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的空间与批判言说的力度——论中国现代知识阶层与随笔创作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力度论文,随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诠释“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个名称，是个来自于西方的概念。它有两种英文的拼写方法，一是 “intellectual”；一是“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词源来自拉丁语“intellctualis”，意思和“理解”相关(pertaining to the understanding)(注：“intellectual”，见《韦伯字典》，大百科全书1974年版。)。但将该词作为知识分子 的指称是来自西欧的法国，1894年由德雷福斯事件而引发的。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因 其血统是犹太人而遭受诬陷。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左拉、雨果等一批颇有正义感和社会 良知的人士强烈的义愤，他们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共同发表一篇题为 《知识分子宣言》。因而，这些批判社会的正义人士，后来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 之为“知识分子”。另一处是来自东欧的俄国和波兰。“intelligentsia”是指19世纪 俄国上流社会一批从西欧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从西欧带回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不满社 会现状，特别是对于沙皇专制制度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由于这批人确实如鲁迅所称的 “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 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7、187页。)，是一个精神性的群 体，因而被称为“知识分子”。还有一处词源是波兰，是指1860年左右波兰出现一个文 化同质性相当高的社会阶层。当时拥有土地的波兰贵族为了在城市中继续维持他们的传 统生活方式，以别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即所谓“gymnasium”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除了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外，最重 要的是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和社会责任。所以，受此教育的人能够勇于批判社会，以国 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出现动荡和被分割时，这一批人也就成为当时救国和反抗当时统 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词源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乃是西方现代社会 的产物。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确实具有共同的特征——带有强烈的社会 意识，对政治持批判态度，往往是不满于现状的。(注：陈国祥：《访叶启政教授：从 文化观点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中国》，徐复观等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1980年版，第24—26页。)
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早在“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出现有两个因素：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注：T.Parsons，“ The Intellectual:A Social Role Category”,in P Rieffs.ed.On lntellectuals,New York 1966.p.3—4.)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文字符号，这就需要有些人掌握它 ，把它书写和记录下来，而当时掌握文字符号的人毕竟是少数，因而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就特别神圣，受到民众的崇拜，这便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形态。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 、婆罗门、僧侣等人中分离出来的。而所谓哲学的突破，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 前200年时，世界各大文明古国，诸如古希腊、中国、印度，都出现人的意识的觉醒， 这就被称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主体最终也形成 了。例如，古希腊哲学发展到苏格拉底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苏格拉底之前， 哲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从苏格拉底开始，他认为哲学探讨的问题 不应该是自然，而是人本身。他为了证实神谕而得罪了公众，因为他发觉人是无知的， 因此在人们自鸣得意的地方，播下怀疑的种子，正如他说的：“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 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 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 —柏拉图对话集》，余灵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3页。)对于现行的社会 制度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充当“马虻”的作用，这种哲学的突破，意 味着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又如，春秋战国时代与 古希腊有相类似之处，中国知识分子前身是“士”，他们中有不少有才华的人私门讲学 与著述，成一家之言，这都是以自己的知识体系，赢得后人的景仰。但后来中国的士大 夫只能依附在皇权体制下，谋求自己的发展；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 是由教士来承担。当然，西方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就整体而言，还尚缺乏后来一些现 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那么，“知识分子”作为特有的范畴是什么时候被引进到中国的呢?1927年，据鲁迅介 绍“知识阶级”一词是俄国作家爱罗先珂(V.Eroshenko)1922年在北京一次演讲时提出 的，他的题目为《“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 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7、187页。)。但作为具有近代意义 的整个“士”阶层的崛起，应该说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开始。