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思想史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华侨大学中文系承办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元月5日至7日在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举行。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专著一部、论文四十多篇。与会专家主要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是本次讨论会的核心议题。大家普遍认为，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研究文学史是不可能剥离其思想内涵的，研究思想史也不能离开文学这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特异于西方文学、思想之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意识起步很早，“诸子”走在“文学”前面，因此决定着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与其背后强大的信仰结构是互相协调的。中国两千年的哲学理念、思想文化始终控制着文学的内在精神。与其说文学家影响思想或受思想影响，不如说文学创作被强大的思想力量吸引过去，被精妙的哲学光芒罩盖在内。复旦大学教授蒋凡从思想史与文学史、思想与文学两方面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史哲相通应被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搞文学史的人只就文学论文学，便不会深刻；文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是要研究人的思想个性。从先秦诸子之学到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学的风格体式不仅被思想所影响，而且文学本身便是表达时代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华侨大学教授许总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多学科通融，无论是纵向上的儒、释、道思想，还是横向上的先秦诸子学说、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对各个时代、各种体式的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厦门大学教授吴在庆、讲师李菁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对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加以具体解说，对思想史、文学史所包含的范畴，二者之间发生关系的方面及深浅程度作了深入的解析。笼统说来，思想史对文学史是有影响的，但不同的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具有疏、密、深、浅关系的不同，即使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时期对文学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文学史的思路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衡量各种思想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来。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思想影响文学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主要表现有：一、思想不仅影响文学，而且多渗透在文学中；二、思想的革新是文学演变的内在驱动力；三、文学表现思想有多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文学现象的多样性；四、复杂的思想影响文学，也会构成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袁先生认为一部作品中同时存在相反向的主题，是普遍的现象。以前文学批评中习惯于总结一个中心主题、分析一种风格的做法只能使文学作品丰富的感性内容简单化、概念化，应该改变。
同时，与会学者也认识到，强调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能忽视文学本身的主体地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力指出，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应该表现为不平衡的状态，应以文学史的研究为核心内容，思想史只是文学史的外在介入。思想对文学的介入包括社会背景、社会功能的影响，也包括“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内在要求。但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其他都是基于此而展开的。因此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应是由内及外，即由文学内在结构形式、审美内涵来发掘它的思想内容，应淡化就文学的语言结构进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许建平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从文本研究来看文学家的思想，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应有一个基本路径，就是由内到外，这条路径可以概括为由结构、语义到心理结构到审美形态再到所处的历史文化结构。
从学者们的发言来看，指向了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两点的互动，而是两个平面的交叉，因此两者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也应恰当的把握其间的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这种影响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失去其自身的特性，文学研究仍与思想史、哲学史和历史学研究有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学研究有自己的路径、要求甚至独特的话语系统。
反过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除了表现在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方面以外，同样表现在文学家、文学作品包括文学史在思想史上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扬忠认为，一般人都谈思想史对文学史、思想家对文学家、思想对作品的影响，文学作品、文学家对思想界和思想家的影响却很少被论及。二者之间很显然是一种双向互动而不是单向影响的关系。杜甫、苏轼，包括鲁迅都是文学家影响思想的典型例子，他们虽然算不上有抽象思辨的哲学家，但通过文学形象，表达出的却是更丰富、更深邃的思想魅力。这和我们民族注重情感、感悟性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然而这些以文学家著称的人在思想史上却往往被忽视。究竟文学家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信从思想史的角度会重新发现文学家的许多东西。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则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史的研究，同样颇具启发意义。南开大学教授葛荃指出，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性，包括君权、父权、伦理道德崇拜三者的相互配合与支撑，这一思想体系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思维，也在制约着中国文学想象力的边界，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离经而不叛道，体现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受传统思想的内在制约。基于这种传统政治价值体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方面应该注意在总体思想关照下作细腻研究，才不会失之于琐碎。同时应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文学史家的眼光和思维应该超越于传统政治价值的约束，从古代文学作品中获得个体的人的深刻反省与精神超越。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张晶也认为，思想史是多层面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纯粹的哲学表述形式，哲学上的“理”是逻辑的结果，文学中的“理”则是审美的结果。在审美的层面上，哲学史与文学史实际上是相互契合的。
