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设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这场变革不仅会引起浅层的物质生活的变化，也将会引起深层的精神生活的变化。为了推动和实现这种变革，党和政府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因为人的需要是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辩证统一，社会生活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展开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的物质自然界，一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两个方面的协调和谐发展，才能造就出健康的社会和人生。可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实，发现唯物质、唯金钱已成为一股普遍的社会潮流，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低级趣味，精神生命日趋枯萎，变得越来越脆弱、空虚和软弱无力，越来越驾驭不了急剧膨胀的物质欲望，“心为物役”，自甘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和牺牲品。这不仅影响到人们的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威胁着国家民族的未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在思想认识上有着一些模糊性和片面性，在实践操作中存在某些偏差。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思考。
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文明”这个范畴。“文明”与“文化”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在同等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人们常把物质文明叫做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称作为精神文化[1]。如果再深入一步，便可发现“文明”与“文化”，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内在差别。“文化”这个范畴，是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有了文化这一创造形式，人才在本质上与动物、动物式的存在发生了根本的差别：不是随遇而安地生存在自然的环境中，而是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自然生存环境、建设自己新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人自己的存在形式，文化的状态也就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状态。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进化论代表人物泰勒(E.B.Tylor)第一次把“文化”定义为人类所创造出来并传给后代的一切，文化乃是“一团复合物(complex whole)，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凡人类因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及习惯。”[2]而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Wissler)则将文化解释为人的“生活形式”(Mode of life)[3]。按照威斯勒的意见，人类无论文野都有其“生活形式”，所以都是有文化。文化是社会主体创造的产物，是通过恩格斯所谓“积累起来的遗传”而积累的。由此可见，文化，是对人类的一切创造性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一个高度抽象说明，它强调的是人在改造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等方面所进行的各种创造性活动。正由于人能进行文化的创造而动物不能，文化才成为“人猿揖别”的标志。“文明”这个范畴，通常用以表示人类文化的发展所呈现的某种状态，说明存在于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通常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某种状态，它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更侧重于一种静态性的描述，而文化则似乎更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本身，更侧重于动态性的说明。例如摩尔根以社会发展各阶段所达到的技术和知识水准作为尺度，将人类文化进化和发展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可见，“文化”是一个比“文明”更为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文明”，两者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
同样，对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加以剖析，也会发现，将它们笼统地理解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缺乏说服力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虽然都跟人的能动性创造联系在一起，但两个方面在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文化结构中，物质的层面处于表层或外层，它是文化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它是变动不居的。而精神的层面则处于里层或深层，它是某种文化之所以成为某种文化的灵魂所在，是最稳定、最保守、最不易变化的。如果要用本末的观念来分解文化，则可说物质层面是末，精神层面是本，而精神层面中最具稳定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则是本中之本。前者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是静态的积累，后者往往就是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即人的创造性本身。虽然人类文化的精神性层面，如一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乃至于一定的信念和习惯，都是人的创造性的产物，是通过世世代代生活实践的积累、积淀而成，构成为一个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客观精神世界，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实际作用的发挥，一刻也不能离开现实中人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是以人及其活动为载体的。人类文化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比，更具有一种“动的”特点。虽然它不是直接显现于外部而不易把握，但它的存在和作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甚至当某种物质层面的文化消失以后，它的知识、观念等也能通过人的活动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保留下来。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发展最终是终断了，但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却保留延续至今，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主要源泉。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社会生活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层面，笼统地理解为“两个文明”，只是一种方便的表述，只是抓住了两者都同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产物和表现这一个方面。但把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放在与物质层面完全相同的视角来看待，既无法展示两者各自的特色，更无从弄清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的独特的价值所在。如果再联系上述“文化”与“文明”的联系和区别，我们会看到，人类文化创造的物质层面似与“文明”有着某种紧密联系，而人类文化创造的精神层面似与“文化”更加接近。当然“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范畴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这里是把“文明”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及结果的表层，即“技”、“器”、“物”、“制度”等对应起来，把“文化”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及结果的里层，即民族文化心理，价值模式，思维方式等对应起来。这样，我们在剖析社会生活之心、物两个方面时，分别把它们理解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这样大概不会妨碍我们把“文明”和“文化”都理解为广义上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半个世纪以前的钱穆先生曾提出独到的见解，钱先生指出：文明与文化两范畴，常常被人混用，实际上，“此二语应有别，……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4]寥寥数语，似乎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尤其以“文化”一词来表示人类文化活动中的精神性创造，则是意味深长的，这一点在后面将会谈到。
