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加速”：马克思与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关涉
□ 马 希1，2，刘秦民3
（1.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3.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 国内外学者对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溯源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而进行这一探索必须要到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合作的《加速主义宣言》那里。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对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探讨是开放性的，他们认为应该将左翼加速主义的探讨还原到政治经济学，由此，应当探讨马克思在左翼加速主义思想中的地位。马克思的资本加速批判思想，一方面体现在从生命速度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揭露，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物质的生产速度的历史方位的论证之上。马克思对资本加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邃在于从唯物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生产的政治权力。在当今国外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谱系中，应当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地位。
[关键词] 左翼加速主义；马克思；生命速度
由左翼思想家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所凸显并深入阐释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理论，在当今西方激进思潮中成为独树一帜的观点，吸引了横跨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以沃索（verso）、城市化（urbanomic）出版社、法律批判网站（Critical Legal Thinking）等平台为主要阵地，对加速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有诺伊斯（Benjamin Noys）、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威廉斯（Alex Williams）、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学界对当今西方激进思潮的涉猎、评介、研究的深入，对加速主义思想的讨论也日趋增多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介绍类的文章有蓝江《可能超越社会加速吗?——读哈特穆特·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 0 1 8年第7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 0 1 9年第6期）；郑作彧《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 0 1 4年第3期）；孙亮《资本逻辑视域中的速度概念：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考察》（载于《哲学动态》2 0 1 6年第1 2期）；董金平《加速主义与数字平台——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8年第6期）、《加速、新异化和共鸣——哈尔特穆特·罗萨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 0 1 9年第6期）；吴冠军《速度与智能——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思》（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 0 1 9年第6期）。 。关于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这一问题，国内相关学者一般将其回溯到瓜塔里（Guattari）、德勒兹（Deleuze）的非结构主义思想，尽管也有学者将这一理论传统向现代性理论之前回溯，如埃里克和埃利奥特（Eric L.Hsu＆Anthony Elliott）便将左翼加速主义的谱系追溯到以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时间理论[1]。斯尔尼塞克等对加速主义思想渊源的探讨，相对于前者是在更为纵深的历史追溯中进行，这种追溯更多的是像西方学者那样，在西方思想史上寻找根源。但显然，一些学者局限于对加速现象的探讨，与作为一种批判思想体系的加速主义还存在差异。除了这些研究成果之外，蓝江在其加速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将马克思作为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源头[2]，这一尝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理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然而，当我们在梳理当今的加速主义思想研究时，却发现学界对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对其与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的理论关涉的研究还需加强。
一、聚焦《加速主义宣言》：左翼加速主义究竟在言说什么？
“加速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科幻小说《光明之王》（Lord of Light，1967），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如果说诺伊斯使得“加速主义”概念在社会批判理论脉络中呈现出来，那么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于2013年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网站上发表《加速主义宣言》（《the Manifesto of Accelerate#》）则使这一概念真正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从某种程度而言，威廉斯和斯尔尼塞克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个具有体系的纲领性链条，而这一理论体系可以用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加以概括。
(3)社会资本拥有量(A3)是指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得的、被别人认同接纳的成员身份的能力，包括社交面(x7)、社会地位(x8)、亲朋好友支持度(x9)和一般关系支持度(x10)。
在《加速主义宣言》所做的总结中，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对其探讨的经济、政治、生态等历史语境进行了阐释，从而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转向加速主义。“加速主义推进的是更为现代的未来——是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无法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性”“未来必须再一次起航，打开我们的视野，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3](p362)。而速度，无外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颠覆了人们对于速度的理解，将政治权力问题贯穿到速度的讨论中。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说：“当危机日益增加，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3](p349)他们将权力的问题与社会速度的问题、生产“加速”的问题交织起来，而关键在于，他们指出了这一关系的历史方位。针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认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资本主义出现了某种“新现象”：“相对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的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形成新观念和新组织，去变革我们的社会，去面对和解决即将来临的灾难”，政治想象力日渐贫乏，以至于“未来已经化为泡影”[3](p349)。那么，这一“现象”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指出，技术自动化已经从福特制按部就班的确定劳动阶段，进入后福特制的不确定劳动阶段，也就是说，技术走向了对人生命速度的深度规训。速度的权力形式发生了变化：“基础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三者之间良性反馈环产生了一种新的复杂的领导权，一个新的后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平台”[3](p360)。
