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的自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意识论文,柳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我意识，是社会心理学的术语，就是指人们对自己身心状况的认识、评价和控制。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早在《诗经》中就萌发出朦胧的自我意识。到了汉末就更加突出了。具体表现为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这一古老命题的深刻认识，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文学史进入魏晋时期，自我意识算是真正地觉醒了。文学从儒家经术中完全独立出来了，不再只是为“厚人伦，美教化”（《毛诗序》）而立言，而是为文人自己“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而奠基。故当时的文人在创作中极力表现自我，发展个性。王粲、曹植等人策足于前，阮籍、嵇康等人继踵于后。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蔑视礼教。要求人格独立，明确指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主张不应损害自己的个性，而应让个性自由发展，自觉完善。鲁迅先生认为“曹丕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1]，正是从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来说的。魏晋以后，虽有陶潜、李白等人也强烈要求个性自由，但毕竟是巨声孤响，影响不大。魏晋时代刚觉醒的自我意识，被传统的功名思想所取代。“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2]词是在城市经济比较繁荣，商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兴起的，因而词具有早期市民文学的特征。在词中，文人的自我意识以一种新面貌出现，即对精神享受的强烈欲求，对个性解放和性爱自由的渴望。这种自我意识到了柳永笔下有了新的发展。
在柳永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具有抗争性的自我意识，它表现为词人对现实自我的不满和对理想自我的追求。这个理想自我最大的特点是：要求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极力满足个人的种种需要，对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孜孜以求。具体表现为：
一、冲破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翻开《乐章集》，我们目接的是醉人的歌舞酒色，纵溢横流的情欲。在封建理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声色情欲被视为亡国亡身的祸源。充满儒家正统思想的士大夫君子对此无不深恶痛绝，视为毒蛇猛兽。柳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纵情于声色酒乐之中，力求从中找到理想自我的归宿和人生的真谛。因此，柳永长期浪迹于秦楼楚馆，与狷子娼妓为伍，成为闻名一时的风流浪子，如宋代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四所说：“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他要求个性绝对自由，精神享受能够极大限度地获得满足。这种浪子思想在《传花枝》一词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而集中：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
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宴，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斯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这首词是柳永放浪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词人的人生观，那就是“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把“追欢买笑”看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他的理想是希望能够长期“颠倒”于声色酒乐之中，尽情享受精神上的刺激和快感。从表面上看去，似乎是消极颓废，格调低下，然而，其深层却蕴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它是一曲浪子之歌，表现了一个流落在社会下层的失意文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词人风流自负、乐观旷达的精神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而且从字里行间还表露出怀才不遇，老大落魄的牢骚，以及对传统的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和对封建道德观念的恣意践踏。
柳永在落拓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归宿于罗绮丛中的愿望。如《笛家弄》：“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如《夏云峰》：“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筵上笑歌间发，舄履交侵。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度光阴。”在词人的思想意识里，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宴处有管弦，醉里眠花柳，而“名缰利锁”却是“虚度光阴”。因此，词人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声色酒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精神享受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所有妨碍个性自由的训条统统置之脑后。
二、对封建功名思想的蔑视，努力完善理想自我
由于柳永设计了一个理想自我，因此，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实现理想自我这一目标为出发点的。在柳永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词人为冲破传统意识的牢笼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在词人踏入仕途以后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集中。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士子谁不想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呢？有的人为考取一个进士，不惜皓首穷经；有的人在宦途上虽屡遭打击，历尽坎坷，但仍然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当然，这不能横加指责哪一个人，主要是由于积久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功名思想的诱惑和圈囿所致。它把封建士子的心灵给腐蚀了，柳永也曾被腐蚀过。他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连连落第，以致“及第已老”。然而又正是由于柳永仕途的坎坷，长期混迹于社会的下层，才使得他能够发现人生的价值并不在受到“拘检”的“名宦”之中，而在那逍遥自在的歌楼舞馆之中。当词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便对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表现出更为强烈。更为执着地追求。如《尾犯》下片所写：
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寻访罗绮消得。
又如《看花回》：
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名牵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尘事常多雅会稀。忍不开眉。画常歌管深深处，难忘酒盏花枝。醉乡风景，携手同归。
综合这两首词来看，有三层意思：一是叹老，感慨光阴无情，人生短暂，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生命忧患意识。二是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和蔑视。虽有“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之荣华富贵，又于身何益呢？虽有“极品”，又何用呢？这两个反诘句，强烈地喊出了词人心中长期淤积的压抑之情。三是表达了词人的希冀。词人十分渴望跳出束缚重重的宦海生涯，去“醉乡”和“罗绮”中寻找真正的、自由的人性，去觅求超越现实自我的理想自我。
