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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1)12-0046-07
技术创新及技术进化问题，是技术论或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生态学角度，把生物的生存、进化，和产业发展及技术进步相互比较，发现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尽管技术的生态学研究依然属于理论框架的摸索阶段，但从技术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技术发展环境的建构两方面，都给未来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从生态学中衍生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理论，是从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经验描述中建立的生物基本单元及层次概念。归纳案例分析结果，需要有一个系统性或规范性的内容框架。基于案例分析的技术进化研究中，利用生态位概念的分析路径有别于生物学的进化类比方法，其归纳模型给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带来有益的启发。本文在说明与生态位有关的概念问题的解析及其运用基础上，通过介绍荷兰学者利用生态位概念而创立的技术生态位战略管理(SNM)理论，结合分析其理论架构对技术创新及技术进化研究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初步指出该理论的若干局限和可能扩展的经验研究路径。
1 生态位视角与经验转向
“生态位”源于英文Niche，包含“小众”、“利基”、“支点”及“合适的”等多种含义。生态学中的语境由美国生物学者格林内尔(1917)首次运用，通过鸟类案例研究，将其定义为“物种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最终分布单元”[1]。之后，著名生态学家哈钦森提出“多维生态位”概念，对物种考虑温度、湿度和幅度等三个环境因子分析三维的适合度，形成一个立体的分析结构，开始得到普遍采用，由此扩展到多维的因素分析。生态位概念定义在生态学中并没有完全一致。对生态位的概念描述和理论运用，从宏观的分类定位(包括所指的空间、功能和主体等)和微观的运用分析(包括生态位宽度、重叠等竞争系数的计算等)两个方面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生态位概念的发展是与生态位理论研究工作同步进行的，概念定位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实际运用的复杂性。尽管近百年来生态位概念未能达成很好共识，但不争的事实是把生态位理论应用在竞争系数估计、极限相似性、资源划分、土地评价、群落稳定性讨论、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领域并已取得很好的成效。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位概念和运用问题的复杂性主要集中在对生态位“本质”的认识、“主体”对象的描述和“尺度”范围的确定等三个方面，是生态位概念及整个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问题[2]。“本质问题”指出生态位既体现其存在的空间，也体现功能及各种环境影响因素，是物种的属性特征表现。“主体问题”是明确“物种”是以“种群”的集合被描述的，作为生物的物种提起。同样，某一个产业的生态位也是一个集群概念，但对于某项技术的生态位，则应该把技术作为体系化存在的主体表述对象来讨论。“尺度问题”是测量和评价被描述的主体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的大小强度。生态学中强调研究结果只适于这个特定的尺度，否则研究结果难以体现真正实在价值，其含义就是指一种生物的生态位反映该物种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范围内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即所指向的主体其生态位最终形成的单元。
生态位概念首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产业与技术发展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的学者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给利基定义为更窄地确定某些群体，是个小市场并且它的需要没有被服务好，或者说“有获取利益的基础”。Niche market(Industry)也被称为“利基市场”或“缝隙产业”。“利基策略”成为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术语，强调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独特性。生态位概念在产业研究领域的运用尤为值得关注，把技术作为参量的产业或企业生态位。管理学者们从生态学角度，较早借用生态位的概念，提出企业种群生态位和个体生态位，认为企业生态位的核心思想是界定企业与环境的物质交换特征，包括生产资源的获得和产品利益的交换，生态位的环境特征包括地理位置、资源需求、技术、制度等，把技术纳入企业生态位的环境影响因子分析。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对产业发展及技术评价中通过实际数据分析来测评生态位，但各种测评方法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近年，产业和企业发展中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研究，比较系统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和生态的关系研究，技术进化从个体上升到群体的研究视角，如何利用科学技术的自身发展来控制和选择技术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需要技术发展和生态结合的讨论。