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社会环境对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环境论文,民族论文,多民族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社会环境对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日益加深，特别是当今世界现代化大众媒介体系的发达，政治、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历史趋势的发展，使任何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此对既定国家政治体系形成一定的国际压力。那么，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正确认识和判断国际社会环境，采取正确的施政措施，不仅关系着国内民族问题的逐步解决，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苏联和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大国，曾经有过相近似的国际社会环境，曾经走过相同的道路，但是苏联发生剧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仍在继续发展，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国际社会环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总结苏联和中国在认识和利用国际社会环境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解决民族问题。
一、国际社会环境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影响
苏联在其7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十分紧张的国际社会环境中。首先，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一个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便又惧又恨。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他们对苏联横加干涉和压制；其次，在资本主义强大势力的包围之下，孤立的苏联一开始就采取了内外皆紧的政策，在国际社会环境较缓和的情况下未能抓住机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国际社会环境，这给苏联带来了全面的影响，同时也对其国内民族问题影响深刻。
（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到苏联诞生。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环境十分险恶，巩固壮大新政权是其面临的关键问题。国际社会环境的险恶主要表现于两方面：首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形成国际势力，国际社会缺少对苏维埃政权强有力的支持者，苏联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其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震荡了整个国际社会，资本主义国家迅速集结成强大的反苏势力，对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压力，最初是竭力阻挠和破坏苏维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苏俄和平解决德奥战争的行动，加之苏维埃政权内部托洛茨基的叛变行为，导致德军在1918年大举进攻苏俄，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苏维埃政权经过浴血奋战，打退德军进攻时，也打碎了帝国主义企图用战争拖垮苏维埃政权的美梦，于是帝国主义便对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武装干涉的狂潮，14个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苏维埃政权。1918年底，英、法、美武装干涉力量先后侵占苏维埃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东部的海参崴和南部的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地区则有英法帝国主义策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1919年春到1920年，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支持苏维埃俄国境内白匪军对新政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直至1922年10月，苏维埃俄国才彻底击败武装干涉力量。
苏维埃俄国是在沙皇俄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沙俄时期民族压迫深重，民族矛盾尖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被压迫民族纷纷走上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道路，1917-1921年，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民族先后成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环境下，为了迅速巩固和壮大苏维埃政权，1922年10月，在废除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享有充分自决权的条件下，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起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以说苏联的诞生主要取决于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和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状况，同时又受到国际社会环境巨大压力的影响。在与资本主义势力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势在必行，同时也是其迅速巩固苏维埃政权、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抉择。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平等、民主的基础上联合，并同时拥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列宁称这种联合是向集中统一国家体制过渡的形式。苏联的建立并不是列宁建国的理想模式，而是适应国内民族关系和国际社会环境的结果，也是苏联正确认识国际社会环境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则的结果。
（二）国际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民族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苏联成立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放解放运动持续高涨，帝国主义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根源，因此，在武装干涉失败后，转而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加紧了反苏活动，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结成反苏统一战线，不仅进行一些直接的破坏活动，还联合起来，在政治、经济上扶持德国的军国主义，推动德国反苏。1925年10月，英、法、德、比、意签订“罗加诺公约”，明确肯定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制造了德国向东扩张的条件。1928年，法、美、英、比、德、意、波、捷、日等15个国家又签订了非战争公约，企图以此为孤立苏联的工具。由于没有直接的武装干涉，国际社会环境对苏联来说是相对的宽松，使其能抓住时机，加快了自身建设步伐，到1925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自1926年始，苏联集中进行工业化建设。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苏联，随时有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鉴于这种特定的国际社会环境，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这一方面可以尽快改变苏联工业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可以用先进的技术装备红军，加强国防建设。
这一时期，苏联的联邦体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完善了民族工作机构，为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组织保障，而大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确保了各民族人民平等的权力；国家积极拨放大批资金，派出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专家、教师、医生等，帮助民族共和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甚至将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工厂连同设备迁到边远地区，促使民族地区较快地建立起基础工业。民族地区经济在此期间有了长足的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连建国初期最贫困的中亚地区经济也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过程中，苏联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各共和国农民的不满，而联邦制并未在新形势下进行变革，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变形，特别是30年代后期，面对德国的迅速掘起，苏联在加快建设步伐的同时，使政治、经济权利日益集中，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开始逐步丧失。而且，苏共领导人认为已经消灭了民族纠纷产生的阶级基础，不存在民族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民族问题未被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迫近，苏联对内开展了肃反运动，并使之严重扩大化，大批民族干部被无辜清洗，20余万民族居民以“不可靠”为由被流放，11个民族约500余万人被迫迁徙，造成了新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这些行为“违背了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所有原则。