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及其和谐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和谐发展论文,悲剧论文,冲突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与人类的道德紧密相联。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对习惯所崇奉的事物和秩序的亵渎，似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本然是以道德的沦丧和退步为代价的，而要保持纯朴高尚的道德水准，似乎就应阻滞历史的进步，甚至倒退到往昔的社会环境中去。可以说，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构成了人类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成为许多人痛苦不安的悲剧情结。那么，如何透过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进步与道德伦理的悲剧冲突的表象，考察这种冲突的历史生成，寻求其在历史发展中的解决，以便使现代人在历史变革的剧烈震荡中，调整心态，保持清醒的理智和道德良心，深沉有力地溶入社会的大潮之中，将是我们的任务。
（一）
正如经济的行程与观念的行程总是平行而进的一样，为社会存在诸要素所决定的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也是与人类的历史平行而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考察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的生成，我们将会发现：在社会发展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贯穿于人类进步的全过程，社会矛盾运动的程度和范围又决定了这种冲突的程度和范围，而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利益的冲突所决定的，是在不同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这种客观事实决定了这种冲突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同时，由于这种冲突往往是因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在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因而也就使得这种冲突带有历史悲剧的性质。
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上升的过程中，就已经遇到了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的重大问题。在中国，从黄帝时代起，就开始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但这种过渡一开始就遇到了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因为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是“庶人之贪者”，他们的恶劣情欲违反了氏族公社的道德原则，所以黄帝把他们剿灭；到了颛顼时代，九黎部落私有制发展，“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这显然也违反了氏族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的道德原则，于是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扼杀了九黎部落私有制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社会，既苦于私有制的发展，又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不足。氏族首领侵吞公共财产，使公社成员的经济地位也日益下降，这是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但氏族首领压抑公社成员发展自己的私有经济，又使私有制不能充分发展，生产力受到氏族道德原则的严重禁锢，这又是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不足。人们一方面留恋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民风朴实而淳厚的氏族社会生活，从道德的评判看，这种对往昔的留恋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新的奴役在初民们看来，似乎倒也合乎“气雄相君，力雄相长”的自然法则。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要打垮氏族制度，冲破原始的自然脐带的束缚，使私有制来一个大发展；但氏族首领为了巩固他们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地位，乃拼命维护过时的氏族原则，这就使历史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只能缓慢地移动。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鲜明的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现象。奴隶制礼崩乐坏，宗族奴隶不断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为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展开了疯狂的互相残杀，其中交织着新旧势力的斗争。宗族奴隶制的温情面纱被撕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神圣原则被亵渎，杀人盈城、伏尸遍野，无论是革新派或保守派，都共同诅咒这样一个时代。然而，新的生产方式也确实有它存在的理由：由宗族奴隶变为个体经营的公社农民，或通过立军功而成为地主，是宗族奴隶所欢迎的；采用新的剥削方式更利于剥削者致富，是新旧剥削者有目共睹的。可见要完全恢复宗族奴隶制显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要使土地私人占有全面发展，就必须彻底摧毁宗族奴隶制，并打破亲亲尊尊的等级名分，以法治代替礼治，这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旧势力过于强大，新势力“一身而二任”也难以做到。大量保存宗族奴隶制残余是旧势力的共同愿望；至于“法治”，短暂或局部的实行可以，因袭的传统的“礼”却是非恢复和维系下去不可的。凡是讲“法不阿贵”的人，又有几个没有被杀头？当时的中国社会，既苦于封建生产的发展使宗法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了危机，一切都诉诸暴力；又苦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不足，宗族奴隶主势力极大，使封建社会处于长期的难产阵痛之中。
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更是历史与道德悲剧矛盾冲突的一次巨大曝光。在时代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社会还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帷幕之中，所谓“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芷获服劳，比邻敦睦”。而资本主义萌芽以后，则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乃至于“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顾炎武《天下郡图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打破了宗法制田园生活的宁静，使数以万计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延颈待雇”，“就业则生，失业则死”。