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心是学者们结合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具体对每一时代的文学史、文学创作、文学解释等与时代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气质所产生的影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漳平对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认为其结果促进了艺术构思的“虚静”说、艺术创作中的“物化”说、意象意境理论、创作方法论与艺术风格论等文学批评理念的形成；东南大学教授徐子方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时时流露出的悲怨情结，实际上是源于汉董仲舒以来，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融进人的生命本体，特别是经过唐代儒学和宋明理学的修整补充，使得伦理道德和生命本体更加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致潜入了人的生命本能即集体无意识之中的结果。
(2)各个时代思想特质及其嬗变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圣元在《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一文中提出魏晋先后出现的名理学、玄学以及佛理学在不同层面上为魏晋新型人格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而名理学则首先通过才性之辨、人物鉴识、天道自然观与性命原则的确立、人格范式与主体价值的转换，开始了由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并促进了魏晋文学艺术中审美主体精神新境界的产生。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弘《弥勒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一文认为，晋宋时期藉诗歌外在形式直接以哲学语言阐明佛道之理的玄言诗向谢灵运以山水审美感受和体悟佛理的文学创作的转变应得益于佛教之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傅绍良《张九龄罢相与王维思想的转折再议》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思想并非消极沉沦，而是随着政治经历的变化、感悟宗教能力的增强，其本身儒佛合一的宗教政治思想发展的越来越完善，运用这种思想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也日趋圆融。以这种眼光来看王维前后期思想与文学创作，突破了较早文学史对王维的人与文所下的简单结论，对认识佛教对中国文人政治态度的影响也具有直接的参照作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庆元通过实地考察，说明思想家对文学的影响，他以金门岛的朱子祠、吴江书院为例，指出自南宋到明清，作为“朱了过化之区”，文化和文学方面都相当发达，远胜其他地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咸淳主要谈了元末明初思想文化对文学走向的影响。同济大学教授朱恒夫讨论了明末清初戏剧与小说的创作风气发生由消遣时光、毫无生气到形成关注现实、直写时事的文艺思潮的转变，与东林党的思想主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铁民论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洪本健论王禹偁对欧阳修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许总论宋诗进程与理学发展的内在关联等，都集中探讨了各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学的关系。
(3)通过文学作品或文学发展的脉络来把握其中的思想内核。华侨大学博士徐华从《诗经·国风》婚恋诗“两个系统”的角度，探讨其地域、文化传承、经济变革等方面的复杂内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林冠夫通过对《西游记》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贯彻的思想倾向。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以对三言婚恋小说的解析，发掘其产生的社会思想环境。华侨大学副教授黄河通过对清初反格调诗歌思潮的整理，形成对思想史、文学史的新的诠释。
(4)从文学解释方面看思想的影响作用。南京大学教授张伯伟从文学解释观念发展变化提出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从魏晋到唐代的文学解释呈现了新的面貌，这一转折可以概括为由汉儒讲的美刺到魏晋的得意忘言再到唐代的义疏之学。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上玄学时代的开始，就是批评上讽喻传统的中断”。
(5)从作家的创作思想动机看时代思潮的影响作用。广州大学副教授纪德君认为，思想和文学之间的重要环节是作家的思想，他在《试论明清历史演义作家的创作思想动机》中对作家的创作动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作品本身以及作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时代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总之，这次会议不仅富有创意和某种标志性意义，而且是富于建设性的。虽然以前就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系已经有过很多研究讨论，但以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系为专题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还属首次。经过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务实的研讨，使相关问题得到了系统梳理和讨论，一些问题的认识，则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次会议的研讨中，还出现了一些富有价值的论题，如刘扬忠提出正统诗词文作家作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有的先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的戏曲和小说作品对思想史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过去文学史的撰写只注重社会精英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而没有或很少有对民间思潮发展的表述，因此，对戏曲和小说中思想的关注，则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深化。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具体细致、更深入广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