以上论述表达了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对加速主义的基本定义。通过考察，他们发现了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从针对绝对剩余时间的残酷剥削，到21世纪转向对速度的意识形态化、对人的生命速度进行规训。那么，这里抽象意义上所说的“加速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资本加速规训的对象是什么呢？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指出：“工作—生活之间区别的消失，工作已经弥散到即将出现的社会工厂的方方面面。”[3](p355)到这里，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明确了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对象，当今资本主义劳动者遭遇了加速主义的判断——“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成果不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或压力”，新自由主义的生产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物质丰富，而是将生产力加速的冲动引导至“不断重复生产的满足边缘消费者需求的同类基础产品”“完全牺牲了人类的加速发展”[3](p355)。这些话极为形象地描绘了从福特制资本主义到后福特资本主义的过渡中，速度的政治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中，速度的政治中心围绕着“增殖”，而劳动者自身的生命速度则成为政治权力统治的对象。
最后，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数学素养目标与学习目的缺乏有机统一。这种认识导致学生只能掌握一定数学知识来解决简单问题，难以对数学有更深体验，也不能把数学学习与个人成长、发展有机联系起来，使得数学失去了文化蕴意，教学内容较为空洞，学生学习时感到枯燥乏味，难以了解数学思想方法和精神。
1.4.3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的收集、蛋白测定、细胞计数 对大鼠左肺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用16G插管针气管插管，用注射器取1.5 mL无菌冷PBS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术3次。收集的BALF于4 ℃离心机250×g离心10 min，留取上清液于-20 ℃冻存。用BCA法(试剂盒购自碧云天公司)测定大鼠BALF上清液中总蛋白浓度，以观察大鼠肺泡内蛋白渗出情况。操作方法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不平衡。一直以来，国家重视城市发展，政策向城市倾斜，经济投入多，造成城市、县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市最高，县城次之，农村最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学前教师倾向于选择城市幼儿园，从而使城市幼儿园拥有比县城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数量多、质量好的教师资源。
至此，我们已经意识到左翼加速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依照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的理路，在对新自由主义的解读中，加速主义批判是题中之义，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顺理成章地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加速主义的内涵，即左翼加速主义具有与政治经济批判的一致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至少从四个维度归纳了加速主义的内涵：其一，加速主义形成于新自由主义为规训劳动力所规定的意识形态内；其二，加速主义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外在反对力量，而是从内生文化角度深刻地反思；其三，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资本加速本身，而不在历史意义上询问这些增殖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诉求；其四，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是资本增殖的某种自然性，而不是一些劳动者的生命速度的自然权利。劳动者具有独特的自然性，而这种自然的生命速度是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了机器提速是否消除异化劳动的问题。马克思是这样看待异化劳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1](p185)这种异化批判从某种角度来说，将机器作为固定投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增殖逻辑展露出来，这一展露集中体现在揭露机器“不知疲倦”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自然界限”[11](p320，321)之间的裂痕。在《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机器与生产时间的关系问题时，“加速”“缩短（劳动时间）”这些概念出现频率较高。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劳动生产速度的二重性，物质生产速度与工人劳动的生命速度之间出现了张力。由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的双重迷失：一方面，“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另一方面，“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11](p185)。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的“活劳动转变为”“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劳动过程只是“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11](p186)。“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11](p186)，对于资本家而言，使用自动化的机器，“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速了”[11](p554)。而对于工人来说，机器系统“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11](p320)，相应的，“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11](p294)“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11](p319)。由此，马克思将批判指向生命本身的异化，工人的自然时间、生命速度被外在的机器生产速度占据、剥削、异化。从劳动的客观性而言，劳动包括劳动速度，也是一种生命速度的生产，但是这种以自然时钟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像当今资本主义这样，被残酷地自动化的机器异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不知不觉变得强度更大和更加紧张”[11](p321)。
二、从自然速度到物质速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
我们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做学问的揭露。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对人的“加速”是听之任之的，人的劳动“速度”本身才是资本财富积累的对象。他们甚至感叹“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的顺序为前提”[12](p447)。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加速实质上是一种“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12](p101)。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与左翼加速主义的思想链接，找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加速批判思想。“加速的资本周转（就资本周转取决于流通时间来说），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13](p278)。对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加速的批判还不限于此，马克思揭露了“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12](p29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对德国哲学、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批判。区别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以异化作为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速度进行批判的基点。