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中小学教材建设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中国论文,年中论文,小学论文,教材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5-0005-06
中小学教材建设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它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与其他各项教育事业一道，不断克服困难，走过艰辛，昂然行进了60年光辉而不平凡的历程。
一、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基本历程
教材建设是时代的产物，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发展变迁见证了社会的风云变幻。
1.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材过渡与统一(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府对学校教育提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要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供应，量大而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于是基本策略是有选择沿用、有重点改编老解放区的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旧课本，以及翻译苏联的中学理科课本，迅速出版和及时供应。新中国的教材建设在传承与借鉴中开始起步。
(1)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机制。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到：“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首先，在统一编辑的教科书尚未编成之前，先拟订中小学教科用书目录，规定各地必须统一采用目录中所列各书。其次，成立国家统一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其组织力量，编写各科教科书，新教科书编成后，一律使用新编教科书。这一切为教科书的出版从过去各自为政逐步走向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教材全国统一的制度雏形逐渐形成。
(2)迅速编写出版了全国范围使用的中小学教材。1950年7月，教育部制订印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作为规范各科教学的依据和要求，8月，又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根据这两个方案，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当时已经出版的课本中选择部分课本修订或改编成为全国使用的教材，有人称之为第一套通用教材。
1954年，按照政务院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代教育部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开始编写新的教材，于1956年秋陆续出版并使用，有人称之为第二套通用教材。实际上，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完全自主编写的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1]195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对原来通用教科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改编甚至自编。
鉴于1958年各地自编教材中存在的质量问题，1959年6月教育部部署重新编写中小学全国通用教材。1960年下半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当时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适当控制学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赶编出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并于1961年秋季开始在十年制学校试用。
伴随着经济调整，1961年4月，中央文教小组开会讨论中小学教材问题。会议决定，将已编好的十年制教材，供各地试用；待一定时期后，将其学习时间拉长为十二年，作为十二年制教材。1962年8月，重编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秋季开学在全国十二年制的学校使用。但这套教材只出版了一部分，便不得不根据毛泽东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调整。修订后的教材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3)编写了多种试验探索性教材。具体表现在：
第一，翻译试用前苏联中学教材。1949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在东北第四次教育会议上指出：“提高中等教育需要学习苏联经验。”东北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论东北教育的改革》中讲到：“苏联的课本，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写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后，东北教育部根据前苏联教材，翻译改编了初高中理科系列课本，并在东北各中学试用。这对全国的教材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中学语文分科试验教材。1951年3月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及中学语文应把“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提出：“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独立学科进行教学。”1955-1956学年度，文学、汉语教材在全国部分中学试用。1956年下期分科教材在全国全面实施，但很快分科实验就停止了。
第三，缩短中小学学制改革的试验教材。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于是，各地纷纷开始了缩短中小学学制的改革试验。试验的新学制主要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五三二制、九二制；中学四二制、三二制、二二制等。适应不同学制要求，各地编写出版不同教科书。如上海、江苏的十年制教材，北师大的“九年一贯制”数学教材，华北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五三二制教材等。
第四，乡土教材。1958年1月教育部通知指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都要讲授乡土教材。同年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通知》颁布。从1958年到1965年，乡土教材的编纂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1949-1966年，新中国中小学教材体系初步建立，并且不断规范，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教材格局。同时，也尝试下放了中小学教材编写与使用的权限，这既是完善教材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教材完全国家统一到教材局部多样化的第一次尝试。
2.“文化大革命”时期教材发展的无序与停滞(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特征是，突出政治、削弱甚至否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否定以前的课程结构与教材体系。
(1)停课闹革命,毛泽东著作成为基本教材。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的要停止发行。教育部应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同时指示：小学生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从此揭开了停课闹革命、全面否定原教材的序幕。
(2)复课闹革命，各地自编红色教材。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于是各地急需复课后的课本。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自编教材的工作。
第一，暂用课本。主要集中在1967年9月左右出版，供复课闹革命暂用。除少数地方外，全国各地的课本大都冠以“暂用”名称。当时，天津延安中学的“革命师生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政治课、语文课都讲毛主席著作。外语课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战时所需的对敌喊话等。”[2]这一做法对全国影响很大。
第二，试用课本。复课闹革命的后期,1969年后至1971年间，各地的暂用课本完成使命，新的冠以“试用”的课本在全国各省市开始出现。此时，中小学的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崭新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甚至连幼儿园都使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课本。该课本以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为基本内容，以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为辅助内容。有的地区一度把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多数地区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改设“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体育改为军体课；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文艺课。
