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税负①高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负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考察关于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出发，提出了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后在考察美国供应学派关于高税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危害这一代表性税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税负高低对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可能影响。
经济增长与税负是税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税负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影响则是在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本文拟在分析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就税负高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影响作初步探讨。
一、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由于经济活动纷繁复杂，因而在一国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决定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喜的是，在许多经济学文献中，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已概括性地表示出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笔者从考察关于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出发，提出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从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看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较具代表性的经济增长模型有3种，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最基本的一种模型，它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先后独立提出的哈罗德模型及多马模型共同组成。哈罗德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为：
因此，哈罗德模型和多马模型所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哈罗德模型的表达式常被通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提出模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说明“由什么决定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而是要解决“为实现促使产出增长的投资能够与相应于收入的储蓄相等，作为保证条件的经济增长率应达到多少”这样一个问题的，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在解决了后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说明了前一个问题，即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平均储蓄率（即平均投资率）和投资效率，它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英国经济学斯旺和米德等人提出的。其基本表达形式为：
。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等人提出。其基本表达形式为：
分别为利润储蓄率和工资储蓄率。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可知，因平均储蓄率是由利润储蓄率和工资储蓄率共同构成的（前者高于后者），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变更平均储蓄率，能促进经济增长。它较其他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表明了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具体分析上述3种代表性经济增长模型，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S概括了一国在一定时期中（一般为1年）包括劳动和各种自然资源在内的要素或资源投入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除了将技术进步单独列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决定因素以外，考虑了资本与劳动这两种基本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的要素组合调整对资本——产出比率的影响。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所表明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除了收入分配结构以外无非也是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所表示的平均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显然，这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涵义是相近的，舍去收入分配结构因素以外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生产函数的表达形式来将它们概括为下列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②，即G=f(K,L,T)，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G)是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与技术进步(T)的函数。当然，如果要表达得全面一些，还可引入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r)以及组织要素(M)。那么，上述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就可变为：G=f(K,L,T,R,M)，即经济增长率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投入以及组织投入的函数。但是，正如西方经济学界存在不将技术进步看作独立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这样一种观点所表明的，技术进步、自然资源投入以及组织投入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可体现在资本投入效率和劳动投入效率的提高上，因而总的说来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所表示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资本与劳动。
（二）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看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是通过其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来表述的。马克思在将商品价值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的同时，在物质形式上将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Ⅰ)和消费资料(Ⅱ），建立了经济平衡增长模型，其前提公式为：Ⅰ(V+m)＞ⅡC，其实现公式为：
。初一看来，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并没有表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其建立经济平衡增长模型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已明确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问题。如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导言（第十八章）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就单个资本来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这概括了资本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而“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的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则包含了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即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结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不同作用理论以及在研究资本周转问题时关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理论来考察，马克思所阐述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无非是物质资本与劳动。
（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东欧及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作过较深入的研究。最早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当推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其一般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方程为：
，其中r为经济增长率，i为投资率，k为总资本的资本——产出比率，m为固定资本的资本——产出比率，a为折旧系数（指因设备损耗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相应减少的比率），u为改进系数（指因各种改善而增加的国民收入比率）。该式表明，经济增长率r取决于I,k,m,a和u等因素，换言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投资率与投资效率。以短缺经济学研究享誉于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也涉猎过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他在《增长、短缺与效率》一书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就其突出特点而言，一是认为短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在我国，有的学者试图借鉴西方经济学文献中的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③。如根据经济增长取决于总资金量④，劳动者的使用情况、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社会、文化，体制之类的环境情况等因素这一客观实际，借助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生产函数表达式，确立了简单而又足以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即G=f(K,L,T,R,E)。它表示，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总资金量(K)、劳动者使用情况(L)、技术进步(T)、自然资源利用情况(R)以及社会、文化、体制之类的环境情况(E)。
综合前述西方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东欧与我国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所表明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资金与劳动。当然，二者均隐含着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对其效率提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就资金与劳动这两种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言，既包括资金与劳动的数量即资金量与劳动量，也包括资金与劳动的使用效率即资金使用效率（生产率）。本文第二部分探讨税负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影响即是建立在这一初步分析结论的基础之上的。