物质生产的速度，生命生产的速度，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看作是一种攫取利润的对象，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穆勒对于分工的态度，马克思引用了穆勒的一段话：“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7](p239)马克思赞同萨伊的观点，指出穆勒大加赞叹的资本主义分工，实质上“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的加速批判，充分体现在了对于分工的批判之上，“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9](p190)。马克思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生命速度——“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p165)。在分工导致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加速的探讨中，马克思实际上也使用了一种生命速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9](p165)。在这里，我们发现，生命速度与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具有内在一致性。由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对物质生产进行加速批判的另一个维度也显露出来，并且成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即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中对物质生产速度的意义探索——“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0](p11)。
对何为左翼加速主义（left accelerationism）的定义还没有完成，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在2015年出版了《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在这本著作中，他们将精力放在了论证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发生之上，尤其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对生产和财富流动进行有限的学理性分析，另一方面是研究保证资本主义繁荣的方法。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显然关心的是第二重意蕴。正如福柯所言：“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保证治理理由而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5](p165)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指出：“当我们认为这些正在扭转全球资本主义的潮流时，我们在欺骗自己”[6](p12)，这需要发展一种新愿景，即回归现代性和自由本真的概念（而这些被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窃取和歪曲），以取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常识，例如“钱是稀缺的”“政府效率是低下的”[6](p141)等。
乡镇政府部门比较关注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提升政绩较为明显的项目，而对直接利润相对较少的农业缺乏实际投入，严重制约了本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不少乡镇的领导干部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重视程度不足，不能做到示范带动，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缺乏支持，使得节水灌溉技术一直局限在传统的自我管理模式中，无法取得突破，更不能促进本地区现代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
在此基础上，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还进一步阐发了左翼加速主义有别于以往的观点，这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是“速度”的概念作为资本的要素出现，“速度”这一新的要素，对于政治行为来说是陌生的，现在恰恰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在批判右翼加速主义的代表学者尼克·兰德（Nick Land）时写道“他（尼克·兰德）有一个短时但有着催眠效果的信仰，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速度，就可以产生全球变革，走向无可匹敌的技术独特性”，他们认为虽然人们可以快速行动，但是仍然只能在资本主义严格限定的参数集合之内运动[3](p354)，即加速被局限在资本主义政治之中。第二，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所关注的是在社会速度中，在一个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系列现象[3](p349)，“人，机器，图像，信息，权力，金钱，想法和危险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旅行”① 参见：Urry J.Global Complexity[M].Cambridge：Polity Pres，2003：2，60. 。哈桑（Hassan R.）针对整体性的社会现象的理路，提出了他的“微计时时代”（Chronoscopic Society）和“速度帝国”（Empires of Speed）的批判性概念，“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具有速度性的世界——速度是我们集体和个人经验的核心”② 参见：Hassan R.Empires of Speed：Tim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M].Leiden：Brill，2009：7-8. 。第三，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建构了一种有别于描述现代性状况的革命性新理路。关于这条新理路所运用的方法，左翼加速主义认为，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每一项技术和科学进步。这里他们引用了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4](p279)，如果“政治左翼还有未来，那么这个未来是最大限度地去拥抱这种受压迫者的加速主义的趋势”，左翼的“目标不是反转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3](p353-354)。
马克思说，“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11](p339)。劳动这种本来应该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人的自然速度体现的活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暴露在资本主义的操控之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对经济学文献的解读中，触及资本主义的现实维度，马克思对生产的速度批判逐渐显现。“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在既定时间内提高机器速度方面。这种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在较长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11](p297)人的生命速度，一种基于生命活动产生的速度，被整合为机器的物质生产速度，人的生命、“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8](p57)。
当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加速主义批判，最终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问题时，我们应当回溯到以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接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于资本生产速度的批判，也从这里开始萌发。而这种批判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主要体现为生命速度与机器生产速度的矛盾，显示出了马克思的敏锐的观察力。凭借马克思对于资本的速度批判视角，我们也可以审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本著作之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加速的认识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形成了对自然的生产速度和物质的加速生产速度的双重批判，展示出了马克思对于资本加速批判的思想轮廓。而通过以上文本的梳理，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资本加速批判理论归纳为两个向度：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人的生命速度降低为物质的生产速度；而当面对德国古典哲学时，又批判其对于人的生命速度的忽视。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这种批判同时将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加速批判的奠基人？