各民族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偏斜”，“作为国家权利机构的苏维埃威信下降了”，“民族国家建设发生了变形，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的主权遭到蹂躏，各民族自由发展权利受到破坏”①。对外，苏联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从而使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冷战时期。这一阶段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剧变，苏联对外确立了霸权主义地位，对内逐步建立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统治，民族问题长期潜伏，使其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随着德国对波兰进攻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德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并企图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但是，战争使国内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敌，并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击溃了德国的进攻，而且支援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的需求，帮助东欧各国建立了苏联式社会主义。在战争中，帝国主义统治大大削弱，世界范围内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运动形成世界潮流，以亚非为主的众多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推翻阶级压迫，走上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在国际上改变了孤立的状态，战争不仅没有完全破坏苏联，而且使之成为欧洲唯一强国，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对峙局面，国际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使苏联国内未根除的大俄罗斯主义在国际社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日益滋生、蔓延，最终使苏联大国霸权主义思想日益膨胀，对世界革命的认识也日益脱离实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疯狂地推行称霸世界政策，先后抛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并建立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也针锋相对，陷入与美国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争霸世界的斗争中。苏美的对峙长达半个世纪，不仅影响了国际社会环境，对苏联自身影响也很深刻。首先，强化军备力量是其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工作，为此，苏联领导集团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机器的高度集权和国民经济的高度集中，扩大其可用于战争和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实力。这保证了其最大限度地增加军费开支，将最优秀的科技力量应用于军事现代化。紧张的军备竞赛和大国地位的不断加强，从一个侧面促使其国内大俄罗斯主义发展，置国内民族问题实际状况于不顾，国民经济日益向集中化和战备化发展，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联邦体制僵化，加之人为地推进民族融合，美化民族关系，压制民族问题，使民族问题和激烈的民族矛盾潜伏下来。60年代，苏联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从根本了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将民族问题等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并且始终未能认识大俄罗斯主义的危害，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为了与美一争高下，苏联到处插手，背负了沉重的战略包袱，进入80年代，美“星球大战”计划提出，几乎使苏联濒于被拖垮的境地，而与西方地缘政治的角逐也因美国“低烈度冲突”战略的施行而陷入被动；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也使其面临困境，因此，苏联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民族问题成为其各种社会矛盾最敏感的部分。
在国际社会环境复杂、国内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一样，在改革过程中无视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提倡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压抑已久的“民族自我”意识表面化，各种类型的民族矛盾显现出来，民族矛盾逐步激化，从而为国际社会敌对势力利用和推进民族矛盾激化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和条件。
早在50年代，当苏联还沉浸于自编的民族关系美好神话中时，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就已日益关注其民族问题，面对3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积累的民族矛盾和问题，敌对势力作出了“民族主义注定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的判断②。于是在与苏联的冷战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非俄罗斯民族身上③，并认为“美国有各种非官方的手段可以在苏联各民族中激起更大程度的民族自觉性”④。在此基础上，西方敌对势力最终确立了一个以多民族特点为战略缺口，以非俄罗斯民族为战略重点，以苏联解体为战略目标的和平演变战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他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宣传攻势，重点突出的挑拨离间，先声夺人的推波助澜，极尽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之能事，以促成苏联民族分裂、联盟解体⑤。
（四）冷战结束，世界民族主义浪潮迭起，苏联民族危机全面爆发，导致苏联解体。
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社会环境有了新的变化，欧洲、日本经济崛起，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迅速增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苏美两霸不得不结束冷战。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掩盖了民族主义，而冷战的结束，使民族主义日益显现并形成洪流。首先它袭击了东欧各国，使其在动荡中发生剧变，而后波及苏联。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主义形成强大的合力，对苏联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不择手段地诱导和推动并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和分裂活动，声称其从未承认过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并积极与三国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给予外交承认、经济援助和建立外交关系，诱导民族共和国的分裂活动。
从苏联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十分紧张的国际社会环境下，其无产阶级政权初建时期，国际社会环境险恶，即使是武装干涉，也未能使之灭亡，这是因为各民族人民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的解放，民族平等原则得以坚持。二战以后，苏联成为欧洲唯一强国，其未能正确地驾驭和利用国际社会环境，在源于大俄罗斯主义和复杂国际社会环境双重作用下，日益忽视民族问题，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社会环境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其民族矛盾日益积累的一个外部条件。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迎合了西方的需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国际社会敌对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压力下，步步退让，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为西方敌对势力直接利用其国内积淀下来的民族问题和矛盾，从外部强有力地推动其解体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二、中国苏联两国民族问题与国际社会环境比较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使中国与苏联在民族问题与国际社会环境问题上有了一定的可比性。苏联的剧变和中国45年的风雨历程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社会环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和结果及多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则取决于内政的成败，取决于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
