评价活动却必须在现实性上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既然被 误导了的民众评价活动没有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那么，群体所属个体主体就没有义务 为这种民众评价活动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负责。然而，由于在实际上没有体现群体主体意 志的评价活动却在现实性上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那么，对评价活动后果不负责的个体 主体就要为这种评价活动的消极后果负责。这就是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悖论。
“悖论”是英文“Paradox”一词的意译。悖论被称为“奇异的循环”、“永恒的金链 ”、“魔环”等等，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人类思维绽开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悖论的困扰 。从形式上看，悖论把一个规定的两个对立环节先分别地加以确定，然后又把它们联结 在一起。因此，对于它的肯定回答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而对于它的否定回答又必然走向 它的正面。但必须由此进一步深究下去。黑格尔在提到康德悖论(即著名的四个“二律 背反”)时就指出：“就康德理性矛盾在破除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独断，指引到思维的 辩证运动的方向而论，必须看成是哲学知识上一个很重要的推进。”[6](P133)在理论 研究中，悖论的出现意味着理论问题内深蕴着的矛盾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从而指出了 辩证思维的方向。民众评价活动被误导所引出的悖论，正深刻地揭示了民众评价活动中 深蕴着的矛盾。
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能使众多个体通过议论纷纷自在地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 ；然而正是这种议论纷纷形式的自在性所引发的盲目性，使民众评价活动具有与民众领 袖评价活动和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相结合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表明了民众评价活动要摆 脱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从而正确地进行评价活动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必须与民众评 价活动内的民主机制相结合。否则，这种亲和力并不能改变自身盲目性的状况。
四、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言论自由
个体的言论自由是解决上述悖论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从两个角度即哲学上的自由和 政治上的民主来理解言论自由。
根据马克思说的“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 活动恰恰就是劳动”[9](P113)的思想，哲学上的自由集中体现在“主体的物化”即实 践活动的过程之中。目的和方法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根据。目的是实践得以发动的动力和 进行的方向；方法是实践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观手段。现实的目的是主体在对内部必 然性和外部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具体地体现了两者的统一。因而目的就以主 体的自我需要和固有爱好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体现了自愿。现实的方法作为围绕目的 而重新组织起来的认识成果，是在关于外部必然性的认识与主体目的相结合的基础上形 成的，也具体地体现了内部必然性和外部必然性的统一。主体运用一定的方法，对自己 的行动进行合乎目的和规律的调节，从而体现了自觉。由现实的目的和方法推动和指导 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在于自愿和自觉活动的本质，体现了内部必然性和外 部必然性的统一。
哲学上的自由必然会通过社会生活中人的言论自由体现出来，如果连言论都没有自由 ，何以理解人的自由?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言论自由就在于主体能自愿自觉地对某一社 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评价意见。当然，言论自由决不是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想怎么谈就怎 么谈。从哲学上来分析，自愿决不意味着任性，但自由又必须把“扬弃了的任性包含在 自身之内”；自觉也决不意味着不受约束，但必须把由规律决定的“方法的限定以自我 设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言论自由作为自由的体现，是以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能力及其活动为基础的。
民主是一个政治范畴，表明为一种国体，“民主是由社会主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社 会事务”[10](P33)；也表明为一种政体，“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 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11](P10)。 就政体而言，民主就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平衡体系。 在这种平衡体系中平等参与是最关键的要素。
平等参与的权利是与人身即主体人身性质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与由此派生的言 论自由联系在一起。同时言论自由又成为人身性质的自由的标志，连言论都不能自由的 人就很难理解其人身具有自由。属于政治的民主范畴内的言论自由是指主体在什么问题 上能够享受言论自由，在多大范围内能够享受言论自由。
具体地说，言论自由的两个方面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民众评价活动盲目性的减少发 生作用。兹分别作些分析：
哲学上的自由，着眼于个体言论自由的能力问题。主体越是自由，就越能自愿和自觉 地发表自己的评价观点，也意味着评价结论越能体现内部必然性与外部必然性的统一。 这就既有助于“善”的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真”的问题的解决。广义的“善”就是 “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12](P235)，因此总是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的目的结合 在一起。“真”则与“任何一个种的尺度”[13](P97)相联系，这里的“尺度”就是包 括客体和主体在内的客观规律。主体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了“真”。主体越能自愿 地进行评价活动，表明主体意识强，就会对民众领袖的意见和权威机构的宣传从自身需 要和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就越不会盲目地被误导。这也就意味着有助于“善”的 问题的解决。主体越能自觉地进行评价活动，表现主体理性程度高，就会对民众领袖的 意见和权威机构的宣传从客观规律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就越不会盲目地被误导。这也 就意味着有助于“真”的问题的解决。个体主体的言论自由体现着对于民众领袖和权威 机构盲目性的减少。众多个体自由地进行评价活动，不盲目地听从民众领袖和权威机构 的误导，从而就会使作为整体而言的民众评价活动减少了盲目性。
政治上的自由，研究的是个体主体所处的环境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民主机制问题。在民 众评价活动中，民主氛围浓厚，人人都能平等地交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不 存在“舆论一律”，即使是民众领袖的意见和权威机构的宣传也只能作为与个体意见相 平等的意见发生作用。因此对于众多个体而言，就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各种意见，并根据 自己的意愿进行比较和分析。作为政治上民主机制的言论自由，在民众评价活动中主要 有助于“善”的问题的解决，即能使个体主体能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尽管有助于 “善”的问题的解决也必然有助于“真”的问题的解决，但民主机制体现的言论自由在 民众评价活动中直接作用的是“善”的问题的解决。众多个体在言论自由中进行评价活 动，不盲目地听从民众领袖和权威机构的误导，从而就会使作为整体而言的民众评价活 动减少了盲目性。
由于言论自由有助于民众评价活动减少对民众领袖和权威机构误导的盲目性，民众评 价活动就能更为真实地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因此由评价活动发生错误所产生的消极后 果，就应该由群体主体自身来承担，即由体现群体主体意志的众多个体评价活动的个体 自身来承担。就此而言，言论自由对于合理地解决民众评价活动的悖论是有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体现哲学涵义的言论自由，还是体现政治涵义的言论自由，都 只能减少民众评价活动的盲目性，而不能消除民众评价活动的盲目性。这是与民众评价 活动的“无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消除了盲目性，也就意味着以“无机方式”体 现的民众评价活动不存在了。这至少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不可理解的。
哲学涵义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涵义的言论自由尽管着重点不同，但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言论自由的主体能力，纵然有言论自由的外部环境，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言论自由 不能正常地展开。没有言论自由的外部环境，纵然有言论自由的主体能力，民众评价活 动中的言论自由同样不能正常地展开。但哲学涵义的言论自由从更深沉的意义上发生作 用，政治涵义的言论自由从更直接的意义上发生作用。因此，后者对合理地解决民众评 价活动悖论的意义更直接。就目前而言，要合理地解决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悖论，更需要 对政治上的民主机制多下功夫。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正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发地建成一样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不会自发地建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交谈中讲到历史上的许 多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权力周期率。毛泽东就回答道，共产党已经找到 了一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 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要在社会内 做到言论自由，就要在如何保障言论自由方面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建设 是其基础。加强法制建设，保护言论自由，就能有力地促进民众评价活动的健康发展。 当然，加强言论的法制建设，不仅是对言论自由予以保护，而且也是对滥用言论自由给 以严格限制。
收稿日期：200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