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距离论文,指数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60228 1 前言 在合作更符合双方利益时，为何双方仍会选择相互背叛?该问题一直受到行为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充分关注(Deck & Jahedi，2015；Hilbe，Traulsen，& Sigmund，2015；Soutschek，Sauter，&Schubert，2015)。囚徒困境是与该情景相切合的一种“非零和”博弈(Rapoport & Chammah，1965)。其中，双方均有合作与竞争两种选择，均合作时双方收益之和最大；一方竞争一方合作时，竞争者获得最大收益，合作者获得最小收益(表1)(Dreber，Rand，Fudenberg，& Nowak，2008)。
早期认为囚徒困境中的行为决策基于人的理性判断，决策者会权衡个人理性(选择竞争以保证自己更高的个人收益)与集体理性(选择合作以获得最高的总体收益)进行选择(Axelrod，1980)。合作指数(cooperation index，简称CI)是囚徒困境中收益分配的任务特征，反映了决策双方的合作收益率，其计算方式为CI=(R-P)/(T-S)(Rapoport & Chammah，1965)。有研究发现，合作指数增大时，合作的收益与成本的比也增高，这会导致决策者的合作率上升(韩振华，乐国安，2008；Dreber et al.，2008)。 而非理性观点认为，人们并不单纯地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囚徒困境中，决策者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人格特质等非理性因素均会对选择产生影响(Geletkanycz，1997；L
nnqvist，Verkasalo，& Walkowitz，2011；Tjosvold，1986；Vandello & Cohen，1999)。陈欣和叶浩生(2007)认为影响合作与竞争行为的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是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用于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抽象概念，反映了基于社会变量或社会网络的相似性(Scott & Marshall，2009)。在社会甚至战略互动中，它可被定义为参与者间的亲密程度(Buchan，Johnson，& Croson，2006；Charness，Haruvy，& Sonsino，2007)。有关社会距离与合作行为的研究中，Campanha，Minati，Fregni和Boggio(2011)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发现，与陌生人相比个体会更少拒绝朋友的不公平提议，社会距离可以调节个体对不公平感的觉知。这表明与亲密者博弈时个体会更少考虑个人利益。袁博等人(2014)采用懦夫博弈(chicken game)考察了价值取向、社会距离对博弈合作与冲突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距离缩小会使人们更多选择和解(合作)。然而懦夫博弈与囚徒困境有极大差异。在懦夫博弈中，双方可以选择进攻或和解两种策略，若一方选进攻，一方选和解，则进攻方胜；若双方都选和解，则为平局；若双方都选进攻，则两败俱伤。可见，囚徒困境中双方均选择合作才能得到最优结果，而懦夫博弈中，一方进攻一方和解才能获得最优结果。所以，囚徒困境比懦夫博弈更要求合作。 以往研究中，有单独地研究过社会距离或合作指数对囚徒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Bradner & Mark，2002；Liberman，Trope，& Stephan，2007；Sally，1995)。但在囚徒困境中，社会距离反映了双方的情感关系，合作指数反映了选择的收益成本。两者分别对应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这两者同时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如何是否存在交互效应?这是本研究的重点问题。有研究发现，理性决策常受到情感因素的制约(Stollstorff，Bean，Anderson，Devaney，& Vaidya，2013)，紧密的情感联系会巩固理性选择(Breithaupt，2012)。可见，社会距离、合作指数对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据此，本研究假设：囚徒困境中亲密条件下个体合作率随合作指数的增长显著高于陌生条件。然而另有研究表明，理性推断与情绪情感在个体知觉成本或风险时是两个独立发挥作用的系统(Hogarth，Portell，Cuxart，& Kolev，2011)，进而可能相互独立地影响个体的行为。这说明社会距离与合作指数间也可能不存在交互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20对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男女各10对)好朋友，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年龄分布为M=21.55，SD=2.19。招募被试时，要求被试和自己的一名同性别好朋友共同参加实验，并在实验前分开询问每名被试“你与同伴的关系如何”，当两名被试均明确意指“好朋友”后方才进行实验。1男1女2名实验助手充当与被试进行游戏的陌生人，且在外表上与所有被试同龄。实验中，进行游戏的陌生人(实验助手)与被试之间均为同性。 