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全民资本扩散观念的觉醒_市场经济论文

企业家精神与全民资本扩散观念的觉醒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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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财富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仇恨,总认为“为富不仁”,甚至视“财富为万恶之源”,这种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计划经济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同样也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培植全民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的理念,有赖于创造适合企业家创业和大显身手的环境和土壤,有赖于千千万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崛起。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不了企业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生活在一个不断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我们虽然也存在一个精神世界,并不断追求精神享受,但是,物质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基元的东西,物质永远是精神的载体。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由社会化的工厂或企业生产出来的。比如,人们吃的面包,喝的饮料,身上穿的西服,脚上穿的皮鞋,坐的汽车、飞机,住的高楼大厦,手里拿的移动电话,敲打的电脑,看的电视(机)、DVD,听的CD、MP3等等,都是由众多的企业生产出来的。我们的生活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些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些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让千百万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繁荣昌盛。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就曾指出:“社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企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家,企业家进步的精神靠创新开拓和合作精神。”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种现实:中国似乎并不盛产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晓亮先生就曾叹曰:“企业家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种资源。中国要想富,中国经济要想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培养出千万个好的企业家。”中国为何缺乏企业家?晓亮先生认为,计划经济下没有企业家。他指出“我不把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都当作企业家。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连国有企业都很难说它是真正的企业,它们只不过是一个个生产单位”。八十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在中国考察后说,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蒋一苇同志认为,中国的企业不过是一块砖头,推一推动一动,而不像细胞,可以自行繁殖。既然连企业都算不上,怎么能有企业家呢?那时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严格说是政府官员,他们只要完成国家计划就是好的,他们根本不经营企业。只有在市场经济下,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才有可能成为企业家。而我国现实中的企业家,其主体,真正可以称为企业家的,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出现以后才出现和形成的。因为这类企业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市场转的,他们必须开拓创新,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就是信息时代或计算机时代。比尔·盖茨抓住了计算机的灵魂——软件,也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博。如果说软件行业是当今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那么,作为软件之王的比尔·盖茨,其个人财富总量雄居世界首富榜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值得关注的是,比尔·盖茨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世界神话:一个刚读大学一年多时间的小子,不要父母分文,创办了一个软件公司,逐步将它构筑成庞大的软件帝国,并在40岁前登上世界首富之颠。中国能否产生比尔·盖茨式的超级富豪和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国民营企业何时能跻身世界500强,对此,有人态度乐观,认为已为时不远。有人则认为100年内都没有希望。其实,这里并不只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它有许多相关因素和制约条件需要研究解决。

在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说法:“富不过三代”。这是对一个家族而言的,整个社会群体恐怕也是如此。因而,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几乎不可能出现“富可敌国”、“富甲天下”的大富豪。当然,皇族皇室、皇亲国戚不在此列。在过去的中国,只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藏富于民”则简直是奢谈,几千年来,中国的私人财产,民间财富,从来就没有安全感,即从来就不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保护,一不小心,就会被抄家,被充国库。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王法”可讲。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用说你的财富,就是你的人头,也掌握在皇帝老子的掌心,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取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过去的中国土地上,未能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巨富,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把它归咎于那些皇帝老爷不让臣民们发大财。然而,中国的帝制已被推翻了近一个世纪,近100年了,为何还未出超级富豪呢?当然,这前半个世纪,有外敌入侵,又有内战,乱世易出英雄,出特大富豪是不太可能的。但这后半个世纪,即建国后50多年来,是和平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出不了世界级大富豪和世界一流的企业家,这不得不令人们去深刻地反思。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人仍然怕露富。登上《福布斯》排行榜,意味着财富和成功。但据报载,记者在上海从一位福布斯编辑口里获知,竟有“不少富豪千方百计贿赂编辑,坚决拒绝登上富豪榜”。中国的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之所以“做不大”,固然原因很多,但“不敢做大”的心理障碍,恐怕也是影响“做大”的因素之一。这也体现了中国私有老板同西方老板们的一种文化差异吧。

