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分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明代论文,居民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3)04-0094-06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在麦加创立的。伊斯兰(Islam)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顺从”、“和平”，即顺从唯一主宰安拉的旨意以及顺从者将获得和平。中国旧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回回教门等。早在唐朝，伊斯兰教就因阿拉伯使者、商人等来华而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唐宋时穆斯林多为外来“蕃客”，在中国社会中影响不大，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初传时期。元代时，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随蒙古人一同迁入中国并与当地人通婚，中国穆斯林队伍迅速扩大。由于元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尊奉，伊斯兰教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影响也比前代有所扩大，为普传时期。
由于明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实行优容与约束并行的政策，伊斯兰教继续在中国普遍传播。明代中期以后，中国10个民族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形式和两大系统逐渐成型，中国伊斯兰教进入内部发展、完善和成型阶段。
一、明代的伊斯兰教政策
建国前，出于联合穆斯林一同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发布檄文称：“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1]建国后，明太祖对伊斯兰教采取尊奉和优容的态度，保护穆斯林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独尊儒学，维护明王朝的专制统治，明太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伊斯兰教进行约束，抑制其势力过分扩张。对伊斯兰教优容与约束并用，成为有明一代的伊斯兰教政策核心。有明一代，并没有发生政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一)明代对伊斯兰教的优容
明朝统治者肯定伊斯兰教对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作用，对其加以提倡和保护。
明初，明太祖即御书《至圣百字赞》，高度评价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称其为“传教大圣”，赞扬伊斯兰教“协助天运，保庇国民”，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他说：“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2]
永乐年间，明成祖也肯定伊斯兰教能够“劝率善类，阴翊皇度”[2]。他敕谕保护伊斯兰教：“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导化群迷，故以天赐福，享有无穷。爱尔赛亦的哈马鲁丁，早从穆罕默德之教，笃志清修，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见兹善行，良可嘉焉。今特赐尔敕修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一应毋得侮慢。敢有故违朕命，侮慢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3]这一敕谕的原件存于扬州普哈丁墓中，泉州清净寺、福州清真寺、苏州太平坊清真寺等亦有此敕谕碑。
明武宗时，穆斯林官员陈大策向武宗介绍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武宗渐渐对伊斯兰教产生好感。《正教真诠》中提到：“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御制诗云：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4]
为了方便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明朝政府修建了许多清真寺。洪武时期，明太祖下敕修建江南、陕西两省清真寺。南京净觉寺、西安清修寺、松江清真寺等都是洪武年间新建或重修的。除了诏令修建清真寺外，朱元璋还鼓励各府州县自建礼拜寺。《天方至圣实录》中记载：“洪武中，有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哈智赴内府宣谕：允各省建造礼拜寺，历代赐敕如例。”[5]对于修缮受损清真寺，明太祖也很积极，曾下令，清真寺如有倒塌，“随时修，不许阻滞”。穆斯林“与他住坐，恁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6]。宣德五年(1430)，明宣宗下令重修被焚的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在给郑和的敕书中，明宣宗提到“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故敕。”[7]明代统治者还经常给清真寺御题匾额，如景帝敕题北京东四礼拜寺为“清真寺”，世宗敕题南京三山街礼拜寺为“净觉寺”等，以示恩眷。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南京、滇南、闽、粤等地修建了一批清真寺。
对于那些归顺的穆斯林首领，明朝政府也是极尽笼络。例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曾将当时伊斯兰教界名人赛哈智召至内府受诏，钦封世袭咸宁侯。赛哈智受诏以后，奉旨在南京三山街和西安府长安县各建造礼拜寺一座。《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应天府)》载：西域回回可马鲁丁、亦卜剌金等归附后，明太祖“敕建二寺安扎，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并且“优免差役”[7]。