二是技术在企业和产业生态位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因子是企业发展的控制参数，主宰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它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构成了企业生态位中少数几个序参量之一。所有的生态位环境因素中，技术变迁因素及企业对技术变迁的把握是造成原本拥有类似生态位的企业出现巨大生态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除管理学领域的产业及技术发展的生态位理论运用外，还有一些微观技术选择领域利用生态位(小生境)的数学计测方法。在技术哲学和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国内学者通过技术和生态学的比较，也初步把生态位现象引入技术发展领域，无疑明确了对技术也可用生态位来讨论，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化的微观分析领域。
对于技术的存在及本质的探索，需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技术进化的内部机理和基本规律，即对技术进化问题需要“沉底”探索。尽管当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和分析的技术哲学的兴起，与生态学视角对技术的发展和进化的讨论并没有直接的理论联系，但从研究方法看，分析技术哲学主张运用分析方法来处理与解决与技术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问题，同时，经验转向就是要打开技术黑箱，脱离抽象的技术整体描述，发挥材料经验的作用，说明技术内部的真正构造和演变机制，从抽象的层次分析转向具体的层次分析，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的经验描述上。新一代技术哲学家认为，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能开始于对技术的预先设想或神话，相反，它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的经验描述上，打开技术的黑箱[3]。首先，不是把技术看成一个既定的东西，而是去分析它们的具体的发展与形成过程；其次，把技术作为一个系统化或者体系化的整体来加以分析；再次，吸收建构主义的观点，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
基于生态位概念的技术变迁研究，大多基于经验案例分析，有了叙述性解释或者实证性研究外，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规范性的方法或者理论体系。在STS领域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从上世纪末开始，以荷兰的特文特、埃因霍温和马斯特里赫特等三所大学为主要代表团队的技术创新与政策研究学者们，利用技术生态位概念以及生态位模型中的技术演化，基于技术经济变迁理论和社会系统分析方法，把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纳入微观视域，通过各种实证案例，再上升到宏观系统分析，初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框架，成为很多国家或相关行业对技术创新和演变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他们和另一些学者提出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学术倾向出现在同一时期。
上个世纪末，荷兰学派在“分析的技术哲学”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哲学家们对于能够反映技术发展的经验资料产生了兴趣，即具体的案例研究。我国学者总结指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包括三个方面[4]：第一，向技术问题的经验研究回归。技术哲学的案例研究是技术的哲学概括，是案例的文化背景的显现和文化关联的揭示。第二，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技术哲学的案例研究不仅需要共时性的文化比较，也需要历时性的技术的发生学研究。第三，采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技术哲学涉及到技术制品与文化、新技术与政策决策、技术行为与社会责任、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内容，这就需要综合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同时，我国学者在归纳“经验转向”时认为“经验转向”并非仅指用更详细的经验案例研究来描述或支持现有的哲学观点或哲学分析，也不是把哲学的观点或结果应用于技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经验转向的惟一目的就是在技术的现实实践中为答案提供一个稳固的经验基础[5]。同时也关注到对“经验转向”问题的不同观点，究竟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与技术相关的其他实证学科的产生？如利用生态位概念创立的SNM理论的倡导者之一里普(2000)认为不存在经验转向问题，指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应被看作技术社会学不可分割的内容，对技术的“经验理解”是技术哲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全部，如果把“经验转向”仅仅理解为转向工程实践和特定设计，则使人们容易产生“理解工程就理解了技术”的片面思维[6]。涉及揭开“黑箱”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即知道“是什么”还需要“如何是”的东西。我国学者也认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视角，本身存在“经验研究”，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其基本思想方向是一致的，并不否定“经验转向”的学术倾向。