二、小农意识是羁绊企业家的脐带

在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祖师爷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早有“为富不仁”之训。大文豪陶渊明当然“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的文人墨客自然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从上到下,以农为本、重农轻工、重农轻商、重农抑商。人们普遍认为“无商不奸”,视商人为“奸商”,言下之意,凡商人,凡富人,皆非好人。几千年的农耕习俗,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铸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其逻辑是:财富有限,人口众多,如此“僧多粥少”,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谁拥财富,它定会是血腥的、有罪的。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谁积累财富,似乎必定是“不义之财”,必定是不道德的,这个社会也自然会有人去“劫富济贫”,甚至是“杀富济贫”,以“均贫富”。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和仇富心理,乃是小农经济社会最普遍、最盛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它像一个幽灵,一直徘徊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它令炎黄子孙们世世代代“富贵不能淫”,世世代代“疾富如仇”;世世代代“贫贱不能移”,世世代代“安贫乐道”。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恐资、仇富的心态和行为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揣铁饭碗、吃大锅饭”,大家平均分配,一起过“艰苦朴素”的生活,甚至认为“越穷越革命”。而富裕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也必然受到批判、打击。大家都患上了“恐资症”、“恐富症”。人人谈资色变、谈富色变,不寒而栗,不能越雷池一步,谁还敢去发财、去致富?要穷大家一起穷吧!可悲的是,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恐富、仇富习惯和传统,这种社会文化心态,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世世代代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更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银屏、电视、小说里,“金钱腐蚀人”的典型,仍然到处可见。其基本模式多为:金钱+美女=糖衣炮弹,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上至省长,下至科员的任何貌似“意志坚定”的人。而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有钱就变坏”的顺口溜,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可以脱口而出。它的潜台词很清楚:有了钱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去做,也就是说,钱能使人变坏,能使人去做任何坏事。总之,归结为:“财富是万恶之源”,“财富是罪魁祸首”。

以上这些观念,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而在这种环境和土壤下,怎么能产生企业家呢?又怎么能产生出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呢?应当承认,中国的历史车轮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它还有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行驶,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参照系,我们尚有许多市场经济的课程要补习。而补习市场经济之课,在《论语》等儒家文化经典著作中,肯定是找不到现成的教案的。看来,必须根除羁绊我们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习俗,诸如一味地重农轻工、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视金钱如粪土,“君子言义不言利”,不喜欢“铜臭味”;认为“为富不仁”,“财富是万恶之源”;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强调“均贫富”,“安贫乐道”等思维方式及相关的管理模式、价值观、文化观。如果我们还是始终甘当谦谦君子,坚持“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信条,总是作茧自缚,困扰在究竟是要“重义轻利”,还是要“重利轻义”的思维怪圈之中出不来,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搏击,我们遭遇的将是个个“唯利是图”,人人“利欲薰心”的东洋的、西洋的乃至非洲的商贾,而这时,我们恐怕也会像我们的清代祖先曾遭遇洋人洋枪洋炮和洋舰时发出惊叹:洋人实在是“船坚炮利”!在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假如我们仍然死死抱着孔大圣人“君子言义不言利”的锦囊妙计去迎战,那么,则将无异于用“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去抵御“武装到了牙齿”的现代化机械部队。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向“为富不仁”、“安贫乐道”等小农经济观念挥手告别,必须培植出千千万万个卓越的企业家,必须打造出许许多多个比尔·盖茨式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家。

三、创造适合企业家创业的环境和土壤

其实,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最关心的乃是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这是一个我们长期忽视而又不可忽视的命题,是一个我们长期不敢承认而又必须承认的命题,是一个我们长期不去关怀而又必须关怀的命题。为什么过去“吃大锅饭”必然出现“磨洋工”,导致低效率?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与个人利益挂钩。为什么同样的田,同样的地,同样的人,“联产承包”,“分田单干”之后,产量大幅增长?因为“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讲到经营机制的灵活性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国家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后者产权最明晰,经济利益与个人联系最紧密。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建设起养成人们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品质的环境和促进机制,不能尊重、保护合理的人个利益,而去一味的、简单的强调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那么,只能流于形式。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财富已有一种平常心态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对于个人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尤其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的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不仅仅要有社会文化和观念的认同,我们的社会必须使他们有安全感,必须提供足够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也是企业家期盼已久的创业的宽松外部环境和条件。

一般来说,对一个国家而言,社会财富是否国有或民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这些财富是否在这片土地上有效地投入再生产,实现资本扩张、增殖,增加社会财富。唯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能够充分具备和体现资本的性质,才能不断扩张、增殖,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相反,财富的闲置或低效率甚至无效的使用,只能是无益的消耗或损耗。显然,对财富和运用财富的企业家来说,其价值的评判,真正的意义在于,是能否为国家增加税收,扩大就业,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资本之所以能高效运转,不就是因为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着天然的价值趋同!而他们的资本扩张、增殖的“原动力”或“驱动力”,直接地看,即从表层看,无非是“个人利益的冲动”、“以赚钱为目的”。但作为企业家个体(个人),其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长命百岁,他除了一生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可能是很奢华的消费)需求之外,恐怕更多的则表现为对“成功”的追求。赚再多的钱,再多的财富,对他个人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些数字”而已,而它的“社会效益”则是不言自明的。

企业家的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成功的喜悦,如成就感、荣誉感等,这些“需要”,客观上便成了他们的最终追求目标。不仅如此,而且成功的过程,哪怕是不成功的过程(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所有的投资都会成功),客观上也成了他们所追寻的目标。兢兢业业追求目标,追求过程,体现了企业家的执着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成就感。这种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无疑是市场经济文化的一种极高境界。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举世瞩目,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不注重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那么,其应有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发挥。美国学者拉兹洛在《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一书中指出:“一种文明的主导价值观念也可能会阻碍技术发明的实际应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仅用于施放烟火,以示喜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项发明,但它只好让西方航海家们去找到它们的实际用途”。反观西方,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带来了工业革命,并奠定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带来了欧洲的繁荣。而随着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美国则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据对1901—2000年诺贝尔奖的100年统计,美国排名第一,共有263人获奖,占获奖总人数的37.57%,即占1/3强。2001年,美国的GDP为101714亿美元,占世界总数的32.51%,也接近1/3。

