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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午战争之时国力中强日弱，军力中弱日强，中国之弱不在武器，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国情中劣日优，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由于军力和国情因素，导致日胜中败。
关键词 中日甲午战争 国情 国力 军力 比较
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不乏以极少胜极多、以极弱胜极强的战例，但更多的是战争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的较量。1938年，当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断言，这场战争中国不会速胜，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毛泽东据以分析的，有双方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有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有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总之是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毛泽东就是从这些条件的对比，得出持久战的结论，他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是很好的启示。不过笔者以为国际上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远不如抗战时大，因此本文主要就双方的国情、国力、军力展开分析。
军力：中弱日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①，首先是军力的竞赛。军队是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不能不首先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
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为24万人，另有伕役15万多。派到中国和朝鲜作战的兵力是17万多。②
中国军队名目复杂，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但总数应有100余万。旧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有作战能力的只占军队总数的1/3。日本参谋本部曾估计中国军队的有效实力是35万人。甲午战后的1898年，兵部和户部曾统计各省练军防军为36万人。就数量而言，中国军队显然占优势，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由数量决定，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装备、编制、训练、官兵素质和教育程度、士气、战略战术等方面影响更大。
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并不是象许多人想像的那样相差悬殊。一方面，日军的装备还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另一方面，中国在30年的洋务新政中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进。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最大弱点是武器的种类、规格过于混杂，给后勤供应和实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其他方面，中国军队确实较日军相差甚远。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国军队却沿用原湘军的营制，兵种单一，这种编制适合于双方都没有多少新武器的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但用在对外战争上，指挥不灵、配合不好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与日军的师团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没有严密的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一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结局减弱对敌之战斗力几何，未可知也。”③
中日军人教育水平相差悬殊。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战争不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战略战术，需要懂得近代战争的规律，而近代战争的知识要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专门研究才能掌握。清军战术上策略上屡屡失误，决非偶然，是因为中国军官不懂近代战争，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我们再看海军。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④；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海军的编制、军官教育程度比陆军较为近代化，与日本差别不大，但与日本相比，尚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弱点。
其一，是海军首脑部门的缺陷。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专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制定正确的战略，也难以与陆军协同作战。
其二，海军不统一。北洋海军实力虽已逊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接近。但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结果力量分散。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试图调南洋舰来加强力量，但没有成功。威海海军投降时，还发生了降将牛昶昞要求返还原属广东的广丙舰的笑话。
其三，正是由于首脑部门的缺陷，使中国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事实上采用的是守势战略消极防御战略。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争夺制海权。因此中国海军处处被动。
人、武器、组织制度是军队战斗力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军事技术，而忽视了制度和人的改变，这成为清军的基本弱点。
中国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长期以来，它的作用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虽然自洋务新政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不是根本改变。当现实需要它转而对外──防御侵略时，就远远不能得心应手。军队的许多问题，都与它的职能有关。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评论：“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它完全没有近代战争所必须的给养、运输机构和兵站设备。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并且机动能力太低，部队转移时总是发生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进行运动战，退守防卫就成了它作战的中心。”⑤李鸿章的美国顾问毕德格也曾谈论：“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所以异也。”⑥
中日军队的差异，经过甲午一役，中国也有不少官员看出来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就说，日本的胜利“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⑦。袁世凯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⑧张之洞说：“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⑨
总之，军力是中弱日强，中国之弱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士气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