柳永在设计理想自我的同时，必然会看到现实自我。当他发现现实自我并非按照自己所设计的理想自我的标准去行动是，也必然会对现实自我产生极大的不满。如他在《满江红》中深沉感叹地说：“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词人严厉地责问自己：如此为名利而忙碌奔走究竟是为了何事？成了什么样子？居然把平生的希冀——云泉之约也给忘了。勒令自己速速归去，宦游之事不可久为。又如《长相思》：“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深悔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词人既然产生了不满和悔恨，就必然导致其抗争。目的就是要将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矛盾调整和统一起来。但由于现实的严酷，词人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尽管进入暮年的词人还说过：“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宜多取。共君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思归乐》），但他迟迟没能归去。其原因就是，北宋时期，“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成了上层社会最普遍的意识。开科取士之风大盛，每次开考取士之多，超过了宋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就以宋仁宗景祐元年来说，“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3]共取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4]封建士子们都醉心于科举之业，因为只有考中进士，在仕途上才有出路。封建家长们也是望子成龙之心迫切。柳永偏又出生于一个仕宦书香门第。祖父柳崇“又兢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勤修礼法。”[5]父亲柳宜及几位叔父皆科举出身。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家庭环境中，柳永从小就致力于举业的学习。他在早年所著的《劝学文》中就说过：“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6]表现出浓厚的功名思想。由于社会与家庭两方面的原因，迫使柳永只能去顺随流俗，成为现实自我，难以发展为理想自我。尽管如此，在柳永追求理想自我的努力中，却表现出一定的叛逆性。
柳永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表现为对精神享受单纯而又强烈的追求。这可以以其早期词《如鱼水》为标志：
帝里疏散，数载酒索花系，九陌狂游。良辰对珍宴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此词不仅是词人对自己年轻时“数载酒索花系”的“狂游”生活的一个总结，也是词人年青时的人生观和生活理想的综合反映。词人所追求的不是功名富贵，相反地，他要把“浮名利，拟拚休。”他所追求的是：“绿蚁”（酒），“艳姬”（色），“清歌”（声），并公开表示：“除此外何求！”这就表明，词人对声色酒乐的欲求并非只是出于生理本能的需要，而是受诸理智的驱使，具有明显的自觉性。其目的就是想于歌酒红粉之中觅寻心灵上的慰藉，争取一个独立，自由，完整的理想自我，以摆脱传统意识和传统生活规范的束缚。
这一阶段，词人的自我意识还仅仅是停留在对声色酒乐的单纯迷恋之上。只表现对封建名利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大胆而又简单地对抗，还未上升到对整个封建意识的叛逆。
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表现为对封建功名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公然嘲弄，开始与封建意识发生自觉性的叛逆。可以以其落第词《鹤冲天》为标志：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南宋吴曾说：“进士柳三变……尝有《鹤冲天》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7]此词本为柳永的落第之作，后又因此词而落第。可见柳永的宦运仕途是何等的维艰。原因就是这首《鹤冲天》嘲弄了封建科举制度，使宋仁宗龙颜大怒，将柳永除名黜落。词人一生皆为词名所累，“奉旨填词柳三变”[8]的自许声中，虽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更多的是词人的愤懑和酸楚。这首词的上片抒发了词人落第后的牢骚和怀才不遇的愤慨。下片表现出词人决心归宿于“烟花巷陌”、“丹青屏障”，与封建道德和功名思想相对抗的叛逆精神。他把“浅斟低唱”与功名对立起来，并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决意到“烟花巷陌”中去寻访“意中人”，到“丹青屏障”内去觅求“平生畅”的“风流事”，到下层妓女中去寻找理想自我的归宿。这种行为对于封建道德和传统思想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受到“留意雅儒，务本理道”的统治者的黜落。但我们应该看到，柳永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阶段是觉醒阶段，表现为与整个封建意识背道而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对现实的超脱。可以以其宦游词《凤归云》为标志：
向深秋，雨余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飊。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在此词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词人鄙夷功名利禄，厌恶宦游生涯的心情，并发出了“毕竟成何事”的感慨和“漫相高”的棒喝。对荏苒而逝的光阴，等闲消损的壮节，感到深深的痛惜；对“抛掷云泉，狎玩尘土”的现状感到沉痛的悔恨。全词反映出词人因误入歧途，夙愿难偿，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为严酷的官场戒律所束缚和扭曲而产生的苦闷心情。词人多么渴望能象春秋时的范蠡那样，携西施而去，泛筏江湖，过着与渔樵为伴，与风月为友的自由生活。因为北宋仁宗的时期，朝廷严格规定官吏不准“逾滥”，即不准与妓女发生性爱，否则，就要受到罢官除名的处罚。[9]因此，进入仕途后的柳永，就不得不拘检行为。压抑个性，“抛掷云泉”了。但习惯于迷恋花酒，流连坊曲而又以之为理想自我之归宿的柳永是难以忍受这种压抑的，因而他力求寻找一个超脱的境界——“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以图解脱。尽管柳永最终没有归隐于江湖山林，但他敢于否定封建功名思想，要求与上层社会决裂，维护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完整，从这点上看，确实为一般的封建文人难以企及。
柳永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并非直线上升的，他虽迷恋歌舞酒色，并声称“除此外何求”，但他对功名还是很追求的，如《柳初新》一词，就表露出词人中第后的狂喜心情。他虽曾大胆宣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事实上他仍迟迟不舍得换，而且在及第以后，还强烈希冀进用。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曾记：“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柳永为官也很清简，颇有政绩，故祝穆称他为“名宦”。[10]这一切正反映出柳永的自我意识中充斥着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也正是这一矛盾的冲突，才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结局，同时也铸就了柳永的不朽。他献给当时和后代大量的优秀作品，以满足人们审美的需要，并取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11]的荣盛之誉，博得了人们的仰慕和怀念——“吊柳会”。[12]这正是柳永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在文学史上，能象柳永词这样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恐怕还为数不多。
