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研究方向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遗产与困惑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学界曾经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北京大学李石生教授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研究，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对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复旦大学刘星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的研究，人民大学冯特君教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姜琦、张月明等教授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外交学院鲁毅教授和国际关系学院张季良教授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俞正樑教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 现象的原因的研究，以及中央党校姜长斌等教授对苏东问题的研究，等等，成为后学研 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知识基础，也为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可 以这么说，中国之所以避免步入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外政策模式，之所以成功地探 索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始终能够战胜惊涛 骇浪，除了战略文化、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和国际关系诸因素以外，国际共运与民族解 放研究成果对决策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苏联解体后，昔日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中国学界和苏东学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低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之所以进入低潮，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转向，现实世界的根本性变化，对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释义下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挑战；另一方面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过去的路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需要另辟蹊径，从现有的所有文明成果和学术资源中汲取新鲜养分。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形势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性不强，人们往往基本上是选择其语录，了解马克思主义对待国际事务的出发点，运用原著中有关论述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二是虽然对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未对全面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具体的阐述；三是相关研究成果偏少，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的论文篇数仅占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量的5%弱。与此相反，近年来，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颇有成效，出现了一批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科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他们受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及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深，独特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嬗变。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若干观念，其中两个尤为突出：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缺乏体系性，认为马克思没有专门地研究过国际政治，也无意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透视国际政治的思想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或扩大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没有给予足够的学术关注。如果第一个观念暂且成立的话，那么第二个观念似乎有失褊狭。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它至少有以下四个子系统(见表1)，即：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1)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以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等哲学理念，来研究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进而扩及国际政治。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与社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实现形式。其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概念是：“世界历史”、“世界性场所”、“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世界革命”、“殖民制度”、“商业战争”、“民族压迫”、“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阶级斗争”等，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缔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用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术语述之，经典作家的主要国际关系思想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是国家利益是各阶级对本阶级利益普遍化和共同体化的社会建构，形式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二是国际社会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世界结成了一个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而殖民制度和商业战争则揭开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幕；三是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和国际格局等国际关系，根本上是“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四是“国际政治的秘密”是大国之间的霸权政治与侵略战争，要“根绝一切战争”和结束霸权政治的最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标是创造一个以和平作为国际原则的新社会；五是世界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将逐步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最终导致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实现共产主义。
(2)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代表是列宁、斯大林等，他们主要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角度，探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可能性，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概念体系，如“阶级斗争”、“殖民制度”、“殖民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民族压迫”、“世界市场”等，同时对于“世界革命”概念的含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新概念，如“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一国革命”、“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和平”、“时代”、“战争正义性”；也有了一些新的判断，如“民主的和平”只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世界上存在两个平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力量包含总危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等，提出了世界革命的新思路。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时代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类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二是这个时代国际关系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强者公然掠夺弱者”，世界体系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三是帝国主义把世界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民族压迫国际化、全球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四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和不断重新划分殖民帝国；五是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战争与“民主的和平”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六是和平共处是处理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等。(注：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8～668页；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8页。)