新中国建立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不象当初苏维埃政权那么孤立，特别是50年代前期，苏联在经济上给予中国的援助，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个计划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苏联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借鉴。可以说苏联对中国民族理论体系、政治体系和实践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仇视和颠覆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采取各种可行的手段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安定。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就曾利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为自己谋利益，民族问题早就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点。直到1949年，帝国主义势力还盘据在西藏，该年8月，在他们的挑唆和策划下，发动了驱逐汉族居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事件，企图达到独霸西藏的目的。到了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勾结，要分裂分子搜集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唆使他们在西藏制造叛乱，并为他们制定了具体计划。1959年帝国主义国家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勾结行动，在拉萨制造叛乱，叛乱被平息后，帝国主义国家又转而支持流亡的叛乱分子，在国外大肆活动，外国敌对势力给这些叛乱分子以大量的资助，帮助他们训练从事暴乱的骨干，支持他们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歪曲事实，诋毁中国的国际声誉，这些活动对我国民族团结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随着苏美争霸的激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中国不仅要承受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破坏民族团结和安定，而且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是中国抵制国际社会压力的组成部分。而苏联霸权主义的膨胀，使其加强了对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对立，苏蒙“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大批苏军进驻中蒙边境，堪称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了中国“三北”安全，而且苏联还在中国边疆地区制造事端，策动和胁迫6万余中国公民去苏联，伊黎暴乱、黑龙江珍宝岛、八岔地区、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铁列克等地区的流血事件，使中国主权受到严重侵害，边疆地区安定遭到破坏。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领导人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帝、反霸、反修防修斗争，并将战备提到相当的高度，极“左”思潮在此找到滋生条件，并迅速泛滥，阶级斗争为纲，和苏联一样，中国实行了以国防建设为主，加速三线建设的经济建设方针，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民族问题被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民族干部受到迫害，民族工作机构被撤消，民族自治地方被取消或名存实亡，民族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出于战备需求，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缩小，新疆、内蒙边境的柯尔克孜、蒙古族牧民被强行内迁，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国防前线，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就在中国走向日益危险境地时，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际社会环境有了更为实事求是的认识，并利用外交手段，改善了与日本、美国、苏联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批判了“阶级斗争为钢”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的思想，党和国家重申了各项民族政策，民族机构得到恢复，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国内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状况、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基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有了显著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进入90年代，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广大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投入到了改革的洪流中，各民族人民正在创造一个共同繁荣富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见，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和苏联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国际社会环境，所不同的是苏联在国际社会上最终确立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霸主。中国虽然大，但不十分强大，而且还要承受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面对复杂而紧张的国际社会环境，两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反应，战备被提到至高的程度。但差别在于：(1)战略的规模不同，苏联是以社会主义阵营旗手的姿态与美国全面对峙的，在与西方势力进行地缘政治斗争和与美国争霸世界的斗争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也是造成其国内经济严重内伤的重要因素；(2)战备的目的不同，苏联的战备在二战以后明显是为其霸权主义服务，而中国的战备则是基于自身安全的保护；(3)苏联任由霸权主义思想膨胀，对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未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中国在及时纠正内政失误的基础上，抓住机遇，改善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环境中的境遇，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相近的国际社会环境下，两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受到的影响也相似，特别是由于紧张的国际社会环境的影响，两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将阶级斗争观点引入民族问题领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不同的是，苏联自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未认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并有意无意地助长其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下的发展，认识不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乃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从而为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拨乱反正，及时有效地解决了“文革”酿成的民族问题，而且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使民族问题的解决走向法制化。由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正确利用了国际社会环境，走向继续巩固和发展。
随着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中国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沿，导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格局中影响日重，国际社会民族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抬头，跨国的“泛”民族主义再现，宗教民族主义盛行，民族主义有国际化的趋势，这对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无疑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新疆少数分裂分子就是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思想武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企图分裂国家，对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稳定有着现实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沿边沿海开放，民族交往增加，民族关系面临新的问题，而34个民族跨境而居，民族地区站到改革开放的前沿，跨境民族的关系使我国新时期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由于民族地区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历史差距的制约和现实差距的扩大问题，这与广大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和改变贫困落后愿望相矛盾，往往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借以宣传和破坏的口实，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面临严峻的挑战，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和不断产生的新的民族问题给我们现行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汲取苏联的教训，及时有效地解决不断出现的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国际社会环境对民族问题的现实影响，解决好国内民族问题，还应放眼世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审慎地学习国外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法。
注释：
①（苏）H·X·布加伊、于洪君译：《论30-40年代苏联驱逐民族出境问题》，载郝时远、阮西湖主编：《苏联民族危机与解体》，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②③⑤郝时远：《苏联解体与美国的冷战图谋》，载《苏联民族危机与解体》。
④《苏联民族危机与解体》；（美）Z·K·布热津斯基、陈观胜译：《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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