2.2 设计和材料 实验设计为2(社会距离：亲密或陌生)×9(合作指数CI：.1～.9)被试内设计。社会距离采用被试间平衡，5对男被试、5对女被试先与好朋友进行实验，其余被试先与陌生人(实验助手)进行实验。9种水平的合作指数采用被试内随机，在实验中随机出现。囚徒困境任务材料采用改编后的收益矩阵序列，每种合作指数的收益矩阵完全相同，即对应同一种合作指数的T、R、P和S的值不变。 2.3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每对被试均被告知要先与朋友再与另一名陌生被试(另一半被试与之相反)在局域网中进行一个博弈游戏，并根据游戏中所得的分数得到相应的现金。开局时每人会有相同的初始分，并会根据其后的博弈结果而增减，被试要采用自己认为最优的策略去赢得积分。 在向被试介绍博弈规则并确认被试已理解后，将两名被试以及陌生人安排在实验室相邻的三个房间中(一间为朋友间游戏，另外两间分别与陌生人游戏)。让两名被试一起进行游戏或分别与陌生人进行游戏。实验中，首先电脑屏幕上会出现指导语，随后进行5个回合(5 trials)的练习，再正式开始游戏。正式游戏阶段包含与朋友和与陌生人2个block，每个block的游戏共72个trial，随机重复9种CI(.1～.9)条件各8个trial。虽然告诉被试各方所获得分会根据双方的共同选择判定，但实际上得分是电脑基于当前trial收支分配下的随机反馈(如CI=.2中T=3，R=1，P=0，S=-2时，反馈只可能为3、1、-2或0，且在8个trial中各随机重复反馈2次)。被试与朋友或陌生人共同实验时的得分反馈方式完全相同。此外，为平衡按键顺序带来的影响，每个block中有36个trial的按键设置与另外36个trial完全相反，两种类型随机出现。 每个trial中，被试做完选择(按键)到呈现得分(随机反馈)间的时间间隔在0～4s内随机，期间呈现“请等待对方选择，双方选择完毕后计算本回合得分”，以此使被试更加相信自己在与真人互动。主试在实验后询问所有被试：(1)你在游戏中做的每个选择是否认真；(2)你认为与你游戏的对方所做的每个选择是否认真。本研究中所有被试均回答“是”。 2.4 分析与报告 因变量为被试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率，即在同一条件下选择合作的次数与总选择次数的百分比(合作率=100％*选择合作的trial数/对应条件下总trial数)。本研究所报告的ANOVA的效应量为偏Eta方(
)，t检验的效应量为d，统计检验力为observed power。 由于Mauchly’s power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合作指数的球对称假设违反，
(35)=177.67，p＜.001，社会距离×合作指数上的球对称假设违反，
(35)=150.83，p＜.001，故对p值与observed power采用Greenhouse-Geisser矫正值。 3 结果 进行2(性别：男、女)×2(社会距离：亲密、陌生)×9(合作指数：.1～.9)三因素混合设计的重复测量ANOVA。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38)=.58＜1，表明在实验中男性所表现出的合作率(41.70％)与女性所表现出的合作率(36.77％)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38)=18.88，p＜.001，
=.33，power=.99，表明在与朋友共同实验时的合作率(48.33％)显著高于与陌生人共同实验时的合作率(30.14％)。合作指数的主效应显著，F(8，304)=45.35，p＜.001，
=.55，power=1，表明被试在实验中的合作率会受到合作指数的影响。然而性别×社会距离、性别×合作指数、社会距离×合作指数、性别×社会距离×合作指数这四个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2)。 采用LSD事后多重比较对合作指数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行分析(表2)。结果显示：CI=.1～.3时的合作率两两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26)；CI=.1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4～.9下的合作率；CI=.2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5～.9下的合作率；CI=.3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5～.9下的合作率；CI=.4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6～.9下的合作率；CI=.5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6～.9下的合作率；CI=06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7～.9下的合作率；CI=.7下的合作率显著低于CI=.9下的合作率；CI=.8下的合作率与CI=.9下的合作率无显著差异(p=.56)。 为探究社会距离对合作率的具体影响，对比被试在亲密、陌生条件下合作率随合作指数变化的情况，并将被试在这2种条件下的合作率与基线(50％的几率水平)相比较，以分析被试的行为倾向。对亲密、陌生2种条件中不同合作指数下的合作率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且对每种条件下的合作率与基线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表3)，合作指数CI=.1～.9这9个水平下，与朋友博弈时的合作率均显著高于与陌生人博弈时的合作率。当被试与朋友博弈时，CI=.1～.3的合作率均显著低于基线；CI=.4～.6的合作率与基线无显著差异；CI=.7～.9的合作率显著高于基线。而当被试与陌生人博弈时，CI=.1～.6的合作率均显著低于基线；CI=.7～.9的合作率与基线无显著差异(见图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合作指数对被试的合作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为合作率(CI