从生态学中引申的生态位(Niche)概念和理论的运用，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在各学科中表述又不十分一致，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趋向利用这一概念涉及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发展等的因素评价，从技术论或者STS角度，有必要作一个疏导和整理。利用生态位概念建立的技术生态位战略管理(SNM)理论，它不仅是利用各种现实案例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尝试利用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思路。作为一种新方法的学术倾向，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的一种良好借鉴。
2 技术生态位与技术进化
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化研究领域，通过生态位提出了技术生态位(Technological Niche)的概念。针对经济演化理论，荷兰学者利普和肖特等，为揭示纳尔逊和温特模型的技术静态选择缺陷，较早提出技术生态位概念的国外学者之一，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突破性的技术创新需要建立一个被保护的同时避免和主流竞争的空间，相当于“准演化”的微观技术环境。国内学者在技术论和STS研究领域依据技术与生态的关系，也对技术生态位概念作了描述性解释。如提出“技术的生态位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如一个地区或国家)内该技术的环境所提供给它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的集合。”它包括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交通、市场等生态因子和一定的技术水平、环境容量、与其它企业技术的关系等的生态关系[7]。在技术的生态空间中，每一种技术形态都应以其存在的特质，在这个技术圈中拥有一个技术的生态位，并对整体的技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提出技术的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技术的生态位与生物物种生态位的根本区别是需求生态位。从企业发展角度，又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技术生态位概念区分[8]。狭义技术生态位界定有助于揭示企业技术适应环境的内部要素，并将广义技术生态位中的生态环境、企业与企业之间组成的种群关系对企业技术能力演化的影响区别开来。基于生态位尝试建立企业的技术能力演化模型，认为技术体系创新过程起始于一个个的单项技术创新活动，把技术体系纳入了生态位的分析中。指出技术体系中的各种技术相对成为技术的子系统(体系)，各技术子系统是由一项具有相同技术基础的技术要素按照特定的方式(内在结构)组成的，每个技术子系统及其内部的各门技术都有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其中的每个子系统都在大体系中占有特定的“生态位”，从而形成了技术生态位[9]。目的是为了讨论企业生态位中的技术因素，是通过企业的生态位(环境)、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技术专利等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而引入技术生态位概念。
在技术创新和进化的研究领域，明确“产业生态位”和“技术生态位”概念的同时，对那些处于非主流或者缝隙产业中的技术定义为利基技术(Niche Technology)，这是相对于主流技术而言的，如处于小众市场领域的软件技术和其他新出现的技术及人工物的描述，都是以利基市场为基本界定依据的。某些大企业也不例外，如世界十大航空配件生产企业之一的英国GKN宇航将其技术称之为Niche Technology，表示飞机制造的核心或主流技术以外的“配套产品的技术”。在技术生态位的理论中，“利基技术”除了主流技术缝隙中的技术外，是作为生态位中的主体(技术)被描述的。许多优良的主体设计，利基技术的缺乏导致整体技术体系的缺失，尽管处于非主流的缝隙中进化的利基技术，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如风力发电的入网技术的妨碍其技术体系的形成，同样，核电技术的进化，需要配套技术的支持和保障，除核心技术体系外，安全防护、核废料处理等非主流技术将直接关系到人类对该技术的认同和接受。
技术进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始于80年代。技术进化研究能够成为技术哲学的范畴，必须明确技术进化的合理性和现实性问题，能够说明技术确实是在进化着的，具有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的类比性，从主体、功能和环境三个要素，综合解释技术的变迁。国内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分析技术进化现象，如通过技术(系统)的自组织性揭示技术的进化特征，或者从技术、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分析技术进化的模式和进化趋势，但国内的学者大多没有对技术进化理论与生物进化理论之间的联系做出说明。和国内学者不同，国外学者大多从微观的角度、以经验案例的方式分析阐释，齐曼等在生物和技术进化的类比性对技术进化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10]。他们指出技术变化与生物进化之间具有极其明显的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把生物和技术归为同一类。提出可以用一种修正了的进化理论来隐喻解释技术的变化，把技术纳入生物复杂系统中的一员。进化是群体的进化，而不是个体发展。人工制品的选择与设计也类似于基因，技术创新和进化的单位是一种类似于“縻母”的东西，包括思想、概念、观念、信念、设计和理论等。从某种意义上看，齐曼等人的技术创新研究类似于纳尔逊温特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所倡导的技术进化是新“惯例”的发现，具体到“设计”和“创造”，从人工制品的各种案例分析中强调“縻母”是个主要的角色。