新兴的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确实给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然而，中国社会恰恰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在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无论它的发展会带来多少污秽和痛苦，然而，实际上又确实不可能做到。封建势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无情的摧残，使中国社会萌芽中的资本阶级处于艰难竭蹶之中。人民的悲剧心理因而愈发深沉、悲凉和凄惨！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在历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以“恶”作为历史进步的杠杆的时代，“恶”必然要激起某些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对于传统的神圣事物的亵渎、传统“善”的践踏，这就使得历史的必然要求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一次实现，而要经过反复较量才能实现。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历史的进程中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与道德相冲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也有其相互协调，自我解决的一面。
（二）
历史的进步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然而历史进步常常又打破了原有的道德准则，破坏了人们心理的平衡，造成了人们的巨大苦痛，甚至牺牲，可以说，这又是“恶”。那么，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善”与“恶”呢？马克思曾以封建社会为例进行过分析，他说：“封建社会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有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也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
马克思总是把历史与道德、善与恶放到历史的辩证的前进运动中去考察，从而肯定了“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历史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协调促进，自我解决的一面。一般地说，道德本身与历史相比，具有滞后性，并且显得相对稳定。但它毕竟要随着历史的进步而逐渐被取代、完善、升级，历史的进步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并且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新的道德又反过来促进历史的进步。
原始社会的道德风尚调整着原始人的行为，规范着他们活动的方式和领域，呈现出一幅所谓“美德”之图景，但原始社会并非道德的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的道德是在当时极其低下的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道德固然有它素朴、美好、高尚的一面，然而，由于人们“刚刚脱离动物界”，文明尚未发展，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刚刚形成，在道德上还存在着许多消极方面。道德观念的直观、含混和道德调节的狭隘性是原始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种道德的自发状态，完全不能与后代人才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意识相比拟。因此，原始社会的道德既不能把它说成是粗暴的、野蛮的，也不能把它说成是理想的、美好的，它有待于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步入历史的前台，促使人们冲破了原始的自然脐带的束缚，获得了个体与自我意识发展中的有利因素，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促发产生了新的道德观念。道德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成份和社会意识形态，并且日益作为调节或破坏某种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道德的社会功能也多样化和复杂化了，它所反映和调节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已不象原始社会那样简单，而是要求更广泛地反映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备合理的必然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在促进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但由于奴隶社会道德又是私有制的产物，它在人与人的道德关系方面，特别是奴隶主阶级的极端自私自利、穷奢极欲、残暴野蛮，成为道德倒退的一个显著特征，因而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
在封建制度中，孕育了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德思想，封建社会道德是奴隶社会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它与奴隶社会道德相比其进步倾向表现在，多少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农民阶级开始表现出对自己历史地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初步自觉，继续发展了勤劳、节俭等道德观念和品质；退步倾向是地主阶级道德更加体系化和理论化，使道德的能动作用强化，使之成为剥削阶级奴役禁锢人民的重要工具。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有限的期限与范围内，对于历史的进步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各种稳固的宗法制度，创造了一个使社会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迅速前进的体系，它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明朗化使人们以新的世界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和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则上确认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肯定了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财产权和公开追求现世幸福的权利，从而摧毁了封建制森严的等级特权、压抑人的生命热情活动的禁欲主义和对虚幻天国的过分依赖关系，道德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获得了一次自身力量的大释放。人们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公开大胆地关注与追求，促使生产力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也得到了迅速调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事件。在它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已培养和正在培养着人们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扶贫济困、顾全大局，敢于和善于创新进取等道德风尚和内心信念，并且日益突出地把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形成自我发展，自我意识，自尊和有着创新精神的理想人格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进步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
