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世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的哲学”这一范畴，源自马克思著名的《第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它的含义是：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一个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发展的哲学；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实践发展的水平不同，其“时代精神”和“文明”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到哲学上，其实质就是哲学的当代化（即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史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19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而进入世界的，它与当今世界“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只有面对当代实践的新发展，科学地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当代世界的哲学”，为当代中国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提供科学的“头脑”。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而马克思对哲学的研究则从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启迪。
启迪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感
这里的现实感，有其特定的含义。 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涵：（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研究课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它研究的基本课题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具有现实感，就必须捕捉自己时代表现出来的基本课题，而不能停留在以前时代的基本课题上。（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号角，它必须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哲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导。这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具有现实感，就必须具有超前功能。（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反映， 它的研究必须从时代基本矛盾提出的重大问题出发，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反思自己的历史，进而揭示其当代意义。这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具有现实感，就不能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某些长期被忽视而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突出出来，同时重新梳理自己的历史，检验已经创立的理论，不断地以否定性为媒介，把否定作为发展中联系的环节，来实现自身的反思和超越。
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下五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功能的本质。要看到哲学并不总是落后于时代，它不但能够在现实过程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黑格尔语），而且具有改造环境和人自身以及引导时代发展的主动精神、超前意识和预测未来的创造功能。如果不是这样，哲学对于实践来说，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这里需要突出强调的有三点：（1 ）对哲学的滞后功能的积极意义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不能给现实以任何指导而仅是实践的“副本”或“解说词”的书斋理论。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不向历史学习的人只能重演历史而不断出现返祖现象。（2 ）对哲学的超前功能更应作深入的研究，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表面、全面而非片面地研究哲学以何种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精神、把握时代本质、科学地预测未来。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面前手足无措而被挤到“后台”。（3 ）要把哲学的滞后功能和超前功能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本质。要看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立足现实，捕捉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而把它提升到哲学的层面，作出自己应有的研究和回答。这是因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地把握住了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本质。他一生的哲学研究走的是一条从书房到社会舞台，再从社会舞台到书房，直至生命终点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曲线。其中每一次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他都带回了哲学研究的新课题，而这些新课题的解决不仅使他创立了新的哲学，而且使这一哲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给时代的发展以科学的指导，从而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必须如此。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每时每刻都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向人们提醒着这一真理。回顾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进程，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真理或将这一真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然陷入用书本强制现实的教条主义思辨泥潭或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来曲解理论的泥潭，最终丧失真正的现实感或只有虚假的现实感。
再次，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关系的本质。一方面要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具体科学领域，特别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环节而走向现实，进而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回到哲学，对现实加以总结和概括，而不能把哲学当成现实单纯的证明工具或随意地泛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否则，不是使哲学庸俗化，就是混淆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关系，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关系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正是由于把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催生了哲学之果；同时，在新哲学的指导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哲学研究催生了经济学之果。但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到此为止。一方面，哲学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而要力求获得属于自己所特有的问题和把握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哲学又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越俎代庖地去解决具体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新的困惑便产生了：哲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只是提出来，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第四，必须科学地把握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本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研究，本质上就是要揭示它的范畴、原理、规律及其体系与时代的真实联系，即同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真实联系，进而从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出发，通过对这种真实联系的分析，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其确切涵义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它同以往哲学的逻辑联系和思维特征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的研究上，单纯追寻其本身发展的逻辑线索，是不可能在总结实践新鲜经验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发展和真正的创造性的转折的，最多不过是无批判的、故弄玄虚的思潮翻新和术语翻新，而这在本质上不过是没有现实感的文字游戏；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研究上，也会影响这种研究的科学性。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时代的真实是“现实”而不是“现存”，因而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对现实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进对现实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而正确地看到，唯物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
最后，必须科学把握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辩证关系的实质。要看到，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就是指这一研究对其自身以及其它理论的发展、变革和进步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这种发展、变革和进步的肯定与否，则必须以其是否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为标尺。所以，这里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强烈的现实感是学术价值存在与否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们对立起来，必然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丧失现实感。
概言之，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哲学是编码系统，其破译的密码就存在于现实中。因此，要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就必须科学地坚持哲学研究的现实感，正确地回答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而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它的研究的苍白、陈旧、无力、庸俗化以及落后于时代，将是不可避免的。
启迪之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感
这里所说的历史感，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主要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实践新发展的高度上，运用“真理是过程”的方法，去反思自己的历史，从而达到“返本开新”的目的。
为此，它必须至少坚持以下五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在歧义性中把握统一性的方法。随着马克思手稿的不断问世，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又一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热潮。例如，本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70年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问世，就是如此。这就给人们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马克思主义者》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所以，“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注：[美]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页。）