二、税负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影响
关于税负高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影响问题，近一个时期以来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供应学派经济学家所阐明的高税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危害。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考察该代表性税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税负高低对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可能影响。
（一）供应学派关于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具有消极影响的学术思想。
供应学派分析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消极影响是基于将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资本⑤。高税对劳动（即劳动力）与资本的影响如同打入了一根税收“楔子”。
就高税对劳动力的影响而言，供应派认为，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在供应方，劳动力的提供受取得报酬的多少决定，报酬越高劳动力供应越多。在需求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成本越高劳动力需求越少。因此，税收如同一根“楔子”，影响着劳动力的供与求。当实行高税时，劳动力实际收入下降，供应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提高，需求减少，从而形成劳动力供求缺口，它由税收“楔子”打入其中所造成的，这可通过图1来加以说明。在图1中，S[,1]S[,1]与D[,1]D[,1]分别表示劳动力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在没有税收“楔子”打入时，实际工资为Y[,0]。当出现税收t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到Y[,2]，实际工资只有Y[,1]，劳动力供应数量减为Q[,1]。显然，税收导致劳动力需求数量与供应数量的减少。而当拔掉这根税收“楔子”时，将会使劳动力的供应与需求保持平衡，数量为Q[,2]，相应地，按照供应学派的分析，政府减税可在不提高劳动力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供应数量，这可通过图2来加以说明。在图2中，S[,0]S[,0]与D[,0]D[,0]为减税前的劳动力供求曲线，E[,0]为减税前均衡点，相对应的劳动力供应数量为Q[,0]，劳动力工资为Y[,0]。政府减税将使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应增加，劳动力供求曲线移至S′S′与D′D′，均衡点为E′，相对应的劳动力供应数量为Q′，劳动力工资仍为Y[,0]。
图1 税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图2 减税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
从高税对资本的影响来看，供应学派认为也有着同上述税收“楔子”一样的作用机理。在资本需求方，高税将增加投资成本，从而使资本需求减少；在资本供应方，高税将降低资本收益，从而使资本供应减少。类似于减税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政府减税将使投资成本降低，资本收益增加，资本需求与供应同时增加，从而导致资本总供应增加。
总之，供应学派认为，高税将使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并使生产要素的收益降低，因而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在就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消极影响作前述一般分析的基础上，供应学派还进一步论证了高税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危害⑥。具体说来：
第一，高税妨碍人们努力工作，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供应学派认为，高税使人们努力工作所增加的收入中被征走的部分增加，实际到手的部分减少。这样，人们将会选择闲暇，而不愿努力工作。他们认为，只有在税负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因可以取得较多的实际收入，才可能愿意多提供劳动。关于高税是如何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一问题，供应学派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论证：其一，高税导致劳动力不足，从而将妇女和临时工赶入劳动大军，这无疑将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其二，在税负较高的情况下，许多产品和劳务的成本与价格都将提高，但由于另一些产品和劳务如自己为自己提供劳务不征税，许多人将不愿去购买而宁肯自己动手做劳务，这同样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第二，高税妨碍储蓄和投资。供应学派认为，高税必然影响人们的浪费、储蓄和投资。一般地，高税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减少，这将使人们减少储蓄和投资而宁愿消费。
（二）税负对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可能影响。
我们知道，前述供应学派关于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具有消极影响的学术思想曾轰动一时，并成为本世纪80年代以来以减税为主旋律的世界税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必须注意的是，供应学派关于高税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危害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经济实践基础之上的。如果是在发展中国家，其理论是否有效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鉴于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税收政策司司长甘地为领导的一个工作小组从1984年起便就“美国流行供应学派税收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特殊条件之间的关系”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⑦。
笔者认为，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具有消极影响的理论从总体上看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而论，高税无疑是既不利于促进人们努力工作（对劳动有消极影响），也不利于人们积极增加投资（对资本有消极影响）的。不过，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我国，高税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具体影响必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下面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就高税对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可能影响作些初步分析。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除资本与劳动二因素本身之外，社会、文化、体制之类的环境情况对资本与劳动，进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但税负对社会、文化、体制之类的环境情况的影响甚微，这决定了我们难以就我国的情况作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众所周知，政策开放之前，由于长期受“非税论”的影响，我国缺乏较为健全的税收制度。1978年以来，我国逐步改革了原有税制，以两步“利改税”及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为标志，我国才初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新型税制。正因为如此，我国1985年以后的税负情况才具有可比性。而自1978年我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至1992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思路，1994年推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我国经历着经济体制转轨，并且这一过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就这一时期的情况作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往往没有实际意义。不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形成，我们可以试作这种分析。
其次，就高税对资本的影响而言，供应学派的观点可部分地用以解释我国的税负与投资关系问题，勿庸置疑，过高的税负会影响我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不过，供应学派的理论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经济实践基础之上，从税制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以商品税（间接税）为主。这决定了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发达国家，所得税对投资具有直接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商品税易于转嫁，它对于投资的影响是间接的，作用机制比较复杂，例如，当实行高税时，首先表现为消费者的税负重，既影响消费，又影响储蓄，其次才是一个对投资的影响问题。
第三，从高税对劳动的影响来看，供应学派的观点也可部分地用以解释我国税负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高税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工作努力程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日趋健全，这一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如果税负过高，有的人（尤其是部分城市劳动者）将不一定愿意工作，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通过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虽可从数量上对前者进行补充，在质量上却不一定有保证，最终将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当然，由于我国以商品税为主，高税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也是间接的。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在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将选择就业，以尽可能取得更多的收入。
总的说来，高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会产生供应学派所分析的种种消极影响，但因我国税制有着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又低，这种影响比较复杂。而且，由于决定经济增长的社会、文化、体制之类的环境情况（将反映到资本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具有独特的作用，就税负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相关性分析没有实际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论“税负”是指宏观税负。
②③洪银兴，林金锭：《发展经济学通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在本文中，“资本”与“资金”一般是通用的，为行文的方便，有时用“资本”，有时用“资金”。
⑤⑥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甘地等：《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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