和齐曼等人基于宽泛的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比较，上个世纪末荷兰学者在技术哲学和STS领域提出技术生态位，对技术在“造物”过程中的作用提出新的经验视角。技术进化研究作为哲学范畴，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内容体系，是研究技术变迁的逻辑起点。技术变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生物进化相比，建立任何“机械论”意义上的“模型”都只能是技术进化的片面反映。他们首先通过“生态位(Niche)”概念来理解技术范式分析技术演化，结合实际案例归纳建立的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战略性生态位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简称SNM)，特别是针对技术创新政策领域。这不仅带来了技术演化研究的新思路，也被广泛应用到创新政策中。
SNM理论背景是源自于技术范式问题的新认识，主要针对纳尔逊和温特(1982)提出的技术演化模型提出质疑，并结合多西(1982，1988)的社会系统论而创立的新理论。经济演化理论所描述的技术变化都是结构性的自然形态，技术发展具有一定轨迹和路径，属于大规模的、大生产化的技术集成。但是，从工程学视角，很多技术变化却是通过积累而优化或者体系化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熊彼特学派主要代表是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技术经济学家认为，包括技术范式(Paradigm)变迁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技术创新都可以运用，其核心是组织“惯例”，即企业处理事物的基本程序和规则，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是由于代表着新范式的技术被成功搜索到，并且被扩散到产业层面的结果，之后是接受“环境”的检验。但该演化模型在解释技术范式本身的变迁时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一方面强调采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点，另一方面却不主张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没有考虑技术本身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技术范式同时作为选择标准和选择对象存在矛盾，无法说明新技术范式是如何替代旧范式的。最后是这个模型忽视新技术是如何出现的，仿佛新技术一经搜索到就是成熟的，忽略了技术范式的动态学或者体系化的过程[11]。多西的观点和一般的社会建构论有所不同，在强调技术社会系统的同时，作为技术经济理论，也强调技术的内在建构论，即提出边界清晰的技术体系内涵[12]。多西对技术演化过程中技术范式选择是相对直接的，指出了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技术发展影响的两个途径，首先是变化方向的选择，即技术范式的“事先选择”，其次是进化论式的变化过程中的选择，即熊彼特式的尝试和纠错的“事后选择”。但是他没有说明事后选择是如何操作的，也即各种变化和选择之间是如何联系的[13]。
和齐曼等人通过生物进化的比较不同，SNM理论的建立是基于生物进化最基本的单元生态位，指出上述演化经济学的不足并借鉴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的基于经验案例的模型，对SNM理论框架的理解有助于拓展技术创新和技术进化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
3 技术进化的生态位模型
该模型主要由荷兰学者提出，包括利普(1992)，坎普、肖特和胡戈马(1998)，韦伯、利普(1999，2000)、吉尔斯(2002)等，通过欧洲的各种实际案例分析，从技术生态位通过市场利基，再到技术政体(Regime)或范式的建立路径。SNM初期的模型是一个微观的分析结构。结合技术生态位的概念，从微观分析入手，清晰地描述技术生态位从新技术不断试验直到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即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分析思路。SNM理论首先是由利普(1992)等首先注意到技术生态位概念，坎普等(1998)明确SNM理论框架，韦伯和胡戈马等(1999)做了进一步完善。其微观分析的思路，最初从技术生态位主体出发，提出可供选择的由技术生态位通过市场利基渗透的路径。这种渗透逐渐在新的社会-技术政体中占有优势地位时，新的技术范式便出现。如图1所示，是一个从小到大的演变结构。这个理论框架认为，新技术的演化遵循技术生态位—市场利基—技术政体(范式)三个发展阶段[14]。
图1 基于生态位的SNM之技术进化模型