国力：中强日弱
战争是实力的竞赛，是军力的竞赛，又是国力的竞赛，因为军力与国力密切相关。国力包括经济力，也包括人口、国土面积和资源等。
人口：中国4亿多，日本4千万，中国为日本的10倍。
国土面积：日本3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当时有1千多万平方公里，中国是日本的30余倍。
经济上，由于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只能就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但这几个方面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铁路：甲午战争时，中国铁路不到400公里。日本1890年为2733公里，1896年为4031公里。日本仅1894年修建的铁路就达423公里。⑩
轮船航运：1893年，日本有商轮680只，吨位共110205吨；1894年，中国轮船招商局轮船26只，共22900吨，因为清政府的限制政策，民营轮船只有零星几只。(11)
棉纺业：1894年中国机器纱厂4家，纱锭13万多枚；日本1893年有40家纱厂，纱锭38万多枚。1891年，日本棉纱产量超过进口量，并开始出口，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和印度的棉纱竞争。(12)
生丝：明治政府推广机器缫丝，产品精美，出口日益增加，是中国丝的竞争对手。不过日本丝产量仍远低于中国（日1891-1895年平均年产量3006吨，中为5403吨）。(13)
煤：1894年日本煤产量为426.1万吨。(14)中国开平煤矿1896年煤产量为近49万吨，基隆煤矿年产量最高为5.4万吨。上海等地大量进口日本煤。但中国无煤总产量的统计，应较日本少得多。
钢铁：张之洞筹建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已在湖北建立，不过1894年刚投产，未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当时还没有如此规模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1901年投产）。
军事工业：甲午战前，日本有4大骨干军工企业，即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筑地海军造兵厂。中国除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四大骨干企业外，规模较大的湖北枪炮厂在甲午战争中部分投产，另外还有山东机器局等16个军工企业。企业规模方面，日本军工企业1893年合计雇用职工10132人；中国据零星资料，1891年沪局3592人，1874年闽局2600人，八十年代金陵机器局700余人、天津机器局2500余人，合计21个军工企业，雇用人数当大大多于日本。日本1893年陆海军工厂的机器动力共2205马力，江南制造局一厂1891年便有4521马力。我们再比较东京炮兵工厂和江南制造局，1887年东京炮兵工厂有6个车间，发动机15个，马力300。江南制造局刚建立就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火箭分厂等，后又设汽锤厂、枪厂、黑药厂、炮弹厂、水雷厂等。1891年江南制造局有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
我们再比较造船。1884年至1890年横须贺厂造军舰七艘，其中除高雄号外都不到二千马力。同期福州船政局也造船七艘，其中除广甲、广庚外都在2000马力以上，且有日本所无的钢甲兵舰平远。江南制造局虽停造轮船，但1885年制造的保民号（钢板暗轮）也有1900马力，可见该厂的造船能力。除沪局和闽局外，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广东机器局也造过轮船。中国的造船能力实大于日本。(15)
总之中国军事工业的规模、生产能力应大于日本。不过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如军队一样，缺乏统筹规划，生产的武器规格也不统一。
财政收入：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1893年预算收入为8804.5万日元，决算为11376.9万日元。中国1893年为8867万库平两。(16)若以一两白银约等于1.5日元计算，中国财政收入超过日本决算数1000余万两。
进出口：日本1893年进口8943.1万日元，出口9043.4万日元。按经济史家的修正值，中国1893年进口13506.5万（关平）两，出口12740.6万两(17)。关平两比库平两略重，合计中国进出口值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如果考虑到进出口值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日大中小），那么这个比较反映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远远大于日本。
综计本节资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在新式交通业、棉纺业等轻工业部门上远远超过中国，但大机器工业如军事工业及钢铁工业比不上中国。本节没有比较的农业、手工业总量中国肯定远远高于日本。总的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于日本，如果再加上人口、国土面积、资源等因素，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力远远大于日本。有些学者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中国，甲午战争日胜中败由此而来。但实际上日本自1868年维新到甲午还不到30年，经济发展还有限，由于维新，日本的政治组织力和军事制度见效甚快，但经济发展却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见效的。
国情：中劣日优
国情是一个非常广泛、笼统的概念，笔者在这里谈的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国内状况。两国战争的胜负，不仅直接取决于军力并受到国力的制约，还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各自的国情──内部状况的影响。
那么，中日国情的对比如何呢？
首先，是有备与无备。日本维新政权建立后，便以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其策略又是对欧美强国暂取妥协，而把中、朝作为首选侵略对象。同样发展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中国只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并无向外之意，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8)日本却明确是为向外扩张。日本海军先以中国为假想敌建设，打败中国以后便以俄国为假想敌，打败俄国之后，更以英美为假想敌。中国的缺乏准备，是战争中步步被动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政权稳与不稳。
日本建立维新政权后，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政局虽有动荡，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从未动摇。这使日本政府可以集中全力进行对外战争，而且国内少许之矛盾，恰好在统治者的引导下成为向外扩张的动力。
反观中国，则“国基不稳”。清政府是满族乘中原混乱而入关建立的政权，国内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六十年代，清政府虽然依靠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造反，但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反倒进一步加深。清廷对它的政权的存亡也就十分警惕。除了孙中山和杨衢云已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外，1894年至1895年上半年，就有多起乱事发生，如湖南武冈州“会匪猖獗”，广东韶州“匪乱”，吉林马贼扰长春，关外会党首领孟毓奇等谋在吉林起事，甘肃回乱等等。日本间谍泷川大尉的报告也说：清国“人心动摇不定，军队中也常听到有人发泄不满情绪。”(19)对清政府来说，它不但要抵御外敌，还要时刻提防内部的动乱，特别是由于对外战争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而引发的内乱。日军也利用这一点挑拨汉族人民和清政府的关系，它在所到之处张贴告示：“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又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20)
清统治者担心的正是这一危机。战争后期在讨论和战的问题上，主和的官员最重视的是京师根本和沈阳的“陵寝重地”，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皇帝说明马关和约的上谕也是以此为辞。除了苟安意识外，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真的北京失守，朝廷就会威信扫地，他们的政权就会在混乱的局势中灭亡。不仅清政府，当时还有不少外国人认为如果日军攻占北京，中华帝国就会土崩瓦解，清王朝随之灭亡。换句话说，对内部不稳的担忧是使清政府缺乏长期作战意志的一个因素。