19世纪的大清王朝在西方坚 船利炮的轰击下，结束了泱泱帝国的美梦。由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进，给中国士大夫造 成极大的思想震荡，使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而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纷纷 出现崩溃。因而，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出现与崛起，与晚清和晚清以后的社会发生重大 变革密切联系着。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体制和儒家思想，一直是传统士大夫和下层百姓认 同的文化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人生最 高理想。因而，作为一名读书人只有依附于政治，委身于皇权，才能谋求到自己发展的 空间和实现人生的抱负。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打破封建门阀观念，为天下读书人提供 了一条进入政权的仕途。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肃宗也称：“今取士 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渔。”徐复观据此认为：“士 大夫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垂饵’与‘人彀’的关系，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 猎者与动物的关系。此种关系卡住了政治的大门，士大夫要进此一大门，自己的精神便 不能不先磨折得使其下趋于动物之只知衣食，不知是非廉耻之境域，对政治当然成为纯 被动的奴妾。”(注：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载《知 识分子与中国》，徐复观等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12页。) 到了晚清，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现象。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当时 的知识阶层具有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他们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远比士大夫多得多 ，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这可从中国晚清知识阶层一些人士的行为主 张和坎坷遭遇中得到证明。费正清指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分子并不一 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 的意识。”(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391页。)
特别是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到了晚清时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 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废除。这样，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单一必由之路被阻断，他们 与皇权联系再也不是纯粹的人身依附关系，甚至出现疏离与叛逆的对立情绪。余英时说 ：“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 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的年 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也许是十分合适的。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 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了。”(注：余英时：《论士 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7页。)
二、制度形式与中国现代知识阶层
朱自清曾表述这样的看法：“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 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 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 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 子是比较自由的。”(注：朱自清：《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 5期，1948年8月5日。)那么，是什么让现代知识者“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呢? 也就是说现代知识者之所以能够“比较自由”的保障是什么呢?除了大一统思想体制消 解外，我以为是自晚清以来就开始萌发的一套新的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在起着关键性 的作用。
这套新的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首先表现为现代报刊的出现。梁启超说：“自通商以 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 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号刊，1901年。)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创办，至1911年，国内外累计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诸多 报刊中《循环日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苏报 》、《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在当时的晚清社会影响很大。晚清革 命志士以报刊为阵营，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思想。而由于报刊形式的独特 规范，比如短小、通俗和要富有鼓动性，这就打破清代以来桐城派文风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出现了适应报刊规范的“报章文体”。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是中国近代第一 个在报纸上发表政论的“报章文体”家。梁启超是改良派中最重要的随笔家，他倡导“ 文界革命”以及创造了“新文体”。随着近代报刊的繁荣，那种尊重知识者创造性劳动 成果的一个标志，是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中国古代没有稿酬制度，支付稿费是近代的 事。据考查，最早支付稿费的刊物是梁启超在日本东京主办的《新小说》(1902年)。此 事不可小视，这既是与当时西方著作权法接轨，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一个物质 基础。虽然，中国现代知识者纯粹靠稿酬生存的职业作家为数不多，但这种稿酬制度， 不仅表明对现代知识者脑力劳动成果的尊重，而且也对现代知识者获得生存环境、营造 精神空间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这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最重要的杂 志之一。