由于政府的重用，穆斯林在明代地位颇高。明成祖重用回回后裔郑和。郑和出生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郑和的父亲被称为“哈只”，表明他曾去过麦加朝觐。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于永乐、宣德年间七下西洋，创造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在下西洋的途中，郑和率领的明朝使团同信奉伊斯兰教的西洋诸国进行了广泛交流。随同郑和下西洋的还有马欢、郭崇礼、费信、蒲日和、哈三、施进卿等穆斯林，他们在远航的过程中均起过重要作用，其中哈三在归国后重修了西安羊市清真寺。景泰年间，授回民陈友武平侯，至明亡爵始除。武宗时期，一些回回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史载，钱宁“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8]。后来于永进秘方得幸，官拜锦衣卫都指挥同知。此外，明代著名的清官，人称“海青天”的海瑞、泰州学派的李贽、抗倭英雄麻贵等，都是穆斯林。
此外，明代统治者对甘肃回民免除赋税，把西北回民迁徙到富庶的华北、江南一带，吸收穆斯林精英到政府任职[9]。为了传播伊斯兰经典和历法，明太祖任命穆斯林为翰林院翻译，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明太祖还先后设立回回钦天监、回回历科，来华穆斯林马德鲁丁担任回回司天监监正，召穆斯林黑的儿、郑阿里等议历法，命大学士吴伯宗等翻译回回历及天文诸书。穆斯林马沙亦黑(汉名吴谅)被明太祖授为刻漏博士，靖难之役后随明成祖北迁，授钦天监五官灵台郎，其后裔终明之世都从事天文历法行业[10]。
(二)明代对伊斯兰教的约束
在尊奉和优容伊斯兰教的同时，出于维护明王朝统治的目的和对异教徒的防范心理，明朝统治者也对伊斯兰教进行防范和限制，防止其势力过分扩张。
为了控制伊斯兰教，明朝政府下令实行政教分离、教法分离。明太祖时期，下令伊斯兰教教长只能传教布道，不能干涉民间事务，不得掌理民间词讼；废除伊斯兰教各掌教之名，统称“老师傅”。明太祖还拒绝撒马尔罕内徙。有的地方甚至还禁止在元代任高官的穆斯林后人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其为官。
明代统治者还试图采取民族同化政策。为了防止蒙古和色目人日滋繁衍，明太祖下令“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11]。洪武初年，政府颁令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甚至强制进行变胡姓为汉姓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内地穆斯林在自己原来姓名之外，另取一个汉名。这一做法一时蔚然成风，几乎所有中国内地穆斯林都拥有了一个汉名。穆斯林改汉姓是有规律的，多以原名中的某个音为姓。例如，穆罕默德多改姓“马”、哈桑多改姓“哈”、赛以德多改姓“赛”。穆斯林的汉姓世代相传，有的家庭甚至撰修汉姓家谱。
(三)明太祖是回族辩
谈到明代的伊斯兰教政策，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是否是回族?因为民间传说，明太祖是回族，建文帝被推翻后逃赴天方朝觐，武宗也信奉伊斯兰教。若如此，则明朝皇室是穆斯林，明朝的伊斯兰教政策就是最高统治者对自己信奉的唯一宗教——伊斯兰教的政策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明太祖是回族的传说，始于何时，出于何人，现在已不甚清楚。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曾在注释中提到这一传说。其后，陆续有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学者重提此事，并提出一些论据。2005年1月2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200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次讲座后回答听众的部分内容，其中涉及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族属问题。他说：“中国的文化长期停滞不前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新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论证，当中一个论证就是说，辽、金、元、明、清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的。其中辽、金、元、清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明朝是不是外族呢?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所以这1000年由外族来统治汉族，没有办法发展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12]。
周有光先生所谓辽、金、元、清是外族统治汉族，“没有办法发展文化”，有失偏颇，不符合历史事实，这里且不论。他提出的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也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学者纷纷加入讨论，报刊尤其网络上争论激烈，朱元璋族属问题迅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认同明太祖是回族的学者和人士，纷纷提供和罗列史料依据。主要有：1.元末凤阳北城皆汉民，南城尽回民，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南城朱氏族群内，故应是回民；2.据说朱元璋当初埋葬去世的父母和大哥尸首，是用白布裹起而埋葬的，这是穆斯林的风俗；3.朱元璋的原配妻子姓马，且不裹脚，应是回民，而当时回民是不嫁汉人的；4.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的皇觉寺，原是一座清真寺，其出家为僧实际是在清真寺里做经堂学生；5.由于朱家皇族是回民，所以明朝对穆斯林很重用；6.朱明王朝尊奉穆斯林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明武宗禁食猪肉等；不一而足。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不认同朱元璋是回民、朱明王室是穆斯林的说法。2005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著名明史学家陈梧桐教授的反驳文章，指出对周有光先生的说法“感到非常惊讶，不知这个新的考证是谁的考证?发表在何处?是如何证明的?”