第一，成功的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或者利基技术是通过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 Experiments)实验完成的。通过实验，以产生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之间的交流信息、知识和经验，这阶段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学习过程培育一种新技术。实验发生在受到保护的“生态位”中，是一个培育新技术的特定区域。对新技术的知识缺乏和新技术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个实验过程显得极为重要。第二，实验创造原始市场雏形，并和市场行业发生连接，即便是技术最初仍然处于实验室状态，如果技术培育良好，在适合的时候产生市场利基，技术创新便能维持其商用价值。新技术在技术生态位中的不断改良，使它逐渐显现出商业价值。第三，通过第二阶段商业化，在异质性的市场上找到适宜的生态位，通过利基市场渗透，新技术逐渐成熟并确立对旧技术的绝对优势，在主流市场上与旧技术展开全面竞争，淘汰旧范式而确立为新范式。
由于技术是需要通过市场形成技术政体结构的，生态位所指向的不仅是技术生态位，还包括市场生态位(利基)，拉文在分析丹麦和荷兰的能源技术的发展比较研究后，提出一个宽松的对技术生态位的定义[15]，是指一整套对新技术进行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试验，这个试验是在社会实验中的探索，它受到一个相对小的产业、用户、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行动者网络的保护。SNM中技术政体(Regime)是一个类似于多西的技术范式(Paradigm)的概念，或者称作社会-技术政体。技术政体概念是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最先提出，指组织记忆的结构，是一种经验法则或者惯例，主要通过工程技术人员的灌入，技术演变是寻找和新技术的联系，并建立路径。SNM的技术政体的概念是对纳尔逊和温特所描示的通过企业“惯例”收索到的技术范式的扩展。利普和坎普(1997)首先明确了在SNM中所引用的技术政体的概念，是指一套规则或者法则，包含了所有工程实践、产品过程技术、产品特性、工艺和程序，同时还包含处理相关人工物的方法和人员，以及决定问题的方法等所有与技术相关的系统和结构。这是一个特定技术创新和更为广泛的、上升到社会层面的技术地景(Technological Landscape)之间的过渡结构[16]。
初期的SNM理论对如何评判某项新技术(生态位中的技术或利基技术)是否确立为新范式的标准是模糊的，之后众多学者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基尔斯等从技术作为问题解决手段的角度指出，所有的技术范式都解决了一定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新的技术如果能够克服旧范式的核心难题，它就能和社会-技术地景之间建立起“连接”(Linking-up)，使生态位萌生向范式的转换，或者说技术从生态位中实现了突破，就能够成为新范式[17]。成功是依赖于技术进入市场并最终推动的范式，这就是之后形成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远景(Multi-level Perspective，简称MLP)分析方法。基尔斯、肖特以及拉文等人进一步对SNM理论作了阐述，并逐渐深入对技术生态位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研究进路，通过案例提出新的从技术生态位到技术政体(范式)的技术演化的系统理论。即在完成技术创新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宏观视域的技术变迁(Technological Transition)问题。技术变迁可以认为是长期使社会功能得到满足的主要技术变化(创新)，比如交通、通讯、家庭生活，不仅包括技术变化，还包括元素的变化，比如用户的实践、管理、工业网络、基础设施和象征意义及文化等。技术变迁同时意味着技术创新—试验、学习、调整和技术元素的重新配置。
宏观MLP分析框架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技术，即生态位(Niche)、技术政体(Regime)、社会技术地景(Landscape)，其分析视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称为技术变迁的“多层远景”理论，如图1所示，显示技术生态位产生后的逐级上升变化过程和各层次的相互关联。坐落在第一层的新技术最初在旧的框架内被开发出来，大的圆圈表示技术政体，虚线表示政体形成的可能区域，实线表示基本形成的技术政体(范式)，内部的小圆圈表示生态位，是一个微观的技术生态位(突破性技术创新)出现的过程描述。处于上面两层的属于技术政体(范式)形成和进入社会地景阶段。MPL认为，技术政体对生态位影响强烈，社会地景对生态位产生的影响相对微弱。MLP的重要性在于指出新的利基技术的成功不仅由生态位的内在过程所决定，而是由存在的范式(Regime)和社会技术的地景(Landscape)发展的等级所决定。其中“社会地景”代表外部的过程环境和影响因素，包括对政体和生态位，是指一系列异质性因素，如石油价格、经济增长、战争、移民、广泛的政治联盟、文化和标准价值观、环境问题等等。从STS视野看，基尔斯认为，作用于SNM理论的利基技术，其内部发展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期望和视野的清晰，考虑期望对生态位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二是社会网络的建立；三是在各个层次上学习技术的过程，包括技术、市场、服务、产业和产品、规则、政策，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等。SNM分析方法，旨在通过生态位管理为有前景的新技术和新设想创造并发展一个试验平台，并有控制地取消它，以便学习值得期待的结果，从而提高技术的扩散几率。同时，应当把它看作协助新技术建立生态位的工具，主要通过巧妙的实验项目[18]。