现代知识者纵横驰骋在这块阵地上，他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提倡科学与 民主，全面推动社会改造和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揭开了中国向现代化进程迈进的 帷幕。在《新青年》影响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办报刊蔚然成风。据有关资料统计 ，从1920年8月至1923年6月，我国新创办或以前创办现时仍在出版的报纸约200种左右 。(注：倪延年、吴强编著：《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 13页。)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报纸办副刊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出现，“五四”时期一些 副刊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副刊(第七版) 、《京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些副刊都在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 方面起过较大影响，被誉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20世纪30年代，报刊又呈现出 一时的兴盛局面。报纸副刊是以《申报》的《自由谈》和《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最 为出名。文学杂志不计其数，较为有影响的如《骆驼草》、《文艺月刊》、《青年界》 、《现代》、《论语》、《文学》、《人间世》、《太白》、《宇宙风》、《文学杂志 》、《鲁迅风》等等。建国后，报刊杂志实行严格的管制。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报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创业，使沉寂多时的文坛再现蓬勃的生机。20世纪以来，许多现 代知识者就是依赖这些阵地，言说自己的独立主张。因而，中国现代随笔的发生、发展 和繁荣与现代报刊的兴衰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次，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也反映在大量的出版社的涌现。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 受到西方的影响，译介西学的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再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由木刻，而 石印，而铅印，这都是推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较早有影响的出版 机构是官办的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教会主持的广学会。尤其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的设立，在西学东渐史上，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 纪初民办的出版机构异军突起，出现了空前兴盛，出书数量、影响都远远高于教会与官 办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作新社、文明书局、会文学社等等。“五四”以后 ，除了老牌出版社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新成立的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而经 营出版社的理念也更加灵活多样。既有由几个同人组成的文学社团兼办出版社的，如创 造社就有泰东书局，未名社也有自己的出版社；新月派的新月书店。报社也有经营出版 社，如《晨报》社。以出版现代散文随笔集来看，在20-30年代比较出名的出版社有北 京和上海的北新书局、上海的开明书店、上海现代书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 光明书局、上海生活书店、北平人文书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众多的出版社孕 育出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眼光、又对新文化事业抱着热爱和扶持态度的出版家，如赵南公 、李小峰、张静庐等便属于此列。不仅如此，一些蜚声文坛的现代知识者也直接参与经 营出版事业，不但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文坛的繁荣和促进新文学 的发展，如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叶圣陶、夏丐尊等创办的开明书店、巴金、吴朗西 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胡风创办的希望社。如果没有这些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可 能将是另一种写法。建国后，所有的出版社都纳入体制内来管理，成为国家经营的事业 单位，并设有官方的新闻出版署(局)和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的审查制度，这既有力地督 促出版社的规范经营，但也削弱了出版社在经营上的自主性和灵活性。20世纪90年代以 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出版社的经营理念也开始增强，他们能够及时抓着文坛的热 点，征集策划，精心包装，突出出版物的系统性和规模性的特点。
第三，大学和研究机构是构成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第一个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但真正使北京大学面 貌焕然一新的是蔡元培，他于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有做官发财思想”的人，可入北京一些专门学校，“又何必来 此大学?”(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并提出“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治校理念，广揽 天下英才，一时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影 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聚集于北大，使北大很快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阵营，成为推动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在蔡校长的执掌下，1921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努 力促成大学成为传播知识和发展学术的圣地。因而，钱理群充满深情地缅怀蔡先生说：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从庙堂走向民间，走向自身，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 的改造开始的。”(注：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1 999年版，第4、89页。)这就意味着，经历“五四”的北大，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 阔的精神空间，成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集合体。