陈文指出，第一，“朱元璋及其前辈、后裔都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崇信佛、道”，明朝建国后有限度地提倡伊斯兰教，并不是朱元璋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伊斯兰教地位无法同佛、道相比，“有明一代始终未见朝廷为之设置机构，委任官职，也未曾采编刊刻过任何有关伊斯兰教的撰述”。第二，在风俗习惯上，回族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而且也受到伊斯兰信仰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饮食习惯上禁食猪肉，在丧葬习俗中主张速葬，停尸不得超过3天，并实行土葬，不用棺材，尸体冲洗后以白布缠裹，由阿訇主持殡葬”。“但不论朱元璋本人还是他的前辈、后裔，都未见有这种风俗习惯。”第三，朱元璋在吴元年十月发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宣布“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可见，他是汉族人，而把蒙古人和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都蔑称为“胡虏”，同列为驱逐对象，只有认同中原文化、归附于他者才可平等对待。第四，建国后，朱元璋仍未能摆脱历代汉族王朝统治者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束缚，对包括蒙古、色目人等少数民族仍持歧视的态度[13]。
还有不少学者、网友也对朱元璋是回民、朱明王室是穆斯林的说法提出批评意见，补充了一些论据，如元末朱元璋家并不住在凤阳城内，而是在农村；说朱元璋的长相像回族，并不科学；朱元璋当初埋葬父母大哥，因为无钱买棺材，用的是破旧衣裳裹尸，而非白布，就是明太祖在《皇陵碑》里说的“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朱元璋的原配妻子姓马，且不裹脚，也不一定就是回民；朱元璋出家为僧，有史籍明确记载；建文帝在燕军攻入南京后，是否脱逃是个疑问。而且即使脱逃，民间传说也都是他削发为僧、浪迹江湖或隐居山林，却未见有远赴天方朝觐的记载；明武宗禁食猪肉，是因为他觉得“朱”、“猪”同音，而且武宗本人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以大庆法王自居(详见前文)，根本不可能是个穆斯林，等等。
经过几年的讨论，近来关于明太祖族属的争论已经逐渐降温。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相关研究，从学术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朱元璋是汉族，所谓朱元璋是回民、朱明王室是穆斯林的说法尚不足以使人信服。
二、明代中国10个民族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形式和两大系统成型
由于统治阶级的尊奉和优容，伊斯兰教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明朝前期，伊斯兰教继续在中国普遍传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明朝后期，随着中国伊斯兰教10个民族居民信仰形式和两大系统的成型，中国伊斯兰教开始走向完善和成型。
从地域角度来看，明代伊斯兰教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遍布三级政区的格局。元代虽然号称“回回遍天下”，但伊斯兰教只在中书省及各行中书省、路等一、二级政区传播，并未深入到三级以下政区。到了明代，政府主持开始把一些穆斯林迁徙到华北、江南等地，并向中小城市、乡镇等三级政区发展。同时，明朝政府把一些穆斯林择地安插或迁徙，从而形成了州、县等行政区的穆斯林广泛分布。包括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河套为中心的甘宁青地区、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云南地区以及北京为中心的冀鲁豫地区，都出现了穆斯林的足迹。据史料记载，北京周边的昌平、三河、天津、迁安、易县；大运河北段的济宁、德州、沧州；云南的巍山、保山、腾冲、曲靖、玉溪、蒙自、石屏等地，都是明代前期才始有穆斯林分布。到明朝中期，内地绝大多数一级行政单位、大多数二级行政单位、约一半的三级行政单位都有穆斯林分布[14]。明朝中期以后，实行海禁政策，西方殖民者逐渐控制了海上霸权，瓦剌等蒙古残部阻断了中国同西域的联系，穆斯林大规模来华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基本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地区穆斯林占主要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史载，明代新疆地区主要有土鲁番、哈密等国，分布着维吾尔(畏兀儿)等民族，也有一部分回回族。明代之前，新疆地区的民族主要信奉佛教。永乐六年(1408)五月，吐鲁番僧人清来率其徒法泉等来京朝贡方物，明成祖“欲令化导番僧”，授清来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法泉等为土鲁番等城僧纲司官”[15]。明中叶以后，穆斯林在维吾尔等民族居住区中已普遍分布，维吾尔等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普传方式与内地迥异。到了成化五年(1469)，土鲁番首领阿力自称速檀，即苏丹，表明该地区已改信伊斯兰教。不久，土鲁番攻占哈密。《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九年四月，“土鲁番速檀阿力侵哈密卫，据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劫掠哈密诸部，地已略尽。正月，围其城，破之，执其王母，夺朝廷所降金印，遂留居之”[16]。八月，“哈密僧必剌牙失里把的剌奏，其种落数遭速檀阿力劫杀，避住甘州者二百人”[17]，可见哈密尚信佛教。不久，在明朝文、武两手干预下，土鲁番退出哈密。至弘治十八年(1505)，哈密国王陕巴卒，其子拜牙自称速檀，并投顺了土鲁番。《明武宗实录》记载，弘治十八年十月，“哈密忠顺王陕巴卒，立其子速坛拜牙即为忠顺王”[18]。“速坛”，即“速檀”、苏丹。至此，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大规模传播也告一段落。