第三是统一与不统一。
此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关。日本通过维新，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强有力的新政权，而且国内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近代性的民族统一。明治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中国清政府正处于自嘉庆以来的衰落过程中，特别是太平天国乱后，内轻外重之势已成，表面上有个集权的专制政府，但实际上财权、军权、用人权日益向地方督抚倾斜。这好比一袋土豆，看起来是个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国家没有真正的近代性的民族统一（这种统一是大革命时期开始而至1949年完成的），政府没有能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样，是一场局部战争。所以李鸿章发牢骚，说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最后一条，日本经过倒幕维新，权力结构经过重大转换，政府上下充满了进取和冒险精神，对国际事务有深入的了解。清政府则早已失去努尔哈赤和康熙大帝时的进取精神，腐败无能，苟安一时。日本为筹措军费，皇室可以每年拿出30万元来充军用，中国却为修颐和园而大量挪用海军经费。
从国内状况对比的几个方面看，都对中国不利既不利于短期决战，又使中国难以进行长期
胜负分析：速战与久战
我们前面比较过，日本的军力强于中国，它的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军队的体制、训练、士气及对战略战术的掌握都优于中国，因而战争中中国常常失利，但是日本军队也有弱点，那就是兵员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口较少，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它财力有限，养不起更多的军队。甲午战争中日本几乎把所有军队派往国外参战，国内非常空虚。如果和谈破裂，日军可能会进攻北京，但由于兵力不足，这样做就要放弃山东或辽东，甚至两地都放弃，而从大沽或山海关直接登陆。这样辽东和山东的中国军队势必又会从侧翼威胁日军的安全。日军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一带时，凤凰城东路日军防守空虚，张锡銮便率杂牌军数营和团练接连收复宽甸、长甸、金厂等地，日军只能株守九连城和凤凰城，由朝鲜到辽东的日军联系通道只剩窄窄一条。如果张部军力稍强，这条通道便可能被切断。如果日军进攻京畿，类似的情况肯定有增无减，使它难以达到目的。可见兵力不足，确实是日军的严重弱点，使它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它只能在冒险的速决中求得短期战争的胜利。
经济上，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21)但是甲午战争时，日本经济发展还很有限，它的经济力以至国力还小于中国。比起抗日战争时，它的国力更难支持持久的战争。虽然中国的财政也会十分困难，但若战争时间延长，则中国的潜力就会逐渐发挥出来。
从军力国力两个条件看，速战则日胜，久战则中胜，只要中国坚忍苦战，很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当时就有许多人看了出来。如对中国事务有相当了解的赫德在开战前就认为，中国的“陆军和海军，并没它自己所想象的实力”，“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战争开始后的8月5日，赫德又写道：“如果战争能拖长下去，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禁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22)
就甲午战争时军力国力的对比来说，中国的条件比后来抗日战争时好得多。但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屈辱求和？究其原因，又为国情所决定。
从清政府来说，它早已失去初创时的锐气，苟安目前，根本没有持久作战的勇气。同时，如前节所述，战事拖长又可能使它垮台的种种担心也影响了它的战争意志。
从中国社会来说，国民的民族意识尚处于低级阶段，人民如一盘散沙，前方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这与后来抗日战争时有根本不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大举侵华之日，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之时。因此，日军的侵略，正好促进中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日军虽然占了平津，占了沪宁，再占武汉、广州，却丝毫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这正如毛泽东所论，抗战之时，中国是进步的、向上的，但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人民却没有这样的觉醒。一句话，时代不同。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既不能在速战速决中战胜日本，又不能坚持持久战争拖垮日本，那就只有屈辱求和一条路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两国的军力、国力和国情决定的。
注释：
①(21)《论持久战》。
②⑤(19)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东京1985年版，第184页、116页、78页。
③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第210页，民国二十五年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印。
④《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03-207页。
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175-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20)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56页、193页。
⑧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第44页。
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摺》，《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四十一。
⑩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311页。小岛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现代史》，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第36页。
(11)参见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12)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48-150页。
(1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223页。
(14)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第92页。
(15)军事工业比较据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57页；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7-119页。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07页、361页。吴杰：《日本机器工业发展初期的特点》，载《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6)(17)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日本近代史辞典》后附统计表，东京昭和49年发行。严中平同(13)第725页、1227页。
(18)丛刊本《洋务运动》（五），第122页。
(22)《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48页、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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