既然社会精神生活偏向于内，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运动，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那么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宗教信仰、价值模式、思维方式、情感信念等内在精神状态，其积淀、演变而成为一种稳固性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是一个逐步的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以此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精神又构成为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构成了人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世界和社会历史环境。这个世界和环境会以一种“文化本能”的巨大力量影响、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性的发展，从而使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呈现出独特的概貌。一定的物质文明正是这种精神性创造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的物质文明正是精神文化的外化形式和外在体现。“活法”正是“想法”的实现。任何一种物质文明的产生，在其背后都有某种特定的精神文化作为基础。马克斯·韦伯(M.Weber)所揭示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不少学者所热衷于探讨的儒家伦理思想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关系，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什么“唯意志论”或“内圣外王”的翻版。因为人类在强大的外部世界面前的主动，的确只能是精神的主动。马克思关于“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的比较，毛泽东的“自觉的能动性”的经典表述，我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在与强大自然的抗争中，在从动物状况提升为人的主体地位、获得所谓“自觉的能动性”以后，人可以按照任何一种物种的尺度进行创造，因而才有了“人化的自然”、才有了形形色色的物质文明。这恰恰是与人有了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分不开的（我这里强调的是其正面价值，而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不可能截然分开，恕不赘述）。从这种意义上讲，精神文化是一切创造性活动之根、之源，物质文明乃一切创造性活动之花、之果。
二
当今世界，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传播、吸收和交流已无法避免。各民族都在寻求一条在交流、吸收和融合基础上生成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的道路和机制。在这交流过程中，由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在文化结构中的不同层次和作用，两者显示出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5]。不妨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精神文化。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6]对这段话，我们切不可作片面的理解，以为物质文明可传播与接受，而精神文化则无传播与接受之可能。根据这段论述，结合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民族间思想文化与精神文化传播、交流的事实，我们对此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外在的物质层面之文明，可以直接传播与接受；而内在的精神层面之文化，则不可以直接传播与接受，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接触、了解、吸收、消化和融合的过程，才能化为某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正是此意。群体内部精神的累积，强调的是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及其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其中关键性的环节。主体的主动选择和能动性建构是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再拿科学精神来说，科学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本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土壤，经两千多年的培育、累积而成。到了近现代，这种科学精神在适宜的条件下，产出了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机械的丰硕果实。而在中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痛感科学精神之缺乏，呼吁培育科学精神，“五四”运动甚至把科学作为一面精神旗帜高举起来。这说明不少的人士并不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技”或“器”来理解，而是进一步主张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来培育。如现代哲学家张申府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中国人已是非有科学不可的。但是中国人也绝不能以徒徒学习西洋科学为能事。中国人必须在科学上有所改造。……必须先求其甚解，深通其义而用之。或者说，由用而求其甚解，深通其义，而益善之。……这便必须要得到科学那特殊的最可贵的方法脾气——纯客观法”[7]。此之所谓“用”或“徒徒学习”，即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之接受与模仿，而“求其甚解”、“深通其义”、“得到其可贵的方法脾气”，就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来培养和追求。
精神文化的培育与积累、吸收和融合何以如此曲折缓慢呢？这大概是出于以下原因：其一，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或接受，都是循着一种由浅入深，由外至里的顺序的。当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时，首先容易发现并相通的，是表层的东西、物质技术的层面，因为“器”、“技”的层面是直接显现于外的东西，便于交流。久而久之，才能慢慢过渡到精神的、心理的层面。其二，文化的精神层面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文化之成为文化的灵魂，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内在本质特征的东西。它是最稳定、最保守、最不易变化的。其三，精神文化之培育与积累，是一个主体性的创造过程，它要变化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是人的整个内在精神世界而非其血肉之躯，其持续性、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
三
实现现代化，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必然选择。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无疑是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的发展战略方向。但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应该是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现代化，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更缺少不了精神生活、精神气质的现代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其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在于有一种富于生命力创造力的、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遥想百年之前，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就吨位来说居世界第七位的大清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却被吨位居于第二十一位的日本舰队全部消灭。为什么第七位的舰队被第二十一位的舰队打败呢？对此，惯于从文化上总结近代历史的梁启超曾深刻地指出，西洋所强者在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换句话说，在“器”、“物”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即人的问题。“五四”运动后的一九二二年，梁任公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三个里程，第一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而兴办洋务，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而推行“变法维新”，而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8]历史的事实已证明，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入手，连救亡图存的任务也解决不了。今天我们要振兴民族，提高综合国力，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一味地追求利润，拼命地赚钱，无度地享乐，同样也会失去价值取向。