(3)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葛兰西、科克斯、吉尔、沃勒斯坦等人。这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受到卢卡奇、葛兰西等影响下的重视社会本体论、市民社会建设和社会批判精神同时又兼顾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方法，它显然是一种思想庞杂、不乏矛盾的思想体系，有时也称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战之后的各种思潮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融合和碰撞的产物，它试图发掘和弥补马克思在非经济领域的思想潜能，光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哲学取向，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应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借鉴了许多新的学科，其术语也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例如：“国家”、“市民社会”、“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化”、“社会批判”、“依附”、“文化领导权”、“霸权”、“公共领域”、“生产国际化”、“历史结构”、“优势竞赛”、“文化重建”、“文化殖民”、“实践旨趣”、“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等等。其内容较为广泛：第一，霸权是权力、观念与制度的统一体，不仅是物质力量，还是文化领导权，摧毁霸权不但表现为暴力冲突，还表现为文化领域的斗争；第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的核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间存在着剥削交换关系，并对应着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第三，社会、国家与秩序具有辩证关系，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结构，而这种国家结构若在不少国家范围内发生同样的变化和“溢出效应”，则会改变世界秩序；(注：[美]罗伯特·J.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秦亚青校：《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232页。)第四，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重视历史社会学方法，把当今的国际现象和国际实体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段、文明环境和国际国内因素互动背景之下考察，其中生产关系、社会力量与政府合法性等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8页。)等等。
(4)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半个世纪以来，三代领导集体所代表的国际关系思想，一方面继承了经典作家的思想，如“全球化”、“世界交往”、“和平共处”等，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如“一边倒”、“三个世界”、“武装共处”、“反帝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国家利益”、“一国两制”、“韬光养晦战略”、“国际关系多极化”、“世界新秩序”、“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念”、“战略机遇期”等。另外，一些新的命题也令人耳目一新，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发展是硬道理”、“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国家利益至上”、“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人权高于主权是站不住脚的”等。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社会出现了两大阵营、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经济落后国家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两个中间地带，“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除日本之外的亚洲、整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三是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真正做到不结盟，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又要发展与西方大国的正常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对国际问题，按事件本身是非曲直作判断；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提高世界交往力，坚持改革开放，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为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迈进打下基础。五是国家根本利益高于政治制度利益，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可以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形式。六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要理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其中包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但坚决不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冲破意识形态障碍，扩大党际交往对象，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政治制度变迁上的选择，在地区冲突问题上持相对超脱态度，反对超级大国对我制裁干涉同时又要发展友好关系，从而开创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新局面。(注：颜声毅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七是以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等。
上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四个子系统，是从思想体系来分类的，若将之抽象化和简单化，纳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分析，则可以视为三个形态的外化。这个三个形态即为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当代形态(见表2)：
从图表可以看出，四子系统的分类是相对的，形态分类是对系统分类的补充。不同的系统之间有交叉性，如苏联子系统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托洛茨基虽然生活在苏俄时代，却坚持不断革命的理论，实际更像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又如毛泽东与邓小平虽都有其中国特色思想，但却对时代判定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毛泽东的思想只能是发展形态与当代形态之间的过渡形态。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但从形态分类上看，西马的葛兰西-沃勒斯坦-科克斯不能构成独立的发展阶段，只能勉强地归入发展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形态分类也是相对的。
三、借鉴西方国关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关思想研究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均为美国产物。严格地讲，除了美国学派之外，北欧学派、法国学派特别是英国学派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囿于篇幅，我们主要阐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兼顾英国学派的一些成果。美国理论所以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除了美国本身是超级大国，“拳头大，声调高”，大力推广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外，客观上美国学派的理论针对性强、研究方法创新、现实功能明显。表3可粗略说明这几个特点。
然而，具体到我们的研究与美国理论如何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个问题上，学界往往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长时段的大问题。即两类制度如何斗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而西方学说主要解决具体小时段的问题，两个学说的层次和高度不一样，难以平等对话。第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世界主义的，而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国家主义的，为了国家崛起要求马克思主义向西方理论借鉴，似乎有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嫌。第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说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上是根本对立的，具体上谈相互借鉴有难度。
对这些观点，我们逐次分析。第一个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从宏观出发的，而美国理论多是中观或微观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种现象与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视野差别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大多起源于大陆国家，反实证主义倾向明显，思辨性较强，往往是从原则和立场出发，对经验特别是具体情况下的经验规定得不甚详细；而美国理论多半受实证主义影响较大，即使是原本辩证性很强的建构主义理论，也逐渐接受了结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差别在很多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都存在，却没有影响交叉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受到柏拉图、李嘉图等人的影响，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启发，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借鉴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与法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与1982年帕尔梅委员会的合作安全概念也有某种重合。近2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霸权、世界秩序、世界体系等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理论中的有用成果。