除了北京大学外，20年代的清华大 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公学、立达学院等等也曾是拥有各种知识背景的现代知 识者一度风云际会，著书立说的圣地。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是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 大学南迁昆明组建而成的，联大校长梅贻琦提出了他的大学观：“所谓大学者，非谓有 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一解》)鼓励联大师生要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 征的重任，以刚毅、坚忍、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文学)创造，维系民族文化 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当时汇聚在这里的众多文化人，以自己的坚韧精神 和文化创造，确实缔造出一个神奇的“文化奇迹”。建国后，知识分子不再是“自由的 漂浮者”，都被固定在岗位上，而且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切的知识生产都纳入计 划经济的轨道，“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建构的大学的自由精神殿堂已不复存在。到了“ 文革”，事情甚至发展到极端，竟然宣布“停办文科大学”，当时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 纷纷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十年浩劫结束后，全国各高校重获生 机，知识分子重新追寻“五四”传统，运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 等精神武器，进行大众的启蒙和社会的改造，重新成为公众“代言人”的角色。这样， 作为知识分子栖身之处的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仍然起着“提供新理想、新思维、新观 念、新的资源、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的作用”(注：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进入90年代后，高校和研究机构 里的一些人文学者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强调知识分子对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再 造，在此基础上突破专业的限制，体现一种“学者的人间关怀”。总之，现代知识阶层 的崛起与报刊、出版社、大学构成的一套制度形式分不开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由庙 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转向自身，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的力量，这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其背后有一套提供知识生产空间的制度形式。
三、中国现代知识者和随笔家的类型和特征
在西方，从学界探究“知识分子”名称的源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对现代知识分子 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偏于对“批判性”的认同，即他们界定知识分子的内涵时，喜欢阐释 为对社会具有强烈意识，对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往往不满于现状的，认为这种特征是 代表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范。美国当代著名知识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就指出：知识 阶级“是一个有言语方式的群体。他们操着同一种精致的语言。这种言语方式的特点是 倾向于一种特殊性质的言论文化：一种谨慎的和批评挑剔的说话方式。”(注：阿尔文 ·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24—25页。)这说明了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偏于狭窄，这种未加分析 的笼统说法，无法指涉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
因此，当我们分析知识背景迥异、社会关系复杂的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时，所指涉的“ 知识分子”定义应该相对比较宽泛些。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波兰知识社会学家弗·兹 纳涅茨基就曾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 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他撰著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注：弗 ·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就将“知 识人”作为研究对象，把它分为技术顾问(技术专家、技术领导者、圣哲)、学者(神学 者、世俗学者)、知识探索者(事实发现者、问题发现者)，其中世俗学者又细分为真理 的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真理的战士、知识传播者等。作者以这些角色演变为线索 ，以文化系统为背景，深入剖析了知识人的类别、行动模式以及所创造的知识形态。这 种区分对我们分析现代知识阶层还是很有启发的。在中国现代知识阶层中间，既有扮演批判性角色，也有承担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者；既有进步的、革命的，也有保守的、落后 的，更有充当统治者的帮闲、帮忙和帮凶的。所以，对于现代知识阶层，我们应依据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首先，批判性知识分子类型。这一类型知识分子，西方学者往往诠释为知识分子站在 权力结构的外面，对现存社会秩序、政权的批判和反对。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 中，曾高度评价“俄国的知识阶级”，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社会民众的欢迎，在于他们 “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但他对中国是否有出现像俄国这样的 “知识阶级”心存疑虑。那么，批判性知识分子类型具体内涵是什么呢?鲁迅曾这样谈 了自己的看法，“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 识阶级”，并提出衡量“知识阶级”的标准，即“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 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 》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7、187页。)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知识 分子，自然是很高的要求。