诚然，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取得物质上的伟大胜利的和实现持久的发展的。那种认为只要整个社会财富积累多了，精神文化和民族素质就自然好转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了。“把物质等同于精神，把经济基础变革等同于文化精神发展，是一种庸俗的唯物论。”[9]精神的发展和更新固然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物质基础，但并不完全是以经济为基础，并不完全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派生的。换句话说，精神的发展，不仅仅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更是与文化环境相联系。上文已经说明，民族文化价值精神、民族文化心理向现代化的转换，不是一个直接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性的培育与积累的过程。既要立足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又要创造性地吸取整个人类发展的文化遗产和成果。既不唯“中”，也不唯“西”；既不唯“古”，也不唯“今”，要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根据我们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人生问题，发展出自己新的哲学、新的理论、新的文化观念，并以此重建国民文化价值意识，重塑民族文化精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精神文化建设及其宗旨。
理解精神文化建设自身固有的特点，除抓住其不可直接传播与接受，须由群体内部的精神累积而产生这一点以外，还不妨紧扣着“文化”这个关键词。“文化”，在这里不是理解为名词，而是理解为动词；不是理解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所达到的某种既成的状态，而是理解为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本身。“文化”之“化”，内含有消化、同化、融化、教化、潜移默化等意思。它既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也不是生吞活剥的“食西不化”，而是一个能动性的创造过程，一个渐进性的吸收、融和过程。这是民族的精神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生，是一次脱胎换骨。它既要达到生成一种现代的新的民族精神生命的目的，又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这一点上，已走完现代化历程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大家知道，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现代化了，但是英国的“经验”、法国的“理性”以及德国的思辨哲学，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也现代化了，但那里的人民也没有全盘被西化，特别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是在民族文化的母体中，按照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沿着不同的道路实现转换的。
可见，精神文化的建设，现代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的价值，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
四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视这些特点和特性，对这个问题作片面的、肤浅的甚至庸俗的理解和处理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例如：无视精神的独特价值，对现代化只作感性层面，物质技术层面的理解，经济指标成了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这，对一般的家庭主妇和为了一日三餐而辛苦忙碌的人们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毕竟，主妇们在菜市场看见一种“物质”胜过另一种“物质”便理所当然地知所取舍，毫不犹豫地从一种文明跨向另一种文明。但不少的政府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就奇特了。
还应指出的是把精神文化建设理解成卡拉OK、港台流行歌曲、定期或不定期舞会、电影等大众娱乐、休闲方式，这也是一种颇有市场的作法，不少的文化管理部门在总结其“政绩”时，必在这方面写上重重的一笔。不可否认，这些大众娱乐方式，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以此等同于精神文化建设，未免流于浅陋。
把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群众集体演唱会等活动，通过类似于“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作法，上面发出号召，下面群起响应，当作精神文化的建设的基本形式，待到“急风”、“暴雨”平息，一切又还原为原来的老样子，这又是一种典型的表现。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道德教化，出发点是好的，但若干次的“群众运动”管用么？谁都知道，道德教化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提倡的道德价值必须要有价值载体，要有人特别是倡导者领导者去身体力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0]而现实中存在的价值失范、党风不正、政风不正，正是实施道德教化的严重障碍。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精神文化建设中的道德教化只能流于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
学界的学人们自然惯于从理论角度来反思精神文化建设，但其中也部分地存在思想方法上的偏差，表现出两种典型倾向：其一是“食西不化”。既对传统精神文化不满，也对西方文化的真价值、真意义不了解，忙于向国人喋喋不休地说出西方人说过的话，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诸如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师们的话语，他们都说过了，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自己的声音。其二是所谓“返朴归真”，偶尔听到西方人在反思其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中说出了几句赞美东方式的“天人合一”文化观的话来，便天真地相信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无论“天人相分”也好，“天人合一”也罢，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两种文化观有着互补性。
凡此种种，说明我们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生命的培育，还有着种种的误解，对于几乎是天天挂在嘴上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大政方针缺少深刻的理解，先辈们的艰苦探索和追求已为我们的浮躁和浅薄所替代，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领域里的形形色色、花里胡哨的东西遮住了视线，正所谓“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此，一位学者作出了生动的描述：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虽然是有成绩的，……大抵上还只是停留在浅薄的一层。虽然一时看似红火，但观其所学，终不过是皮毛而已。西方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岂无深厚的哲学基础！然而到了中国人这里，只剩下了船坚炮利、经济法则及五颜六色的时髦商品；西方哲学、美学、宗教、艺术等精神岂无深邃的人生哲理，然而到了中国人这里，只剩下了浮躁的呐喊、教堂的钟声、灯红酒绿的舞会和令人陶醉的威士忌。当今天的中国再次向西方敞开大门的时候，首先涌入中国的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可口可乐、迪斯科及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这样的现代化未免失之于浅薄，这些文化只能解决浅薄的人生问题，并不能造就深厚、博大的中国现代化文明。现在从音乐、艺术到洋灰地建筑都是硬棒棒的，从经济生活、公共关系到爱情、婚姻都是变得赤裸裸的，在整个精神生活领域，没有新的交响乐，没有新的史诗，没有大气象的艺术作品，没有深沉的人生哲学。只有短期行为，而无长远目标。精神如此贫困，人生如此浅薄，甚至不惜扭曲灵魂而追求自私的满足……。”[11]
社会如是，人生如是，我中华民族将凭什么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立足？！一个民族不会从理论上思考问题，是没有希望的。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冷静地思考、理性地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注释：
[1]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487页。
[2][3]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6月版，第4、5页。
[4][5][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
[7]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第59—61页。
[8]《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49—250页。
[9][11]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6页。
[10]见《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