现在我们把考察的重点放在现代社会，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和相互协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了新的特点。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推动，创造了一个使社会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迅速前进的体系，创造出了无数的新事物，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发觉，原以为随着经济的发达会来到的理想社会并没有产生。恰恰相反，昔日由于经济不发达，人的生活方式中离不开相互协助和联系。现在经济发达了，各种服务都社会化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联系和协助的必然性了，相互的关系反而变得冷漠和隔膜了。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幸福”的孤岛上，虽然寄生于熙熙攘攘的都市，却已没有了“群”的属性，而只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了，尽管丰衣足食，可是人已非人。因而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是悲剧性的，作为族类的人的本性普遍受到了压抑。
然而，当我们客观地观察世界，又会发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道德之间依然存在着相互协调和积极解决的一面。的确，在高度富裕的物质生活状态中，人们可能会感到精神的空虚、孤独、厌倦和痛苦。但是，这无疑又是追求、开拓、奋斗所必然附带的一种东西，是执着追求过程中固有的强烈的不满足，是对自己境遇的深刻领悟及超越。当代西方人努力在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中求生存，求发展。在物质生活水平已达到相当层次，闲暇之时增多的情况下，他们情愿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创造条件欢度一番田园式的宁静生活，而不愿拼命付出繁重紧张的劳动来得到多至积压的商品，使心态失衡。这无疑是他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上的矛盾在更深层次的调整。高科技的广泛推广与应用，在推动社会历史迅猛进展的同时，的确造成了人们之间的时间紧迫感、空间隔离感和压抑疏远等感受，但是，高科技同时又可以帮助人们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理性化、有序化，增强人们行为的明晰性和可靠性，能够创造条件使人们之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密切联络，更加相互接近。新的社会环境和人类面临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人类关注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思考和彼此关照的道德良心。为了全球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引出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强烈呼声，当代西方一些著名人士，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和资源确立为一条世人尤其是科学工作者应普遍遵守的道德准则，并把全球意识、共存意识、和平意识等作为现代社会良好道德境界的重要内容。这是人类道德观念在当今时代的一次更新，也是人类对历史与道德冲突的积极解决。
在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与道德的冲突现象。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不仅有物质生产方式方面的转化，还有各种制度和体制以及精神道德方面的转化。我们必须看到，经济的落后是道德落后的根源，而带有旧社会痕迹的传统落后的道德又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此造成恶性循环。但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在普遍意义上展开，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重组、转换，利益的多元化和再分配，社会地位的重新估量，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高扬和社会重新审视，必然会表现为对习惯所崇奉的事物和秩序的亵渎，因而，必然会使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们感到失落的痛苦，更使那些习惯于用旧道德、旧观念看待新事物的人们，感到惊吓、恐慌、绝望。然而，人类总能在超越中发展，有清醒理智的人总是能根据历史的进步寻找变通，或迟或早地改变自己的观念，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在历史的进步面前，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规范，才是合乎道德的。如果一种道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不利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那就只能说明这种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历史证明，每当国家将经济发展，社会功利放在首位，而不是以僵化的道德去限制社会功利时，就会不仅导致国家的富强，而且反过来会使原有的道德被一种更富包容性的道德所代替。在历史与道德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面前，当代的中国人逐渐打消了浪漫主义痴想和悲伤主义情绪，正确选择了告别贫穷、愚昧的历史发展道路，即全面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并把它作为衡量及评价道德观念的一个客观标准。力戒那种躲避震荡、反对变革，只求那种纯善主义的宁静。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不适实际的玄想，只能进一步造成贫困、落后、保守和社会的普遍虚伪的可悲现实。追求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前提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品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既能够体现历史进步，又能够体现出道德活力的经济体制，能为人类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就是善，就是幸福。当前，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正处在重构过程中，人们在理智地尊重遵循原有的一些道德、习惯和传统的同时，也使其发生了有益的创造性转化。一种新的更完善、更富包容性的、适应和促进社会历史大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发展、壮大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正在普遍提高。
历史的变化发展引起道德的变化发展。道德作为一种渗透人的灵魂并指导人们活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特别重要的精神动力。它根源于客观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物质利益的原则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不断刺激和提升人们追求的品位，从而引起经济关系的大变动，而经济关系的变动，必然会引发原有道德的变动。反过来说，不断提升着的比较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道德规范，总是发挥其调控功能，激发人们对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质量的追求，从而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