毋庸讳言，柳永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浪子式的反抗意识，带有一些消极的因素。譬如，他在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平时，用的是一种偏激，甚至是走极端的方式，即用纵欲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去与传统禁欲主义思想，乃至整个封建意识抗争，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容易引导人走向消沉颓废甚至堕落，更不可能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的愤慨和怀疑。况且，封建的伦理道德中毕竟还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从这点上说，柳永的叛逆精神有时确实走向了极端。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这种享乐思想并不是孤立地出现的，与当时市民意识方兴未艾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意义不能与没落阶级的享乐意识等同视之。
生活在封建理学兴起时代的柳永，为什么能够出现崭新的自我意识呢？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所致。
从社会原因来看，是时代造就了柳永。北宋时期，经济普遍趋于繁荣。尤其是汴京（开封）不仅是全国最大的都市，而且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有内外两城，内城方圆二十里许，外城四十余里，出了外城仍是一派繁荣景象。“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值军营相当对，至门约十余里。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济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市去处，通晓不绝。”[13]随着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也迅速地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后期，东京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14]估计在柳永所处的时代也不会过多地少于这个数字。其中绝大部分当是市民。在生活富裕的前提下，整个市民阶层，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中说：“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整弦于茶坊酒肆”。由此可见，柳永对歌舞酒色的迷恋，是受时代风尚的影响。
随着市民意识的加强，反映市民要求和愿望的市民文学也产生了。市民娱乐的场所——勾栏瓦肆、歌楼舞馆也纷纷出现了。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描绘：“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肆中表演的节目也很丰富，有说书、小唱、嘌唱、杂剧、木偶剧、杂技、散乐、影戏、诸宫调、说唱等。[15]这些都是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民间通俗文艺，表达出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性爱自由的愿望，如《碾玉观音》、《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之类的作品。它以一种浩荡之势，向传统的思想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进行冲击。如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九《瓦舍》中所说：“瓦舍者……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一些受封建意识束缚较弱的文人，在这种冲击下，必然要受到震动，进而对自我存在的价值产生新的认识，其人生观也在发生新的转变，以致其自我意识获得更进一步地觉醒。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反传统意识的新意识。如《乐章集》、张先词、欧阳修词、晏几道词。
北宋时期，封建理学已经兴起，到了仁宗朝，号称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都广泛招徒讲学，其势方炽。他们特别推崇董仲舒、韩愈，大力宣扬儒家道统——伦理纲常，主张用儒家之道来束缚人之情欲：“是喜怒哀乐合于中也，则就之；是喜怒哀乐不合于中也，则去之。”[16]所谓“中”，就是中和，被理学家们视为道之极致。“宋初三先生”的理学思想深受统治阶级的赞赏。他们在朝廷重臣的推荐下，都参政于朝廷。这样一来，封建理性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当时的文人在巨大的思想重压下，必然引起分化。有的乐意接受理学思想，并从中推波助澜；有的因精神压抑而感到苦闷傍徨，他们往往在诗文中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而在词中却变得情意缠绵，甚至哀艳动人；有的不甘受封建理学的奴役，在这一思想高压下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抗争意识。他们运用词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来抒发自己要求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愿望。但在强大的封建意识面前，他们的抗争往往是失败的，因而他们常常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哀叹。柳永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再从个人方面来看，柳永身上存在一些内在的能动因素。他有放荡不羁的性格，“风流俊迈”[17]的气质，“善为歌辞”[18]的才华；“好为淫冶讴歌之曲”[19]的情趣爱好。这一切都是与封建理性格格不入的，是导致柳永与传统意识相背离的先决条件。再加上柳永在仕途上的失意落拓，使他对功名感到心灰意懒，从而驱使他“多游狭邪”，[20]浪骸于秦楼楚馆之中，在不幸的下层妓女身上寻找解脱，寻求理想自我。
由 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使柳永由一个仕宦书香门第的纨绔子弟成了封建社会的不肖之子；从一个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士子，成为一个轻薄功名，蹂躏封建道德的浪子。虽然受诸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永并没有完全成为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只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叛逆，但他敢于冲破传统意识的束缚，追求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是值得称赞的。
收稿日期：1995-07-16
注释：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2]陆游《跋花间集》，《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278页。
[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适园丛书十集。
[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宋登科记总目》，咸丰刻本。
[5]王禹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小畜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影印本。
[6]《建宁府志》卷三十三。
[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8]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9页。
[9]《宋会要辑稿·职官》十一之十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628页。
[10]祝穆《方舆胜览》卷七。
[1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12]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
[1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
[14]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增刊第30页。
[1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五。
[16]石介《上颍州蔡侍郎书》，《徂来先生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别集类。
[17]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
[1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19]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20]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