在普遍传播结束以后，中国伊斯兰教进入内部发展、完善和成型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中国伊斯兰教10个民族居民信仰形式和两大系统成型。在中国现有56个民族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这10个民族大体都是在明代中期前后最终形成具有近代民族基本特征的民族共同体。根据其民族特征和分布地点不同，中国的伊斯兰教可以分为回族等族系统(包括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和维吾尔等族系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在10个民族和两大系统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无疑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回族系统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内地、甘肃、青海一带。其中，回族是唐宋时已经侨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因战争东迁的回族后裔，经过长期通婚以及中国境内改宗伊斯兰教的汉人、蒙古人、犹太人等在民族融合大趋势下，形成的具有中国人意识的新民族。撒拉族祖先是西突厥乌古思部的撒鲁尔人，在河中、呼罗珊地区游牧，早在8世纪就信奉伊斯兰教。元代时期，在蒙古人军事逼迫下，撒鲁尔人的一支迁至青海循化一代，与周围的藏、汉、蒙人长期融合而形成撒拉族。至明朝嘉靖年间，撒拉族人口已有1万余人，宗教上一直虔信伊斯兰教。东乡族出现于14世纪中期，是13世纪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撒尔塔”和当地的汉、蒙古等族互相融合后形成的新民族，因居住在河州以东，故称东乡族。保安族形成的说法众多，据推测其族名可能与其居住的保安城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保安族同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一样，都是外来穆斯林同当地人通婚而形成的民族。在民族融合中，伊斯兰教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维吾尔系统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其中，维吾尔族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畏兀儿同哈密、吐鲁番等地各民族相互融合而成。杜格拉特部同乌兹别克人、巴尔喀什湖周围一些部落一起融合，形成哈萨克族。乌兹别克人在河中绿洲同当地居民相融合，形成乌兹别克族。明代时期的塔塔尔族，多为俄国迁入。同以上诸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不同，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信奉什叶派。塔吉克原为中亚土著民，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人为古代新疆南部操印欧语系部族的后代，约10世纪信奉伊斯兰教，追随什叶派。柯尔克孜族原居于东亚，6世纪进入中国境内，多数居住在新疆地区，族人大部分信奉什叶派，少数人信奉藏传佛教、萨满教[19]。
随着这10个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民族化特征。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两大系统就已经存在，内陆地区的穆斯林和新疆地区的穆斯林传播的伊斯兰教就有所区别。10个民族形成后，这两大最初因地域而有所区别的系统逐渐转化为具有显著自我特征的中国两大伊斯兰教信仰系统。
内陆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传播主要是由唐宋时候在中国定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使臣、商人同当地居民发生姻亲关系而衍化而来，这些穆斯林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教，通过子孙繁衍增多和后代在内地和沿海地区谋生而传播。这一系统的穆斯林除了生活方式等同汉民有所区别，在政府和居民尊重其民族习惯的情况下，很少同当地政府、居民发生冲突。例如，回族伊斯兰教更多地体现伊斯兰教同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规、教义、生活习惯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信安拉、信天使的同时，也推崇儒家的纲常伦理。如果一个回族穆斯林想要成婚，也会尊重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遵从本人同意。这也反映了回族伊斯兰教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居民。
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新疆伊斯兰教系统，多是通过宗教战争等方式用政治力量推进伊斯兰教的传播的。同回族体系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有较大不同，维吾尔族体系的民族多生活在新疆境内，同内地的联系相对较少，他们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带有明显的古代维吾尔传统文化特征。此外，还受到了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国多种文化的影响。以维吾尔族为例，他们的宗教信仰中保留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一些萨满习俗。而哈萨克族伊斯兰教的教法也受到本民族自古以来一些如遗产继承之类习惯法的影响，崇拜祖先，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事物，崇拜马牛等牲畜主宰神。可见，维吾尔族系统的伊斯兰教更多地融入了本民族或相似民族自有的信仰，而展现出不同于回族系统的特征[20]。
纵观整个明代的伊斯兰教两大系统，回族系统比较活跃，同中央、地方政府联系相对密切，影响也比较大，我们所提到的明代伊斯兰教发展多指这个系统；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系统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受汉文化影响小，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大。
标签：明朝论文; 回族论文; 哈密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回族风俗习惯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朱元璋论文; 穆斯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