但是，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止仅仅是一个读 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是健全、坚韧的，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 18世纪，康德在阐释何为“启蒙”运动时，说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 (注：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 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说到底，知识分子获得独立性如何，是决定 他们的知识创造的活力和批判言说的力度。而处在20世纪这个充满明与暗对垒、血与火 交攻的岁月里，文人有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鲁迅曾慨叹过：“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 ，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注：鲁迅致曹聚仁信，1933年6月18日。《鲁 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但这并不成为减弱鲁迅呼唤“ 精神界之战士”热切渴望的理由。相反，他仍旧怒斥中国文人的怯弱，说他们“万事闭 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注：鲁迅：《论睁了眼看》，《鲁 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并感慨地说：“中国一向就 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注：鲁迅：《这个和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 2、217、25页。)鲁迅对中国严重匮乏这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感慨声音，到了20世纪末 得到文坛、学界一批人的强烈共鸣。尤其以摩罗、余杰一代年青知识者以批判性姿态的 出现，而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些人发现自己要从前辈那里获取精神资源时，面 临的却是一片精神废墟。虽然这些前辈对被权势者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而让人不由充 满同情，但从他们受难姿态中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相反却是渗入灵魂的麻木 症、恐惧症与工具欲。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 其实，从这一命题相反的角度来思考，恰恰也说明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精神界战士”在 20世纪中国并未完全被阻断。50—60年代张中晓大胆提出：“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 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 人间根本不存在。”(注：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新时期后，巴金撰写《随想录》，借赵丹之嘴，说出反思现实的批判性话语：“对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注：巴金：《赵丹同志》，《探索集》，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版。)张承志在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下物欲的横流和人文精神的丧失， 他以鲁迅和古代一些义勇之士以及归依回教哲合忍耶作为自己获取的精神资源。他称： “其实研究鲁迅最有力的参考，并不如考证的那么遥远。参考就近在眼前。它就是不变 的中国，不平的世间，和不义的智识阶级——是他们的步数姿态、眉眼嘴脸。谁也没有 见识过鲁迅的时代，但是，我们每天都看着‘后智识阶级’的表演。”(注：张承志： 《再致先生》，《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不错，到了2 0世纪末，学界开始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知识者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他们怎样在遭遇 内外的巨大压力时，几乎都是忙于把自己交出去，忙于自弃自辱，从而呈现出人格的扭 曲和精神的溃败。摩罗以为：“为什么鲁迅研究空前繁荣、空前深刻?为什么人们毫不 犹豫地将鲁迅视为标准、视为至高无上的坚强与高贵?就因为历史的对比太鲜明了。知 识分子全体溃灭的丑恶而又痛苦的历史将鲁迅烘托得格外高大，一代惨遭失败与羞辱的 知识分子需要借鲁迅的光辉来修复自己的伤残形象，并从鲁迅的光辉中寻找铁肩担道义 的崇高感和奋力挣扎的力量感。”(注：摩罗：《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耻辱者手 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余英时在谈到这类型知识分子时，以为 知识和思想是他们惟一凭借，因而据此认为这类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宗教承当 的精神”(注：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7页。)， 我们通过对这类型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种种表现的考察，的确留有这么一种观感和印 象。
其次，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类型。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将现代知识分子称为“ 自由漂浮者”，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在这个由于阶级分裂而成为深刻分 离的社会里，出现了一个阶层，对于仅仅用阶级术语来指导的社会学，这个阶层几乎不 能理解。不过，这个阶层特殊的社会地位却能够充分地表示它的特性。虽然它处于各阶 级之间，但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注：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0页。)这种“非附属性”的特性，正说明了现代 知识者在现代社会是有着多种人生选择和角色认同的机会，而且现代制度形式也从物质 到精神上提供这种可能性。因此，现代知识者的社会功能不可能单向性的，除了扮演现 行社会和制度的“反派”角色，他们还承担着创造、解释、修饰或传播精致文化的重要 的社会职能。帕森斯从这个意义上将知识分子称为“文化专家”，而希尔斯说他们是“ 创造、传播与使用文化的人”(注：S.M.Lipet,Political Man,New York 1963,p.333.) ，他们还被认为是“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的一群特殊人物”(注：陈国祥 ：《访叶启政教授：从文化观点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中国》，徐复观等著，台 湾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8页。)。因而，在现代中国虽然有出现一 些知识分子有意回避扮演批判性的角色，但却非常愿意充当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文化 人。