为何马克思能被视为资本加速批判的奠基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已经着手对资本加速展开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并不停留于工人疲于奔命的表象，而是直指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之上的异化劳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对于人的生命速度融入物质生产速度之中的论证，再到《资本论》中机器（死劳动）速度对工人生命速度的统治，马克思都将速度讨论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批判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此没有停留在伦理层面的批判，而是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按照马克思对时间的分析，财富应该被视为自由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产品的积累。
那么，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资本主义加速批判的内核呢？尽管表面看来，马克思的资本速度批判与诺伊斯、斯尔尼塞克、威廉斯开启的加速主义批判在面向上具有差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资本对于人的生命速度的规训存在不一致性：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大工业刚刚展露其历史威力的时代，资本对于工人生命速度的控制，主要在于对绝对剩余时间的攫取，工人以其自然的生命速度勉强能应付生产。在这一阶段，工人的生产速度虽然能跟上机器的速度，但是还是处于一种相对简单的分工状态，工人还没有达到复杂的分工阶段。然而，这种物质的加速生产趋势还是被马克思捕捉到了，他认为“劳动浓缩本身到一定时刻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新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11](p321)。而斯尔尼塞克、威廉斯所面对的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此时，西方的所谓后福特制已经确立起来，人类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以自动化、数字化生产为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这一切都奠定了事件化运动的新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时’”[14](p330)。凡此种种让人习惯了资本的高速，低速成了不能接受的现象。归根结底，无论是使工人的生产速度处于刚好能应付的状态，还是让工人“顺其自然”地接受资本加速，尽管具有不同的现象，其逻辑是一致的，即资本对人的生命速度的操控。而较于左翼加速主义学者们以“加速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心话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直指资本加速形成的历史过程，直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点在《资本论》中总体性地展现出来。虽然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已经逝去，然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p705)，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依然适用。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展开，与资本的加速批判结合在一起，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左翼加速主义学者关注的加速主义批判思想的诞生，其起源实际上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回溯是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回归，而非实际上左翼加速主义批判思想的本质来源。左翼加速主义批判思想甚至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跨入到共产主义的路径补白。但是，通过我们对于马克思理论的速度维度的考察，当今国外左翼加速主义批判思想之所以能够回到马克思理论，正是在于后者发现了加速主义批判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速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奠基。如果左翼加速主义一味投入后现代理论的怀抱，而逐渐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会失去理论根基，失去批判锋芒，沦为一种逃避现实的资本主义解释现象学。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正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话语之上，针对数字、自动化、金融、平台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直接控制技术结构，不再局限在工厂，同时存在于生产者的社会活动中”[3](p365-378)，资本对于生命速度的操控是无孔不入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操控是残酷无情的，而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时间在今天是速度的功能，并且显然可以察觉到的只是它的速率或速度”[16](p50)“加速的螺旋通过文化的侧面似乎以双倍速度继续运转”[17](p219)，即速度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变量来对待。并且，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资本加速生产的批判，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左翼加速主义会陷入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的消极[3](p353)，在一定意义上沦为资本主义的共谋。
四、结语
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中对加速营造的幻象，为加速赋予新的政治文化意义——“文化人”（literate）。“不能将资本主义视为真正加速的代表”[3](p354)“加速主义左派必须成为技术领域中的文化人”“左派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3](p357)。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通过赋予加速以“文化人”的概念，向我们描述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速度已然发生了转变。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生产加速，流通加速，最后是生命加速。而在17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说出了更深刻的批判话语：“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18](p532)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速度已经被赋予了时间经济的“加速能动性”[17](p202)，每个人必须加速，每个人必须规划自己的自然速度，资本主义加速的合法性逻辑由此奠定，加速的逻辑统治着每一个人。而这种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早已有言说，并且是更深层次的批判，所以，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审视当今国外左翼加速主义学者的论断。当然，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正在向资本主义不断展示自身的深刻，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它也绝非当今左翼激进思潮中一支平庸的理论。其从加速的总体维度，洞悉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值得我们去探索其与马克思的理论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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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1.005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11-0040-07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意识研究”（18AKS012）的阶段性成果；2018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51-76-F）；2018年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2018年度政府数字传播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立项课题阶段性成果；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2019年团队培育项目(2019SKTD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希（1985—），女，广西桂林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秦民（1976—），男，江西余干人，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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