(3)教育整顿，恢复重基础的教材。“913事件”后，教育领域率先开始了整顿，整顿的第一炮就是文化课教学、基础理论教育等质量方面的问题。1972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加强领导，认真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一文，批评“有些教师不敢抓智育，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学生的基础知识较差”。1972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正确处理编写教材中几个关系的问题》，从政治教育与基础知识关系，理论与实践关系探讨如何编写新教材。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质量成为1971至1972年整顿教育的突出方面，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领域里的一些有效措施，比如一些地方恢复编写传统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地理等教材；教材也增加了基础知识的分量。
(4)“反右倾回潮”的教材。1971年底开始的教育领域整顿工作刚见成效，1972年底，决策层突然转而以“反右倾回潮”取代教育整顿，全国形势骤然逆转。《文汇报》于1972年11月连续发表《这样提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批判“基础风”、“理论风”的文章，把提倡基础理论、重视基础知识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回潮”。1973年底1974年初，国务院科教组先后三次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认为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和“回潮”现象，要“向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展新的进攻”，要“打退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猖狂进攻”，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对现行教材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修订，有的要重写。于是，刚开始重视基础的做法被否定了，课本重新回到极端意识形态时期。
1967-1976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教材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呈现出全方位无序的格局。
3.改革开放以来教材建设的发展、改革与繁荣(1976-2009)
1977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我国中小学教材从此进入发展、改革和繁荣时期。
(1)改革开放初期教材建设的恢复、规范与探索(1976-1986)。1977年12月，教育部、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工作会议，制订了各省(区、市)1978年度中小学教材出版计划，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材建设的具体任务[3]。
当时，中小学有实行九年制的或十年制的。1977年教育部确定以十年制为基本学制，1978年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随后，各科教学大纲陆续颁布，各科教材从197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使用。有人称之为第五套通用教材。
1981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并修订颁发了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1984年，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基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是从1981年开始对第五套十年制教材进行修订，二是编写十二年制教材。也就是说，此时全国通用的是包括两个学制的教材：由1981年修订的五年制小学、五年制中学组成的十年制教材；由1984年开始编写的六年制小学教材、1981年起修订而成的六年制中学教材组成的十二年制教材。
1986年11月，教育部颁发了以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为基础进行修订的正式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变动较大的教材进行了修订，于1988年秋季供全国各地使用，对变化不大的教材作小修改照原版供应。20世纪80年代，教材探索多样化不断，各种实验教材异彩纷呈，达数十种之多。比较有影响的有：由北京、上海等地联合编写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由中央教科所编制的六年制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按照五四三学制编写的六年制重点中学数学实验教材等。
1976-1986年，中小学教材建设拨乱反正，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与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且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与实验。但教材出现了“难、深、重”的倾向。
(2)义务教育教材的兴起与实验(1986-2001)。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同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指出：“改革现行的教材编审制度，把编、审分开，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种风格。鼓励各个地方、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统一的基本要求参加编写教材，允许在教材的内容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有不同的风格。”[4]1988年，原国家教委制订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
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一纲一本”的统编通用制改革为“一纲多本”的竞编选用制。这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重大变革。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由此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88年，原国家教委制订颁布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适应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教材于1990年秋季开始使用。
1992年8月，原国家教委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九年义务教育各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六三”两种学制)的各个学科的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有人称之为第八套通用教材。
1988年8月“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正式颁发，根据这一规划，原国家教委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等10多家单位和地区组织编写多种教材，并明确提出要按不同风格、不同层次，供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学校使用。比较有影响的是当时所谓的“八套半教材”(表1)。这些教材于1989年开始实验，1993年9月在中小学的起始年级不同程度地使用。
1986-2001年，我国教材建设从编审合一到编审分离，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多纲多本，教材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但在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且昭示着我国教材发展机制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3)新一轮课程改革教材的多样与繁荣(2001-2009)。2001年7月，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纲要”要求“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过去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纲一本”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相继投标编撰中小学教材，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群雄逐鹿的时代真正来临。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各出版部门根据课程标准相继投标编撰教材，新课标教材的编写、审定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截至2008年，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进入实验区。
2003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并自2004年秋季开始启动高中新课程实验。为顺利推进新课程实验，教育部组织编写并审查通过了14个学科274册教材供实验区学校选用[5]。
2001年至今，教材编写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加强与现实生活联系，教材建设各项措施不断配套，改革力度加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进入空前繁荣时期。
二、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小学教材建设成绩斐然，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这些成绩与经验为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实现基础教育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教材建设的巨大成就