毋庸置疑，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歧义性和差异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客观的、共同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对此，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问题在于，既不能把任何虚构、附加和随意解释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其全部著作和言论机械相加的总和。为此，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区分作为认识客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认识主体的“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两个概念，而不能用后者取代前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体系，是取决于它本身的科学性，而不决定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否则，就必然走向唯认识论主义，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彼岸世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只能是通过理论家的“三棱镜”中所看到的、歧义丛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必须坚持在“真理是过程”中把握“真理的全面性”的方法。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时，必须运用“真理是过程”的方法，从历史动态上考察这一理论体系是如何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贫乏到丰富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阶段的思想放到这一过程中加以研究，既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又看到它的历史前进性，从而具体地看到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性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不是僵死的、静止的、没有趋向和没有运动的，而是一门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科学。因为只有从动态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理解，从而达到“真正的全面性”。更进一步看，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亦在于它是对认识对象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的辩证总和。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对立的统一，所以要取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辩证认识的总和，必须对其各个范畴、观点、原理和规律的对立统一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实质和各自在总体中占有何种地位。因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其“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动态性发展过程的把握。
第三，必须坚持在整体中把握部分的方法。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时，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再把唯物史观、认识论、辩证法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别抽取出来，这在一定的阶段与范围内是必要的。但认识必须深化，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难免受视野的局限，使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为此，有必要再把研究的思路倒过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分放到其有机整体中加以研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关于世界观的一般原则）是“头脑”，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而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因此，必须运用部分与整体相结合的方法，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来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必须坚持在方法论中把握具体理论观点的方法。反思当代中国和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研究，几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激烈的争论。论战各方似乎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各以其中的观点为依据而相互对立。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争论各方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表层，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从事哲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论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认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理论观点。应当讲，他的这一见解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具体的理论观点总是在一定的方法论下取得的，方法论的正确与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具体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及其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从其著作的整体上（即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上）来对之作出理解和评价。要看到，方法论的根本转变和发展，能从特定的角度标志具体理论观点的根本转变和发展。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人不是神，他们的理论也必然经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走向新的世界观的。从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旧的理论观点和新的合理的方法论撞击的基础上，必然要产生出新的观点和方法的萌芽；新旧观点和方法的矛盾的出现、发展和解决，推动着马克思先后经历了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三次思想的决裂，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世界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他的思想仍然处于不断地反思和超越之中。所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论证他整个一生的理论的完全一致性；相反，只有运用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统一的方法，对他各个时期的理论作整体分析，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个转折，既不错把量变当作质变，也不错把质变当作量变，从而尽可能达到科学的理解。
第五，必须坚持在“马克思走近我们”中“返本开新”的方法。任何一种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同样不能超越时代，需要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即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各种关系出发，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把当代人的思想任意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我们走近马克思”。为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规律放在其得以形成的具体的历史联系、历史前提和历史条件之中，研究它们产生、发展的思想史的联系线索，即揭示各个范畴、概念和原理、规律之间形成的先后次序和内在逻辑联系，既确定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又确定它们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当然，每一个时代的研究者总是站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永远敞开着的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使后人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既看到其发展的历史前进性，又看到其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并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从而扬弃已经过时的论断和观点；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从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从而把现实实践和理论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上升到应有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而只能是其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和阶段。
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返本开新”，必须注重列宁所说的“复习基本问题”。具体说来：
其一，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的新发展，在科学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返本开新”，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面对过去而背对现实，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格格不入的。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探索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在科学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复习基本问题”。所谓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相反，仅仅从“本本”到“本本”，停留在原有的理论研究水平上，是不可能真正“复习基本问题”的。因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理论并不总是落后于时代，亦步亦趋地追随实践的脚步，把自己的研究任务规定为解释和论证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真正的理论总是对实践具有“超前”的性质，总是具有预测未来的功能。
其二，只有面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的新发展，在反思历史发展“极其丰富的教训”的过程中“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返本开新”，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因为理论发展的最好道路是反思自身的教训（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所以，面对当代世界的大发展，“复习基本问题”，“返本开新”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就不能不反思自身发展的“极其丰富的教训”。具体地说：一是要反思实践的“极其丰富的教训”。这主要是根据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找出实践失败的原因，加以总结和概括。二是要反思理论的“极其丰富的教训”。这主要是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当然，这两个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其三，只有面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的新发展，在扬弃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过程中“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返本开新”，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真理只有在与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要科学地“复习基本问题”，“返本开新”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就不能不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错误理论思潮进行科学的批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要真正做到在批判各种错误理论思潮过程中“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科学的批判”的参照系必须由体现着时代要求的实践活动来确立，它在本质上不过是基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客观逻辑而展开的现实生活的矛盾性的科学体现。因而“科学的批判”的尺度和标准不能从头脑中而只能通过头脑从实践中引申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大量占有材料，科学地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二是把被错误思潮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的课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从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科学的批判”本身是一种建设性的工作，必须具有严格科学的研究、探索和创新三者辩证统一的性质。三是对错误思潮的“科学的批判”是一种前提性的批判，包括对它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进行双重批判，从而既在理论前提上揭示其理论中所形成的种种假象，又在现实前提上揭示这种种假象得以形成的根源。四是“科学的批判”是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
其四，只有面对坚持与发展的矛盾，在科学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返本开新”，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我们“复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坚持，更重要的是坚持基础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而不是宗教启示录；它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开辟了进一步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只有把在坚持中发展与在发展中坚持统一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这两个方面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同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合力”，为我们今天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迪。故，本文作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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