第二个观点。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就其本源而言是世界主义的，它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和危机的程度下，如何进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它并不排斥对一些民族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经典形态向发展形态、当代形态的转换过程，就是不断正视和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至少有四个因素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转换，它们分别是时代主题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因素、全球化进程因素以及民族主义因素。前三个因素是重要的：时代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的一把钥匙，一战前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国际关系实践体系的变迁，时代主题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必须发展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苏俄(联)以及中国先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各个政治实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地位以及本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导致了理论形态建构方向和特色的不同；全球化向世界的展开程度和范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生成，150年来全球化从欧洲向世界范围转换，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转换，并且逐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所接受。与上述三个因素相比，民族主义似乎更为重要。
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相对立且远较后者更为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是任何社会学说都不能低估的力量，是现代世界的规定性。在现代性尚未完全丧失其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学说都试图假其名而行之，或者至少不能完全排斥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种实践性政治学说。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却又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最初，马克思并不否定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政治形式，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国家被国家间相互依赖所代替。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的普及、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拓展、新康德主义对黑格尔主义的取代、工人运动的国际化，均表明了19世纪初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弱化，而正是这种弱化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经典形态的基本因素。但是这种趋势没有一直发展下去，“工人没有祖国”论断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在20世纪初期遇到了严重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各国工人都站在本国的战壕里殊死保卫自己的祖国。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再度兴起，是导致发展形态的主要缘由。列宁抓住了这个机遇和挑战，果断而天才地提出了“一国革命论”，把建设共产主义的视角从世界范围转移到一国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的又一次演示，它加速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也把列宁与威尔逊共同倡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新的高度，雨后春笋般的民族国家带动了叠又一波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苏联、东欧、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虽然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但这种原则往往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论战与珍宝岛冲突、中越边境冲突等再一次彰显了民族主义对于国际主义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说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并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都是开始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进步向前的观点，与美国学派中的理想主义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与威尔逊总统共同倡议“民族自决”原则。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现实主义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两者都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的，只不过后者认为是人性之恶造成了国际冲突，而前者则强调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冲突是国际冲突的基本来源。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认为世界是某种力量的建构，而这种力量不独是物质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说，“现实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律令，而且是由意识影响的”，“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列宁也说，“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关于美国主要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我们可以用表4来简单图示。
从表中不难看出，美国主要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的联系，就本体论而言，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建构主义更近一些，三者都认为，国际关系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根本上讲不全是物质的，而是社会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论点更加支持了这种看法，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马克思主义借鉴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成果是可行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目前大行其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IPE)研究，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加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独特贡献，似乎从其政治经济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符合逻辑的发展。从认识论上看，四大流派都全部或部分地坚持可知论，承认世界是客观的，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之处在于，建构主义(实际上也包括怀特、布尔代表的英国学派及其他传统现实主义者)坚持不能完全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待主体建构的世界。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更接近一些，都坚持社会学方法论。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完全可以借鉴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概念和新制度主义的权力与制度关系的角度，也需要从建构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资源。
建构主义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学方法，尽管释义学、符号学方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历史很长，但真正促使国际政治社会学(IPS)成为一门学科，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待国际政治，则是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兴起。不能把建构主义的兴起简单地等同于IPS的兴起，后者的意义更为广泛。IPS与IPE一样，从大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不过前者侧重于从社会性和国际政治文化，后者注重从利益、成本角度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既是政治经济学大师，又是“政治社会学之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显示出了他独特的社会实践本体论思想。我们从建构主义和IPS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并进而把握马克思的IPS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世界交往”的概念，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世界前景做出科学的判断。世界交往不是纯粹的物质概念，包含精神交往的成分，类似于世界性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中有文化认同的内容。马克思把世界交往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时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在马克思IPS思想中，世界交往概念是“世界生产力”、“经济全球化”、“战争”、“世界革命”等概念的基础，同时，世界交往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可见，由建构主义研究进入IPS研究，由IPS进入马克思的IPS思想，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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