(1)中国特色的教材管理体制已经形成。中小学教材管理是指有关部门(或机构)、人员对教材的各个运行环节(教材的研制、实验、审定、出版、发行、选用、供应等)所采取的规划、指导、决策、监督、协调等措施。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教材管理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确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写立项核准制度。2001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教材编写的管理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立项核准制。为建立健康的、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教材市场，杜绝利用行政权力垄断教材市场，明确国家公务员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教材编写；教材审查人员在被聘期内不得参与教材编写。
其次，实行国家、省(区、市)两级教材审定制度。1949-1985年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基本实行国定制。1987年10月，原国家教委正式发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和《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等附件，200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同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均确立和强调了“教材编写核准、教材审查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的制度。
再次，建立了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制度。我国中小学教材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除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外，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版”的教材也初露端倪。21世纪以来，这一工作进度加快。到2008年，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进入市场。2001年10月，《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颁布，这标志着教材发行改革拉开序幕。招投标办法的试行，打破了教材发行渠道单一的传统体制，在弱化政府直接管理职能的同时，强化了市场的主导作用。从2002年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以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为主的一系列教材出版发行改革。2005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发改经体[2005]1088号文件，公布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投标实施办法(修订)》。开始了我国教材出版发行改革的破冰之旅。
最后，试行教材免费供应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教材购买制，加重了部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改革开放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从2001年秋开始对全国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逐步扩大实施范围。2005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中提出了免费教材实施进度时间表，2007年在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2010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实施，2015年在全国全面实施。
(2)教材构成日益立体化。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的发展，传统纸介质课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和信息技术实践的新的立体化教材系统蓬勃发展。目前，教材已经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远程教育光盘、挂图和图片、投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电子教科书、网络教材等系列教学资源，一个可供不同地区和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的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教材体系正在形成。
(3)乡土教材及校本教材迅速发展。乡土教材是国家教材的补充，对学生发展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通知》，强调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都要讲授乡土教材。1987年6月，原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讨论了乡土教材建设的意义，研究确定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方针、内容范围，以及有关政策问题。新课程改革中，国家大力倡导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结合，这也给地方乃至学校、民间组织编写各具特色的乡土教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乡土教材及校本教材的编撰出版如雨后春笋出现。
2.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
(1)统一与多样：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教材的多样化发展。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最初采取全国集中统一的制度，这种“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状况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不很适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确立了在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指导下教材的多样化发展格局。统一的基本要求，是由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公民所应有的素质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应是当前大多数地区和学校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教材的多样化，则是鼓励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统一的基本要求编写各种层次教材，允许在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有不同风格，包括适宜不同特点的民族教材、乡土教材等。基本要求是为了保证必要质量，多样化则是为了适应不同需要。
(2)按时与足量：面向全体学生的快速有效的供应机制。如果说教材编写是教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那么，教材能否保质保量和及时地出版、发行，则更是关系到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我国学生众多，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多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了出版、印刷、发行的系统运行模式，从教材的租型造货、就地供应、拨付专用贷款和印刷用纸、定点厂家印制、指定渠道发行、优先安排运输；到及时足量供应、免费供应和调剂供应以及补订等，这种全方位机制保障了中小学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3)指导与规范：为质量不均衡的教学提供必要参考。我国各地教育发展很不均衡，为了保障基本的教育教学质量，使教材对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师生具有适用性就非常重要。教学实践证明，注意开发教参、教辅材料，并在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这些材料，能够较好地为质量不均衡的教学提供参考，是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质量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与课本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一直深受教师的欢迎，已成为教师的良师益友和形影不离的工作伙伴。
三、我国教材建设的主要不足
首先，理论研究不够。教材建设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有一定影响的教材理论，基本上是国外专家的观点。为了提高我国教材质量，必须大力加强教材理论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教材理论体系。
其次，教材的多样化水平不高。目前的教材多样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多本化。教材的多样化通常指适应和满足不同层次学校需求的教材，教材的内容安排、呈现方式体现不同特色以及不同的地区教材政策的差异。
第三，缺乏强大的教材编写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教材的统一性，势必造成了编者队伍的相对窄化。一旦实行教材多样化，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水平和数量的编者。
这些问题都将在我国教材改革与发展中逐步得以解决。未来我国教材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加大教材现代化建设的力度，创新具有中国气派的教材理论，构建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教材系统，健全优胜劣汰的教材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