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韩国流播史及其特征——以“二战”后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后为论文,中国古典论文,特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4-0125-04
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二战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的流播，可分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第一，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50年代28种，60年代48种，70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①。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正养社，1954)，任昌淳《唐诗精解》(1956)，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通文馆，1958)，《杜诗谚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诗》(玄岩社，1973)，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诗》(正音社，1976)，金学主《诗经》(探求堂，1980)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汉城大学)，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台湾师范大学)，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1965，台湾师范大学)，金钟培《清真词订释》(1967，台湾政治大学)，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1972，台湾大学)，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汉城大学)，柳晟俊《王维诗考》(1968，韩国外国语大学)，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台湾大学)；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1968，台湾师范大学)，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韩国外国语大学)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1958)、《近体诗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1970)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1957)，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1958)、《韩国词文学研究》(1-5)(1964-1965)、《〈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1967)，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1977)，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1978)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74)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广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到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
第二，1981年到1992年。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上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30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②。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119种，为前30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③。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2)、《中国诗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9)，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5)，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龙淮《秦观词研究》(岭南大学出版部1989)，柳钟睦《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第三，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40年的总和。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流播，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学者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④。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金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4年多的努力，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20世纪70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750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发布。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转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⑤。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不同的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第一，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15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1474)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专论韩国作家作品，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⑥。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⑦ 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50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⑧。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
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第二，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陆与韩国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但韩国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开始，其主要影响源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在学术队伍构成上，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韩国学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国词学研究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共培养这方面的硕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汉城大学或岭南大学完成学位，其余11位学位均在台湾完成学位，占总数的64％；从1982年到1998年共培养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台湾完成学位，占53％。在诗文和小说方面也接近于这个比例。从当前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现状来看：50至70岁的“长辈”绝大多数曾求学于台湾高校，成为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罗联添、邱燮友等台湾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弟子，这批台湾学者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构成了今天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更年轻的一代车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东、李锡镇、朴永焕等目前也陆续成为学术带头人，是当前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这种学术传承自然会深深影响着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学方向上，韩国学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种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著作版本的包揽式研究，如《孟浩然诗研究》、《杜牧诗研究》、《王维诗研究》等，而这正是台湾学者的专擅。
在研究方法上则倒过来，多微观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如郑在书《李商隐咏物诗中的人生感慨——从咏花诗谈起》，尹顺《〈山鬼〉中的巫仪考察》，崔真娥《〈驱傩行〉中的傩戏》，金寅浩《文学中“归”研究》，宋龙淮的《晏殊感时词小考》等。这是台湾学者喜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民间研究机构的普及和运作上的专业、灵活。韩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由民间推动，由学者自由组合，非常众多和普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这类学会有20多个，按人口或研究队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更不用说俄罗斯和欧美。其中最主要的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成立于1971年，是韩国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韩国中国学会，创立于1962年4月，由汉阳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0多所韩国著名大学200多位学者组成；岭南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其余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还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学术刊物《中国文学》；韩国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会，《中国学研究》；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论译丛刊》；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语文学志》；东方汉文学会，《伏贤汉文学》、《东方汉文学》……
第四，注意中韩文学以及学者、论著之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古、现代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会产生一些有歧义的问题，韩国学者很注意对此进行集中探讨和比较，尤其是韩中作家作品以及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韩国学者一种很好的研究风尚和学术传承，早在韩国诗话开山之作——高丽朝高宗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韩国杰出的诗人李奎报在其创作谈《白云小说》中谈到自己对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作认识上的转变：早年“读梅圣俞诗，实行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其中还谈到他与高秀英对韩国诗人李山甫《览汉诗史》的不同评价。韩国忠南大学在1999年7月召开“东方诗话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专门针对“诗话”的概念、范畴和定义展开研讨比较。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往往都很具体、专门，强调两者之间的探讨、比较，不作“唐诗”、“宋词”、“元人杂剧”这类泛泛之论。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专门探讨比较韩、日、欧美以及海峡两岸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得失。韩国的国学资料院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主要比较中、韩、日等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并列举若干个案进行分析，这套丛书题为《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3辑。在研究论文方面，这类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来就致力于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有《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论文，最近又有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问世。在这本新著中，作者着力于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影响研究，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另外，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很重视古、现代文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韩国的中国文学教学不像中国大陆这样专业，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都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互不关涉，倒是有点类似台湾，许多学者都是兼跨古、现代文学，甚至语言学。如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启哲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朴宰雨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80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90年代以后更将其主要精力转到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沟通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是注重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很好途径；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当代人文关怀，以提供经验或揭示规律等方式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不会与当代社会疏离，才不会被边缘化，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韩国的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注释：
①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研究概况图表》，《韩国学术资料》，人文社会科学编第2辑，大韩民国学术院2001年版。
②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年8月。
③李雄吉：《近刊学术资料目录(国内部分)》，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1988年第7期。
④⑤⑦《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崔国华：《东人诗话》“后序”，见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页。
⑧冯敏、金基庠：《汉学研究在韩国》，《当代韩国》1998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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