这些人既是社会文化模式的建构者，也是文化精神的阐释和弘扬者，这对促进人类 的进步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比如 ，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新文化阵营里的一员猛将，他说自己身为大学教授，但“ 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并曾“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 斗”(注：林语堂：《林语堂自传》，《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向弓主编，四川文艺出 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却被血腥的现实吓破了胆，哀叹 道“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 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注：林语堂：《<剪拂集> 序》，《剪拂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到了30年代，他在《论语》草创时期 ，他与论语派同仁在解释“论语”的“论”的含义时，也有将“论到国家大事”涵括在 内，但到了第6期，编者就主张“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不宽贷的；对于政治 ，可以少谈一点”，“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注：《编辑后 记——论语的格调》，《论语》第6期，1932年12月1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语堂他 们开始对谈“政治”有所戒心。1935年，《人间世》有一期编者话这样说道“以小品文 为号召，……专重在闲散自在的笔调”，而至于内容方面“除了政治外，并无限制”， (注：编者：《我们的希望》，《人间世》第22期，1935年2月20日。)这里特意拈出“ 政治”一项作为写作的“禁区”，这说明了林语堂他们已经对涉及“政治”内容的文章 讳莫如深。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演变轨迹，他为了在 充满血腥味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面前，保住自己的一颗头颅，开始抛弃原来激 进的主张和思想，由撰写战斗性的檄文而转向玩起一些幽默闲适、富有传统文化意味的 随笔。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撰写的这些文化类随笔也并不是毫无意义，他对传统文 化的现代阐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30—40年代还有诸如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梁 实秋的《雅舍小品》、张爱玲的《流言》以及闻一多撰写系列的文化随笔等等，这些文 章虽然不以反对和批判现行社会制度为目标，但他们对人性弱点的挖掘和批判、对传统 文化的优劣点的梳理和指摘，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也是值得珍视的一笔随笔文化遗产。 新时期以来，黄裳、汪曾祺、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等人撰写的随笔也是属于此列。 尤其金克木借助自己拥有中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因而在探讨传统文化问题时，往往见 解精辟，让人耳目一新。如，他谈起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以为中国人的思维 是线性的，达不到平面，知道线外还有点和线也置之不理。只愿有一，不喜有二，好同 恶异。因而，“这条线是有定向的，一方为正号，是我的。一方为负号，是反对我的， 异己的。我是对的，所以对的都是我的。反我的是错的，所以错的都不是我的”(注： 金克木：《<春秋>数学·线性思维》，《金克木散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 27页。)。金克木称赞“近代欧洲文化思想是从怀疑开始的，是从提问题开始的”，(注 ：金克木：《文化之谜：科学·哲学·艺术》，《百年投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版，第47页。)他撰写随笔也是抱着同样的看法，即将它当作对问题追问的记录。而一 切思考起源于追问，思考，就是探究答案，回应问答。因而，他撰写随笔作品常常兼有 知识之美和思想之美。进入90年代以后，学界普遍在反思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他们开始 重视自己的“岗位”意识，重视自己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完善。因此，就有“思想家淡出 ，学问家凸出”之说(注：李泽厚致《二十一世纪》编辑部的信，《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4年6月号。)。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成为本专业研究的带头人时，并没 有放下学者的“人间情怀”和“公共关怀”，而是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发出对社会关 注的声音。王元化就提出了“今天应该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注：王 元化：《<学术集林>卷五编后记》，《清园近思录》，1998年1月第1版，第283页。)。 “有学术的思想”指的是以一种思想成果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也就说这种思想成果有 蕴含深厚的学理成分；而“有思想的学术”则指知识成果是学术形式的，但它的背后却 有一般人所忽略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这样的学术成果有蕴含着学者的历史大识见和独 特的问题意识。而无论是“有学术的思想”，还是“有思想的学术”，这二者都说明了 学术和思想是可以相互兼容的，虽然在形式仍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而，在随笔这一块 艺苑里，我们常常能够读到“有学术的思想”或“有思想的学术”的作品，这虽不是纯 文学，但却能给你纯文学所没有的东西，显示了随笔作为杂体文学的优势和活力。
第三，充当帮闲、帮忙乃至帮凶的类型。周作人曾称：“国民文化程度不是平摊的， 却是堆垛的，像是一座三角塔；测量文化的顶点可以最上层的少数知识阶级为准，若计 算堕落程度时却应以下层的多数愚人为准。”(注：异襟(周作人)：《拜脚商兑》，《 京报副刊》第109号，1925年4月4日。)周作人更为看重知识分子文化先进性的一面，然 而却忽略了知识分子也有极其软弱的一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五四 ”时期在文坛和学界与鲁迅并称“周氏兄弟”，名重一时，到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民族 的汉奸，充当侵略者的“帮闲”和“帮忙”的角色，而为人所不耻。当然，这和他本人 性格缺陷很有关系。而我们却对20世纪中国有幸拥有鲁迅而感到欣慰和自豪。鲁迅对现 代知识分子极其严厉的透视和揭底，使人们感到作假的困难，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他 对现代知识者的解剖是全方位的，既有纵深的历史感，也有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概括。他 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 。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 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注：鲁迅：《知难行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这就揭出统治者与士大夫虽是主子与奴才的区分，但他 们二者之间却可以构成一种共谋的关系。