目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太落后,在不少领域乃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科技项目甚至填补了世界空白。然而,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许多科技优势,没有转化为产品优势,也就没有变为经济优势。正是因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滞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的落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相差甚远。那么,如何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再将产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它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它最终还是要落在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身上。

不言而喻,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呼唤着千千万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崛起,更呼唤着创造适合企业家创业和大显身手的环境和土壤,同时也呼唤着培植全民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的理念,并呼唤着向“为富不仁”、“安贫乐道”等小农经济观念挥手告别。唯其如此,并使之不仅仅要“超过三代”,而且要“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语),且在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恐怕才能生长出比尔·盖茨式的超级富豪和世界一流的企业家。

四、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文化

既然我们要向比尔·盖茨学习,那么,就有必要去探寻他成功的文化秘密。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说法:“比尔·盖茨的成功,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种国力,也代表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乃是发源于欧洲,盛产于美国的商业文化或市场经济文化。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这种文化,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方方面面。首先,交易活动中的获利行为是一种通例,“从人身上赚钱”,“以赚钱为目标”,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之事。其次,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必须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奉行自由、平等、自愿、公平、合理、合法,任何欺诈行为都被视为可耻。再次,作为纳税人,有义务照章纳税,任何偷税漏税行为都被视为是违法的。至于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塑造,有赖于全民的资本增殖理念的培植,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商业文化气息的薰陶。这种商业文化,落实到交换主体身上,则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其中的精英文化,便形成企业家精神。而“人人都想当老板”乃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和追求。

比如,在美国,富兰克林的许多箴言,今天仍被视为商业经典:“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以遵守诺言按时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的钱”。可以说,富兰克林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他认为,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其为美德。这种伦理圈表现为:尽量地赚钱,诚实、信用、守时、勤劳、节俭,都是为了赚钱。甚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增长财富成为乐趣,成为职业责任。这种美德和能力是富兰克林伦理学的全部真实意义所在。

同富兰克林一样,英国的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利益,经济人的动机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斯密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他认为,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为人类经济活动指点迷津:“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经营,使他的资本得到最为有利的使用。他关心的确实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然而对自己的利益深思熟虑之后,他自然也必定会作出一个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似乎“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大家都回避“市场经济”这个词语,不敢越雷池一步,除非在批判时才使用“市场经济”一词。这一困扰中国经济学界乃至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直到1992年才被解开。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是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陈旧观点的有力回击。从此,“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正式取得了“生存权”。从否定市场经济、批判市场经济,到肯定市场经济、宣扬市场经济,再到终于去实践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它反映的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而是从深层次地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创新。更深的根源恐怕在于: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乃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必然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都在变化。人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但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应该是开放的,通过不断吸收他邦文化,以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概莫能外。众所周知,如今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文化吗?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害怕西方文化,也千万不要拒绝西方文化。凡是优秀的文化和科技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共享。我们既要具备善于“古为今用”的深遂睿智,更要具有善于“洋为中用”的宽阔胸怀。

记得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时,这样描述:全国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香港学美国。我们这里还应加上一句:美国学全球。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它几乎吸收网络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当然地也就吸纳了他们所代表的各国的优秀文化。美国是世界诺贝尔奖获奖大国,而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近30%的人是外国移民,其中华人就占了4位。可以说,美国是“拿来主义”的高手。勿庸置疑,美国经济之所以繁荣,得益于它的文化。而何谓美国文化?多元文化是也,开放文化是也,创新文化是也。

必须看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尤其是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国际资本的引进,则往往是,将以它最本能的“孳生繁衍效应”,实现资本和财富的增殖,同时也实现了与生俱来的文化理念的扩散。比如,麦当劳的资本扩张,占领全球市场,不仅仅买的是汉堡包、薯条,它卖的是一种管理,一种文化。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产品,行销全球,它所卖的软件,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科技文化。而我们中国瓷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正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中国有一句俗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要参与国际市场经济的竞争,就必须要面向西方文化学一学“经商术”、“生意经”,去读一读风靡全球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去念一念风靡全球的、哈佛商学院的MBA课程。或向比尔·盖茨去学习,去寻找比尔·盖茨成功的足迹。而通过这些,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中悟出点现代西方商业文化或市场经济文化的某些真谛,或许可以领略到一些跨国公司企业家逐鹿商海的风采和企业家精神。

勿庸置疑,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祖先曾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我们的文化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夜郎自大。而应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管理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而唯有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才能充分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才能充分实现财富的积累和资本增殖,也才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培植出千万个优秀卓越的企业家,并产生出许多个比尔·盖茨式的超级富豪和世界一流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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