SNM理论模型指出，国家创新政策系统尽管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关注技术创新的普遍性，表现出静态特征，强调自上而下的影响。通过SNM理论可以部分弥补这些不足：(1)针对特定领域的技术，由产业和非政府机构组织自上而下地推动生态位管理；(2)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和选择、激励和保护有价值的技术培育；(3)依据技术生态位管理过程，强调动态调整和灵活运用[19]。SNM思想成了一些国家创新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一些无法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自生发展的技术领域。欧洲的诸多国家，如交通领域的电动汽车、能源领域的生物燃料、环境保护的废水再利用等技术的发展，都利用该理论分析寻找政策方案。因此，SNM所揭示的技术演化和政策分析，能够弥补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的诸多不足之处，从而为其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动态性的政策思路。
4 结语
利用技术生态位概念，基于经验研究的SNM理论旨在提供政策分析，针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研究，已有十多年的讨论。从微观到宏观都比较系统地对涉及了技术进化问题，主要通过技术生态位向市场利基的渗透衡量技术变迁的可能。SNM理论不是单个事实的本体论描述，是通过不同规律得出的观点的综合，利用分析性的启发式框架来理解技术变迁。其理论形成为生态学、演化经济学和技术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其本质分析可以对真实世界的发展的复杂性问题进行判别。SNM理论为理解系统创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整体的视角，具有独特视野、实证有效性和简单性的特征，广泛包容和结合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社会技术综合系统理论。尽管利用生态位概念和案例分析建立的理论，并不能认为是“机械论”意义上的模型，但是理论本身很多缺漏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理论倡导者基尔斯意识到，这样是否依然引入一个复杂的境地，需要许多数据来探求事物的本质[20]。其中使用了一些隐喻和相当不精确的概念，理论中的“技术政体”是一个宽泛的分析单元，要准确的界定边界很困难。同样，社会远景(Perspective)的概念也是含糊复杂的，需要在多个层面讨论其动力学机制。作为特定环境(案例)下的模型结构，不同案例的选择得出系统创新的不同变量，其解释力度的不足超过了它的有效性。SNM是实践案例中获得的理论架构，它从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的角度来考虑新技术发展问题，并考虑了选择环境的异质性和动态性，体现了其理论的现实性。
综上所述，基于生态位的技术进化研究给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SNM理论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技术哲学角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结合、强化并拓展其经验研究的视野。
1)作为生态位主体对象的技术体系。现代技术是以体系形式存在和进化的，“技术系统”界说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个广义的范畴，既包含了狭义的“技术体系”或基于“存在域”的技术，也包括社会环境的整体互动关系，生态位中所讨论的技术(主体)，尤其是技术政体(范式)的描述，应该纳入技术体系的范畴来讨论。SNM理论尽管是结合了系统建构论的观点，但所指的技术(生态位主体)大多以单项技术为主要讨论对象，从个体到群体(产品和市场)发生的生态学观点，尤其是技术政体(范式)的边界定义，技术存在域仍比较含糊，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处于体系结构中的技术生成和其他技术体系的关联及进路。尤其对那些处于主流技术以外的利基技术(体系内外存在域)的重要性的认识。2)技术生态位的自组织能力。技术生态位是基于市场生态位(利基)而扩展为技术范式的，需要关注技术发生的根源，如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技术发明等，分析企业和研究机构层面对技术创新的特殊生态环境。在理论中不难看出，利基技术需要被保护，技术似乎仍然是现存的东西，是个既得的“产品”，市场和环境因素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现实技术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有些技术对市场具有引导能力的“反作用”。3)利基技术和技术进化的历时性。经验研究需要对技术结构的内在动态描述，注意到技术是一个体系之间相互连接配合、协同发展的演化过程。SNM无法描述相对一定时期内处于没有被保护的“生态位”环境下的技术进路，由于市场条件、社会环境和时代观念的变迁，技术体系内的各种技术结构形态以及技术体系之间的相互消长、互为促进，在技术进化过程中是此起彼伏、交替变迁的。4)生物进化和技术进化的差异。技术创新和进化与生物进化有许多类似之处，如新技术的出现都是旧技术遗传、变异的结果，新技术的存活关键是市场的选择。但技术创新进化远比生物进化复杂得多。生物进化中，物种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化在SNM理论看来，没有明确在社会-技术系统中处于生态位中的技术，也即利基技术，是否除了消亡外就是形成新的政体(范式)。实际的技术存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处于主流技术以外的众多利基技术，他们以集群形态的离散分布，其综合能力也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的空间和位置，没有获得生态位环境的技术，有些可能不参与向技术政体的演化，而在技术体系中起着及足轻重的作用。5)地方性知识和不同政治模式下的比较。技术进化作为技术体系的转变，要求做更多国际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工作，具有全球化的观念。技术作为一种复杂的知识结构，需要区分或综合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