当然，如果奴才忘了自己的身份，做起发昏的 梦来，而以为主子是自己的亲爹，可以叫天子做媒，表妹便可入怀，结果只能碰得头破 血流，咎由自取(注：鲁迅：《隔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42—44页。)。鲁迅以为一些文人充当起帮闲、帮忙甚至帮凶的角色，其性格的狡 诈、撒谎、自大、私心等等，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早已经看透了，并制成脚色，在舞台上 演出，这就是“二丑”。鲁迅说：“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 阶级。”(注：鲁迅：《二丑艺术》，《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97—198、272页。)鲁迅不是简单地将笔锋指向历史上的士大夫文人，而更重要是探 究当今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为什么乐于充当帮闲、帮忙和帮凶角色的由来。在当时发生学 生到段其瑞执政府门前徒手请愿，却遭到枪杀的“三一八”惨案时，就有知识者发表文 章称这些学生是受某些领袖蛊惑而到“死地”送死的。鲁迅对散布这种流言的文人的痛 击，并不亚于对刽子手的鞭挞。鲁迅知道这些知识分子会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因而 ，他向来对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就是迎头痛击，不留情面。他尖锐地指出：“帮闲，在 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 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注：鲁迅：《二丑艺术》，《鲁迅全集》第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198、272页。)他还形象地将充当帮凶的知识分子 称之为领着“胡羊”浩浩荡荡奔向屠宰场的“山羊”(注：鲁迅：《这个和那个》，《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217、25页。)。对于这样的知识 分子，鲁迅毫不隐瞒自己的憎恶和鄙视之情，他尖刻地说：“我看中国许多智识分子， 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 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 条排泄的粪。”(注：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4月23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鲁迅用他犀利的笔触，画出一些知识者充当统治者 帮闲、帮忙乃至帮凶的魑魅魍魉。在其后的20世纪的社会进程中，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 这一类型知识者的流布和变迁。在延安整风时期，有些人因自己写过尖锐批评性随笔， 却能一夜间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甚至于不惜用激烈的言词，上纲上线地声讨原先和他 (她)一样的有过“迷惘”的人，这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已经不是扮演“帮闲”的角色了 。建国后，由于最高领袖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来对待，认为 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于是，知识分子被形象地形容为作为一根毛被剥去所曾 依附的“五”张皮之后，便成为形迹可疑之“物”。萧乾说“人之异于禽兽几希，独立 思考而已矣”。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 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 在着一种戒备状态”。(注：萧乾：《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人民日报》，1957 年6月1日。)于是，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其流毒到今天还未被彻底清除，即秦似所说的 ：“很早就有人告诉我一个革命的道理：大凡讲话、做文章，常常用‘我’字的人，总 是把我放在大众之上的人；‘我’字用的多少，是这个人的革命性或党性表现的一个尺 度。”(注：秦似：《学习泛感》，《新观察》1956年第14期。)因而，在工作报告、学 习论文、会议发言中，“我”都一律变成了“我们”和“大家”了，虽然有时实在应该 是“我”的看法的，却很不客气地就拿“我们”和“大家”来代替了。到了十年浩劫， 曾让巴金所感慨和困惑的是：“人怎么一夜之间都从人变成了兽呢?”有些知识者一夜 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当红的造反派，大有对他人实行“食肉寝皮”之快意。在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知识者的腰杆是不是已经挺直了吗?他们身上的“故鬼”是不是已经被祛除 了?然而，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美好。从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要建立“文革 ”博物馆之事，从张承志自称要一人孤勇地与来自鲁迅所攻击的“智识阶级”战斗的誓 词中，我们或者可以捕捉到知识者一些精神的现状。90年代，北大教授钱理群就当前知 识界的现况作了不容乐观的描述，以为当今的一些知识者正忙着从边缘向中心，从两侧 向体制靠拢，他们由“专业陈述”转向“摹仿政治家口吻”。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以“ 专业陈述”的姿态，扮演“政治幕僚”的角色。话语转换背后隐藏着是角色的转换，而 且是自觉自愿的。因此，如果我们如果不追溯源头，并从体制与观念上加以根除与澄清 ，那么，“故鬼”会重来，历史有可能再循环。(注：钱理群：《一针见血》、《还要 追问下去》，《六十劫语》，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2、8页。)
我们不能不感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这是极其凝重、也极其艰 难的心路历程。但我们也不能不深深地体会着鲁迅非常沉重的感叹：“其实中国并没有 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注：鲁迅：《这个和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217、25页。)确实，我们不能抹杀中国现代知识者在推翻封 建帝制，抵御外敌入侵，完成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等等方面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我们也看到知识者在前所未有的社会震荡的夹缝中求生存而呈现出来的一些卑琐的 性格和萎缩的灵魂。鲁迅怒斥那些充当帮闲、帮忙、帮凶角色的知识者，至今仍有警世 的作用。钱理群说得好：“‘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 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是本世纪的中 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忘掉这一切，又回到老路上，这一个世纪的血和泪都 白流了。”(注：钱理群：《一针见血》、《还要追问下去》，《六十劫语》，福建教 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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