.3)＜合作率(CI=.5)＜合作率(CI=.6)＜合作率(CI=.7)＜合作率(CI=.9)，而合作率(CI=.8)与合作率(CI=.7，CI=.9)无显著差异。CI=.1～.3的合作率并不随CI的增高而增高，而当CI
.5时才表现出这一趋势。这说明个体受到利益诱惑时的行为改变会显示出类似阈值的现象(Goldstone & Janssen，2005)。本研究中，该阈值表现为CI=.3。 从图1中可以看到，被试在与陌生人共同博弈时，CI
.6的合作率低于基线水平，表现为竞争倾向；CI
.7的合作率与基线没有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即成人的平均合作率会随CI的增高而升高，但仍然表现出竞争倾向(孙昕怡，陈璟，李红，李秀丽，2009)。而当被试与朋友博弈时，CI=.1～.3的合作率均低于基线，表现为竞争倾向；CI=.4～.6的合作率与基线无差异，表现为几率水平；CI=.7～.9的合作率则高于基线，表现为合作倾向。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这表明情感因素也会对囚徒困境中共同决策个体的选择倾向产生影响(袁博等，2014)。值得注意的是，与朋友博弈时CI=.4和.5的合作率几乎相同，CI=.5～.9的合作率呈近似线性关系增长，但这种现象并未表现在与陌生人的博弈中。本实验中，CI=.4与.5的收益矩阵中R∶T都为2∶3，只是前者的S=-2，后者的S=-1。而CI=.6～.9的R∶T依次为3∶3、7∶6、4∶3、9∶6，呈线性增长。据此可推断出被试和朋友博弈时更关注自己与朋友所得的情况(集体利益)，而与陌生人博弈时则会关注对方竞争自己合作的亏损(自身利益)。
图1 40名被试在不同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下的合作率 注：图中*表示每种条件下合作率与基线的差异显著，垂直线代表均值上下1个标准误，*p＜.05，**p＜.01，***p＜.001。 另外，社会距离对个体的合作率有显著的影响。在CI=.1～.9这9个水平下，被试与朋友博弈时的合作率均显著高于与陌生人博弈时的合作率(表2)，考虑到熟悉关系的被试会更多地选择合作，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Campanha et al.，2011)。在实验结束后，我们对被试进行了访谈，大多数被试都称这种社会距离的差异对他们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并且在与朋友进行博弈时，即使对方背叛了自己(随机反馈)也仍然会继续选择合作。这一方面由于社会距离较近的朋友关系中信任水平较高，而这种关系信任暗含了互利原则，信任与互利原则共同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生(Chaudhuri，Sopher，& Strand，2002)，并影响了冲突情景中的合作行为(陈欣，叶浩生，2009)。另一方面，本研究的被试均为中国大学生或研究生，中国文化中的“义”以及中国人的关系信任的特性，中国人的熟人间行为更倾向于文化导向而不是利益导向(乐国安，韩振华，2009)，进而与朋友博弈时会倾向于合作。此外，预期效应也是社会距离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大多数被试在访谈中称，由于与陌生人在博弈后几乎不会再有接触，据此被试的行为更多地受行为的直接结果——报酬的影响。而与朋友博弈时需要考虑到日后的“名声”，因此很可能会为了维护和巩固朋友关系而更多地选择合作。这支持了Andreoni和Miller(1993)提出的“好名声”理论。 囚徒困境中，社会距离与合作指数对合作行为的影响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社会博弈决策中，社会距离与合作指数相对独立地影响个体的合作与冲突行为。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是，从表2中可以看出，虽然与朋友博弈时的合作率均显著高于与陌生人博弈时的合作率，但CI=.1～.9这9种条件下，社会距离的效应量的大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这表明，相对于合作指数较低或较高时，社会距离在合作诱惑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在合作指数处于两端水平的冲突情景中，可以十分清楚地通过理性判断选择合作或竞争，故社会距离发挥的效应会被削弱；当合作指数处于中间水平时，通过理性判断变的较为困难，此时社会距离的影响被更多地暴露出来。 5 结论 采用囚徒困境博弈，探究了社会距离和合作指数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合作指数增高能促进合作行为的发生，但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出“阈值(本研究表现为CI=.3)”；(2)较近的社会距离会促使个体更多地选择合作，并在合作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时的作用最大；(3)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相互独立地影响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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